- 【前言】
上世紀八十年代，日本曾發起過轟轟烈烈的女權運動，婦女地位有了極大的提升。但進入千禧年後，日本女權卻迅速走向沒落，甚至曾支援女權主義的女性，也紛紛加入反女權陣營。
甚至逼得日本男性幹脆躺平擺爛，不結婚不戀愛不生孩子。
那麼，日本女權是如何走向沒落的？為什麼呼籲女權的結果會被女權本身反噬呢？
今天，我們就花十分鐘的時間，好好聊一聊日本女權的興衰史。
- 【從男女平權到女性特權】
日本屬于東亞文化圈，二戰結束前，日本女性地位低下，她們結婚後不允許工作、不允許忤逆丈夫，隻能賢惠務實地在家相夫教子。
直至上世紀六十年代後，日本女性的地位才得到好轉。
彼時，日本經濟騰飛，女性受教育的機會開始增多，由教會、女性獨立主義者開辦的女子大學越來越多，許多名牌私立大學也開始擴招女性學生。越來越多的女性不再甘于當一個家庭主婦，她們開始走入職場，自己賺錢養家。
這意味着女性擁有了獨立的經濟來源，不再是男人的附屬品。
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日本經濟進入黃金時期。在遍地都是金子的時代，日本女性的财富開始快速積累，消費能力也進而突飛猛進。
根據日本某時尚雜志的統計，日本東京的獨立女性月消費在60-100萬日元左右，用萬元大鈔打車、吃壽司加金箔屬于正常現象。而伴随着女性消費能力的崛起，服裝、化妝品、奢侈品、美容美發等女性向行業也一并迎來了黃金期。
不單在經濟層面，越來越多的女性在政壇展露頭角，女性議員在議會的席位越來越多。
女性議員擁有穩定而龐大的群衆基礎，随之，有關女性權利的法案也應運而生。其中，包括“男女同工同酬、企業和政府機構用人不能歧視女性、婚姻法中擴大女性權利”等。
最重要的是，日本法律中的強奸罪與猥亵罪被解除“塵封”。
在八十年代以前，日本的強奸罪形同虛設，礙于文化與女性的自尊，大多數受到侵犯的日本女性隻能忍氣吞聲。這種情況後來有所好轉，面對侵犯與騷擾，越來越多的日本女性站了出來，讓犯罪男性得到應有的懲罰。
到這裡為止，女權運動發展情況大好，日本女性得到了應有的權利，敢于對壓迫與不公說“不”。日本不僅在經濟上，更在文化與思想上成為了發達國家的代表，這讓同時期的南韓非常羨慕。
可正當日本女權運動逐漸走向高潮的時候，事情開始往奇怪的方向發展。
首先，資本在日本女性消費熱潮中賺到了超額的紅利，為了進一步促進女性消費，産品的營銷廣告開始與女權主意挂鈎。女性權利物質化，是資本引以為傲的“搖錢樹”。
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鑽戒、珠寶等定義的延伸。曾經鑽戒與婚姻相綁定，正所謂“鑽石恒久遠，一顆永流傳”，但在日本經銷商的包裝下，鑽戒不但能代表婚姻，還可以代表都市女性、不婚主義等等廣的範疇。
與此同時，标價昂貴的晚禮服，從晚宴的“應急産品”包裝為女性的必需品，以至于不論是日常生活還是社交活動，很多女性都會盛裝出席。
資本鼓勵女性消費，更鼓勵女性将物質與幸福挂鈎。在日本銀座的餐廳裡，相繼推出了“情侶套餐”，原本幾千日元的菜品被包裝到3萬到5萬日元不等。同時還鼓勵男性選擇在高檔餐廳約會，甚至下定義：不帶女人在這裡用餐的男人，不值得托付終身。
當時的日本潮流主要通過時尚雜志等紙質媒體傳播，雜志發現日本女權崛起後，開始與資本合作，向女性輸出更物質化的價值觀，潮流被冠上了“女人幸福”、“愛情美滿”等标簽，非常迎合在經濟上逐漸獨立的“新日本女性”的品味。
其次，随着政治上女性的話語權越來越大，一些矯枉過正的法案也得到了通過。例如：增加女性婚假與産假的時間、禁止女性加班、讓企業在情人節、聖誕節等西方節日中給女性員工更多的物質福利等。
當時日本企業在做全世界的生意，也不差錢，這些要求也都欣然接受了。
但法律上，在強奸罪與猥亵罪重新進入日本大衆視野後，日本女人認為自己被“騷擾”的定義也變得逐漸寬泛。
1991年，大阪電車上一名男性在早高峰時段，不小心用手觸碰到女子的肩膀，就被該女子告發性騷擾，在不接受和解的情況下，這名女子仍然堅持起訴。雖然最後因證據不足，男子的性騷擾罪名不成立，但連日的官司也讓這名男子失去了工作，家門口天天收到恐吓信，最後被迫離開大阪。
由于日本當時主流思想傾向女性，是以在社會層面，人們都願相信男子真的有意騷擾女性。
無獨有偶，1991年，一名女性員工舉報男性上司每天都會給她發超過5篇電子郵件，盡管内容都是與工作有關，但仍然被當時的社會認為是職場性騷擾，最後導緻上司被迫辭職，換成了女性上司。
類似的案件還有很多。
當然，在電車上騷擾女性的案例也是真實存在的。在外界輿論與女性議員的集體施壓下，日本各縣地方政府開始相繼推出女性車廂，以保證女性不會被騷擾。
與此同時，女性車位、女性用餐區也随之設立，幾乎所有公共場所都設立了隻允許女性使用的單獨空間。這讓社會層面的男女對立更加極端化，許多日本男性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開始刻意遠離女性，免得被冠以莫須有的罪名。
在經濟與政策的刺激下，一部分日本女性開始興風作浪，以女權為噱頭輸出畸形的價值觀。
1992年，在女性雜志上刊登了《平成女性的四名男友》的文章，文章以第一人稱記叙了東京女性的日常生活，并提出了新名詞“戀愛資本主義“。
文章中所謂的四名男友，其實是四種男人，分别是“跑腿男、買單男、禮物男和本命男”。這四種男人各司其職，滿足女性在各種層面的需求。
“跑腿男”指的是收入普通、相貌一般的男性，用于給女性跑腿、處理各種雜事。“買單男”指的是經濟實力雄厚的男性，負責和女性去高檔場所消費時的買單。禮物男”是在特定節日送出驚喜禮物的男生，比較很多日本女生都喜歡儀式感。而“本命男”則專門負責談情說愛，是女性的精神歸宿，可以窮，但一定要長得帥。
是的，這篇文章很清楚“有錢、有顔、有情趣、有思想”不太可能同時出現在同一名男性身上，是以鼓勵日本女性同時找四名男友，這樣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享受“幸福”。
不少剛步入社會的日本年輕女性，對這樣的價值觀趨之若鹜，紛紛效仿文章中的女主，同時與多名男性交往.....成了“海王”。
至此，日本女權的發展，從最開始的合理需求逐漸走向極端與病态。
要是在日本的黃金時代，這些要求都還說過去，可如果日本經濟崩盤了，日本女性特權的泡沫也随之破滅了。
- 【日本女權的反噬】
1992年，日元迅速貶值，日經225指數在一年時間内跌破50%。
這标志着日本經濟泡沫開始破裂，日本進入“消失的時代”。
資本的寒冬伴随的是企業的破産倒閉，就算沒有破産，也要通過大量裁員來保住企業。在日本迎來大面積失業潮中，受傷最大的便是日本職場女性。
由于企業崗位有限，日本企業奉行“叢林法則”，即優勝劣汰、适者生存。誰能在有限的工資中做出更多的業績，誰就可以留下不被裁員。
被辭退的日本女性有兩種類型，第一種是享受女權運動紅利，但能力一般或沒有足夠能力的職場女性，她們是首先被裁掉的對象。企業不像以前，能不養閑人盡量不養閑人，過去日本企業錄取能力不足的女性是為了政治正确，現在到了生死攸關的時候，沒有企業還會“施舍”效率去換來政治資本了。
第二種是有業務能力但不出衆的女性，她們平時業務能力很強，但在裁員浪潮中，日本職場男性比女性還要拼命，他們不但超額完成自己的業務，還會主動分擔各種體力活。在身兼數職方面，男性擁有天然優勢，一來二去，原本單方面能力出衆的女性也被迫被公司裁掉。
裁員對日本人來說是毀滅性的打擊，在日本職場中，如果應屆生找不到工作，或者從業中途被解雇，就意味着終身與大企業無緣，一輩子也不能進入日本主流。更何況日本女性失業占大多數，這讓許多在都市獨立奮鬥的女性徹底沒有了經濟來源。
但任何思潮都是有慣性的，曾經日本女權運動做得很大，那它的慣性也就越大，縱使女性已經失業，但“成功平成女性”的消費需求與欲望并沒有減少。許多失去工作的日本女性開始将經濟依靠自己的伴侶或者男朋友，即使失業也要保持自己的高消費與物欲價值觀。
但在蕭條的年代，大部分日本男性開始不買賬了。
首當其沖的是日本普通男性，這些男性曾經是日本女權鄙視的對象，他們認清了自己的地位，再加上失業帶來的經濟危機，就讓他們不願意主動與女性接觸。在2000年的社會調查中，日本适婚男性的結婚意願僅為38%，而女性的結婚意願為54%。
男性的結婚意願比女性低，這代表了當時日本男性的思想。
自己生活尚不可保障，就更沒有經濟與時間去同女性出入高消費場所了。自己也淪為了日本人口中的“平成宅男”，平時生活兩點一線，精神需求就靠動漫遊戲以及色情影片來解決。他們不想與女生交往，因為在任何方面都“惹不起”。
而經濟實力比較出衆的男性，雖然在日本泡沫破裂後依然有錢，在擇偶方面有競争力，但他們不願意為婚姻負責。随着女性失業比例增加，女性對男性的經濟收入變得更嚴苛，這些有能力、有财力的男性認為：既然我有錢，為什麼不把錢花在取悅自己身上呢？
于是，有能力的男性也加入到不婚主義大軍中，他們隻願意與女性交往，但不願意結婚。
女性到中年就希望成家，而這些“渣男”搖身變成了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在抛棄了年邁的女性後，又開始尋找新的、能夠滿足自己需求的年輕女性去了。
普通日本男性不願意接觸女性，高品質男性不願意為婚姻負責，這讓曾經鼓勵日本女性特權主義的女性處于非常尴尬的局面。一方面自己很難獨立，男性不願意節外生枝；另一方面自己還不想放棄曾經高消費的生活品質。
是以她們依舊在堅持，希望繼續通過政治手段來維護自己的權利。
但這次，日本政府也表示愛莫能助，首先企業的裁員現象符合規定，另外日本政府也在為經濟發愁，更沒有心思去搞形式主義的男女平權了。
更嚴重的是日本女權的副作用，曾經過分追求女性特權後，開始反噬女性自己。
在經濟泡沫破裂的反女權思潮中，許多女性開始為自己申冤，因為自己曾經沒有加入到女性特權主義思想浪潮中，自己靠努力奮鬥獲得的成就，為什麼還要為部分極端主義者買單？
遺憾的是，當個人行為上升到社會層面的問題時，日本男性已經給日本女性貼出了苛刻、惹不起、不敢接近的标簽。當極端女權被過分曝光後，日本男性不再願意花費更多的時間和金錢成本，去甄别那些女性是正常的、那些女性是偏激的。
就好比當老人訛人事件越來越多的時候，人們不再會去鑒别老人是否需要幫助，一律選擇不扶。畢竟這樣才是最保險的。
同理，日本企業不願意再雇女性員工，日本男性不願意接觸女性，或者不願意為婚姻負責。因為雇傭女性等同于冒險，一旦該女性是極端女權主義者，那麼企業或個人就會有萬劫不複的災難，是以這個時候明哲保身成為了最普遍的解決問題方法。
更過分的是，曾經呼籲女權的日本精英女性，也開始站在了反女權這邊。她們在經濟危機下勉強活了下來，如果再弘揚女權運動，一旦風向再度失控，自己的社會地位也會受到波及。
那麼，日本女權運動的受害者是誰呢？
首先是沒有參與極端女權的普通女性，她們也許在經濟與思想上都很獨立，但因為女權運動的矯枉過正與特權主義的反噬，而被迫為之買單。
其次是主張女性特權的人，她們因為過分提出諸多不合理的需求，而付出了應有的代價。更令人感到遺憾的是，她們破壞了整體日本女性的形象，她們在特定時期主張不合理的需求，讓日本男性對女性望而生畏。
最後是日本男性，他們喪失了求偶的欲望，不願意為婚姻與愛情負責，這也造就了日本今天的低生育率與人口老齡化危機，日本男性開始變成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不願意付出本應付出的責任。
日本女權的沒落給世界女權運動敲響了警鐘。造成今天的慘劇，本質原因不是因為女權運動不對，男女平權、婦女能頂半邊天，本來就是女性應當争取的正常權利。但女權運動的普及缺乏客觀、理論化的方法，導緻許多女性錯誤地将女性特權當作女權，進而擾亂了正常的女權運動。
另一方面，資本介入意識形态的革新後果是很恐怖的。當資本為了博取流量或促進消費的時候，就非常容易将女權運動扁平化、物質化，進而衍生出各種畸形的價值觀與消費觀。一旦沖突上升到社會層面，極端女權的副作用就會反噬更多無辜的人。
女性獨立，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但核心從未改變。女性努力奮鬥、獨立自主不需要讓男性讓步，靠自己的努力争取幸福的果實，永遠不會被别人指指點點。在文章的最後，我們鼓勵新時代的女性活出自己，做真正的獨立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