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上星期寫了《北平談判期間，張治中私下替蔣介石求情，請求毛主席放蔣介石一馬》一文，講的是随着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的硝煙散去，蔣介石賴以安身立命五大王牌軍已經灰飛煙滅。為了赢得喘息之機，他宣布下野，把李宗仁推上前台，玩起了假和談、真備戰的把戲。即在4月1日，派出由了張治中、邵力子、劉斐、章士钊、黃紹竑等人組成的和談代表團到北平進行談判。
随着談判的不斷深入，張治中越來越認清了蔣介石這個獨裁者、戰争犯的真實面目。在談判破滅後，他和邵力子、劉斐、章士钊等人選擇留在了北平，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和開國大典。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召開時間是1949年9月21日，地點在中南海懷仁堂。
會議的第二天，即9月22日，董必武在關于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的起草經過及其基本内容的報告中，提出了新中國的國名——“中華人民共和國”。
老覃簡單說一下這個國名的淵源與發展。
早在1927年7月我黨在召開二大時，就明确指出：“統一中國本部為真正民主共和國。”
即我黨建國思想的曆史起點就是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國”。
在該年10月23日，我黨又發出了《中國共産黨、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反對軍閥戰争宣言》，進一步提出：“統一中國，造成新中國——工農兵勞動貧民代表會議（蘇維埃）的中國。”
在這個口号的指引下，1931年11月7日，我黨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裡确定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性質：“是勞工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的國家。”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性質既然是工農民主共和國，也可以稱之為“蘇維埃工農共和國”。
長征結束後，1935年12月，我中央在瓦窯堡會議通過了《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該決議指出：“蘇維埃工農共和國及其中央政府宣告：把自己改變為蘇維埃人民共和國。”
從這時開始，“蘇維埃工農共和國”改稱為了“蘇維埃人民共和國”。
到了次年8月25日，我中央又在《中國共産黨緻中國國民黨書》中将“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改為“民主共和國”，聲稱“我們贊助建立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
我們不難看出，從“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建立，到“人民共和國”、“民主共和國”口号的提出，都是大曆史發展背景下的産物，是我黨不斷适應新民主主義革命不同發展階段的形勢的需要。
同時，我們也不難看出，對于“民主”的奮鬥目标，那是越來越明确了；對于實作真正的“民主”的任務，那是越來越迫切了。
1940年1月9日，毛主席在陝甘甯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講話中，就提到了“現在所要建立的中華民主共和國，隻能是在無産階級上司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們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
經曆了抗日戰争和解放戰争後，1949年6月15日，毛主席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開幕式上說：過去，中華民國也聲稱要“民主”，但它的“民主”是假的，是名不副實的。現在，我們要建立一個名副其實的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
他在講話結束後高呼了三個口号，其中的第一個口号就是“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萬歲！”
籌備會是以把“提出建立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政府之方案”列為籌備會的一項中心任務。
在随後的分組讨論中，複旦大學法律系主任、教授張志讓和黃炎培兩位先生認為“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這一國名太長，用起來累贅。
他們寫了一個節略，主張用“中華人民民主國”。
他們認為，漢語中的“共和國”，系譯自英文“Republic”。而“Republic”與“Democracy”在英文中并無實質差別，即“共和國”也可譯成“民主國”。二者的差別僅僅在于是前者指民主的國家，後者指民主的政治體制。是以，把“民主”與“共和”列在一起，就顯得啰嗦、重複了。
法學家、清華大學教授張奚若先生卻以為用“中華人民民主國”，不如用“中華人民共和國”。
張奚若同樣覺得“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這一國名太長，用起來累贅，但他的意見是“去掉民主二字”。
他的依據是：“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
張奚若還指出，“民主”這個詞來自希臘的Democracy，原意指的就是人民。
不用說，張志讓、黃炎培和張奚若等人的說法都很有道理。
但新中國的國名到底是用“中華人民民主國”還是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好呢？負責主持讨論的董必武沒有下結論，隻是将上述意見分發給籌委會主任、副主任、委員和各組組長，留待政府組織法起草委員會酌。
8月16日晚，毛主席在中南海邀集各界人士座談。
他專門介紹了籌備會上專家們關于新中國名稱的意見，讓大家各抒己見。
張治中參加了這次座談會。
他在會上積極發言，大膽亮出自己的觀點。
他說：“中華人民民主國”的國名不如“中華人民共和國”。
也就是說，他是贊成張奚若的結論的。
但他并不贊成張奚若提出的“民主”一詞來自希臘的Democracy的解釋。
他說：“司馬遷在《史記》裡有‘厲王遂奔于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的記載，即中國在西周時期就有‘共和’的概念。而這個概念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稱‘民主共和’确實是意思重複了，不如就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吧。”
毛主席對張治中的解釋極為重視，建議大家采納這一意見。
籌委會第4小組全體會議于是在8月17日上通過了初步草案，把新中國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麼着，1949年9月22日，董必武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報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的草拟經過及基本内容，就宣布新中國的國家名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另外，話說回來，在8月16日，以馬叙倫為組長的政協籌委會第6小組從業人員，在王府井路口的北京飯店413号的會客室對征集來的3000多幅國旗、國徽圖案進行篩選，選出了38幅國旗圖案，彙編成一本《國旗圖案參考資料》印發給出席政協會議的每一位成員。
時間來到了9月23日，毛主席和朱德在這天晚上舉行盛大宴會，招待有關起義人員。
毛主席在席間談到了國旗圖案的標明問題，他說自己看中了“五顆星一條黃河”的圖案。
張治中當場提出反對，他說：“中間這一條橫杠給人的感覺不是代表黃河，而是把紅旗分為了兩半，讓人容易聯想到分裂國家。”
毛主席聽了，緊緊地握着張治中的手，稱贊他“提醒得好”。
新中國的國旗後來就沒有出現這條橫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