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博，以國家之名，守護和傳承着中華文明。而國博自己的百十年記憶，則藏在國博人心裡。在他們看來，無論是暫處國子監的狹隘屋舍，還是遷居故宮端門午門的巍峻殿宇，再到如今屹立在天安門廣場東側的恢弘新館，國博的起伏、發展一直與國家的變革發展休戚相關。
國博建立110周年之際，習近平總書記在給齊吉祥等10位老專家回信中說，“我曾多次到國家博物館參觀，留下了深刻印象。”衆所周知，習近平首次提出“中國夢”，就是在參觀《複興之路》展覽時發表的講話。
國博就是這樣，講述着曆史，又見證着新的曆史。
建設中的“革曆博”。
國子監琉璃牌樓。
蔡元培草創，魯迅選址
蔡元培曾當過博物館講解員，不過不是在中國，而是在德國。
1907年，蔡元培初次出國，在萊比錫大學文明史與世界史研究所學習。他的民族學老師符萊，恰好是萊比錫民俗博物館館長，常請蔡元培為館員們解說中國文物。
當時的中國，隻有私人收藏，而無公共展陳，在德國，人們卻能在殿堂中欣賞中國瑰寶。對此，蔡元培的心情恐怕和康有為頗為相似：“大陸之大，以文明自号數千年，而無一博物院以開民智。歐美人每問吾國博物院事，為赧然面赤，奇恥大辱未有甚于此者。”
辛亥革命後，蔡元培回國就任民國第一任教育總長，提出把社會教育納入國家的管理和建設之中。并在教育部下設社會教育司，職掌博物館、動植物園、美術館、美術展覽、調查及搜集古物等事項。
1912年4月，臨時政府遷往北京。蔡元培以為，“京師首都，四方是瞻，文物典司，不容阙廢”，于是準備在北京設立中國第一座國立博物館——國立曆史博物館。這也就是國博的前身。
周樹人（魯迅）是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負責勘選館址，《魯迅日記》中記載了選館址的事：“午後視察國子監及學宮，見古銅器十事及石鼓文……”
國子監，始建于元，是古代的最高學府，内有辟雍、彜倫堂等處建築，皆與典制學問有關。7月9日,“國立曆史博物館籌備處”在國子監成立，草創期有國子監衙署一座，共210間房屋，署東北隅附住房304間半。
國子監的禮器、書版、石刻等57127件文物，成了曆博最初一批館藏。重要的文物主要有周代彜器，包括召仲簠（fǔ）、康侯鼎、内言卣(yǒu)、素洗、雷紋觚(gū)、犧首罍(léi)、子爵、師望簠、犧尊、雷紋壺共十件。
對一個文明古國的國立曆史博物館而言，這樣的家底，實在寒酸。但在蔡元培果斷決策、魯迅全力操辦之下，僅用不到兩個月，就從議事、調查走到拍闆、實施階段，已屬不易。
由于對袁世凱忍無可忍，籌備處成立次日，蔡元培便在自己主持召開的臨時教育大會上憤然辭職。在北洋的亂局中，國立曆史博物館終究不過是文明的幌子罷了。正因為如此，“曆史博物品之搜集，歐式博物館房舍之增建，陳列器具之制造，種種擴張計劃則皆以绌于經費，未能大舉興辦”。
“抱殘守缺”之際，征集和整理文物便成為第一要務。籌備處接收了清朝軍機處留下的文物，如太平天國的玉玺、傳教士利瑪窦繪制的《坤輿萬國全圖》、清朝太醫院的明代針灸銅人等。清朝内閣大庫的明清檔案、清朝雕版印書的雕版、清朝刑部衙門的一些刑具、武器等物品也被納為館藏。
1917年,由于國子監地處偏僻,沒有暖氣，籌備處遷入故宮前部的端門至午門及其朝房。此地辦公條件雖然簡陋，但高踞于紫禁城城樓之上，足以向世人昭示中國封建帝制之終結，多民族共和國之創始。
被劃撥來的大内檔案也随之移到午門外朝房裡，這些檔案被裝進8000多條麻袋，淩亂堆放于端門門洞。一些勞工，常常将這些無價之寶随便倒在地上，拿麻袋去換錢。
1921年，北洋政府财政窘迫，工資難以支付，政府部門隻得自籌款項維持開支。當時的教育部把這些麻袋中的東西當成廢紙，賣給了西單一家紙店,價格是每塊銀元40斤。這家店鋪購得約15萬斤“廢紙”,其中一些流入古籍市場，剩下的送去造紙廠。後來北洋政府财政好轉，又盤算收回這些檔案，但此時這些文物所剩的已經不過是原來的五分之一了。
魯迅将這件事寫成了《談所謂“大内檔案”》，感慨“中國公共的東西，實在不容易儲存。如果當局者是外行，他便将東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東西偷完。而其實也并不單是對于書籍或古董。”
他一邊罵，一邊默默為曆史博物館賣力。日記顯示，1920年4月17日到5月12日，魯迅有14個下午在午門。據曆史博物館張文勳說，這是歐戰以後，教育部把上海德僑俱樂部的藏書沒收，運到北京，放在西雁翅樓，并選派8位專家，分别整理，其中就有魯迅。
1913年，首次以國立曆史博物館之名，将一些文物送到德國展出。轉運前，文物臨時放在教育部，魯迅為安全起見，還在辦公室守了一晚，至曉方歇。
從1912年至1926年，15年間，魯迅對曆博的籌辦投入了極大熱情，還捐獻過明代銅鏡、青花壽字瓷碗等，但直到他赴廈門任教，都沒能等來正式開館。
時逢亂世，國立曆史博物館籌備了14年，到1926年10月10日才正式開館。區區1萬元開館經費，還是司徒雷登牽線，美國霍爾基金會贊助的。
這次展覽，僅開放10個陳列室，僅在金秋辦了一個月，但總計接待觀衆達185714人次，日平均參觀人數達6404人次，相當于每十個北京人，就有一個去觀展。
1928年後，首都南遷，曆史博物館也數度更名，愈發困頓。在停滞期，館方仍堅持辦刊，辦講座，也辦一些小型專題展覽，藏品一度超過21萬件。
“九一八”事變後，華北局勢危急。博物館特地籌辦了《古火器展覽》《洪承疇遺物及史料展覽》《圓明園遺物展》《明代倭寇史料展》等一系列展覽，借古諷今，啟發民智。
為避免國家文物遭受損失，曆博的萬餘件珍品與故宮國寶一起踏上了艱辛的南遷之路。1935年，蔡元培提議，為這些颠沛流離的文物建一個家，還為此舉行了博物館建築設計競賽。在梁思成拟定的章程中，參賽作品“須充分采取中國式之建築”，最後徐敬直大屋頂的設計中選。在救亡時代，這個方案寄托着期望，卻終究是紙上畫餅。
最終隻有一小部分曆博精品輾轉回到北平，大部分精品都被蔣介石派人運到了台灣，如國子監的周代彜器等。未南遷的20餘萬件藏品，則在日據時期，慘遭劫掠。
國立曆史博物館籌備了14年，到1926年10月10日才正式開館。
沈從文講解，毛澤東觀展
一連串打擊，讓這個國内最早的公立博物館，快要散攤子了。館長韓壽萱訴苦，所撥行政費用還不夠買郵票的錢，館内也隻剩9名員工。
1948年5月，汪曾祺經沈從文介紹，進曆史博物館當了一名辦事員，負責保管倉庫、為藏品寫說明卡片，沒有固定工資。
在他眼裡，當時的曆史博物館名目很大，藏品沒多少，文物也不成體系。他的宿舍在右掖門旁，據說是原錦衣衛值宿所在。到了晚上，天安門、端門、左右掖門都關死了。故宮怕失火，不裝電燈，汪曾祺隻好在一片漆黑中，走出房門，“仰看滿天星鬥，覺得全世界都是涼的，就我這裡一點是熱的”。
大概是受不了這種清閑而低落的日子，北平解放後不久，汪曾祺便參加四野工作團，随軍南下。曆史博物館則被“文管會”接管，納入新中國文化體系之中。
汪曾祺嫌冷清，告别午門，介紹他來此的沈從文，卻從1949年8月開始，由北大轉入曆史博物館。一幹30年，沈從文的一生也分成鮮明的兩段：文學創作和文物研究。
對這次轉業，沈從文的夫人張兆和曾回憶道：韓壽萱那時是北大博物館系主任，從文就去幫忙，給陳列館捐了不少東西。很自然而然地就轉到文物這一行，不在北大教書了。
外界傳說，沈從文是被郭沫若公開批判後“封筆”的，沈從文卻主動辟謠說，我的“目的遠得很”，要“走一條嶄新的路”，進行“學術革命”。
在館的頭十年，沈從文除了打雜、鑒定、收藏文物外，常自願到午門樓上當解說員。他不挑人，連老太太都認真接待，對需要相關知識的有心人，更是滔滔不絕。擔心别人聽不清他的湘西口音，講完後，他又叫他們留下位址，再寫十幾頁的長信寄去。
對時任北京市副市長吳晗，沈從文反而是見了就躲。館裡責問他，“你為何中途來了，又跑了？”沈從文隻好說：“我怕他恭恭敬敬對待我——你們見他鞠躬如也，他見了我也是鞠躬如也。”這時大家才知道，吳晗在中國公學讀書時，是沈從文的學生和情敵。
1951年，常書鴻帶着很多敦煌摹本在午門展出，沈從文每天都去。汪曾祺看見老師向觀衆講解的場面，不免唏噓而歎：“從一個大學教授到當講解員，沈先生不覺有什麼‘丢份’。他那樣子不但是自得其樂，簡直是得其所哉。隻是熟人看見他在講解，心裡總不免有些凄然。”
别人眼裡的“凄然”，沈從文卻倍加珍惜，他認為，這是“唯一與人民碰頭”的機會，而且他的一切研究，都是在“說明員”工作上推進的。
更傳奇的是，在接待的“約30萬觀衆”中，沈從文認識了志願軍軍人王序。1953年7月，王序到北京出差，在曆史博物館的銅鏡展櫃前，沈從文給他一個人講了兩三個小時。兩個人約好第二天再來看，就這樣持續了一個星期。
這段忘年交意義非凡，30年後，王序成了沈從文最後、也最得力的助手，《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增補工作的接手人、《沈從文全集》的編者。
送走參觀群衆後，沈從文常獨自站在午門城頭，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雖然遠離了文學圈，在文博圈也備受冷落，但他卻在文物堆裡找到了新的人生價值。
沒有辦公室，他就将文物庫房作為自己的研究處所；看見好東西，他就想辦法買回來，哪怕是自己先墊錢，再交給館裡；為了研究古代服飾，沈從文光所記卡片就裝了幾十個抽屜；對待服飾是如此，對待玉器、青銅、竹簡、漆器、繪畫、紙張，他也是如此。在給館長的一封信中，他說這些積累“都是為了這個面對全國、面對全世界的唯一的曆史博物館在發展中的需要”。
頑強工作30年，《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終于在1981年面世了。這還要得益于周恩來總理多年前的心願：出一本服飾圖集，作為外交國禮。
沈從文晚年總結說：“在中國近三十年的劇烈變動中，我适應了新環境……活得很健康！”
如果說曆博在午門時期，最著名的講解員是沈從文，那最著名的觀衆則要算毛澤東了。
檔案顯示，毛澤東在1954年4月，四日内三登故宮城牆，其中有兩次，都是到曆史博物館參觀。
新中國成立後，進行了大規模土木工程建設，珍貴文物也相繼面世。毛澤東在陳叔通、羅瑞卿的陪同下，兩次參觀了“全國基本建設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覽”。
文物專家耿宗仁負責給毛澤東講解，他經常對後輩們講起接待中的見聞：
那天下午，毛主席身穿灰色中山服，腳登布鞋，手拿一根竹竿，沿着馬道拾級而上，一口氣走了一百多級又窄又陡的台階。
進展廳前，看到城樓附近的雜草中長着一些嫩綠的野苜蓿，他蹲下去采了一把，掏出手帕包起來，對警衛員說，帶回去吃。
參觀到中途，警衛員怕毛主席累了，建議抽支煙休息一會。毛主席揮揮手說：“你沒看見那牌子上寫着‘禁止吸煙’嘛。”
毛澤東對每一件展品都很有興趣，山東沂南出土的畫像石上有雜技圖案，主席也拿着拐杖舞起來，還說：“這就是我們漢代的雜技團啊。”
僅這次展覽就吸引了17萬人參觀。1958年3月，文化部副部長鄭振铎表揚說：“曆史博物館在午門前面，國民黨時期是灰溜溜的，一天隻有三五人入門參觀。而這幾年來，進步很大、很快。”
周恩來總理在中南海審看革命曆史博物館的圖紙。
李大钊感召，王冶秋建立
對一般觀衆而言，“國博”是2011年以後才有的概念，是以又有“新國博”一說。在改擴建之前，中國曆史博物館和中國革命博物館，被親切地叫做“革曆博”。
曆博起源于民國，那革博又是怎麼來的呢？這還得從革博的0001号藏品說起。
1927年4月28日，北京西交民巷京師看守所内，李大钊和其他19位革命者被奉系軍閥張作霖秘密絞殺。李大钊第一個登上絞刑台，年僅38歲。
為了給李大钊等人用刑，張作霖特意從德國引進了一個先進的絞刑架。因為刑具是新買的，李大钊又是第一個慷慨赴死的，劊子手就拿李大钊來“試手”。
後來犧牲的同志都用了20分鐘左右，可李大钊卻用了40分鐘。在李大钊即将窒息時，劊子手将他抱起，解開繩索。等他清醒過來後，再勸他“悔過”。
李大钊憤怒地說了一句：“你們把我絞死吧，我的靈魂不死，革命不死！”劊子手又把李大钊再次套上繩索。當李大钊身體懸空，即将窒息之時，敵人又把他放了下來，妄想讓他屈服。李大钊仍是冷笑一聲，道：“力求速辦！”劊子手看不能撼動李大钊的意志，才第三次把他吊了上去……
王冶秋少年入黨，李大钊就義時正躲在香山碧雲寺。小布爾什維克們看到報紙上行刑的照片，一腔熱血要為李大钊報仇，卻因為貿然行動，又有了犧牲。此後，王冶秋在隐蔽戰線奮戰多年，終于迎來了重回北平的一天。
1948年底，在良鄉的一個土炕上，王冶秋召集衆人讨論接管北平文化機構，又談起這件念念不忘的事：“進城後，我們一定要找到這架反革命刑具，并且展覽出來，重制那悲壯的場面，讓人們知道革命來之不易。”
1949年3月，在接管工作的空當兒，王冶秋叫上于堅，一起去找絞架。兩人騎着自行車，先到司法部街後身的法院看守所，也就是李大钊就義的地方，但絞架已經不在了。經指點，他們又找到德勝門外的功德林第二監獄，院中空無一人，兩人翻遍了周遭陰暗的角落，才在一個破棚子裡找到這具快散架的絞刑架。他們把刑具拉回城後，送到曆史博物館，後又放在端門東馬道上，供人們參觀。
這件文物的收集，給王冶秋一個啟示，革命文物如不及時征集，就可能被當做廢物處理。正值紀念“五四”，王冶秋委托曆史博物館在報上刊登啟事，公開征集“五四”以來的革命文物。
北平解放僅幾個月，曆博便收集了殺害劉胡蘭烈士的鍘刀；1933年徐向前退守大巴山脈時所鑄的銅錢；武昌起義時期文學社殉難烈士照片等珍貴文物。
北京曆史博物館挂牌時，王冶秋向周恩來建議,希望籌建中國革命博物館,得到周恩來首肯。1950年，“中央革命博物館籌備處”正式成立，在故宮武英殿辦公，主管文物的王冶秋兼主任。
有了一萬多件收藏後，王冶秋向文化部副部長周揚提出，想在1951年舉辦“中國共産黨三十周年紀念展覽”。這次展覽，如期預展，内部開放，成為中國革命博物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陳列的雛形。為了這次展覽，畫家羅工柳創作了油畫《道地戰》，董希文創作了油畫《開國大典》，這些作品都成了不朽之作。
王冶秋對于曆史發生的地點、時間、參加人員十分嚴謹，常親自向中央上司請教、核實。例如，中共“一大”在嘉興南湖開會的情況，他就多次向董必武求證。“八七會議”召開地點不是當時黨史所言的江西九江，而是湖北漢口，也是他向周總理求證後得知的。
上世紀60年代，少先隊員參觀中國革命博物館。
1954年，毛澤東參觀北京曆史博物館。
周恩來定調，張開濟設計
1958年，為了向新中國成立十周年獻禮，中央決定在北京建設“十大建築”。曆史博物館新館選址天安門廣場東側，與中國革命博物館共處一個屋檐下。
能夠與人民大會堂門對門，這種分量，不言自明。不僅如此，“革曆博”的設計規格和尺度也是非常有講究的。
天安門廣場規劃時，離1959年國慶，隻剩不到400天。規劃局先拿出的是“四建築方案”：廣場兩側的建築為國家大劇院、曆史博物館、萬人大會堂和革命博物館，兩兩相對分立于人民英雄紀念碑東西兩側。四座建築各自獨立，占地面積均為150米×220米，體型都是東西長、南北短。
不過，這一方案并未過關，規劃局很快接到通知：為突出天安門廣場的政治意義，國家大劇院要遷出廣場。
近年來，國博常被稱為中華文化的祠堂和祖廟，人們提到天安門廣場，總愛說建築布局是按照中國傳統的“左祖右社”安排的。然而遍查當年的文獻資料，并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曾有此預設，反而是大劇院的退出，客觀上造成了“左祖右社”的格局。
修改後的規劃，廣場北部東西兩側分别安排革命曆史博物館和萬人大會堂，兩座建築中軸對稱，均采用柱廊結構，形成“廊”一實一虛，“柱”一圓一方的對比關系。
不巧的是，1958年公安部的新辦公樓剛剛落成，這棟大樓正好“壓”在南池子的延長線上。這樣一算，東西方向留給博物館的寬度就隻剩下了140米，博物館的體型隻能是南北長、東西短了。
大會堂的建築面積達17萬平方米，“革曆博”受地塊限制，才6萬多平方米。博物館的總工程師、建築大師張開濟隻好采用“以虛充實”的方式，做了兩個院子，這才使“革曆博”的體量與大會堂基本協調。
當時周總理就說，大會堂那邊肩膀高，“革曆博”這邊肩膀低，以後要解決這個問題。到2011年“新國博”改擴建完成，周總理的意願終于實作。
張開濟多次說起，當年周總理看立面圖時發現人民大會堂柱子粗，“革曆博”的柱子細，提出要改。他堅持不改，因為大會堂的柱子是圓的，而“革曆博”的柱子是方的，看的時候不可能隻看到一個面，而是兩個面，視覺上不會顯細。周總理欣然接受，“你是建築師，聽你的”。
為什麼他們對前庭都如此重視呢？《建築師張開濟》一書的作者程力真告訴記者，前庭既具有統一兩館的功能作用，也是參觀流線非常重要的一環：當人們沿着設定的參觀流線，浏覽了中國革命、曆史博物館，最後回到前庭，從柱廊望出去，眼前出現的是象征勝利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和開闊的天安門廣場，能形成情緒上的高潮。
從開工到竣工，“革曆博”工程隻用了293個工作日。為了加速工期，施勞工員采用邊設計、邊備料、邊施工的方法。原革博美工部設計組組長周士琦那時負責聯系北京建築設計院，他每天騎着自行車，在辦公地、設計院和工地之間來回跑。
中央讓兩館立足天安門廣場，是為了在新中國成立十周年把中華五千年及近代革命史都展陳出來。為此，文化部成立了專職的兩館籌建辦公室，文物局局長王冶秋任籌建辦主任，文物局博物館處副處長于堅任秘書，任務為借人、調文物、完成陳列。
于堅回憶說:“當時強調全國一盤棋,革命博物館也好,曆史博物館也好,需要什麼東西,列出單子,由中央開信調文物,去了就拿回來,一般都是開了櫃門說‘你拿吧’。光是故宮就支援了20多件,都是一級文物啊!”
據統計，全國有77個機關支援文物，先後調用和借用文物3萬餘件，四羊方尊等鎮館之寶就是在這一時期進館的。
原曆博群工部主任齊吉祥也是在此階段，進館從事講解工作的。“館裡當時急需講解員，跟周總理要100名應屆大學畢業生。大學生數量不夠，我和其他幾十名符合條件的應屆高中生就成了博物館的第一代講解員。”
“一進博物館，我感覺掉進了專家堆裡邊。當時全國各地支援博物館建設的專家很多，有研究機構的、有各大名校的，都是頂尖的。”有一天，一個戴着圓眼鏡的老者推門而入，對他們這些“明清組”實習生自我介紹說，我是沈從文，我帶你們去逛逛故宮吧。那時候，齊吉祥還不知沈從文是何許人也，隻記得他講三大殿時口音很重，“十句話能聽懂兩句”。
開館在即，齊吉祥隻用不到一個月時間，就把專家學者給曆史博物館寫的厚厚一本解說詞，背得滾瓜爛熟。“一萬多字，背到一字不差。”
1959年9月底，布展完成，周恩來連續兩天到館，對陳列内容做最後的把關。
第一天，周恩來去了革命博物館。在門廳，他問王冶秋有衣帽間嗎，王冶秋說設計裡沒有，周總理說将來生活富裕了，進屋有暖氣，參觀的外賓也會很多，都要脫大衣，得有存衣服的地方。他又檢視了衛生間，說太小了，問夾層那幾間房子是做什麼用的，聽說是籌建辦的辦公室，訓示改成廁所。
序幕廳挂着一張周恩來在黃埔軍校時的照片，但不能完全确定。于堅想趁機請本人鑒定一下，就問：“總理，這是不是您呀？”周恩來卻讓于堅把照片取下來，直接往旁邊的陳列櫃上一扣說，“這件撤下去”。
第二天，周恩來又到曆史博物館去。齊吉祥當時在辦公室，聽說周總理來了，立馬沖到展廳。“總理已經看到通史陳列中明末農民起義那一段，因為李自成的塑像有2米多高，館裡上司請示總理，能不能用。總理圍着塑像轉了幾圈，又退兩步，擡頭看了看高達7米的展廳，最後才給出結論，‘我看還是大點好’。”
對曆史博物館，總理基本上沒提意見，隻是讓他們增加一幅清代疆域圖。
1959年10月2日，曆博的“中國通史陳列”公開預展。“每天一開館參觀者就湧進來，平均一天要講解三四場”。
然而，一個屋檐下的革命博物館，真正開館卻還要等上一年多的時間。
1965年，周恩來帶外賓參觀中國革命博物館。
從“通史”到“古代中國”
“中國通史陳列”是曆博的常設館陳，也是有史以來第一個中國通史陳列，至今仍影響着國博“古代中國”的展陳。
原曆博黨委書記王宏鈞說，對“中國通史陳列”的研究自1951年就開始了，周揚在館裡做報告時提出，“要按馬克思主義的曆史觀，用文物組織，展示中國曆史”。
用文物展示一國曆史，在我們國家過去沒有，在别國的博物館也少有先例。法國盧浮宮、大英博物館沒有，隻有美國國立曆史博物館有幾分近似。
中華上下五千年，曆博采取的方法是，一段一段研究、布展。先把原始社會、夏商周、春秋戰國、秦漢、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近代史，用一個個小型展陳擺出大樣。這一工作一直延續到1958年。
在此基礎上，“中國通史陳列”大綱從1958年10月到1959年7月，又修改了十來次，最後由鄧拓定稿，報送中央。“實際上，這個大綱的研究，就等于在近一年的時間裡召開了一系列中國通史的學術讨論會。”
當時，史學界對中國曆史看法不一，首當其沖的分歧，就是曆史分期問題。有些人主張西周封建論，另一些人主張魏晉封建論，還有一些人主張春秋戰國封建論。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究竟應該遵循什麼樣的原則？
由鄧拓主持，邀請史學界權威專家範文瀾、侯外廬、翦伯贊、尹達、吳晗、鄧廣銘、夏鼐、蘇秉琦、張政烺等在武英殿開了個會，最後決定以郭沫若的觀點為依據（即戰國時期進入封建社會）。
齊吉祥對郭沫若來館參觀的情景記憶猶新：“我沒想到，郭老進大廳前，先低頭彎腰，把地下歪了的防滑墊弄直，而後才步入大廳。題寫巨幅毛澤東詩詞《滿江紅》時，他還記下圍觀同志的名字，給每人寫了一句毛主席詩詞。”
1959年的展陳分為原始社會館、奴隸社會館、封建社會館三個館，曆朝曆代的農民起義都被視為重點。丁點文物都沒有怎麼辦？給陳勝塑像，為黃巢畫油畫，展現黃巾起義的大場面時就弄上旗幟，連名不見經傳的起義軍頭目，也要在講解中提及。群衆聽出門道，常接着講解員的話頭說：“又該起義了。”
1972年，在“左”的思潮影響下，通史陳列設計了一個新方案，每一曆史階段都以農民起義打頭。
王冶秋瞅準機會把這一修改報給了周總理，總理說：“農民起義都是失敗的，那中國曆史不成了失敗史了嗎？”根據總理的精神，曆博又經過近一年的努力，才基本恢複了1959年的陳列面貌。
對齊吉祥來說，最艱難的一次講解發生在撥亂反正前夕。1976年10月的一天，他按照“批林批孔”的口徑，介紹孔子“是奴隸制的頑固維護者”，一位日本觀衆（事後知道是記者）問，孔子就沒有可肯定之處嗎？齊吉祥不願說違心的話，就按照1959年的講解版本回答，孔子還辦學、整理文化遺産。
誰承想，就因為這句話，“孔子可以重新評價”成了日本各大媒體的頭條，報道傳遍世界，還被新華社内參轉載了。就在齊吉祥寫檢讨時，社科院一位上司發話了，“千萬别處分這個同志，他說的沒錯”。不久，《人民日報》就整版刊發了重新評價孔子的文章。
撥亂反正後，曆博從1984年開始，對通史陳列進行了數次修改，到1997年9月才基本完成，主要包括三個要點：
一是取消了争議很大的“按社會發展分期”，隻按朝代排列；二是實事求是表現古代的階級鬥争，淡化了對曆史人物、曆史事件的展示和評價；三是把“中國通史陳列”的下限拉到1911年，以辛亥革命、清朝滅亡作結束（原來是以1840年鴉片戰争為結束）。
人們在油畫《開國大典》前聽講解。
從“革命”到“複興之路”
“别看曆博和革博在一個樓裡，但大部分時候，職責泾渭分明，隻有浴室和禮堂是共用的。”
正如齊吉祥所說，曆史博物館負責“中國通史陳列”，革命博物館負責“中國革命史陳列”，兩館雖然幾度分合，但很長時間都是各幹各的業務。
原本應在1959年國慶同時開館的曆博和革博，實際開館時間卻相差了将近兩年。直到1961年的7月1日，革命博物館才正式開館。
1958年建館時，革博陳列内容的總負責人是毛澤東的秘書、籌建小組副組長田家英。中央還指定公安部部長羅瑞卿、組織部部長安子文等組成審查小組，對烈士名單、地圖等内容進行審查。
1959年9月19日晚，中央書記處上司在天安門城樓上審查國慶遊行彩排，結束後于夜12時莅臨革博審查。他們看完後留下兩點意見：地大物稀、重點不突出。
當曆史博物館的展覽辦得紅紅火火時，革博隻能繼續改館陳。文化部召集專家組開會，把開館時間推遲到1961年7月1日，為建黨40周年獻禮。
1961年5月16日，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帶隊，到革博審查陳列。
于堅記得，走到“舊民主主義”展廳時，他說“舊民主主義”是一個很重要的階段，就擺這麼點，感到少。看到一張赴法勤工儉學的照片，他立即講出這是總支部代表大會的合影。走到大革命展區時，他還沒看就先問，有沒有表現陳延年的内容。
最終，中央上司指出“作為革命史陳列，出現的曆史人物面顯得窄了些，國際援助的材料還應再充實些。”
幾經整改，1961年7月1日，“中國革命史陳列”正式對外展出。這天也是中國革命博物館的正式開館日。
1970年，為了向建黨50周年獻禮，國務院訓示革博在“中國革命史陳列”的基礎上，籌備“28年黨史陳列”。然而，時值“文革”十年内亂，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對黨史、革命史肆意篡改塗抹，“黨史陳列”方案幾乎無所适從……以至于“28年黨史陳列”的内容反反複複修改，一改就是9年。
“文革”後，黨和國家面臨何去何從的重大曆史關頭。風雲激蕩之中，真理标準大讨論轟轟烈烈展開了。革博也認真總結經驗，對“28年黨史陳列”做了重大修改。這次修改，雖然仍有一定的曆史局限，但有些地方已經大膽地突破了當時的框框。比如，對建黨時期的陳獨秀、平型關戰役中的林彪、當時尚未平反的劉少奇等都給予了一定表現。而這些修改，實際上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
陳列布置就緒後，邀請了陳雲、徐向前、鄧穎超等十幾位革命前輩來館審查。
鄧穎超看到陳獨秀的名字，高興地說，我就是受到李大钊、陳獨秀的影響才走上革命道路的，陳獨秀變壞是以後的事。看到隻給何香凝、柳亞子等人展出合影照片，鄧穎超打趣說：“這兩個人一直和我們合作到死，給人家出張照片嘛，怎麼那樣吝啬!”她還說：“千萬不要把我們黨孤立在革命博物館裡，不要搞關門主義。”
看到烈士照片尺寸小，而活着的人照片和油畫大，鄧穎超不平地說：“曆史不要按照我們活着的人的地位去擺，你們是革命博物館呀。”
再整改後的展陳，對瞿秋白、李立三等犯有“路線錯誤”的黨的上司人不再一味批判；對過去不提的黨外人士，如何香凝、馮玉祥等均有所記錄；出現革命烈士100餘人，除共産黨員外，還包括不少愛國民主人士和愛國将領。
1979年10月1日，修改了9年的“中國共産黨曆史陳列（民主革命時期）”于國慶30周年之際開放，這也是革博基本陳列時隔13年後首次對群衆開放。
曆史學家任繼愈給革博寫信：“看了黨史展覽，我們這裡的幾位老同志都覺得你們思想解放了，開始恢複了我黨尊重曆史、實事求是的好傳統。”
除了“十年磨一劍”的基本展陳，“革曆博”還曾辦過一些讓人難忘的特展。
“周恩來同志紀念展覽”用綠絨作大櫃子的背闆，五線譜彎曲着飄起來（因為周恩來是唱着《國際歌》走的），櫃子裡放了三件文物：第一件是總理的台曆，時間停留在1月8日；一件是他生前戴的“上海牌”手表；一件是他的“為人民服務”的紀念章。這三件文物擺在一起，言簡意深。
“劉少奇百年誕辰紀念展覽”也有一個大櫃子，用了兩件展品：一件是劉少奇逝世後，專案組拍的遺照；另一件是骨灰盒，上面寫的是“劉渭璜”的名字（當時在外地火化，不能用劉少奇的真名，用他上學時的名字）。這些都有一種控訴感，非常打動人。
設計這兩個展櫃的是原革博陳列部主任蘇東海，在他心中，博物館不完全是政治教科書和知識殿堂，更是情感的殿堂、藝術的殿堂。
改革開放後不久，革命博物館将“黨史陳列”擴充到“革命史陳列”，到上世紀90年代，“近代化”這條線索在陳列中逐漸充實，但還要進一步研究，不成熟，是以1996年修改的陳列沒有冠“近代史陳列”名稱，而被稱為“近代中國”。
直到十八大之後，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中國夢”：“實作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夢想”。中國革命史基本展陳的主旨也從此明确。無數革命前輩，披肝瀝膽、栉風沐雨，所為的就是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近代中國的革命之路，也就是中華民族的複興之路。
2003年，在原中國曆史博物館和中國革命博物館的基礎上，合并組成了中國國家博物館。2007年3月至2010年底，國家博物館進行了改擴建工程，是目前世界單體建築最大的博物館之一。如今，110歲的國博擁有自史前至當代的143萬餘件藏品，已成為可與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英國大英博物館和法國盧浮宮比肩的世界一流博物館。
“中國通史陳列”變為“古代中國”，以反映古代中國文明為主線，以曆史朝代來劃分，用文物來說話、來表現，而非教科書式的語言方式。在這裡，我們能夠看到，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是如何綿延不息，燦爛輝煌。
“中國革命史陳列”變為“複興之路”。主要是回顧1840年鴉片戰争以來，中華民族屈辱、抗争、探索、複興的一個個厚重的曆史節點，回望縱橫捭阖的百年曆史、波瀾壯闊的滄桑巨變……
在這裡，我們能夠看到，曆史和人民是如何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選擇了中國共産黨。中國共産黨又是如何肩負起實作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曆史使命，團結帶領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争，譜寫了氣吞山河的壯麗史詩。直到今天，我們比曆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作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目标。
（原标題：
國博故實）
來源：北京日報 記者：孫文晔
流程編輯：TF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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