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聚北京暢談寫作
1977年12月28日至31日，由《人民文學》主編張光年主持，在北京東直門海運倉總參招待所，召開了一次有一百多位名作家參加的文學工作者座談會。
出席會議的有時任文化部部長的黃鎮、時任中宣部部長的張平化，郭沫若因病未能與會，寫來了祝賀會議召開的親筆信。
會議期間，人們傳說着詩人徐遲繼《地質之光》後，又多次去中關村數學所深入采訪，寫了一篇高瞻遠矚、激情澎湃的《哥德巴赫猜想》，已發《人民文學》1978年第一期頭條，不久即将和廣大讀者見面。
1977年12月30日那天，在周揚作了長篇發言之後，一個身穿黑色中山裝的人，站起來繞過坐在前排的我，健步登上講台。他前額寬闊，頭頂稍秃，一副濃眉下，眼睛炯炯有神。這就是我心儀已久、二十二歲就出了第一本詩集《二十歲人》的詩人徐遲。他興奮地述說着數月來涉足于自然科學領域的深切感受。他說，他先在地質、地質力學等學科裡跋山涉水；後來在數學、解析數論的王國裡探隐索微；還準備出門，到流體力學和熱帶、亞熱帶溝谷雨林裡去踏訪。他說，科學界人物峥嵘，為國争光，事迹感人。令人憤怒的是，科學和文學一樣，都受到魑魅魍魉們的嚴重摧殘，殘酷迫害……但是，嚴冬過去，春天已來，氣候轉暖。
徐遲出版的第一本詩集《二十歲人》
詩人激情洋溢的發言，博得與會者熱烈掌聲。兩周之後，1978年第一期《人民文學》出版，《哥德巴赫猜想》與廣大讀者見面。緊接着《人民日報》于1978年2月17日全文轉載。整個文壇、整個讀書界立刻沸騰起來了。人們眉飛色舞地談論着這篇振聾發聩之作，訴說着徐遲用形象語言描繪陳景潤在抽象數學高原上艱苦攀登的華彩篇章；背誦着文中描寫的數學演算的稿紙，像漫天飛舞的雪片，堆積在樓闆上，足有三尺深；熟記着作者所說的高等數學演算篇頁“是空谷幽蘭、高寒杜鵑、老林中的人參、冰山上的雪蓮、絕頂上的靈芝、人類抽象思維的牡丹……”啊，這哪裡是記者采訪的新聞語言，絕對是詩人的妙筆生花。
其時，徐遲已接受國務院副總理兼中國科學院院長方毅的委托，和責編周明一起，深入雲南西雙版納亞熱帶密林采訪植物學家蔡希陶的重大貢獻去了。除夕前後，他們鑽進偏僻蠻荒的原始森林裡埋頭苦幹。他們不知道《哥德巴赫猜想》已引起全國性轟動，詩人點起的這支數學火把，已照得華夏大地一片亮堂，人人讀《猜想》之文，家家議景潤之事，盛況空前。
徐遲采訪完畢，寫出了《生命之樹常綠》，慎重送給當地上司審閱，然後和周明一起，攜稿回京。坐在飛機上，徐遲惜時如金，拿出印有“人民文學”字樣的稿紙，對報告文學作修改、潤飾，被眼尖的空姐瞥見。她用挺驚訝的語氣問：“老先生，您就是《人民文學》雜志的？”徐遲笑笑，指指旁邊的周明：“他是《人民文學》的。”空姐興奮地說：“這期《人民文學》刊登了徐遲寫的《哥德巴赫猜想》，人人搶着讀。我們看了非常感動，寫得太好了，大家奔走相告。”周明告訴美麗的空姐：“他就是徐遲，文章是他寫的。”空姐兩眼放光，連忙向徐遲深深鞠躬：
“老先生，您辛苦了，您寫得太棒啦！我代表讀者謝謝您。”
回到北京，聽到一片贊揚之聲，徐遲反而感到羞澀、不自在，連忙躲進北大燕南園采訪實體學家周培源去了。過了兩個月，當徐遲和周明再去中關村看望陳景潤時，發現他的生活、工作條件大為改善，已有了自己的辦公室。新時期文學中最早出現的新人典型陳景潤，收到了來自全國四面八方的讀者來信，來信堆放在辦公室地上有幾麻袋之多。有一袋信件另放在屋子最裡邊，上面還覆寫着幾份雜志。
1970年代末，徐遲與數學家陳景潤在一起（同行作家黃宗英、周明、秦牧）
徐遲問陳景潤：“那麻袋信為什麼另放？”陳景潤說：“那裡裝的都是姑娘們寫來的信，有的願意為我洗衣做飯打掃衛生，有的表達了愛慕之情，有的表示要和我終身生活在一起……我擔心别人看到了不好，故另放在最裡邊儲存起來。”
徐遲對周明說：“數學家陳景潤，有一顆保護女孩子的心。”
為了向即将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獻禮，徐遲馬不停蹄、奮筆疾書，寫出了《生命之樹常綠》後，又趕寫了《在湍流的漩渦中》等力作。于是他成了新時期報告文學的開拓者、領跑者。
重聚武漢東湖之濱
1981年11月30日，我和《十月》雜志的詩歌編輯晏明同赴武漢，先去武漢軍區大院暗中安慰正在挨批的《苦戀》作者白桦，下午到武昌東湖之濱拜訪徐遲。
晏明是老詩人，出過《三月的夜》《北京抒情詩》《故鄉的栀子花》等十多本詩集。早在1959年，他就在北京出版社編輯、出版過徐遲的評論集《詩與生活》，故他倆是親密的文友。我們去拜訪徐遲之前一星期，晏明在北京還收到他寫來的信，談及愛妻陳松得了腸癌，動手術打開一看，是良性瘤，尚未擴散，心中大慰，說今後又可重操筆墨生涯矣……
徐遲、陳松夫婦與大女兒徐律
我們到徐遲家時，他正在午睡。他見到我們，喜出望外，便把我們領到書房裡坐下來交談。我趁兩位詩友叙舊之際，細看靠牆立着的三個書架：一個書架上是一些舊的英文書；另一個書架上插着魯迅作品集、散文集、詩集，還豎立着大大小小幾十個硬皮筆記本——我坐在沙發上心想，這些可能是曆年積累下來的采訪本，會給徐遲創作提供豐富、生動的素材；引人注目的是第三個書架上擺着許多音樂書籍，有《音樂大辭典》《音樂家傳記》，以及徐遲早年寫作、出版的《歌劇素描》《世界著名音樂家》《音樂家和樂曲的故事》等著作。
我好奇地問徐遲：“您為什麼如此熱愛音樂？”徐遲告訴我：“我的故鄉是太湖之濱吳興縣古鎮南浔。我們那兒是魚米之鄉。南浔有小蓮莊公園，有嘉業堂藏書樓，有中國最早的絲綢業。我父母親都是老師。我父親在家鄉辦過一個貧兒教養院。教養院裡有個管樂隊，還有鋼琴，但沒有弦樂。我從小在音樂聲中長大，這樣培養了我對音樂的喜好。1936年，上海舉辦一次交響音樂會。我從家鄉專程趕去欣賞，會後搭車趕回浙江南浔。可見我對音樂是十分迷戀的。我特别愛聽古典音樂，家裡有幾張留聲機唱片，我想買一架落地唱機，閑來聽聽。”
1936年徐遲與戴望舒合影
徐遲本質上是詩人。除《二十歲人》外，還出版過詩集《戰争·和平·進步》《美麗·神奇·豐富》《共和國的歌》，上世紀50年代中期還擔任過《詩刊》副主編。故兩位詩友談起詩歌、詩人來，如數家珍，十分熟悉。徐遲說：“論詩，徐志摩第一，戴望舒第二，卞之琳第三，艾青第四。”我插言道：“艾青排第四，評價是否低了？”徐遲認為，排名第四，也是“五四”以來的傑出詩人。
我問他：“您最初發表的詩歌，署的就是‘徐遲’這個名字嗎？”他微笑道：“不是的。我原名徐商壽。處女作沒有用‘徐遲’這個名字。我上面還有三個姐姐，我是老四。父母叫我‘遲寶’。發表了幾年作品，我才用‘徐遲’這個筆名，原意是叫自己生活得慢一點，不要老是快節奏、性急、匆忙。不過，我這輩子也慢不下來。”
辭别之前，徐遲告訴我們，他打算找個木匠，丈量一下房間尺寸，做一批書架，幾個屋子靠牆放一圈，再買一批書來，建立一個像樣的智庫。他壽星眉下露出燦爛的笑容，說：“我的船兒加足了油，就可在這長江之濱，揚帆啟碇。”
再聚深圳創作之家
1992年3月5日，我和夫妻從廣州乘火車至深圳，叫了一輛計程車，把我們送到西麗湖畔、麒麟山下中華文學基金會創辦的度假村。到辦事組報到時得悉同來度假的還有報告文學作家徐遲、學者王元化、兒童文學家束沛德、散文家丁甯、江波、李天芳、詩人曉蕾、《人民文學》編輯部副主任塗光群等十多人。
第二天清晨，我到花園裡晨練，巧遇曾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的王元化先生。他近日正在校對一本名為《思辨随筆》的學術著作。從他那兒得悉，身患輕度中風的夫妻張可也來了。我向往的前輩翻譯家滿濤，就是張可的哥哥。
在林鳥聲中、玫瑰香裡，徐遲走到我們的身邊，也跟我們一起談論文學翻譯。接着王元化、徐遲和我三人議論、比較起梁實秋、朱生豪、曹未風、方平、孫大雨、屠岸等近二十位翻譯莎士比亞作品的人中，誰的譯文最佳。戴着深度近視眼鏡的王元化先生說：“我覺得朱生豪的譯文最好。古典詩詞他爛熟于心，故筆下文字融會貫通，琅琅上口，很傳神。如果你叫他按原文照實譯出，就不流暢了，風格就沒有了。”我研讀過朱生豪譯的許多劇本，表示同意。徐遲說：“複旦大學的孫大雨教授，很博學，我對他很佩服。我主持《詩刊》時，發表過他譯的英國詩人約翰·彌爾頓的詩，品質高，音韻好，故我付給他最高的稿費。”眼鏡片上照着晨陽光輝的王元化說：“孫大雨是個怪人，精力充沛，可以通宵不睡地寫作。”徐遲走向早餐的飯廳，說：“和翻譯相比，我喜歡創作，創作自由。我總是對自己的譯文不滿意……”
1978年，徐遲在昆明采訪著名植物學家蔡希陶，即《生命之樹常綠》主人公
1992年3月11日上午，在此度假、修養的作家們排列在“創作之家”門前的草坪上合影留念。
徐遲那年已78歲，衆人之中年紀最大，可他搶先在前排蹲了下來。他笑容可掬，像孩子般天真可愛。他絲毫沒有大作家的架子，總是謙虛有禮、和藹可親，單純如稚童，透明似冰雪。
拍完照，我請徐遲到我110房間喝咖啡聊天，他欣然前往。坐進沙發之後，我給他沖了一杯雀巢咖啡。他随手翻開茶幾上擺放的、我正在看的《汪曾祺自選集》，讀到第一首短詩《彩旗》——“當風的彩旗，像一片被縛住的波浪”，他臉色立即沉下來，用書遮住眼睛，沉默不語。我問他：“您為什麼沉默不語？”他自責道：“這首短詩是我當《詩刊》副主編時簽發的。可能我害了他。曾祺大概因為這兩句短詩在‘反右’中吃了苦頭，被發配到張家口外住羊圈掏大糞去了。唉，人啊，人啊，人的生活往往由無數偶然因素造成。”
接着談到了文學與科學。他認為，搞文學，最可怕的是落入俗套。一入套子，就陳舊了，像工藝品那樣，失去了靈氣，隻剩下匠氣。“是以，我總是追随着科技潮流向前走，跟着前進，這樣才能學到一點新東西，獲得一點新思想，才能不斷創新，不至于隻能寫些淺表的東西。科學博大精深。”
徐遲在家鄉南浔中學門前的留影
“科學能改變人類生活。我每天清晨兩點，一醒來就鑽研深奧的科學，鑽研理論實體學，看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研究‘誇克’，研究物質世界的構成，研究基本粒子、電子、質子、中子、原子，即使有些地方看不懂，興趣也很大。我現在急着想回去，因為武漢家裡收到一本友人寄來的英文版的《目的地火星》。我迫不及待地想得到它。家裡人問我，要不要寄到深圳來。我說，不要寄，我怕弄丢。科學使幻想變成現實。過不了多久，地球和月球之間會開通TAXI，人也可能到火星上去。人們乘着飛舟，天上地下，來往穿梭，像搭公共汽車那樣，十分友善。再過七八年，就進入21世紀了。
“猶如過了一夜到了清晨，過了一歲到了新年那樣，新世紀會帶給我們許多嶄新的、現在難以想象的東西。目前的情況是許多文學家不懂科學，許多科學家（錢學森例外）不懂文學。科學家如果懂文學，文學家如果懂科學，他們就能用美麗、形象的文字把科學通俗化，讓廣大人民看得懂……”
那天他和我一直暢談到午餐時分，才興緻未盡地、戀戀不舍地分手。
我望着徐遲老人頭頂已秃、頭發花白、上身微駝的背影，心想他就是一位懂得科學、熱愛科學、擁抱科學的文學家。又過了幾日，天氣很暖和，徐遲這隻南飛雁決定打道回府，急着去看那本《目的地火星》去了。回武漢之前那個晚上，我去送别。他正在整理行李、打包，見我去看他，便拍拍手上的塵土，坐下來和我交談。他一改平日诙諧、幽默的語調，對我嚴肅地說：“近來我對文壇感到失望。文學是有關心靈和精神的事業，但不少作家為了賺錢，迎合市場，寫些低俗的、低級趣味的東西。你隻要到書店、書報攤上看看，一些不堪入目的書名、封面包圍着你，庸俗不堪。編輯也缺乏敬業精神，書展上陳列、出售的許多新書，雷同的多，仿制品多，胡亂輯集的多，重複出版的多，搶譯、重譯的多，粗制濫造的多，創新的少，好書少，精品更少。評論家更是軟弱無力，隻知拿紅包，一味說捧場話。我們沒有别林斯基式的批評家，缺乏尖銳潑辣、令人警策醒悟的雄文。面對此種局面，我憂心忡忡。”
我表示同感，說：“文學決不應以賺錢為主要目标，作家應擔當道義，堅守品格。”但同時感慨：窗門大開，蒼蠅進來；大潮之中，難免泥沙俱下。個人力量有限，隻能潔身自好。我勸徐老：“您已是近八十歲的人了，想開點，今後應以保重身體為第一，而把創作放在第二位為宜。”徐遲說：“謝謝你的關心。我和詩人晏明很久不見了，你回京後代我問好。”我說：“一定一定。”見他忙于臨行前的收拾，便和他握手告别。
揭開詩人跳樓之謎
1996年12月14日下午，我乘計程車到西郊飯店參加中國作協第五次代表大會。報到後住318房間，突然聽到一個爆炸性消息：徐遲已于12月12日深夜12時跳樓自盡！
衆代表驚駭之極，困惑莫解。我在會上遇到的二十多位代表極其傷心，紛紛詢問，是什麼原因導緻如此悲劇。各個房間都在議論着這件事。好幾位作家猜測這是老年寂寞所緻，建議作協建個作家老年較高價的電梯大廈，配備陪護人員，以解決他們孤寂之虞。有的認為他第二次婚姻失敗，遇人不淑，子女疏離，雖然很快跟C女士分手了，總是心上的遺憾。有人說他玩電腦玩得走火入魔，受到了某宗教散播的世紀末頹廢情緒的影響。有的認為他不能忍受血壓不穩、腸胃不适、支氣管炎嚴重等疾病的頻繁襲擊而取此下策。有的說湖北作家朋友要來北京參加作代會紛紛到同濟醫院六樓與之告别，使他感到不能與會的孤苦零丁、形單影隻。有的猜想他患了老年抑郁症，心中想不開就尋了短見……種種說法，莫衷一是。
兒時徐遲（中立者）在南浔與兄弟姐妹合影
17日那天，吃完中飯，路上遇到湖北團的老詩人曾卓。曾老和徐遲是多年老友，便向他探問。
他說，徐遲一生追求真善美，看不慣社會上的假惡醜，便過着與世隔絕的生活，不看刊物，不看書，不讀報，不看電視，不接電話，不聽音樂，不玩電腦，不會客，不出門。他關在家裡隻研究憲法，拿着憲法反複閱讀，認為憲法是最深的哲學，最美的文學，最公平、正義的根本大法。曾老的話，仍不能解我心中的疑團。
由于徐遲的為人為文，是當代作家中我最敬仰的對象之一，故作代會之後，我一直設法揭開這個死亡之謎。經過向他親密助手、得意門生、友好鄰居、交心詩友、責任編輯長期打探、詳細詢問，終于梳理出一條清晰的脈絡，才弄明白他如此謝幕、如此離世，主要是因為他精神上的極端痛苦。
那時他主編過的嚴肅文學雜志《長江文藝》滞銷，訂數一再下降、下降，隻剩不到一萬份；而同在武漢的通俗刊物《今古傳奇》卻發行一百萬、兩百萬甚至兩百萬份以上。兩者懸殊如此之大，他想不通。那時書商瘋狂盜版刊印暢銷書，賺了大錢，過着土豪似的生活，而他這個辛勤寫書的人，隻能住在冰窖似的卧室内，凍得徹夜難眠。他想不通的是：為什麼有關部門不采取強有力措施保護知識産權，為什麼放任不法書商們明目張膽的盜竊行為？科學家們默默無聞地作出巨大貢獻，但為什麼研究衛星、研究飛彈的，其生活還不如街道上賣茶葉蛋、賣鴿子蛋的，對此他想不通。演戲、演電影、唱歌的人，其片酬、出場費高得驚人，而寫劇本的、作曲的、寫歌詞的稿酬很低，這種本末倒置的現象，他實在想不通。上世紀90年代以來，假藥、假酒、假煙、假油、假奶、假肉（注水肉）、假魚（名真實假）、假米（米中摻沙）等假貨充斥市場。食品摻假是人命關天的事啊！他想不通世風為何如此頹敗，道德為何如此淪喪。有位密友特地安排他住進溫暖的星級飯店，讓他度過寒冷的冬夜。他高高興興去了，洗完澡，剛躺下，床邊桌上的電話鈴就響起來了。一個嬌滴滴的女聲說：“先生，你要按摩嗎？你要陪夜嗎？我這就過來。”徐遲憤怒地摔下電話，自言自語：“武漢之大，我竟然找不到一個平靜的安居之所。”
1996年左右，即上世紀90年代中期，當時尚未展開像如今的既抓老虎，又打蒼蠅，更把權力關進籠子的反貪、反腐、反奢、反黃、反假的執法行動，故社會上官商勾結、權錢交易、賄賂橫行、貧富懸殊、大吃大喝、鋪張浪費的現象十分嚴重。徐遲對此深惡痛絕。他是個對憲法有深入研究的人，可是生活中經常發生違憲違法、權大于法的事例，對此他百思不得其解。
癡迷于電腦的徐遲
徐遲是個有尊嚴、有追求的理想主義者，容不得醜惡泛濫。面對如此無奈的環境，豈能随波逐流、苟且偷生！他不由想起了巴爾紮克的小說《幻滅》。他和這部小說的作者和主人公一樣，感到了理想的破滅。他想起了他譯述《托爾斯泰傳》中托翁最後的結局，以82歲（1828—1910）的高齡在寒冬裡獨自出走的情景。托爾斯泰是整個俄羅斯的良心，他想步這個大師的後塵，也在82歲（1914—1996）冬天出走。他想起了《南齊書·王敬則傳》中記的“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計”。他曾經以暗示方式把“三十六計走為上”的想法告訴他最親密、最信得過的人。但他的密友沒有認真對待，隻以為這如他詩友徐志摩在《再别康橋》中所抒寫的那樣：“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來，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密友覺得這是詩人的浪漫情懷。其實，徐遲已標明時間，要擺脫當時那種泥沼般污濁的生活。
有次一個路人不幸被汽車軋死了，他說此人在幾秒鐘之内就結束了生命，是一種幸福。徐遲在醫院裡撿到的一張紙片上，用英文潦草地、别人很難辨認地寫了一行字，譯成中文，就是“走意已堅，誰能勸我，誰能救我？”有個朋友到醫院裡探望他，他對友人說：“你有什麼問題快問我吧，你不問，過些時候就問不着了。”他對醫院裡一位愛文學的女醫生說：“花盛則謝，光極則暗。一個人，當他的事業達到頂峰之後，再難以往上攀登了，轉折之前最好的收場是飛起來。”說完，徐遲做了個飛翔的手勢。
凡此種種，都是他棄世念頭的流露。
時間終于捱到了他標明的1996年12月12日深夜12時（12+12+12=36），三十六計走為上。他悄悄從病床上坐起來，悄悄走出陽台門，悄悄推開窗子，向外縱身飛躍……
啊，是他一連串的想不通，促成了詩人之死，釀造了這一震驚文壇的悲劇。
歲月流逝。一生追求真善美的徐遲，不願與假惡醜為伍，毅然離開我們了。為了深深地懷念他，銘記這位嫉惡如仇、心靈像冰雪一樣純淨的詩人，筆者在耄耋之年特撰寫了此文。
尊敬的讀者，你們可要睜大眼睛時刻警惕生活中那些言行不一、戴着面具的假、惡、醜啊！
來源：各界雜志2022年第7期
作者：張守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