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嚼兩千年》，曹雨著，中信出版集團·新思文化，2022年6月版
中國食用槟榔的習俗是怎麼來的？
現在中國最常接觸到的槟榔是湖南式的，這些包裝好的槟榔是我們最常接觸到的。槟榔成熟果子的顔色和《一嚼兩千年》這本書的封面顔色比較接近，嚼出來的汁液也是這個顔色。但實際上，這種類型的槟榔的流行在中國是非常晚近的。就像這本書的名字《一嚼兩千年》，中國人吃槟榔吃了有兩千年的時間。傳統上吃的是青色的槟榔，這才是最傳統的吃槟榔的方法。而這種原本的食用方法曾經廣泛流行于整個廣東、海南、福建這些比較靠近熱帶的沿海地區。
這是我們現在能夠看到的最早的一幅描繪中國人吃槟榔的比較寫實的畫像，是1793年馬戛爾尼使團的William Alexander畫師畫下來的，當時這個畫像是沒有寫地點的，但是從他的行程來看，最有可能畫下來的地方是在澳門，他很有可能是在澳門看到了當時做槟榔的這麼一個情境，然後把它畫了下來，這裡有蒌葉，這邊有一個石灰盒子，這邊是已經包好的槟榔，這個時候看到的槟榔的樣子就跟台灣看到的包葉槟榔幾乎是一模一樣的，是以當時廣東是流行這樣吃槟榔的。
William Alexander描繪的中國人吃槟榔的畫像。
但是大家如果最近有去廣東的話就會發現，其實廣東人早就已經不這樣吃槟榔了，這個習俗對于廣東人來講都是非常陌生的了，因為它已經消失了至少一百年的時間，以至于到民國初年的時候，嚼槟榔的這個問題已經不成為一個社會問題了，而在其他地方它還會被認為是一種社會問題，但是那個時候在廣東已經沒有嚼槟榔的習慣了，意味着一個傳統民俗徹底的褪去。
廣東食用槟榔的習俗是從哪裡來的呢？世界上所有吃槟榔的人，嚼槟榔的習俗的起源都是南島語系族群。南島語系族群對于華北或者北方的人來講可能還是蠻陌生的概念，如果我們了解中國的語言構成通常我們會說漢藏語系，漢族、彜族這些都屬于漢藏語系的民族。還有一個很典型的語族就是侗台語族，侗族、壯族、傣族都講侗台語族的語言，是在中南半島活躍的；還有一個苗瑤語族，有時候也叫它中南語系，這個語系的族群活躍在中南半島。接下來中國北方還有阿爾泰語系，有這麼幾大語系。
南島語系族群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族群，這個族群的起源地，一般來講學術界廣泛認為它是來自大陸的台灣島，台灣開始源起以後向整個太平洋群島和東南亞的這些島嶼上面進發，這個族群是遍布在海洋上的，以航海技術作為他們一個很顯著的特點。它還有一些奇怪的民俗，比如中國古籍裡面記載的“雕題黑齒”，一般就是指南島語系族群的後裔。是以當我們看到中國古籍的時候會發現有個問題，它裡面會寫到很多對南方民族混淆的稱呼，它可能會把瓯越、越裳、駱越都認為是百越，不加以細緻差別，但實際上在中國長江以南的這些原生民族之間是有很大的差異的，他們可能是屬于不同的語系。比如有些是來自侗台語系的，有些是來自南島語系的，這些民族都是生活在華南大地上的。随着漢族逐漸向南拓展，這些民族有一部分融入了漢族，有一部分永遠離開了華南，遷徙到中南半島上面去了，是以南島語系族群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現在在中國大陸已經看不到任何的南島語系族群了，但是曾經它是在中國沿海有定居地的。
南島語系族群是目前被發現的第一個食用槟榔的族群，最早的遺址是在巴拉望島上，這個島上有個都揚洞穴，發現了最早的人類嚼槟榔的痕迹，大概距今五千年前的嚼槟榔的人的牙齒的痕迹，必須是由槟榔和石灰混合以後産生的痕迹，是以最早的食用槟榔的痕迹發生在巴拉望島。
之後的記錄也可以在馬來半島或者在菲律賓群島或者越南南部可以發現這些嚼槟榔的痕迹。但是很遺憾在華南并沒有出土這樣的東西。如果按照嚴格的考古學的判定方法，我們不能印證說嚼槟榔的習俗就在漢人到達華南以前就真正存在過，但是文獻上能夠支援漢人到達華南以後發現槟榔那麼一個說法，是以我們現在能夠得到的證據就是說我們雖然沒有明确的考古學的證據，但是我們可以間接推斷出來，華南是存在嚼槟榔的南島語族的部落的，但是我們沒有辦法找到任何的實在的證明，大概就是這麼一個情況。
嚼槟榔的習俗随着南島語系族群的擴散，擴散到了我們現在看到的地方以外還影響了它北方的兩個鄰居，一個是印度一個是中華。印度受到這個影響以後，幾乎在整個南亞次大陸上都産生了嚼槟榔的習慣，他們把這個作為一個宗教儀式當中的一部分，流傳下來，是以在印度嚼槟榔是個很普遍的事情，到現在也是，印度人嚼槟榔跟南島語系族群還是有點不一樣的，印度人嚼槟榔的方法是把槟榔切得非常碎，裹在蒌葉裡面，也是會加石灰，但是他們還會加煙草、加糖，會加其他的香料，是非常混合的嚼法。在中國嚼槟榔的習慣，長期以來在嶺南是保持着跟南島語系族群一緻的嚼法，就是青葉青裹的狀态。
槟榔的藥用用途
如果說到中國人對槟榔的記載，第一個記載槟榔的人是楊孚，楊孚本身就是廣州人，當然廣州這個名稱出現既早又晚，它在漢代的時候就已經有交州廣州這樣的說法，但是當時的廣州是泛指廣東廣西的所有地方。現在的廣州市的出現是在民國初年重新定義的，是以現在的廣州跟以前的廣州所指的範圍不一樣。楊孚井這個位置是在廣州的下渡村，這個村落現在已經位于市區裡面了，長期以來它是處于城外的一個郊區的位置。在楊孚井這裡，其實這個楊孚井也是有問題的，它是後來推斷的，可能是楊孚家後花園的井。但是由于這個村的位置，數千年來是沒有變更過的，是以這個推斷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楊孚是第一個記錄了槟榔的人。
可以想象一下，當東漢的楊孚詳細記錄槟榔的時候，你所得到的資訊就是楊孚是一個漢人，他是一個在南越的漢人，他很有可能是一個漢王朝為了征伐南越而派下的一個軍官的後代，大概是這樣一個征服者的地位出現在南越的土地上，他就詳細記錄了槟榔的食用方法。比他更早的是司馬相如，司馬相如也記錄了槟榔，但是他的槟榔隻有一句話，是以我們不認為他是實地見過或者能夠直接傳遞資訊的一個東西，他在《上林賦》裡說了一句話“仁頻并闾”，仁頻就是槟榔，并闾就是棕榈樹。他這裡說的“仁頻”實際上是Jambi的音譯，在馬來語裡面Jambi是指槟榔，Pinang也是指槟榔，兩個說法在馬來語和印尼語裡面都是這樣的。我們現在看到印尼是有一個叫作占碑省的地方，占碑就是Jambi的意思。像丹戎槟榔也是印尼的一個地方，馬來西亞還有槟榔嶼，槟榔嶼是很有名的地方，因為它跟辛亥革命有密切的關聯，發動三·二九廣州起義的時候，指揮部就在槟榔嶼。
我們看這些名字命名就可以看到南島語系族群對于槟榔是有一個想象的，就好像西方文字對于橡樹的想象，西方文學裡面經常會出現“橡樹騎士”或者“橡葉騎士”這樣的說法，他認為橡樹是代表一個騎士高貴的品格的，是以在西方的文化裡面經常會出現這樣的一些地名。中國傳統也有類似的一些，像河南的柘城，柘在古代就是一個挺受尊敬的一種植物，是以把這個柘經常用作地名，還有很多小地方是跟柘有關。槟榔在南島語系族群裡面有同樣的意義，他認為是一個非常正面的值得描述的植物，就像中國人說的竹子、蓮花，或者中國印象當中的梅花之類的一個比較正面的植物的形象，在南島語系族群的印象當中是有這麼一個印象的。
傳到了漢民族的視野以後，楊孚是第一個記載它的人，他是這樣說的，“槟榔，若筍竹生竿，種之精硬，引莖直上，不生枝葉，其狀若柱。其颠近上未五六尺間，洪洪腫起，若瘣木焉。因坼裂，出若黍穗，無花而為實，大如桃李”，就描述槟榔的樣貌，最後很重要的一點是說“飲啖設為口實”，就說當時嶺南人嚼食的方法，加上解釋，把牡蛎灰加入槟榔當中同嚼能讓人産生欣快的感覺，俗曰：“槟榔扶留，可以忘憂”。後來本草綱目也是沿用了這句話“槟榔扶留，可以忘憂”，是以是對槟榔的一個很重要的文化想象就是從這裡來的。是以從楊孚開始，他特别寫成了這本《異物志》，把嶺南的各種物産介紹到中原去，是中原人第一次知道了嶺南有如此多的物産，可能會有很重要的藥用價值或者食用的價值。
槟榔在楊孚把它介紹到華夏文明、中原文明之後，就産生了槟榔的第一個用途，因為槟榔是一個嶺南人經常嚼的東西，而當時的中原人對嶺南人的印象是多瘴氣，是以他當時認為嶺南人之是以在嶺南而不會生疾病，是因為他們嚼了槟榔，而槟榔可以祛瘴氣，具有了這麼一個想象，是以從這時候開始槟榔被賦予了洗瘴丹的别名，他認為這個東西可以去除南方的瘴氣。瘴氣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想象，大家如果現在去想的話，現在如果一個北京人要去廣東的話，大概不會把瘴氣作為一個考量的因素，我可能到廣東會中瘴氣，應該不會想這個事情的。其實不僅是現在不會想，從明朝開始就不太會有人想這個事情了。
但是如果你放在兩漢或者魏晉時期，當時的人對于發配嶺南還是非常恐懼的，認為如果我到了嶺南的話一定活不長，一定活不下來，我一定會中瘴氣，我一定會死掉。昨天我在北京我也感受到一種，恍然有一種走在廣州街頭的感覺，北京也變得很濕了，有點嶺南的感覺。總之在那個時代，至少是在宋代以前，基本上嶺南是一個被人畏懼的地方，因為它有很多關于瘴氣的想象，認為到了嶺南一定會有瘴氣，《三國演義》那個書裡面寫了特别多關于雲南的瘴氣的想象，總之南方是有瘴氣的，這是當時普遍存在的一個想象。
但是後來為什麼就沒有了呢？尤其南宋以後基本上對嶺南的瘴氣就沒有太多的描述了，主要是因為嶺南的生活條件變得比較好，大家願意去了，瘴不瘴氣其實是個借口。我要是不想去它就有瘴氣，我要想去它就沒有什麼瘴氣。生活條件變好了以後，以至于到了明朝的時候，嶺南已經變成了一個商賈雲集，沃野千裡的地方，那時候是搶着去，那些當官的一想到能夠去嶺南刮刮地皮還是很開心的，這個時候已經完全不畏懼瘴氣這個事了。在兩漢之際，瘴氣還是很明顯的一個東西，是以槟榔已進入中國人的文化視野，馬上就被賦予了一個洗瘴丹的想象。槟榔也成為了一個下一切氣的首選用藥，就是指所有的惡氣、嘔氣，覺得氣不順的情況都可以使用槟榔來調節，是以槟榔當時在四大南藥之中作為首選用藥，是以當時對槟榔的需求量是很大的。不過也不要認為槟榔是個便宜的東西，藥在古代的價格是很高的。
槟榔入藥的形态一般是這個樣子，槟榔心切片以後的圓柱的狀态，可以看到它的紋路很漂亮。是以我們有時候說一些木料或者一些東西比較好會說它有槟榔紋就從這裡來的，因為它的紋路很好。
對于槟榔入藥以後的記錄最早是由張仲景開始，張仲景當時在他的藥方中就明确地寫了好幾味關于下胃氣，下嘔氣，消食的藥用到槟榔，從他開始以後，葛洪和陶弘景都有描述槟榔的使用，對槟榔經過魏晉以後的确認，它已經成為了一個非常普遍下氣的用藥，它的中醫藥的地位就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以至于到了東晉以後，它已經是一個非常常見的藥品。
槟榔與佛教
我們說到漢人南遷對于槟榔的影響，我們知道在槟榔的發展當中一個很重要的時代就是魏晉南北朝的時代，它對于槟榔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實際上這個時期的核心就在于統治重心的南移。在兩漢時期關于槟榔的記載，一般來講出現在《異物志》裡或者出現在一些醫書或者藥書，那麼在兩漢之後槟榔開始普遍出現在中文的文獻裡面，最核心的要點就在于中國的統治的重心從原來的洛陽轉向了建康，當他把首都搬遷到南京以後，建康就是現在的南京，整個的文化和士人集團都向南遷移以後，它對于槟榔的認知得到了極大的加強，加強了對于槟榔的了解，因為建康離南方近了很多。原來統治的邊陲，比如說漢代，漢代那時候把交廣二州的首府是放在這個位置，廣西梧州和廣東封開之間的位置。這個位置是一個沒有什麼屏蔽的地方，基本上是西江中遊很多山的地方，是以那個地方是非常不适合作為都城或者作為大的城邑發展的。
廣州是一個非常适合作為大的城邑發展的地方，都是平地，它能夠統轄整個珠三角的肥沃平原。在南越國的時候，廣州的市區一直都是作為城邑而存在的，但是到漢代的時候他把這個城邑毀掉了，遷到封開去，意思就是穩定勝于發展，對于漢朝來講，嶺南不重要，是以我需要把你的城邑放在一個比較小的地方，我要限制你的發展。那麼到了東晉，尤其是在東吳的時候情況就不一樣了，因為東吳并不統治北方的已開發的地區，是以南方對他來講很重要，他很重視開發廣州。這個時候當時的孫吳政權就把原來在封開的交廣二州的首府搬到廣州去了，把廣州重建立立了起來，這個時候他認為嶺南對他來講很重要。
到了東晉的時候，嶺南對東晉來講也很重要，因為它把北方所有的腹地都丢光了，這時候廣州對他來講非常重要，他需要加強對這裡的統治，不斷派遣得力的官員，不斷把嶺南的物産開發出來，能夠為其所用。是以當華夏統治重心南移的時候，槟榔作為文獻當中記載出現的東西就變得特别重要。
大家很正常會産生這樣的想象，比如說在北京，北京文化資源也是很多的，以至于我作為一個廣州的文化人我都經常想着我要搬到北京去住，因為北京實在是聚集了太多的資源，靠近統治重心是文化人天然的屬性。建康也是一樣的道理，當你的首都在建康的時候，文化人都會跑到建康附近去住，這樣你對南方物産的記錄和描寫自然會多起來。對于南方的記載又進一步變得比較少，是以就造成了魏晉南北朝時期是對槟榔描述最多的一個時代。
在這樣的一個喪亂的前提之下，感受那個時代獨特的精神狀态，南遷的漢人對于北方一片喪亂這種感覺。大家如果知道佛教傳入中國的曆史的話，會講到洛陽的白馬寺，這是第一個中國的佛教寺廟。雖然在東漢的時候，佛教就已經傳到了中國，但是它真正興起是在南北朝的時候，在南北兩方，大家知道南北雙方都進入大混亂的背景下，佛教就成為了最大的赢家。而且雙方統治者都非常需要佛教來鞏固他不正統的政權的地位。如果相對于之前的政權來講，比如說漢代，漢代是一個正統性非常高的政權，它對于宗教的依賴是比較弱的。但是南北朝無論到了哪邊，無論是北魏還是蕭梁，他們都是屬于僞政權，因為自從宋武帝劉裕篡位之後，整個政權的合法性得到了很大質疑，這個時候佛教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佛教又再一次加強了槟榔的印象。
我們現在看佛教的曆史，前一段的時候看到了南島語系族群對印度人的影響那一段，印度人嚼槟榔非常早，在佛教誕生以前印度人就有普遍嚼槟榔的習慣，但中國人沒有，中國人沒有主要是因為氣候條件所緻，印度是适宜種植槟榔，南亞西大陸的南端都是适宜種植槟榔，是以他們可以種出來，但是中國是不适宜種植槟榔的，到現在為止隻有海南和台灣是可以出産槟榔的，其他地方是不宜種植的，就比如說廣東的南部甚至是很熱的地方都不适合種植槟榔，因為冬天仍然會受到寒潮的影響，槟榔樹一旦受到寒潮影響之後結的籽就非常小，結小籽之後這個東西是沒有辦法有足夠的商業價值，商業價值會大為降低。是以在印度，這個東西在佛教誕生以前就深深嵌入了印度文化當中，是以當佛教誕生以後它已經很自然地成為一種佛教的供養品，其中“五樹六花”的規定就包括了菩提樹、高榕、貝葉棕、槟榔和糖棕。菩提就不用說了，菩提是智慧的化身，高榕一般來講是一種觀賞性很強的植物，貝葉棕的那個貝葉就是用來寫《貝葉經》的，還有我們見過的藏傳的經文就是用貝葉寫出來的，它是用來曬幹以後書寫經文用的。槟榔是作為佛教僧侶的香口物和提神物的，當時在印度的時候槟榔主要的作用就是在這兩方面。一方面是香口，你不可能用你污穢的口氣去沖撞佛祖，是以你需要槟榔來香口。另外就是你需要用槟榔來提神，佛教僧侶在打坐和冥想的時候其實是蠻容易睡着的，如果有槟榔就會好一些。糖棕就是用來生産一種褐色糖的東西，也是當時作為寺廟的一個很重要的供養品，是以這些東西是有意義的，我們現在看到的佛教所說的五樹六花的規定。
這個規定到了漢傳佛教以後好像不是很保留這個東西，因為“五樹六花”裡面全部都是熱帶作物，漢地應該不太可能種得活這些東西。槟榔就不用說了，菩提和高榕還勉強可以，貝葉、槟榔和糖棕是不可能成活的。荷花還能成活，文書蘭、黃姜花、雞蛋花、緬桂花和地湧金蓮，這應該都是種不活的，如果在華北的話應該是種不活的，南方會好一點點，但是也不能完全把五樹六花都給齊集。“五樹六花”我見到的最齊的是在泰國，泰國一般它的佛教就保持了傳統佛教要求的“五樹六花”，泰國的僧侶至今也是保持嚼槟榔的傳統，泰國佛前的供奉，這個就是槟榔。佛前供奉是必備槟榔的，在南傳佛教當中。
當這個佛教在中國的土地上大興的時候，中國人也突然發現槟榔，中國人一直把槟榔當成一種藥來用的，東漢以來一直把槟榔作為一種去瘴丹來使用的，突然發現佛教裡面也用到了槟榔，這時候槟榔的地位一下就上來了，我供佛也要用到這個東西，是以槟榔在很長一段時間被作為賞賜品，賞賜給僧人或者寺廟。槟榔那個時候的價格非常高的，在古代一個遠距離運輸的商品，它的價格都會變得很貴。我們現在在北京吃個荔枝還覺得蠻平常的，但是我小時候在北京看到荔枝已經是非常稀罕的東西了，更不要說是在南朝的時候了，這是非常昂貴的食品。
我們後來能夠找到的關于漢人使用槟榔作為一種信仰象征的标志，最明确的例證就是河北宣化遼張文藻墓的壁畫墓，他的墓前是有兩盤槟榔的。明确地把槟榔供奉在墓前，是以這是一個非常有力的發現，你有這個證據就是鐵證了，有兩盤槟榔明确地擺在那裡，就說明它對于佛教的強烈的信仰，因為張文藻墓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墓葬，他是使用的西天荼毗禮的一個葬法，把人燒成灰以後紮在一個木偶裡面然後埋下去，那是一個西天荼毗禮的葬法，非常強烈的佛教信仰的标志。它後面這個經文全部都是佛教的經文，是以它是一個非常強烈的佛教信仰的展現，這裡面所有的貢品裡面沒有出現肉食。
正如之前南朝蕭嶷的遺囑裡面也是這樣強調的，在蕭嶷囑咐家人在他死之後不能給他供奉屠宰的三牲。大家知道按照儒家的傳統，一個親王去世的時候至少要用到少牢的規格，是以是需要屠宰牲畜的。但是在他的要求當中是不允許出現這個的，他要求用槟榔和肉幹和酒來供奉，肉幹屬于三淨肉了，在部分佛教概念當中，因為當時戒斷酒肉制還沒有非常強烈的印象。在那個時代，槟榔已經被認為是一種佛教的，而且可以用來取代傳統的儒家的禮儀的，因為儒家是非常強調祭祀的，當時就已經采用了這種方法，用槟榔來代替。
張文藻墓中，最右側的兩個貢碟盛放着槟榔。
但是我認為即使在張文藻的墓裡面發現了槟榔，也不能認為在遼的時代，在北方就有廣泛吃槟榔的可能性，因為我始終認為在北方槟榔是作為一種非常昂貴的東西，或者說隻跟佛教信仰搭配的東西出現，它可能沒有那麼廣泛地流行，可能少部分的貴族會享用，但是不可能出現大量的流行，它畢竟是個高價物。在這種特殊的場合，我們有時候會覺得墓葬裡面發現的東西是個常态，但是墓葬裡面發現東西其實是個變态，比如我們經常會發現大量的青銅器，我們考察一些比較重要的遺址會發現青銅器，但是古人吃飯真的是拿青銅器吃的嗎？不可能的，古人吃飯是拿陶器吃的，隻是那些陶器沒有儲存下來，它有一個幸存者偏差的問題。
墓葬裡面也是這樣，墓葬裡面陳設的東西并不是他們日常生活的陳設，是會有一些改變的，因為它是墓葬，有一個特殊的用途的，寄托着另外一些想法，它跟日常用途是不一樣的。當然墓葬已經是非常好的實物證據了，相對于其他的陳設來說。如果沒有辦法的話我們隻能通過設想一千年以後的人如果要恢複一個我們現在的場景的話，而通過一個墓葬的場景來恢複我們現在的生活場景是很不可思議的一件事情，我們現在有時候恢複生活場景就是用墓葬的方式來恢複的。如果要一個穿越了的古人來看的話會覺得是一件很陰森恐怖的事情。
槟榔如何成為情愛關系的象征？
到了南朝以後，我們剛才講的兩種用途，一個是槟榔的藥用用途，是從它物體的本身特性來出發的。另外一個是佛教的用途，直接從印度佛教傳過來的，被中華文化所借鑒的。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我說的四種對槟榔當中的想象當中一個很重要的叫作“調直亭亭，千百若一”的想象，這個想象使得槟榔多次出現在貶谪詩裡面。就是當一個中原的文人或者一個士大夫被貶到南方的時候，他通常都會寫到槟榔，而且會一再強調自己的心跟槟榔一樣，無限的向往，對朝廷有一個忠誠度在這裡，他這一段寫的，“本不大，末不小，上不傾，下不斜，調直亭亭，千百若一”，這一系列的東西其實是展現了槟榔作為一種物，它被頌揚的一種狀态，它被漢人賦予了一個文化上的想象，它是一種正面的積極的植物，這種文化想象就開始出現了，而這種想象是漢文化疊加給槟榔的第一次想象。
當然這種想象很快就變成了另外一種想象，對伴侶的忠貞不貳。因為這種東西一般指的是對皇上，雖然我被發配到了嶺南，我見到了槟榔我就把它寫下來，以表達我對朝廷的心是沒有變的，我還是心向皇上，心向朝廷。但是到了民間以後，畢竟做官的機會不是人人有，但是情愛的關系應該是人人都有，是以到了民間以後，它這種形象就變成了一種忠貞不貳的相生相需的形象，就變成另外一個狀态，就變成了民間的定情信物。
槟榔長期以來保持一種情愛關系的象征，比如說在印度的神話裡經常有關于槟榔和定情物的關系，很自然的槟榔會作為一種定情物，因為它有“調直亭亭，千百若一，上不傾，下不斜”，反正就是一個很正面的情愛的形象，大概是這麼一個意思，是以它一直是有這樣的含義的。在中國的文化裡面也是有這樣的含義的，比如說在廣東、越南，現在越南的婚禮也是有的，廣西的婚禮當中槟榔都是作為一個非常重要的禮物要互相交換的。槟榔在嶺南婚禮中是非常正式的交換物，它是展現正式關系的，而不是展現偷情關系的。
但是在北方的文獻記錄當中展現了一個偷情的關系，比如說紅樓夢中的賈琏跟尤二姐讨槟榔，這展現的是一個非正式關系，它也是男女關系，但它是一個非正式男女關系。但嶺南是一個很正式的男女關系，它展現的是叫“奉槟榔、擔槟榔、酬槟榔、槟榔歌”，它是有一套儀式跟它相伴随的，這是一個非常正式的場合，槟榔在嶺南沒有任何的負面的偷情的意思。但是離開嶺南之後就産生了這個意思，這是為什麼呢？你想它情愛的意思沒有變，但是因為它在北方不是一個那麼常見的東西，是以它被賦予了一個更加非正式關系的含義。是以就會有了這樣的一個意味在裡面。
這是在民國初年的時候畫的一個“此中國賣槟榔之圖也，其人用籠内裝安南海南槟榔，沿巷售賣，每枚用剪夾碎數瓣，買去零星食之”，這是對當時民國初年賣槟榔的記載。其實到八十年代的時候，在湖南的街頭還經常可以看到一些賣槟榔的攤販，當然已經不是用這種擔擔，一般是用小推車來行進的。我們現在所熟悉的包裝槟榔的狀态是從90年代以後才開始大規模流行起來，它真正的盛行是2000年之後随着電視媒體的推廣在全國開始流行，也是在特定的職業當中，比如說火車司機還有電競行業從業者，它有特别的職業偏好。
在台灣的槟榔有一個别的含義，是槟榔西施，這是在台灣産生的一種獨特的文化符号。台灣一直是可以出産槟榔的，中國唯二的槟榔産地一個是海南一個是台灣，海南槟榔和台灣槟榔的源頭還不太一樣，台灣本土的少數民族是有采槟榔的習慣的，但是台灣的槟榔西施是另外一種風俗，兩個源頭有蠻大的差異，在書裡面有比較詳盡的描述。在清代以後，清末的大變局當中，廣府地區曾經是非常重要的吃槟榔的領地，現在隻有零星的文化的遺存，大陸地區在二十世紀以後隻剩下湘潭，隻有湘潭地區比較完整地保留了吃槟榔的習俗。但是對于槟榔的記載當中廣州人是寫得最多的，廣州在曆史上吃了很長時間的槟榔，而且廣州是嶺南文化的核心地帶，這個地方記載了槟榔的曆史，包括楊孚的《異物志》，萬震的《南州異物志》，沙門義淨，他是個僧人，他曾經在海外施粥傳法，在印尼、馬來西亞還有蘇門答臘這些島嶼上面進行傳法。沙門義淨是個廣州人，他從廣州出發，試圖把大乘佛教傳到尚沒有佛教的地方，幹了一件非常勇敢的行為，但最後不是很有效果。但他寫了一個很重要的筆記叫作《南海寄歸内法傳》，把他整個行程給寫下來，他看到的東南亞的情況。周去非的《嶺外代答》，他是宋代時候的人，屈大均是晚明時候的人，趙古農是清朝時候的人，這些都是廣東人。容媛和楊成志也都是廣東人，寫的《槟榔研究》，這是民國時期的，關于槟榔的記載最多的人還是廣東人，這些人形成了一系列的槟榔記載，才有了我後來能夠有充分的資源來寫成這本書。當然我也是廣州人，是繼承了一個傳統，冥冥之中的召喚讓我把這本書給寫了。
經過中國文人的不斷加工以後，槟榔在中國文化的形象被進一步加強了。比如李白的《一斛槟榔》“何時黃金盤，一斛薦槟榔”使用的這個典故。還有一個淚向槟榔，“淚向槟榔盡，身随鴻雁歸”。還有庾信的《忽見槟榔》，“綠房千子熟，紫穗百花開。莫言行萬裡，曾經相識來”。由于這些文人對槟榔形象的渲染，使得槟榔在中國文化當中形成了更加強烈的文化印記的形象，使得槟榔變成了中國文化當中的一個标志物，就好像我們一般說到蓮花就會想起《愛蓮說》或者想到芙蓉，就會有一系列的文化想象，槟榔的文化想象是從這裡開始的，是以它是有一個比較正面的文化想象在裡面的，由于南北朝文人不斷渲染，給它創造典故。
嘉賓/曹雨
整理/李永博
校對/盧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