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桂香 白雪桦 王健
作為戰後問題處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于1956年寬大處理了一批侵華日本戰犯。這批戰犯回國後成立了“中國歸還者聯絡會”（簡稱“中歸聯”），以“反戰和平·日中友好”為宗旨，在幾十年的戰後日本社會中敢于直面自己的戰争責任，作為戰争親曆者的他們始終站在“戰争加害者”立場反思侵華戰争，同時開展多種形式的中日友好活動。雖遭受右翼勢力的反對、攻擊甚至迫害，但他們仍堅持活動至2002年因成員年事高而解散。其中一個支部拒絕解散，誓言堅持到最後一個人。部分原“中歸聯”成員在組織解散後一直以個人身份從事證言活動，向世界講述日本侵華戰争真相以及中國的和平政策。如今，健在的“中歸聯”成員已屈指可數。
四、新中國的處理對戰犯的影響
1956年7月，第一批獲釋戰犯在歸國的“興安丸”船上，以登陸的“舞鶴港”為名制定了旨在“訣别錯誤的前半生，将中國的人道主義待遇及和平政策告知日本國民”等宗旨的《舞鶴方針》。“中歸聯”最初由1956年大批獲釋回國的部分校級以下戰犯發起，雖沒有逐一征求成員的意見，但他們有着代表其全體成員一緻認可的《舞鶴方針》，以及多年甘苦與共中建立的友情和信任。他們相知相惜，彼此都有着互相團結不離不棄的責任感。（中國帰還者連絡會編『帰ってきた戦犯たちの後半生——中國帰還者連絡會の四〇年』，新風書房，1996：30）故“中歸聯”代表了接受新中國政府寬大處理的所有戰犯。1957年，被判處有期徒刑的原侵華第43軍第59師團中将師團長藤田茂獲釋提前回國後擔任“中歸聯”首任會長，成為該組織和平活動的象征。
僞滿洲國新京高等法院審判官飯盛重任獲釋回國後宣稱“在中國的檢討是被強制性的，手記不過是信口開河的胡言亂語”等，“中歸聯”認為這是與岸信介同出一轍的軍國主義侵略者的本質，是與“中歸聯”的思想背道而馳的，将該問題送出到“中歸聯”第二次全國大會，大會經讨論決定将飯盛重任除名。（中國帰還者連絡會編『帰ってきた戦犯たちの後半生——中國帰還者連絡會の四〇年』，新風書房，1996：119-120）
新中國對日戰犯處理的效果，本文從管押期間和釋放回國後兩個時間段考察。綜合撫順戰犯管理所對管押戰犯的分級評定和“中歸聯”成員在戰後日本社會參加和平活動的情況，形成下圖。
撫順戰犯管理所原日本戰犯的認罪檢討與“中歸聯”和平活動人數（資料來源：撫順戰犯管理所編：《戰犯管理所五年來工作總結》，1955年；“中歸聯”會刊《前へ前へ》）
撫順戰犯管理所對管押的日本戰犯以認罪态度依次用“表現好的”、“表現一般的”、“表現壞的”進行了三級評價：1954年3月以前表現好的占5%，表現一般的占71%，表現壞的占22.6%；1954年10月表現好的占11%，表現一般的占77%，表現壞的占12%；1955年3月表現好的占31%，表現一般的占62%，表現壞的占5.6%（以939名戰犯為例）。
“中歸聯”活動資料僅以成員會費繳納記錄為準。為統一起見，本文将繳納會費人數等同于關押期間的“表現好的”。
對比戰犯在管理所時期思想轉變的人數和“中歸聯”繳納會費人數可以看出，戰犯思想發生轉變的人數是穩定的，獲釋回國後有增無減且貫穿始終。
可分為三個階段：
撫順戰犯管理所關押期間（1954年3月-1955年3月）：突出變化出現在“表現好的”和“表現壞的”兩個群體。1954年偵訊工作開始前，“表現好的”僅有40餘人，通過一年的悔罪教育，到1955年增至近300人，而“表現壞的”由200餘人降至50餘人，即一年的悔罪教育不僅争取了260人左右的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而且還化解了150人左右的消極因素。當然，之前對尉級以下戰犯的教育為偵訊階段的悔罪教育奠定了基礎；
獲釋歸國“中歸聯”成立至分裂前（1957年-1964年）：“中歸聯”活動人數一直保持在400餘人，1962年一度超過500人。明顯看出，戰犯獲釋歸國後參加和平活動的人數是高于撫順戰犯管理所的關押期間的。雖包括太原戰犯管理所的百餘名戰犯中的部分成員，但整體看人數穩中有升；
“中歸聯”統一至總部解散（1987年-2002年）：1986年統一後近十年間“中歸聯”活動人數基本穩定在三百人左右，這期間開展了出書、演講、辦展、接受媒體采訪、創刊等一系列活動，“中歸聯”活動達到高潮。現有資料統計，1994年，“中歸聯”在世成員531人，參與活動274人，占總人數的51.6%。考慮到成員的年齡結構，“中歸聯”八十年代末開始吸納“贊助會員”。起初以其成員的家人親屬為主，之後範圍逐漸擴大至日本社會各界人士，直至2002年成員平均年齡超過82歲終因老齡組織解散。
1967年至1986年間“中歸聯”因成員間内部意見分歧至組織分裂成“中歸聯（正統）”和“中連”兩個陣營，部分成員退出了活動。但在1984年“中歸聯”籌備歡迎中國戰犯管理所原從業人員活動中，取得聯系的會員697名，其中529名繳納了招待費用，參與和平活動人數比率達76%，遠高于關押期間思想轉變人數，盡管組織處于分裂狀态。
另外，從“中歸聯”活動的組織者和參與者來看，60年代分裂前多為原将校級戰犯，而80年代再統一時，将校級等年齡大的成員陸續離世，活動主體轉變為年齡層較低的校級以下戰犯。
1967-1986年“中歸聯”分裂期間，内部的分歧并沒有影響其成員對其組織“反戰和平·日中友好”宗旨的踐行。“中歸聯（正統）”的活動在“反戰和平”的同時側重“日中友好”，而“中連”則在孤獨中重新給自己定位于“以證言為中心”開展活動，會長先後由島村三郎、杉原一策和富永正三擔任。期間島村三郎（1975年）和富永正三（1977年）出版回憶錄，細緻地描寫了作者思想轉變過程以及對戰争責任的認識。富永正三則在認罪的基礎上，追問着什麼是戰争犯罪，誰才是真正的戰争責任者，主張“執行者承擔作為執行者的責任，在此基礎上追究指令者的責任”。這也是他們在中國、在撫順學到的“認罪的基礎是對自我行為負責任的态度”。“中歸聯”成員之是以能夠認罪，在于其自身“由受害者的意識向加害者意識的轉變，由回避責任的态度向承擔責任的态度的轉變”。這個人類社會特殊時期産生的特殊群體堅信“認罪思想是最為必要的日中友好的原點”。（中國帰還者連絡會編『帰ってきた戦犯たちの後半生——中國帰還者連絡會の四〇年』，新風書房，1996：391，207）
還需要特别強調的是，1986年10月，“中歸聯”結束長達二十年的分裂，雙方基于“求大同存小異”的思想再次實作統一。他們之是以能夠“握手言和”，正是源于“在撫順、太原的共同經曆。中國人民以頑強的毅力，給予了我們這個世界上絕無僅有的支援和幫助，使我們徹底否定了鬼畜不如的前半生，認識到了作為一個人應有的自我認識和責任，擁有了為着光明的未來進而反對侵略戰争，捍衛和平，為實作日中友好而奉獻我們的後半生之志向”。（[日]「座談會：なぜ中帰連は統一できたのか」，『季刊《中帰連》Vol.38，2006年）撫順戰犯管理所成為該組織再次統一的紐帶，“撫順精神”使得“中歸聯”成員将“反戰和平·日中友好”信念貫穿其後半生。
可見中華民族追求人間大同的理念深得“中歸聯”成員認同，這一進步的價值觀作為具有強大号召力的一面旗幟凝聚了其成員的人心，成為“中歸聯”原戰犯不斷向善的内在動力，促進了其組織的團結，和統一後掀起的和平活動的高潮。
2002年，“中歸聯”會員平均年齡超過82歲，該組織終因老齡解散。但其“中歸聯山陰支部”拒絕解散，改為“山陰中歸聯”并誓言堅持活動到最後一個人。部分原“中歸聯”成員在總部解散後仍一直以個人身份從事證言活動，向世界講述日本侵華戰争真相以及中國的和平政策。
另外，單從圖1中“中歸聯”會費繳納人數看，參加活動的人數穩定在一半左右，這也意味着接近一半的成員并未參加該組織活動。但毋庸置疑的是，所有成員都恢複了人身自由，時隔多年得以同朝思暮想的家人團聚，過上了正常人的生活。這正是中國共産黨追求的“計利當計天下利”“世界大同，和合共生”等中國幾千年文明一直秉持的理念的具體實踐。
根據戰犯名單，年齡最小的出生于1927年，目前可知的健在的成員已屈指可數。歸國後未參加“中歸聯”活動的那部分成員，回國後的生活和對那段曆史的認識，我們無從可知。但本文第一作者在2015年赴島根縣走訪“中歸聯”成員上田勝善（與日本學者石田隆至同行），93歲高齡的耄耋老人見到中國人後，當即深深地鞠躬行禮，聲淚俱下為自己戰争時期在中國犯下的罪行謝罪忏悔，同時感謝中國政府和人民對他們的人道主義寬大處理，他們才得以獲釋回國過上如今幸福的生活，而被他們殺害的中國受害者則再也不能像他們這樣享受人生，對此深表遺憾和悔恨等等。
作者出生于上世紀六十年代，彼時戰争已結束二十餘年，且與上田勝善素不相識，老人如此聲淚俱下的真切“謝罪”與“感恩”，并非針對我個人，老人是在通過我在向我身後的“中國人”這一日本侵華戰争受害者“共同群體”表達着他們作為加害者的“謝罪”與“感恩”。
2015年，戰争結束七十年後的今天，年逾九旬高齡的老人縱橫的老淚、哽咽的聲音和劇烈震顫的身軀，哭訴着戰争給作為加害者日本人、給受害者中國人民帶來的一切……
1996年5月，“中歸聯”歸國40周年紀念大會
五、新中國對日戰犯處理的時代背景與目的
新中國對日戰犯處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十餘年後進行的，彼時國内外形勢以及中國共産黨奮鬥的目标都發生了很大變化。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産黨的任務即轉變成為上司全國人民搞經濟建設。“中國人民反對殖民主義的鬥争進行了一百多年，需要一個長期的和平環境來建設自己的祖國”。1950年2月新中國與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實作了防禦日本軍國主義複活的主要目的。6月毛澤東曾表示“目前國際情況對我們是有利的”“使我們能夠放手地和較快地進行國内的建設工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6：67）新中國百廢待興，中國共産黨有着更重要的工作。
毛澤東對日關系處理的方針是非常明确的：“要把帝國主義的政府和這些國家的人民差別開來，要把政府中決定政策的人和一般官員差別開來。”（王俊彥著：《廖承志傳》，人民出版社，2006：286）
新中國對日戰犯的處理工作主要由時任總理周恩來負責。綜合周恩來的觀點，新中國寬大處理日本戰犯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考慮：
（1）重要戰犯，在日本軍國主義投降後，已由國際法庭處理了，當時還是蔣介石代表中國處理的。現在這些戰犯，主要是蘇聯移交來的，還有一些是在日本投降後，又被蔣介石、閻錫山利用來打内戰，被我們逮捕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557-558）
（2）中國關押的一千多名日本戰犯，除一部分罪行嚴重外，絕大部分罪行比較不是那麼嚴重，而且在關押期中又有不同程度的悔罪表現；（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593）
（3）民族之恨，階級之仇，是不該忘的，可是今天形勢不同了。别說殺掉一個，100個也容易得很。我們還是把他們改造好，讓他們變成新人，變成朋友。這對我們國家、民族會有長遠的意義。我們完全有信心把他們改造好，（王俊彥著：《廖承志傳》，人民出版社，2006：313）二十年後就會知道中央處理日本戰犯的決定是正确的；([日]『認罪～中國・撫順戦犯管理所の6年～』，NHKハイビジョン特集，2008年）
（4）戰後中日兩國的情況起了根本的變化，中國是站起來成為一個新的國家，日本處在一個和從前不同的地位，不再是侵略别人的國家，而是反過來受别人壓迫。這就引起我們很大的同情，這就使我們兩國人民願意站在同情的地位互相接近、互相友好。之是以對一小部分日本戰犯判刑，也是為了“對中國人民要有個交代”。（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593）
新中國上司人在不同場合多次講到，百年來，中國人民已經受夠了外來侵略之苦，“我們自己曾是被欺侮的，知道受欺侮的滋味不好受”“我們懂得這個痛苦，我們同情别人的苦難，我們不願把這種痛苦加在别人身上”。這應該是新中國政府寬大處理日本戰犯的重要因素之一。
正如偵訊目的是“激發他們的良心和正義感”“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新中國寬大處理大批日本戰犯的目的，是“為了伸張正義，争取和團結日本人民，打擊美帝國主義武裝日本準備侵略戰争的陰謀，維護遠東和平”。（最高人民檢察院東北工作團：《關于偵察處理日本戰犯工作情況的報告》，1957年）這應是中國共産黨順應時代發展做出的決定。
如果說新中國對日本戰犯的教育改造是政治攻勢的話，按照時任公安部長羅瑞卿的邏輯，其目的則是同日本軍國主義争奪群衆，争奪日軍的人心向我，争奪廣大日本人中的思想陣地，以便孤立日本軍國主義。（《羅瑞卿軍事文選》，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427）新中國剛剛開始建設，“我們需要時間、和平環境和友好。我們永遠不要戰争，要和平，要廣大的朋友。是以希望和日本搞好關系”“朋友越多越好，敵人越少越好”“中日若不友好，亞洲和平是不可能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1949-1976）》（2），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572、615）
抗日戰争時期，中華民族抗戰的根本目的就是“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而1950年代，日本已投降多年，中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秩序已經安定，中國政府的基本任務已轉為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需要國内的團結和國際的和平。新中國政府對國内戰犯和國際戰犯都采取了“一個不殺”的政策，目的就是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因為殺他們是容易的，但殺了他們，他們就不能再起積極作用，隻能起消極作用。
六、新中國成功處理敵對沖突的内在邏輯
新中國對日戰犯處理是從抗日戰場上轉至思想領域的一場沒有硝煙的鬥争。對日戰犯的偵訊應該是這項工作的主要難點，但并未難倒從業人員。中國共産黨誕生于學習，重視學習并善于學習，邊工作邊學習，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在學習中不斷改造自己，提高自己，最終實作了千餘名戰犯認罪伏法。
曆史伴随着歲月的洗禮和沉澱，無論是新中國對日戰犯處理還是這批戰犯的認罪檢討，考察和分析曆史活動主體在特定時空條件下的認識和實踐活動，都需要結合長遠的曆史視野和時間縱深進行。
優待俘虜，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的方針早在20世紀20年代周恩來任東征軍政治部總主任時既已施行，并收到很好效果。（姜思毅主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史》，解放軍政治學院出版社，1984：16）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指出，武器不是戰争的決定因素，戰争的決定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
新中國成立後同時對日本戰犯、僞滿洲國戰犯以及國民黨戰犯成功進行了寬大處理。對比當事人的回憶等相關史料可知，三者無論是過程還是結果均有異曲同工之處。
溥傑回憶東北工作團一位上司的講話時對中國政府的人道主義政策進行了通俗易懂的解釋：“要知道不管你過去的罪惡有多大，隻要你能夠徹底悔悟，向人民低頭認罪坦白出來，政府和人民會寬大處理你的。你也能夠獲得人民的諒解，得到重新做人的機會。這是共産黨對待罪犯實行最大的人道主義。”（愛新覺羅·溥傑著：《溥傑自傳》，中國文史出版社，1994：96-139）可見，教育改造僞滿洲國戰犯與日本戰犯的方針政策别無二緻。
解放戰争期間，國民黨軍先後起義投誠188萬官兵，其中絕大多數被解放軍消化改造，中國共産黨的軍隊争取了大批解放戰士，這些解放戰士中許多人加入了共産黨，并成為戰鬥英雄或模範工作者，為着人民的解放事業，他們堅決奮鬥和英勇犧牲。（高戈裡：《心路滄桑——從國民黨六十軍到共産黨五十軍》，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432-440）從大批被改造舊軍人的回憶中可以看出，“控訴運動”是共産黨改造舊軍隊最有效的形式之一。撫順戰犯管理所管教吳浩然系原第四野戰軍戰鬥英雄、某部營政治教導員，吳在下級戰犯中開展的“訴苦教育”正是其當年在部隊開展的“控訴教育”的實踐與創新。
史料顯示，國内被改造的舊軍隊思想轉變過程之艱難并不亞于日本戰犯。但他們在思想轉變後直接融入了中國社會之中，并沒有引起過多關注。“中歸聯”原戰犯之是以受關注，與其所處戰後日本社會環境是分不開的。
這些日本戰犯在新中國的生活經曆中了解了真實的中國，修正了之前對中國的錯誤認識，最終站在受害者立場上，體會到了中國人民的深重災難以及對和平付出的努力和犧牲，進而認識到了自身加害者的責任。他們獲釋回國後的和平活動起初主要是希望在檢討過去的基礎上反對侵略戰争促進日中友好，但之後發現戰後日本社會對曆史的認知尚停滞在戰前和戰時狀态，與自身被移交中國初期并無兩樣，才逐漸将活動的重點轉移至戰争證言、向日本社會說明戰争真相方面。而戰後日本生活經曆以及戰争證言的演講，又進一步促進了其對日本侵華曆史、對中國戰犯管理所經曆的反思，進而他們認為自己在撫順戰犯管理所隻是完成了初步的認罪學習，真正的認罪學習獲釋回國才正式開始并貫穿餘生。
“中歸聯”原戰犯在回國後在沒有任何中國方面影響或壓力，甚至在逆境中仍堅持和平反對戰争，并以親曆者的身份向日本社會講述戰争加害真相。在衆多侵略中國的執行人緘口不言、甚至否定侵略真相，在将近一半的同為中國戰犯管理所關押經曆者保持沉默中，在組織分裂、個人遭受攻擊威吓甚至生命威脅的情況下，始終有接近半數的人頂住各方壓力、甚至面臨生存危機的嚴峻形勢下依然堅持信念，投身于“反對戰争·日中友好”事業中。之是以如此，是因為他們成長于戰争時代，參加過侵略戰争，經曆了冷戰，深知和平來之不易。作為侵略戰争的加害者，他們希望自己深愛的祖國日本能夠正視曆史，直面戰争責任，不再重蹈覆轍，與亞洲各國人民世世代代和平友好。
毛澤東的俄語翻譯師哲在接受日本記者新井利男采訪時對毛澤東對戰犯處理意見作了回憶：“戰犯長期關着也沒什麼用。也不能一直這麼關下去。要是豬的話還能吃，戰犯是人也不能吃。教育嘛，搞一段時間就行了。我們的目的也不是把他們教育成共産主義的上司者，放回日本推翻政權。日本的軍隊教育搞得徹底，紀律嚴明，是以即便有外面的教育，他們也不會輕易了解和接受的。放他們回去算了。”（[日]新井利男資料儲存會編：『中國撫順戦犯管理所職員の証言』梨の木舎，2003：58-59）這雖是诙諧之語，但代表了新中國上司人對處理日本戰犯的态度。從“中歸聯”曆史看，千餘名戰犯中隻有一人反對中國，這也是相當具有值得思考價值的。（中國帰還者連絡會編『帰ってきた戦犯たちの後半生——中國帰還者連絡會の四〇年』，新風書房，1996：94）
美好的大同世界，是中華民族主流文化根深蒂固的向往。中國人民希望這批戰犯獲釋回國後能過上屬于他們的生活，希望他們再來中國時帶來和平而不要帶武器，于是便有了“寬恕之花”的佳話。“中歸聯”為和平付出的努力受到了新中國政府的關注，周恩來總理兩度邀請其成員訪華并接見，而原戰犯們通過訪華更進一步加深了對中國的了解和對和平活動的認識。
近半數的戰犯并未參加活動，但他們未再對人類社會發展起消極作用。對此，中國方面并無任何态度。因為他們已屬于日本國民，擁有他們自己的生活。新中國政府不幹涉别國内政，更不會幹預日本國民的個人生活，而且相比之下，反而是“中歸聯”成員之間出現了對彼此認罪程度的質疑，如難波靖直認為，當年管理所的“認罪模範”宮崎弘回國後在“中歸聯”的活動中幾乎“銷聲匿迹”，這種“交易式”的認罪無法回報中國政府和人民忍耐國仇家恨和感情痛苦、作出巨大犧牲而給予自己的人道主義待遇，這種人不能稱之為“有情有義之人”。（[日]石田隆至：寛大さへの応答から戦争責任へ——ある元兵士の“終わりなき認罪”をめぐって，《PRIME》第31号，2010年）
新中國是由中國共産黨建立的，代表着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時也展現着中華文明的精神特質。新中國寬大處理日本戰犯既是中國共産黨成功處理敵我沖突的曆史經驗之一，也是中華文明價值内涵超越不同民族間沖突的一次成功實踐。相對于西方文化倡導的“叢林法則”，中華文化主張人類社會要“以人為本”“人人平等”，儒釋道共存的方式使其上千年的傳統更加包容。
無論是抗日戰場還是戰後的戰犯處理，都是中華文明對人類社會美好未來的追求與日本軍國主義對叢林社會追求的較量。新中國對日戰犯的寬大處理，并非一時一事之策，而是中國共産黨深谙人類之是以成為人類的特點，傳承“以人為本”“以和為貴”之中華文明，使戰犯棄惡從善，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更使得半數以上的戰犯在認罪伏法的基礎上改變他們的人生觀而重新做人，把破壞和平、擁護戰争的分子變為反對戰争、擁護和平的力量。中國共産黨對日戰犯的寬大處理，在戰後問題處理上促進了人類曆史的進步，更展現了人類對美好未來的主流追求。
附：“中歸聯”組織和個人出版的資料初步彙總
（本文系國家社科一般項目“從日本戰犯認罪檢討程序透視中國共産黨對日戰犯教育經驗研究”（21BDJ075）的階段性成果。作者周桂香為大連理工大學副教授，白雪桦為大連理工大學碩士研究所學生，王健為大連理工大學講師。)
責任編輯：鐘源
校對：張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