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伊恩·莫裡斯 譯/ 觀察者網 傅洛拉】
大約23世紀前，一位名叫芝諾的塞普勒斯人移居雅典，并以哲學家的身份謀生。他的追随者後來被稱為斯多葛派（Stoics），因為他們在雅典市場周圍一處陰涼的柱廊（stoa）聚集，芝諾在那裡用樸素的類比向他們解釋生活。
想象一下，他喜歡說你是一隻小狗，綁在馬車後面。小狗不但有自由意志，而且這意志還不少，是以，當推車開始移動時，你可以決定要做什麼。你可以和馬車一起小跑，享受你的奔跑，也許還能接住車裡的人丢下的殘羹剩飯；或者你可以朝不同的方向跑，和馬車比一比；或者你可以完全拒絕移動，在這種情況下你會被脖子拖着，甚至被馬車碾過。
巨大的非人格力量拉着我們到處跑，芝諾堅持認為，在我們之中沒有人強大到可以忽視它，但我們也沒有弱到缺乏選擇的地步。我們既不是命運的棋子，也不是它的主人。成功的秘訣在于了解“馬車”的行駛方向，并找出如何充分利用它的方法。
大曆史表明，地理是确定“馬車”在做什麼的關鍵。我們通過它對身份、人員流動性、繁榮度、安全和主權的影響來體驗“馬車”的運動，但如果我們想了解實際發生的事情，我們需要深入研究地圖。
隻有通過觀察技術群組織度如何決定我們的舞台大小，個人或社群才能确定舞台上最重要的“演員”，并為自己找到最有價值的角色。
自從英倫三島的實體形成起，這就是英國人在整個8000年裡一直在做的事情，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在大部分時間裡，英國的舞台僅限于西歐，而這舞台由南部和東部的“演員”主導。對于最終成為英格蘭一部分的族群來說，曆史主要是關于如何處理來自歐洲大陸的事物。對于那些更偏北、偏西的族群來說，曆史是關于從英格蘭來的事物。
舞台由羅馬向地中海延伸，在帝國滅亡後重新導向波羅的海，然後，當哥倫布和卡博特（譯注：代表英國探險的意大利航海家，是自斯堪的納維亞人後，首位到達北美大陸的歐洲人）超越赫裡福德地圖（譯注：Hereford Map，繪制于中世紀的1300年左右，僅包含歐洲和亞非部分地區）後大大擴大。
赫裡福德地圖與解讀，圖檔來源：omniatlas
但在每一個節點上，都取決于島民自己想要奔向哪條路，并加速前行。這就是過去500年的重大戰略辯論——關于天主教、大國均勢、光榮孤立、帝國特惠制、大西洋聯盟、歐盟——所最終圍繞的，也是将會繼續在21世紀争論的問題。
在将小狗向西拉過大西洋一個多世紀後，曆史的馬車現在再次向東行駛。在2016年的英國公投中提出的問題，不應該是如何處理與歐盟的關系，而應該關乎北京。
讓英國退歐之争成為一場災難的原因在于，支援脫歐者和支援留歐者花費了關鍵的5年時間，就身份、人員流動性、繁榮、安全和主權等短期、膚淺的問題進行了堅決的争論，而長期的地理問題卻最少被提及。這一錯誤讓兩個陣營都沉迷于歐洲仍然占據舞台的共同錯覺。
政治學家克裡·布朗（Kerry Brown）講述了一個很能說明問題（或者說很可怕）的故事。他在2016年公投投票前不久，就英中關系發表公開演講。他說：“聽衆以一種近乎超自然的平靜，聆聽了有關權力結構的根本性重組，以及地緣政治力量重組的新聞和分析。”而就在幾米外，“隔壁房間裡一場關于英國和歐盟的辯論幾乎以騷亂告終”。曆史的馬車向東前行，但芝諾的狗卻跑錯了方向。
大約與芝諾在雅典提出哲學理論的同一時期，恒河河谷數百個獨立的城邦被合并為幾個帝國。印度史詩《摩诃婆羅多》的作者就生活在那個時代，他提出國際關系為一條“魚之法則”所主宰：幹旱時大魚吃小魚。在21 世紀，整個世界正在整合。我們正在經曆一場“特大幹旱”。
一位聯合國前副秘書長觀察到，今天的小魚正在“開始以防禦性的方式思考集團化”。各政府得出結論：避免被一條大魚吃掉的最好方法，是依附于另一條（希望威脅較小的）大魚。然而，他補充說，現在這時刻，英國正好選擇了“在沒有集團歸屬的情況下漂泊”。
抱團并不是一個新故事。自1973年以來，“歐洲魚”一直在吃英國，而自1916年以來，“美國魚”也一直在吃。隻不過它們是在默默地吃着。
早期的大魚——羅馬人、撒克遜人、維京人、諾曼人——像大白鲨一樣闖入群島，希特勒也可能會這樣做；但20世紀的華盛頓和布魯塞爾表現得更像是一群小魚。他們一點一點地蠶食英國的主權和身份，直到倫敦政府對島國的繁榮和安全（就與歐洲的關系來說，還有人員流動性問題）的發言權，比華盛頓和布魯塞爾的同行要少。
“像大白鲨一樣闖入群島”
2016年的辯論過分關注歐洲的蠶食對英國來說是好是壞，但如果換個問題，也許辯論的效果會更好：與脫離歐盟後英國同中國交往的收獲相比，被歐洲蠶食到底是好是差？
一些分析人士，尤其是美國的，從北京在新疆、西藏和香港的行為推斷，大白鲨再次發起了攻擊。“如果我們現在屈膝，”唐納德·特朗普的國防部長在2020年表示，“我們孩子的孩子可能會受到中國的擺布。”
其他觀察家（尤其是中國的）堅持認為，中國甚至連當小魚的資格都沒有。一位金融家說，真正的問題是西方人“已經習慣了霸權，被每個人都很好地對待。當他們想到，好吧，現在必須與其他人處于平等地位，這就很痛苦”。
坦率地說，在兩種觀點之間的某個地方，更有說服力的是克裡·布朗（Kerry Brown）的審慎評估，即“中國在英國的利益分為三大類：投資、金融和知識夥伴關系（後者包括技術與專業知識）”。
會計師們來了——但不會有中國艦隊沿着海峽一路打來，英國首相也不會在蒂爾伯裡（譯注：倫敦重要港口）集結軍隊。中國的舉措在很多方面看起來将很像美國和歐洲的版本，特别是在促進繁榮方面。
從1948年第一批馬歇爾計劃的援助，到2016年投票退出歐盟，英國的實際收入翻了兩番。大多數經濟學家預計英國退歐将損害繁榮（英格蘭銀行認為到2030年，經濟規模将比不脫歐的情況小3-4%）。但脫歐的擁護者反駁說，一個從布魯塞爾手裡解放出來的國家将把自己重塑為“全球的英國”。
鮑裡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建議，與其“在我們看到新大國崛起時，局限于鄰近的歐洲腹地”，“我們應該對中國采取新的政策制定路徑”。該計劃要将英國變成一個低關稅、低稅收和低監管的全球商業中心，所促成的繁榮足以抵消脫歐後的損失。但這樣的商業中心，被批評者嘲笑為“泰晤士河畔新加坡”。
“全球的英國”很可能會圍繞相同的對華貿易，而激烈地與歐洲競争，還要遭遇美國對其東傾的對抗。即使成功渡過這些難關，其後果也可能不是所有人都喜歡的。
并非不重要的是，傾向中國似乎肯定會提高人員流動性，這對脫歐支援者來說是一條紅線。一些推動人員流動性的力量超出了英國的控制範圍：世界銀行預計，到2050年，将有1.4億氣候難民逃離拉丁美洲、非洲以及中亞和南亞，而英國是他們的首選目的地之一。
但要成為“全球的英國”，還進一步需要一批規模較小的移民，他們是來自貿易夥伴的技術熟練、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事實上，這些事已經發生。從英國退歐公投到2020年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之間，歐洲向英國的移民減少了四分之三，然而在此期間非歐洲移民的增長足以抵消這一影響。大多數新來的都是中國人，而這些中國人大多是學生。英國法律将他們的研究所學生居住時間限制為兩年，但整整一半的人表示他們希望停留更長時間。
學生絕大多數定居在城市，主要是倫敦，如果以中國在其他國家的商業實踐為參考，數以萬計的熟練專業人士将緊随其後。有些人最終會前往曼徹斯特等與倫敦連通的北部城市，而少數人可能會到連通性較差的城市；但“泰晤士河畔新加坡”肯定會擴大英國東南部與該國其他地方之間的差距。
“全球的英國”似乎也有可能重燃對主權的焦慮，在2010年代初，同樣的問題困擾着時任英國财政大臣喬治·奧斯本的對華政策。中國外交官經常不理會這些擔憂，稱其外交政策與更早的英國和美國等大國的政策不同。這些19世紀和20世紀的強國創造了由一系列軍事基地保障的、不平等的世界體系，但中國的外交政策是儒家式的，是以是非脅迫性的。
然而，把政策稱為儒家式的，和稱其為基督教式或穆斯林式的沒有多大差别。聖經、古蘭經和儒家經典中有太多内容，使得這些标簽幾乎可以涵蓋任何東西。古代的和與中世紀同期的儒家，對于使用武力達到他們認為有美德的目的毫不猶豫，并創造了等級森嚴的帝國。
很難不同意戰略家羅伯特·卡普蘭（Robert Kaplan）的觀點，無論其外交官怎麼說，實際上中國是一個“過于現實主義的大國”，以英國19世紀的前首相巴麥尊會認可的方式追求優勢。
就像2010年代的澳洲一樣，2020年代的英國可能會發現，自己不得不在已确立的美國安全夥伴和日益自信的中國經濟夥伴之間做出選擇。最極端的結果将是英國決定放棄與美國的聯盟，讓中國成為其主要安全夥伴。
在2020年代初，這看起來就像在冷戰期間從美國安全體系“跳船”，轉到蘇聯安全體系一樣令人難以置信——但如果中國成功打破甚至隻是繞過在太平洋的圍擋，英國的戰略假設就會受到嚴重的沖擊，自19世紀末德國經濟強勢崛起以來，還沒有什麼别的事情能比得上。
當時，英國迅速将其主要競争對手法國和俄羅斯轉變為盟友，并開始走向長期的英美夥伴關系。隻要巴麥尊的法則——英國的利益是永恒的，而它的朋友不是——依然有生命力，那麼在未來30年内排除類似的戰略改組，比如将中國變成盟友，将美國和歐盟變成競争對手，都将是輕率的。
這種轉變的最大障礙可能是身份。共同的曆史、文化和語言将英國與其他說英語的族群聯系在一起。“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的“文化地圖”根據成千上萬的民調回複編制而成，圖上的英國和中國位于相對的兩極。盡管中國取得了經濟上的勝利，但它的體制在海外并沒有多大吸引力。
在“軟實力30指數”（The Soft Power 30 index，将軟實力定義為“通過吸引和說服實作目标的能力”）裡，中國在2019年以51.25分（滿分100分）排名世界第27位。相比之下，英國以79.47分排在第二位，把第一名的位置輸給了法國，主要是因為看似無休止的英國退歐争論。
英國商人馬丁·索雷爾（Martin Sorrell）曾預言“中文和計算機代碼是下一代應需要的僅有的兩種語言”，但似乎很少有英國人信服，至少對前者是如此。
在2018年參加A級考試（譯注：英國普通中等教育證書考試進階水準課程，也是英國學生的大學入學考試課程）的270,000多名學生中，隻有3,334人選擇了國語。他們的人數略多于剛剛超過3,000名的德語學生，但選西班牙語和法語的學生人數是其兩倍。
隻有十二分之一的公立學校提供國語課程，但這樣做的私立學校有三分之一。這也許是享有繁榮、頻繁流動的親中、親歐精英遠離其他所有人的另一個迹象，使目前對英國身份的感覺碎片化，并為人們尋找替代方案打開了空間。
當然，英國身份本身是一項相對較新的發明，在1707年《英格蘭-蘇格蘭聯合法案》簽署之前幾乎不存在。營造一種英國感（a sense of Britishness）對于關好英格蘭的後門至關重要（譯注：防備歐洲列強通過蘇格蘭來影響英格蘭），但随着這種戰略必要性在20世紀逐漸消失，共享一種偏狹的島嶼身份的理由也不存在了。
安妮女王聽取《聯合法案》
民意調查顯示，一半的英國人預計蘇格蘭将在2030年之前離開聯合王國，而北愛爾蘭近一半的人口現在支援與愛爾蘭共和國統一。
1295年法國-蘇格蘭的“老同盟”（Auld Alliance）和367年撒克遜-皮克特-蘇格蘭“野蠻人陰謀”（Saxon-Pict-Scotti “Barbarian Conspiracy”）背後的地理邏輯并沒有消失。對于蘇格蘭和（北）愛爾蘭，也許還有威爾士來說，與其更大的英格蘭鄰居打交道的最明智方式，可能就是爬上歐盟的“錢山”。
在被孤立和被包圍時——如果事情真這樣發生的話——英格蘭人可能會仔細思量，爬上中國這座山也許是他們自己的最佳選擇，即使代價是如克裡·布朗所說的“破壞了自己的價值觀，純粹受利益動機的驅使”。
這聽起來沒有吸引力，但如果英格蘭機動行事的自由繼續收縮，到本世紀中葉，它可能是剩下的“最不壞”的政策之一。
但是，像通常會發生的情況一樣，“如果”是最重要的詞。生活中有比金錢更重要的東西。比起繁榮度，英國人過去經常更重視身份、人員流動性、安全和主權，而且可能會再次這樣做。無論如何，最重要的決定将在遠離倫敦的地方做出。
也許美國和歐盟會聯合起來遏制中國。或者，歐洲人可能會加入中國，破壞美國的霸權。或者，盡管在2020年代初看起來不太可能，美國人和中國人可能會分定其餘的世界，把歐洲冷在一邊。
中間立場有很多種，都是可取的，但采用每種立場都會有自己的機遇和挑戰。英國可能會在其原有的美英聯盟上加倍下注，或者将自己作為美國、歐洲和中國勢力圈之間的新交彙點。
話又說回來，它可能會受到1970年代（有些人懷疑在2010年代末也是如此）工黨左翼人士所倡導的“英國堡壘”（Fortress Britain）思想的誘惑。它甚至可以重返歐盟。畢竟，這就是英格蘭在1553年所做的事情，在脫離了原初的“歐盟”19年後再次加入（譯注：指脫離羅馬天主教會體系後，瑪麗一世複辟天主教），5年後再次退出（譯注：伊麗莎白一世即位後再次脫離天主教）。
英國總是有選擇的，如果它8000年的曆史能讓我們學到任何東西，那就是過去的島民肯定已經面臨過諸多比這次更大的挑戰。
第一步始終是面對事實，認清它是什麼樣子，而不是當成我們希望的樣子。這部21世紀的“戲劇”中，每個“演員”都要面對同樣的問題：芝諾的狗會做什麼？
大曆史并不會給我們預先封好的錦囊，因為這不是曆史的運作方式，但它确實迫使我們關注最少為人提及的事情——地理的意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變化得更快。随着全球舞台的擴大和向東傾斜，還要考慮到馬車在其上奔馳，是時候認識到需要解答的問題在于如何同北京交往，而不是布魯塞爾。
被英國退歐辯論分心，芝諾的狗在關鍵的五年裡一直走錯路。1910年是另一個财富和權力迅速在世界地區間轉移的時代，美國詩人艾拉·惠勒·威爾科克斯（Ella Wheeler Wilcox）從大西洋彼岸發來一個尖銳的信号：“英格蘭，醒醒！從過去的夢中。看看現在的樣子，然後把過去抛開。”自威爾科克斯的時代以來，地圖已經改變，但她的觀點不需要改變。英國，醒醒，2103年會比你想象的更早到來。
【原文首發于“the new european”網站，摘自2022年6月出版的英語新書《地理就是命運：英國和世界，一萬年的曆史》（Geography Is Destiny: Britain and the World: A 10,000-Year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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