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魯茜茜
編輯｜馬可
“大貝，23歲，來自舊金山的設計師。”這是紙飛機（境外社交軟體 Telegram）上，一位女孩的個人介紹。頭像裡的她，長相甜美稚氣，披着闆栗色卷發，身穿吊帶衫，乳溝蒙了一層紗。
“她”還有另一重身份——高棉七星海的一名狗推。性别，男。
在外賣群裡，大貝與同行頂着虛構的身份和名字，用粗鄙的中文胡侃着收工後去按摩房“抓龍筋”，或去歌廳“摸摸唱”。衆人起哄叫他請客，大貝訴起苦來：“我一個月不到2000 美金的工資，家裡還有老婆孩子。”
七星海是高棉新晉的一處旅遊度假區，坐落于“西哈努克港”（簡稱“西港”）海對面。西港面積與深圳相當，人口卻隻有8 萬，在政策利好下，吸引了大量海外淘金客。四次連任高棉首相的洪森，曾設想将西港打造成比肩新加坡的國際大都市。
碧海藍天下，湧入的熱錢率先流向高回報的房地産和博彩業。賭博轉為合法的2017 年，高棉政府向 75 家企業發放了許可證。賭場越開越多，西港逐漸成為賭徒的天堂，社會秩序受到嚴重影響。
高棉政府在2019 年 8 月 18 日頒布“禁賭令”——禁止境内和境外一切形式的網絡賭博活動，誓要遏制賭博泛濫的勢頭。可惜，貪婪和腐敗早已腐蝕這片忽然富裕的土地，野蠻生長的博彩業由地上轉入地下。
西港經濟特區海景（視覺中國）。
從中國偷跑到高棉的詐騙集團，趁勢在西港租下成棟的物業，采取封閉式管理，配備森嚴的安保，美其名曰“數字工業投資園”（簡稱“園區”）。狗推是園區的生力軍，常使用欺詐手段，誘騙網友投資、賭博，榨幹他們的錢财。據日本媒體報道，每年西港網絡遊戲的收入在35億美元到50億美元之間，其中90%來自網絡賭博。
暴利催生奢華，擡高了西港物價。早餐一碗白粥1 美元（6.8 元人民币），一份牛肉面 8 美元。想吃點好的，香辣蟹 38 美元一份，白灼蝦也得 36 美元。要知道，高棉 2021 年的人均 GDP 才1730 美元，折合人民币每日32元。
大貝暗示群裡的主管請客。正聊得忘我時，一條消息飛入：“今天打了三萬字沒有開一個客，真羨慕你們自由自在，無憂無慮。”
西港中國城一期“凱博園區”有20 多棟樓，号稱“中國監獄”，進去就出不來。狗推等級分明，隻有主管以上級别可任意進出園區。新來的自嘲為“狗腿子”，一到園區護照立馬被收走，失去人身自由。狗腿子一旦做出業績，即升職小組長、大組長、主管，更有望進階為股東。
“在高棉，有錢可以得到想要的一切。”從事過兩個月狗人事的吳卓明說。他現在是高棉某機構義工，也是一名在柬生意人，提起過往經曆倒不怎麼避諱。
菲律賓受新冠疫情影響，首都馬尼拉在2020 年 3 月實行宵禁。開外賣店的吳卓明生意慘淡，萌生退意。飛往中國的航班全部取消，網絡賭博公司“KOK”正巧從菲律賓包機去高棉。“狗人事”要業績，與他相熟的吳卓明充當人頭，搭上了便車，條件是進園區工作三個月。
剛進公司，“心裡也慌”的吳卓明被配置設定到人事崗，每月保底拉3 人。抖音、微信、QQ、陌陌等社交軟體他都用，還在 58 同城、百度貼吧和相親網站等平台釋出海外招聘廣告，“資訊都是虛構的。”他也找中國、泰國和越南等地的中介幫忙，各行各業的都有，懂中文就成，招到一人給 1 至 2 萬人民币傭金（2022年市價漲到 1 到 2 萬美金），“可以說是賣人”；自己則獲得 2000 元提成，“行業秩序井然。”
外賣群内聊天記錄（魯茜茜截圖）。
吳卓明每天發消息問候手機另一頭的陌生人，“比熱戀的男女朋友還殷勤。”他将自己包裝成出手闊綽的老闆，住豪華酒店、開遊艇出海，身邊還有越南妹子陪着。一切其實都是假象，照片和視訊是吳卓明從社交媒體上盜取的。自願過來撈金的占大多數，也有人被高薪騙來。“沒有貪心的人，不會被騙。想賺多一點錢‘光宗耀祖’的窮苦家孩子，最容易上當。”
受限于國小文化，吳卓明用電腦玩遊戲還行，打字則較慢，一個人也沒招到。混了兩個月，公司叫他走人。因與人事關系好，賠了一萬多塊機票錢和三四萬元食宿費（人民币），他沒挨罵沒挨打，重獲自由。
吳卓明是幸運的。一般情況下，沒有業績或不想幹了的狗推會被人事偷偷賣給下家，哪怕違反公司規定。一旦轉手，賠付翻倍，越賣越高，到最後“還有活的機會嗎？”吳卓明唏噓道。
無力承擔高額賠付金的狗推選擇直接逃跑。“在平常人眼裡，這些人是詐騙犯，誰在乎他們的死活？”慈善協會的準則之一是“救急不救窮”，哪怕家屬向在柬愛心人士求助，他們頂多将案子轉介給大使館或警察總署等官方機構，避免惹火上身，“大家來這裡是賺錢的，不想得罪園區。”吳卓明講的話質地幹脆，道出了西港的另一種真實。
在臨近越南的木牌市賣水果的劉毅然，2021年 7 月因防疫管控的關系，關了門店。準備回家的他，買了兩次回國的機票都被取消。
窩在金邊的高價酒店房裡，每日承擔着一筆不小的支出，劉毅然打算找點事做。機票群裡，一位四川老鄉屠強主動聯系到劉毅然，提供了更為便宜的出租屋，還請他去工地幫忙。
打雜的工資隻夠零花，劉毅然打算換份工作。他上柬單網（服務當地華人群體的平台）發文章，很快收到另一位老鄉發來的工作邀約：給酒店做報表，統計出庫和入庫的用品，8000 塊一個月。劉毅然起初不大相信，老鄉嘴皮子磨個沒完，“他說‘行李箱和護照不用帶，先去看看，不滿意随時可以走’。”劉毅然一想，是這麼個道理。
老鄉喊來一輛車接他，開了十幾分鐘，拐進一條小道。“我感覺不對勁，想下車，但來不及了。”汽車沖進一道圍牆裡，保安把鐵門一關，三四米高帶刺的高牆攔住了退路，“根本翻不出去”。
劉毅然留了個心眼，假裝想上班的樣子。等做完核酸檢測、安排好住處，他立馬用手機聯系屠強，“快來救我”。屠強探完路，找到劉毅然所在的位置後，與彼時還行動自由的中柬義工隊隊長陳寶榮一起報了案。
突然地，房間闖進四個人，劉毅然以為“死定了”，身體像墜入冰窖，直冒冷汗。
“你是不是報警了？”對方氣勢洶洶。
“我……是報警了。”劉毅然說了個謊，他并不知道外面的人有沒有行動。
“賠7000 美金，就放你走。”劉毅然聽到對方這麼說，才恍然明白，自己被老鄉賣了。
陳隊長帶着警察适時抵達園區，不斷施壓喊裡面放人。兩相膠着下，“狗人事”怕事情鬧大，帶劉毅然下樓放了他。
來高棉兩年，劉毅然還是頭一次遇到危及人身安全的事。他幸運地逃脫掉，有人卻永遠留在了那裡。
餘娟娟第一次出國，到的是高棉，為的是處理兒子的遺體。
她清楚地記得，兒子周餘傑出事那天是2019 年 11 月 28 日，差11天過19歲生日。丢下自己創辦的“留守兒童之家”，拿着為藝術交流而提前辦好的護照，餘娟娟于翌日倉促登機。
高棉女孩皮膚偏黑，眼睫毛又長又彎，餘娟娟卻無暇欣賞，一到機場便被兒子的朋友陳亮接去園區。自稱公司主管的劉東（音）露面不久，找借口溜了，留下楊華紅善後。他是打電話告之周餘傑死訊的人，“講話有氣無力、反應遲鈍，一看就是墊背的。”
楊華紅寫的見到周餘傑的最後一面（魯茜茜翻拍）。
周餘傑的屍體從西港運到金邊，暫存在一座寺廟的冷庫裡。“他的右手手腕被掰斷。身體挨過打，被腳踹過。”唯一一處可能的緻命傷是下颔骨靠近脖子處的窟窿。
當地的調查結果是“墜樓自殺”，至于那道直徑約 1.5 厘米的捅傷口，警官說，是墜樓時不小心刮到了窗戶或樹上穿的孔。
餘娟娟堅信兒子是被人謀殺的。周餘傑掌心裡寫着“爸爸媽媽，我愛你們，我對不起你們……”類似遺書的話，但在她眼裡，“跟自殺沒關系”。
逢七、二七、三七，餘娟娟都要去探望兒子，塞些小費給寺廟的看守，獲得與兒子單獨相處的機會。
天氣炎熱，薄霜一點點化去，耳朵、小臂、肚子漸漸裸露……順着往下，餘娟娟看到兒子大腿根部外側，竟用簽字筆寫着“被殺冤枉”四字，“在場的高棉人也看到了，但沒反應過來。”
她悄悄拍了照，作為日後替兒子翻案的依據。至于筆迹真僞，她曾特意拜訪縣城職中，找教過兒子的任課老師等12人簽字畫押作了證。
接到“兒子死了”的電話時，餘娟娟老公周洪正在跑貨運，開到半途立馬折返。三天後，他與老婆在金邊會合。人生地不熟，語言又不通，加上經濟條件有限，“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不知道該找哪個部門。”
大使館的從業人員到最後也沒與家屬見面，建議他們去找律師或警察。實在無計可施，夫婦倆花錢聘了一名翻譯，去了内政部。“高棉太腐敗，進内政部的院子，還要給門衛小費。”周洪說。
夫妻倆花了一兩百美金，終于看到兒子墜樓當場的視訊，“身上盡是淤青，我死的心都有。”餘娟娟回憶道。
在餘娟娟心裡，兒子打小善良，遇到背重物的老人，哪怕自己上學要遲到，也幫人家把東西送上去；進到教室被老師批評，他也不主動澄清。周餘傑愛幹淨，小時候跟着有潔癖的外婆生活，“喜歡穿白衣服白褲子，整整齊齊的”。
若不是意外懷上周餘傑，十八歲的餘娟娟，不會瞞着湖北的母親，留在四川宜賓山裡做一個外來媳婦。
初到四川時，家裡的房子連塊瓦片都沒有。剛結婚那陣，一斤油、十斤米，能吃半個月。她背着小兒子，給人家裝裱十字繡、織毛衣和鞋子貼補家用，手裡有了零花錢，就給孩子們買衣服。靠着在街邊賣炸洋芋、去絲廠當勞工、替人辦紅白二事等，餘娟娟存了些錢，開了小賣鋪。奶茶一杯2 元，一天進賬好幾百，經濟逐漸寬裕。
周餘傑上國中一年級時，家裡終于蓋起新房。“每一塊磚，都從兒子手裡經過。”餘娟娟掙的錢，也由兒子幫着管。“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給我的。”
全家福（魯茜茜翻拍）。
餘娟娟本本分分地活了二十年，生了三個娃，孩子一個人帶，家裡大小件壞了自己修，蓋房子的錢也是自己出大頭。這麼多年，每當兒子叛逆時，她卻總站在丈夫那邊。
周洪在外跑車，答應回家吃飯。兒子殺好雞、炖好湯，等了又等，遲遲不見人影。從一個“馬上”等到半夜，困得睡着了。第二天起來，周餘傑餓着肚子抱怨父親“很過分”，和朋友去吃飯連招呼也不打。餘娟娟勸兒子忍讓，給他灌輸“爸爸有多苦多難。”
一貫順着丈夫、不願吵架的餘娟娟，在兒子去世後，據小女兒講，性情大變。
日子有所起色，但由于要養三個孩子，還是過得緊巴巴的。周餘傑離家時，在大太陽底下等了父親兩天，要錢學車，周洪沒給。打給母親的電話裡，他帶着濃重的哭腔。“鞋子一二十塊一雙，都是拼多多上團的。要不是知道爸爸媽媽苦，他不會那麼早不讀書，打暑期工一個月 500 塊，480 塊都給了家裡。”餘娟娟心疼地說。
被朋友帶去高棉的前些天，借錢報名學車的周餘傑，駕駛科目一沒考過。死的時候，行李除了兩雙鞋、幾件衣服，還裝着駕駛證學員牌，另有一張報名成人大學的學費單。
回想周餘傑身前的點滴，餘娟娟後悔對兒子太嚴厲。她教孩子節儉謙讓，沒教他保護自己，“遇見土匪随機應變，假裝妥協。如果他選擇同流合污，也許就不會死。”
餘娟娟堅信兒子是正義的。至此以後，她不知該如何教育小女兒，擔心有天孩子頂撞一句“你這麼會教育，怎麼哥哥還死了？”這是她的死穴，聽不得。
女兒盡管還在念國小，面對母親失控的怒吼，擺臭臉也從不回嘴。
簽字吧，這是自殺。網投公司的代表律師說。
一刀緻命，是自殺墜樓？餘娟娟錯愕，被眼前扭曲的事實吓住。
顧及兒子的屍體和自己的安危，她清醒卻沉默着，任由對方擺布。從抵達高棉開始，陳亮和羅元亮就寸步不離地守着好友的母親。據餘娟娟講，陳亮告訴她，自己捅了簍子，在高棉被人追殺，待不下去了。
與周餘傑一起前往高棉的三個男生，全是一個村子沾親帶故的老鄉。這些用四川話講“超社會”的朋友，周洪猜測是周餘傑在縣城上職高時認識的。“我兒子社會經驗不足，出去的時候，我們都不知道。”
周餘傑留下的工作證（魯茜茜翻拍）。
周餘傑到了高棉，才給父親打電話。“問他幹什麼，說是推廣。”周洪認為的“推廣”，是通過電腦賣東西給别人，“沒想到要人命。”加入了赴柬受害者家屬群後，他才曉得“是電信詐騙”。
電信詐騙已成為當今社會的主流犯罪，公安部統計得出“電信網絡詐騙境外作案占比達80%”。從2020年1月起，國務院、公安部陸續部署了“長城2号”“斷卡”“雲劍·2020”專項行動，打擊電信網絡詐騙。僅這一年，破獲了電信網絡詐騙案件25.6萬起，抓獲犯罪嫌疑人26.3萬名。
周餘傑留下的一張紙條上，手書着“星期一，導出上周會員，通知簽到彩金，累計充值……”我們很難通過這些字句，判斷周餘傑所屬公司的性質是綜合盤還是詐騙盤。
周餘傑寫的字條（魯茜茜翻拍）。
“綜合公司一般不騙人，電詐公司要看老闆黑不黑。”了解内幕的吳卓明說。所謂的綜合公司，一般隻經營幸運盤，不涉獵詐騙。幸運盤是正常的體育綜合盤，有 AG、電競、足彩等，“充錢玩，赢了正常提款，輸了給點資金扶持。賭徒都有一個行為，叫上頭。”
殺豬盤是純感情殺。以精聊為主，先培養信任度，再诓人投資嘗點甜頭，等到客戶大量充值後，卡住款一網打盡，類似于養豬。
在我潛伏的數個紙飛機群裡，有銷售物料、話術的專門服務，俊男靓女、成功人士、全職富婆等，打包的照片和視訊應有盡有。話術更是翻譯成了至少六國語言，從中文、英文到日文、泰文，詐騙對象遍及世界各地。
一位不願具名的反詐中心民警私下給我講了個案例：“那女的，40多歲，帶一小孩，在武漢租房住。離婚後，她希望改變自己的生活，被冒充的美籍高管耍得團團轉，用她的銀行卡洗錢，被查封也沒懷疑。她被騙了 30 多萬，錢都是借的，先找父母，後來靠貸款。一年多都沒發現，直到警方打電話說‘你被騙了’，她才意識到。”在這名反詐警官的職業生涯中，殺豬盤被騙金額最高的有1000多萬，是個私營企業女老闆，“還有被騙 200 多萬的，全是女性。”
我得到的一份《加人話術》文檔中寫明，聊天分三個階段：自我介紹、生活和事業目标、未來和情感。前 10到20 分鐘聊家常、生活和興趣，“什麼都聊就不聊色，聊色他不會去注意投資”。在第一次聊天中，必須拿到“豬”的八大資訊，并備注：姓名、年齡、工作、居住城市、家庭背景、興趣愛好、作息時間和投資經曆。
之後再快速篩選出屌絲和高品質客戶，選擇深聊或放棄。35歲以上的是标準客戶，35 歲以下的為“屌絲”。文檔中特别指出：“不是每個客戶都能開發出來，一定要把時間花在有效客戶身上，無效客戶哪怕聊一秒鐘都是在浪費時間。”
聊到價值觀層面時，客戶基本被套牢。等到客戶問起“在幹嘛”時，狗推采取直切、側切和暗切三種方式引入彩票、炒股、投資虛拟币等正題。直切是明示“我在賺外快”“我在投資黃金和比特币”；側切是自爆“我在等師傅上線”“在跟表姐做投資”等，引入第三人；暗切相對隐晦，炫富暗示客戶“最近副業可觀犒勞自己”等。
另一份《成功案例分享》中，假扮為IT 品牌公司創始人、住在淺水灣豪宅的“沈青青”小姐（實為詐騙犯），謊稱自己的叔叔是某加密貨币平台（假冒）的聯合創始人。她不時談論全球股市、炫耀奢侈生活，反複提及自己掌握了内幕交易資訊，多次邀請本就在股票市場投資的“帥哥”加入。曆時兩個月，“沈青青”從第一天不到 10 條的消息，到客戶首沖 20 萬美金的一日上百條對話，兩人關系已由朋友變作情人。
精煉話術（魯茜茜截圖）。
除了殺豬盤，股票盤、彩票盤等也是騙子的花樣。為了騙一個人，不惜成本建一個群，二三十人隻有一個真人，其他全是托。炒期貨、裝大師、帶人飛升賺大錢，最後搞得貪心的人輸光家财，還欠一身債。
不講感情，講利益的詐騙盤，上鈎的通常是主動找上門的。比如古董交易，騙子在百度通過競價排名将虛假網站推至搜尋引擎前列，打上“免費鑒定古董”等口号宰客。不管送去鑒定的是什麼歪瓜爛棗，一律按絕世孤品估值。
高價估值後，騙子以收取會員費、手續費、意向金等為由，殺第一回；再以交稅為由（估值一兩百萬的藏品收取10%的稅費），殺第二回。“最多的一個人，殺了十幾次。”吳卓明透露，“騙到客戶自己醒悟，主動把騙子拉黑。”
“兒子是冤死還是自殺，必須找出真相。”周洪心結難開，但高棉未予立案，他們留在那邊也是枉然。
周餘傑的遺體化好妝，手續辦妥，擡進棺材後，準備托運回國，費用一大筆。在周洪勸說下，餘娟娟同意火化，不過提出用網投公司補償的一筆人道主義救助金，按揭一輛兒子生前喜歡的車，載骨灰回家，“不讓任何髒東西碰着他”。周洪答應了。
兒子的骨灰，大部分餘娟娟留着，藏在一個夜晚被月光沁潤、白天被太陽溫暖的秘密之地。另有一些，她留在了金邊。
金邊湄公河岸（視覺中國）。
三江四水交彙的景點，到處是遊客。光束穿透雲朵放射在湄公河上，形成氣象學上的“丁達爾效應”，像一座可供攀登的天梯，仿佛人隻要順着它向上，便能抵達想去的地方。“那一束光，給我很好的感覺。”
哭腫了雙眼，臉頰出現曬斑的餘娟娟，坐着租來的船，将兒子一小部分的骨灰灑到了河裡。“社會對我太殘忍，我也沒有恨它，隻是自己認清了，從中找寬闊、找陽光、找雨露。”
回程的飛機上，貼心的空乘人員留出一個專座擱置骨灰盒，餘娟娟卻緊緊抱在懷裡不願放下。骨灰盒貼着胸口，回到了母子連心的人生初态。“我對他有感情，覺得心靈相通，也許什麼都不通。兒子死在自己跟前，我的心實際上也死了。”
飛機降落時，餘娟娟抱着骨灰起身，腹部突然像有人拿錘子敲打一樣，“痛得想打滾”。她愧疚難當，以為颠到周餘傑了，“肯定是我兒子，不然不會痛。”心裡這麼想，嘴上也沒說，隐忍慣了。
“坐大巴車走。”周洪道。
“去哪兒？”餘娟娟還蒙在鼓裡。
“回家。背了那麼多債，還買什麼車子。兩個小的不生活不讀書了？”聽見丈夫這麼說，餘娟娟才猛然知曉，老公騙了她。
“小女兒小兒子要靠哥哥的死來供養啊？他們是沒媽的孩子啊？”餘娟娟哭了，哭得放肆而決絕。
餘娟娟抱着兒子（魯茜茜翻拍）。
周洪勸不動，上了哥哥的車。餘娟娟獨自拎着骨灰，在縣城漫無目的地遊走。路過喪葬用品店，她給兒子買了紙衣服、紙轎車等，裡裡外外花了一千多塊，“都是死人用的東西。”
不想回家的餘娟娟去了殡儀館，打算租間屋子，點上香和蠟。怎知那天當地一煤礦滲水垮塌，十三個勞工被困井底，五人遇難。殡儀館叫她騰地方。她隻得給曾經帶自己做“一條龍”服務的師傅打電話。師傅在村裡有錢有勢，還算說得上話，招呼車隊将餘娟娟和兒子接回村子。
“擱在院子裡。”隻因兒子死得不光彩，骨灰居然進不了自己蓋的三層新房。餘娟娟跟着師傅到處打喪火做飯，未成年的成年的、出活撞死的、懸崖邊掉落的、墜樓的，“都可以進家門，唯獨我兒子不行。”
丈夫服從家中長輩的安排，并未吱聲，更叫她惱火，“出了這麼大事，他沒主意沒脾氣。他的沉默讓我感到絕望。”有時候，她也憤怒，認為是周洪害死兒子的。
“一說起兒子的事，老婆又哭又鬧，責任都怪我。家裡條件不好，如果衣食無憂的話，兒子也不會出去跑這個工。騙到高棉的大多數孩子，家裡都困難。”周洪說。
“高棉就像個大難民營，收容來自各國的通緝犯和自我放逐的人。”《高棉旅人》一書作者劉紹華寫道。她在金邊的1998年，前往高棉的騙子還以歐美的落魄青年為主；來到2022年，失意的中國人替代了他們。
除了主動撈偏門的一類，更多的是迫于生活壓力，或因遭受不公對待而價值觀扭曲的。有學者認為，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是“塑造一個‘不願騙’的社會機制：提供平等的就業機會；盡可能通過法治體系的完善，減少社會存在的不公，讓人有實作價值的憧憬。”
周洪努力不去回想逝去的兒子，有時跑長途，開着車眼淚掉下來，擦一擦接着幹活。“每天四五點鐘出去，自己覺得累，錢也沒掙到。”他恨自己沒錢沒權，沒有為兒子讨回公道。
餘娟娟求着丈夫跟她一起去立案，“作為父親，兒子死了是不是血海深仇？”周洪卻早已将注意力轉移到養家糊口上。“我們的悲哀，不能強加給小孩。”小兒子和小女兒要什麼，他盡力滿足，不想再虧欠他們，“為了這個家，為了兩個孩子，必須挺下去。”從兒子死的那天，周洪自認喪失了高興的資格。
到底誰是周餘傑的上線，時至今日仍是一個迷。“卡”和“人”是電信網絡詐騙的兩大要素，資金流向已被嚴格管控，阻斷“人員流”成為公安的重點布防。餘娟娟做監護人，幫陳亮等挂失完護照，“買機票送上飛機，希望他們回國自首。”
回到四川後，三個夥伴卻反咬周餘傑一口。“問他們，閉口不提，還冤枉是我兒子叫他們出去的。”周洪說。派出所也問不出名堂，放了人。“他們知道上線是誰，但怕被牽連。”餘娟娟說。現今，三人之中，一個在成都酒吧撈偏門，一個坐牢還沒放出來，另一個去向不明。
疏通了一些關系後，高棉警察将周餘傑的遺物交還給餘娟娟。她打開手機，看見兒子的微信清單裡，儲存着 50 多位好友，條理分明地标出了誰是同學、誰是狗推、誰是狗主管。她認為這是兒子留下的線索，目的是要母親替他報仇。
憑借一種想象，更多神秘線頭彙聚到餘娟娟腦中。周餘傑的快手号“身敗名裂”，微信号“愛生活、愛自己”，QQ号“五罪”，連起來是“我已身敗名裂，我無罪，我不會自殺，愛生活、更愛自己。”這是母親與兒子之間的密語，餘娟娟認定。
周餘傑生前的QQ号（魯茜茜翻拍）。
剛回四川不到10 天，陳亮馬不停蹄開始拉人頭。餘娟娟用兒子的手機登入微信，看到了他發的招聘廣告：
“你見過傳銷給你買機票辦簽證的嗎？你見過傳銷前期給你幾千塊錢用，給你生活費嗎？
“伯樂識良馬，我需要一批欠一身高利貸跑路的人，我需要一批無家可歸被社會排斥的人，我需要一塊錢以上的活動都無法參加的人，心愛的女人跟有錢人跑了的人，一無所有，僅存鬥志，隻剩下膽子的人，性别不限，想翻身的私聊我，年輕人不要再講自己沒機會，選擇比努力更重要，選對了你就是全村的希望。”
餘娟娟刷到這些，讨厭起自己來：“我有可恨之處，有個菩薩的心腸，卻沒有菩薩的本事。”她後悔對陳亮心存善念，當初在高棉就不該饒他。
招聘廣告（魯茜茜翻拍）。
沒過多久，她發現微信号被陳亮拉黑了。
尋着那50 多人的微信号，難道查不出背後的勢力？信心大增的餘娟娟卻接連受挫：到縣裡報案，說是國外的案子，中國沒有執法權；新冠來了，防疫成為一等一大事，周餘傑的死徹底沒人管。
一個兒子去世了，何必牽扯更多？在鄉村，道德和情感有千絲萬縷的關系，周洪逐漸放下了追讨公道的執念。他是本地人，他還要在老家讨生活。
兒子的墳墓被精心打理着（魯茜茜拍攝）。
餘娟娟不同，她不在乎這些與自己沒有親緣關系的人。“哪怕我的兒子十惡不赦，他的生命也不該這樣翻篇。”作為一名母親，她執意要真相。
不依不饒的她成了村鄰眼中的“瘋子”，鄉裡鄉親之間傳出她随身背的包包裡，揣着兒子骨灰的謠言。在當地，這可是非常不吉利的。“舌頭是一把無情的刀，有些時候奔着權勢來，有些時候奔着正義來，有些時候是邪惡的。”
餘娟娟被孤立了，除了零星幾個摯友，她不再與本村人來往。“村上村下的，沒有任何人支援我。”臨近深夜，她有時候沒處說話，便帶着眼淚坐在兒子的墳頭。小兒子從山上挖了五株刺楸種在哥哥的墳頭四周，代表一家五口。其中兩棵挨得很近，樹葉幾乎纏繞在一起，象征着兒子與母親互換靈魂，在平行世界陪伴彼此。
在家自閉了一年半，餘娟娟住在兒子的房間裡。嚴格來講隻算是閣樓，電腦、書桌、床墊，從兒子離開後，就未搬動過。
複仇的念頭一點沒消，反而越來越強烈：“第一次，救他們；第二次，原諒他們。他們卻将所有的責任推給一個不會說話的死人。”壞孩子仍活躍在四周，餘娟娟見着就來氣。她迫切想要去高棉，争取将案子轉回國内。周洪不支援不反對，不提供任何物質幫助。
從沉痛中緩慢抽離的餘娟娟，在修高速的施工隊那裡謀得了一份指揮員的工作，兩班倒，一站12 小時，這是她活着做過的“最輕松的工作”。一崗 150 元，為了多掙錢，但凡有人替她照顧女兒，她就兩班連着上。我在的時候，她連續上了 72 小時的班。
餘娟娟站崗的路口（魯茜茜拍攝）。
沒人敢守的事故多發地，晚上陰森到伸手不見五指，她争着上，為的是給當班的老大留下一個好印象。“有些時候，太陽沒有完全落山，月亮悄悄跑出來，天在不停地彌補黑與白的世界。世界上的鬼，都會保護我。”
然而，她還是被車撞了。當一個人走起黴運，好像就沒完沒了。肋骨挫傷，本就心髒不好的她，住了一周醫院。結束站馬路的工作後，她憑之前的良好工作記錄，繼續給工程隊做飯。
存夠錢，她要離開四川，像對待小兒子一樣将女兒托付給信任的親友，隻身前往高棉。這是餘娟娟的計劃，也是她勾勒的未來：“孩子死在那邊，我也想死在那邊。”
去縣城駕校辦事的小巴車上，餘娟娟手腕上的玻璃串珠，泛着眼淚的光，依稀可見三個孩子的碎發。倘若如願去到高棉，陪伴她的将是孤軍奮戰的日夜和陰陽兩隔的思念。
在高棉，常見暴斃身亡的青年，餘娟娟要去守護他們，“哪個孩子不需要母親呢？”她也想阻止那些和兒子一樣出身的孩子，回歸正途，不再作惡。
至于何時動身，那将是下一個故事的開頭。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屠強、吳卓明、劉毅然為化名。）
（特别感謝所有提供幫助的善心人士；作者将持續跟進高棉電詐一題，長期誠征各類線索。）
1.《高棉西港：一座“網絡賭博”之城的潰敗》，界面新聞，2019
2.《公安部：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立案數下降，境外作案占比八成》，澎湃新聞，2022
3.《2020 年全國公安機關破獲電信網絡詐騙案件 25.6 萬起》，公安部網站
4.《“斷流”專案行動精确打擊跨境電信網絡詐騙》，新華視點，2021
5.《電信詐騙：作案手法，高發原因防範》，吳朝平，2015
6.《高棉旅人》，劉紹華，2017
7.《高棉西港：中國犯罪集團的樂園》，法國《世界報》，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