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治羅馬數百年的元老院家族繼續掌管着國家，就好像羅馬對地中海世界的大片征服并未改變什麼似的。然而他們都錯了，一切皆已變遷。如今羅馬是一座世界性的城市，在這裡可以開創各種事業，實作諸多夢想，賺得大筆财富。羅馬成為古代世界的文化震源，希臘的哲學家、音樂家和大小名廚皆蜂擁而至，而他們的存在也幫助羅馬打造了一次文化覺醒。
羅馬對其希臘臣民的态度始終比較自相沖突。羅馬人當然承認他們從希臘那裡受益良多，他們甚至還在德爾斐神谕的訓示下于集議廣場豎立起了好幾尊最睿智和最勇敢的希臘人物雕像。随着羅馬人漸漸地深入接觸希臘世界，他們意識到希臘文化的優越性，不僅領悟了其藝術、建築、文學、哲學等諸方面，而且還接納了許多别的事物，但也有不少東西羅馬人并不喜歡。希臘人舉止輕佻，愛高談闊論，頭腦過于聰明，而精神卻略顯頹廢。希臘男性公民彼此之間保持着性愛關系（羅馬男性一般隻允許跟奴隸或卑賤的外國人那麼做）。希臘人還赤身裸體地進行體育鍛煉和競技比賽。即便是他們備受贊譽的思維能力有時候在較為保守的羅馬人眼裡也做得太過，叫人難以接受。公元前155年，雅典派出一批頂尖的哲學家去羅馬，其中一位是懷疑論者卡涅阿德斯。某一天他為政治公正而辯護，但到了次日又為政治不公尋找理由。性情嚴肅的老加圖對這種道德上自相沖突的詭辯術倍感惡心，遂令雅典人統統滾出羅馬，以免腐蝕他們的青年。
除了雞奸和腦力競賽之外，羅馬對一個帝國的兼并還産生了諸多更為嚴重的問題。縱觀公元前2世紀，一連串的軍事勝利賺得了巨額的财富，而其中大量财富都跑入了議員們的腰包裡。他們熱衷于投資地産，用新得的财富購置最好的耕地，然而其中有許多土地仍在小農戶的手裡。反觀農戶這邊，他們之中有不少家庭債台高築，因為男勞力都被征召到軍隊裡去服役了，而且常常一去就是好多年。于是，一場土地争奪戰就緊鑼密鼓地打響了，意大利的小農戶們被趕出了家園，他們的農田成了大莊園的一部分，屬于那些極度富裕的議員。失地農民加入到了城市無産者的隊伍之中，他們不可能留下來充當農業勞動力，因為針對迦太基和希臘化諸王的戰争俘獲了大量奴隸和戰俘，這批人就已經供應過剩了。
大部分議員對這種社會動蕩局面及其引發的不滿情緒視而不見。然而他們當中偶爾也會有人站出來決定采取行動，其中最為著名的就要數提比略·格拉古和蓋約·格拉古兩兄弟了。他們來自一個具有廣博人脈的元老院議員家庭，是族内人當中的理想主義後生。小哥倆的外祖父正是降服漢尼拔的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他們的姐姐則嫁給了西庇阿·伊米利埃納斯，即那位摧毀迦太基的人，而他們的父親曾一直是成功的政治家和将軍，兩度獲得執政官席位。他們的母親科涅莉亞以有涵養的舉止和對兒子們的奉獻而廣受贊譽。她甚至還回絕過埃及國王托勒密的提親，因為隻有這樣才能集中精力撫養兒子們，在他們的教育上科涅莉亞是不惜血本的。
格拉古兄弟擁有财富、影響力、天資與魅力。但不論是提比略還是蓋約均無意走一條平平穩穩、按部就班的政治道路，比如在将來毫無疑問地登上事業頂峰，擔任重要的軍事将領、行省首腦和共和國執政官。他們更想改變這個世界，而不僅僅是去征服它。這使得小哥倆在自己出身的貴族圈子當中極度不受歡迎。特别是他們着手處理的問題——土地改革，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在格拉古兄弟的一切行為當中最令他倆處境兇險的是，他們為了達到目的會不惜破壞規則。
在公元前2世紀30年代後期及20年代後期，格拉古兄弟曾先後兩度直接挑戰政治現狀。他們的計劃十分精妙。羅馬在征服意大利和地中海中部地區期間積累了龐大的公共土地儲備，兄弟倆準備将其重新配置設定，并且還要在羅馬國内設立糧食定額補貼制度。然而這些提案将會把他們自己推向議員同僚們的對立面，直接與後者正面沖撞，因為許多人已經将大批的公用土地劃撥給了自己。此外，格拉古兄弟還想方設法讓改革方案以法律的形式獲得通過，他們所采取的手段也令元老院當中的許多人更加反對他們。元老院絕不會通過他們的立法申請，于是格拉古兄弟就利用體制中的一個漏洞來巧妙地繞開他們。格拉古兄弟設法讓自己被選為平民保民官，這一職位原先于公元前5世紀被開設出來，用以在元老院中保護平民的利益。這些保民官擁有廣泛的權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公民大會上通過立法申請，并能夠否決元老院議員的提案。當格拉古兄弟的土改方案在元老院遭到拒絕之後，提案直接被交由公民大會處理。此舉令元老院火冒三丈，對兄弟倆産生了永恒的敵意。議員們意識到已經無法通過法律手段阻止格拉古兄弟，于是便擅自行動起來。公元前133年，提比略在卡皮托山被議員們用棍棒和闆條活活打死。公元前122年，蓋約及其3000名支援者慘遭殺害，而這一次使用的是刀劍。最終兄弟倆皆浮屍于台伯河上。
格拉古兄弟留下了一項極具破壞力的遺産，對敵人的殘酷殺傷力甚至要超過他們曾幹過的任何事情。他們的行為向世人顯示，挑戰元老院權威是可以辦到的。現如今，任何頭腦聰明的年輕政客都曉得了捷徑，那就是先成為一名保民官然後“诏告天下”，宣稱自己獲得了群眾的授權。與此同時，公民大會也被喚醒了，意識到其本身可行使的巨大權力。元老院再也沒有過去幾百年來獨享的聲望和權威了。400年的相對平靜之後，政治紛争以暴力的形式結局，進而開啟了羅馬共和國最後幾十年血雨腥風的壓軸一幕。
元老院選擇了狹隘的自身利益，放棄了更為緊要的社會改革，是以為将來積留下了更多的問題。羅馬全國上下充斥着憤憤不平的老兵，在意大利的土地上，到處被奴隸暴動所包圍。而這些動亂則凸顯了羅馬這個國家過于依賴奴隸勞動力，以及自身征募新兵的難題。羅馬軍團的士兵必須是有産者，然而債務窘境和議員們的土地争奪嚴重損耗了潛在的有地者兵源。元老院很快就會發現，假如他們解決不了這些問題，那麼自有人會動手解決。
在20年裡，羅馬将軍蓋烏斯·馬略已廢除了士兵的财産準入資格，開始征召沒有土地的窮人。他如是宣稱：“我很抱歉，戰場的喧嚣讓我聽不見法律的規定。”既然國家不給士兵軍饷，那麼這就演變成了将軍們的責任，而他們通常采用的是配置設定戰利品的辦法。于是乎，部隊擁有了自己的謀生管道，忠于那些上司他們的人而非國家。至于共和國的其餘部分，隻能講他們已被各路私家軍武裝團團包圍。羅馬元老院的确戰勝了格拉古兄弟，但他們隻不過是為新一類軍事強人的崛起鋪平了道路而已。
馬略本人就是一個恰如其分的例子。他曾違反規定，破例擔任七屆執政官，而且至少有過一次派遣軍人沖進集議廣場打爛了幾位政敵的腦袋。盧基烏斯·科爾内利烏斯·蘇拉曾是馬略的副官，後來成了他的主要對手，而此人甚至做得更加過分。當蘇拉的政治地位和軍事上司權受到敵方的奸計威脅時，他兩度揮軍直奔羅馬，而兩度都如願以償。公元前82年，在第二次占領羅馬之後，蘇拉進行了數星期的肆意屠殺，随後又将這種政治暴力正式化，史稱“剝奪人權”行動。一份份名單被張貼在集議廣場裡，上面寫着許多被剝奪權利者的名字——按照蘇拉的說法，他們都是“國家公敵”。殺死這些倒黴蛋無須接受法律制裁，甚至還有獎勵來懸賞他們的項上人頭。這種懲戒同時還在被指控的家族裡世代相傳，他們的地産會被立即移交國庫，子女及孫輩都不允許在國家機關和元老院任職。
恐怖統治愈演愈烈，醜惡的勾當全部交由那些被蘇拉解放出來的“前奴隸們”來實施。他們将被指控者押出自己的家園，而受害人将不會再活着被人瞧見，不過一部分人的首級會被釘在集議廣場上。甚至比這更為邪惡的是，每一個獲得自由身的奴隸都以他們的解放者盧基烏斯·科爾内利烏斯給自己取名，就好像羅馬全國上上下下充滿了數千名殺氣騰騰、意欲尋仇的蘇拉。當蘇拉的黨羽着手清算舊賬或開始以此盈利時，這場屠戮狂歡便獲得了更多的動力。許許多多最終上了“剝奪人權”黑名單的人其實根本與蘇拉的敵人沒有幹系。第一波暗殺清洗中，據說有超過1500人遇害，而最終的數字則達到了約9000人。
蘇拉的“剝奪人權”行動背後隐含着一個基于實際角度考慮的因素，那就是蘇拉需要大量現金和土地來犒賞他久經沙場的将士們，其人數約有12萬人。從被剝奪者那裡沒收來的财産，連同意大利全境批量的土地搶奪行為幫助他滿足了這一需求。元老院徹底被吓住了，他們給予蘇拉在政治上的全權委托。也就是說，蘇拉被授予了獨裁者的席位，而這也正反映了他如今所行使的呼風喚雨般的個人權力。
不同尋常的是，當羅馬已拜伏于自己腳下時，蘇拉卻開始着手重建體制的權威和尊嚴，而這正是他此前極力破壞和诋毀的對象。在一系列改革措施中，蘇拉加強了元老院的立法權，還剝奪了公民大會和平民大會以損害元老院為代價而積聚起來的權力。在蘇拉的政策變法之下，元老院再次成為羅馬共和國無可争議的最高權力機關。蘇拉同時還立法禁止任何人仿效他當年的所作所為，如今将軍們不允許離開他們的行省，也不能在未經元老院準許的情況下發動戰争。公元前79年，蘇拉的工作都做完了，他突然放棄了獨裁席位，隐退下去過起了小日子，因荒淫無度而聲名狼藉。次年他死了，這也許并不令人驚訝。他的墓志銘上寫着：其良善超越任何親友，其暴虐蓋過一切仇敵。
蘇拉未能解決那個正在毀滅共和國的政治危機。他通過散播恐怖和執行暗殺的手段企圖強化元老院的權威，而這隻不過徒然暴露了政治暴力侵蝕國家的嚴重程度。新一代雄心勃勃的人已經在蘇拉的保護下成長了起來，盡管這位昔日導師重塑了元老院的權威，但在這些人眼裡，完全沒有理由不去接着貫徹那條蘇拉原先走過的道路。在這場體制性的土地兼并當中，最大的赢家是格涅烏斯·龐培。蘇拉之是以會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依靠暴力手段，是因為他盡管出身于世代名門，但他本人的社會人脈并不深厚，而且也沒有什麼錢。相比之下，龐培則既有财又有勢。他的父親曾是一位重要将領，而且擔任過執政官，其家族地産也十分龐大。當他響應蘇拉号召時，23歲的龐培親率三支軍團出現于世人面前，他們均是在這些祖産的土地上拉起的隊伍。龐培并沒有使用武力，因為他害怕這麼做就有可能無法通過議員晉升階梯來登上公權力的頂峰，畢竟這才是他分内應得的東西。令龐培深感沮喪的隻是取得執政官地位所需要耗費的漫長時間，而且執政官的頭銜也絕不能滿足龐培的野心。他的目标是要讓羅馬舉國上下均将其認作世上最偉大的人。為了實作這一目标，龐培廢止了之前蘇拉為保證元老院尊嚴和權威而實施的多項政策。
此前被蘇拉剝奪的平民大會所擁有的強大權力由龐培確定恢複，此舉大大幫助了龐培的事業。一大批忠實的支援者在龐培的保駕護航之下被選入新一屆“加強版”的平民大會，此法讓龐培有效地綁架了羅馬共和國。元老院任何可能傷害他利益的議案會被否決，而與此同時那些他贊許的而元老院厭惡的立法方案則幹脆在公民大會上獲得通過。待到公元前1世紀中期的幾十年裡，羅馬共和國各大機關已然淪為暴君的工具，而這正是整套體制原本應該防範的東西。幾句關于廉價口糧和土地改革的含糊承諾便輕易将群眾收買。上層運用小恩小惠的手段來統治國家的時代業已降臨。
龐培很快就賺得盆滿缽滿，他攫取了多項政府職位和軍隊上司權，還赢得了不少偉大的勝利。公元前67年至公元前63年，他在今天的土耳其北部地區迎戰米特拉達梯國王，在此期間龐培沒有同元老院商議就私自簽署和平協定，并在未經核準的情況下就為國家并入了大片領土。他在小亞細亞和叙利亞的行事做派俨然一位希臘化的國王。他鑄造錢币，還将自己的畫像印在上面；他用自己的名字為諸多城市命名，甚至還被人當作神靈來崇拜。龐培現在完全可以仰仗當地這些國家的忠實支援以及手下為其拼命的成千上萬名官兵。公元前62年，龐培凱旋，而且給自己取了“Magnus”這個名号，意為“偉大的人”。不過龐培倒也并非在開玩笑，他能夠為羅馬國庫一次性注入4.8億塞斯特斯。龐培對東方的經營整頓空前成功，每年從那些地區彙來的年收入增加了2億至3.4億塞斯特斯。龐培就是一個鮮活的例子，告訴了人們羅馬在此前一個世紀裡賺得的巨額物質收益和領土擴張将會怎樣從根本上破壞共和國微妙的政治平衡。
在元老院裡，由小加圖（老加圖的曾孫）上司的傳統主義者政治集團“貴族派”試圖抵抗龐培，但他們沒有成功。元老院拒絕準許龐培的東方定居點，也否決了他為将士們提供土地的議案。此時龐培幹脆去找公民大會，在那裡這些提案被迅速通過。當元老院試圖将其松弛的肌肉收緊發力時，沒有什麼比這一行為更能凸顯他們的軟弱無能了。對元老院的進一步羞辱即将到來，而且那也會是對羅馬共和國的緻命一擊。龐培同兩位政治對手勝利會師，他們分别是馬爾庫斯·克拉蘇和尤利烏斯·恺撒（龐培的嶽父）。此二人飽受元老院保守勢力的傾軋，都曾被剪除政治羽翼。這三位野心勃勃的人形成了一個秘密同盟，為保護自身利益而通力協作，史稱“三頭政治”。恺撒将會得到他的執政官席位，龐培為其官兵獲得東方定居點及土地，而克拉蘇則為他的商人委托方赢得稅收減免，這些商人是他擷取政治支援的主要來源。三人集團擁有廣大群眾的支援，并手握兵權和龐大财源，另外還有一群被馴服的保民官随時待命行動。在如此一張大網的幫助下，他們将會實作目标。
公元前59年，恺撒輕易當選執政官。當“三頭政治”的立法提案在元老院受阻時，旋即就被交由公民大會而迅速通過。“貴族派”想方設法阻撓恺撒，将其調往意大利境内的窮鄉僻壤去任職。恺撒做出反應，他讓公民大會授予自己在西部的高盧和東邊的伊利裡庫姆的總督職位。這兩處均是麻煩棘手的熱點地區，在那裡戰争是必然會有的，因而戰利品——對于缺金少銀的恺撒來說是必需之物——也絕少不了。
公元前53年，“三頭政治”變為了兩人，克拉蘇在卡萊戰役中損失慘重，本人也被帕提亞人所殺（帕提亞帝國在近東地區對羅馬的東部領土構成了威脅）。龐培嫉妒恺撒在高盧取得的輝煌戰績，于是變得越來越樂于接受“貴族派”所提出的各項議案，而那些人則正在努力促使龐培跟恺撒最終決裂。最終他們強推議案，提前結束恺撒的高盧指揮官任期，而龐培對此卻袖手旁觀，沒有幫助他理論上的盟友。此時此刻想必恺撒已經知曉兩人的聯盟已走到了終點。
公元前50年，元老院議員們要求恺撒傳回羅馬并放棄他的軍隊指揮權。此刻内戰已無法避免。議員們由龐培上司，他已響應“貴族派”的号召，加入了他們的事業。恺撒要麼無條件認輸，接受敵人全方位的兇猛攻讦；要麼就拿起武器反對龐培和“貴族派”。恺撒選擇了後者，他率軍跨過盧比孔河進入意大利北部，由此開啟了羅馬曆史上場面最為血腥、代價最為高昂的内戰。
假如這場戰争是為了維護共和國靈魂而打的，那麼我們越來越難以分辨靈魂的守護者究竟是誰，或者說那些人到底在維護些什麼。時至公元前50年，自诩傳統元老院政治守護人的“貴族派”似乎猶如一群狗急跳牆的殘渣。他們隻會依靠早已逝去的往日榮光，無法适應自身時代對于管理超級大國的要求。根據西塞羅的觀察，小加圖的問題在于他以為自己生活在柏拉圖的“理想國”裡，而不是羅馬的“政治糞坑”。那些人需要龐培來進行統戰工作，這恰恰狠狠地暴露了他們自身力量的羸弱不堪與處理問題時的不得要領，因為按理說這種行為正是他們所抗争抵制的典型事例。龐培不會為任何事情挺身而出擔負責任，他唯一在乎的隻有自己的“豐功偉業”。在其善變的政治生涯裡，唯一永恒的特征就是他那永無止境的個人野心。
假如帝國龐大的幅員所給予的“饋贈”産生了龐培這樣自戀型的個人主義縮影，那麼尤利烏斯·恺撒基本上也算不得什麼善茬兒。縱觀“三頭政治”時期，他綁架了羅馬共和國的政治機關來謀求個人利益。這一點是非常明顯的，當他前去為自己當初跨越盧比孔河的決定正名時，他根本沒有提及共和國或自由二字，而是聲稱在他眼裡個人尊嚴比生命更珍貴。看來個人主義的時代确實已于曆史長河中浮出了水面。
這場内戰本身是短暫的。龐培和“貴族派”馬上就在軍事戰術上出現了分歧。而恺撒則無須向任何人負責，他迅速果斷地展開行動，迫使龐培撤退至希臘。恺撒試圖同龐培商議一個解決方案，但被對方推脫掉了。随後恺撒在西班牙擊敗龐培的軍隊，又于公元前48年移師希臘，在那裡發生的法薩羅之戰決定性地粉碎了龐培的武裝力量。目睹敵軍的殘肢散布于沙場之上，恺撒說道：“他們早就罪有應得。”這句話說明，世上從來就沒有人願意為内戰背負責任。
龐培逃亡到埃及，但他剛一上岸就被人殺掉了。下達指令的是年輕法老身邊的一批幕僚，他們均希望與恺撒交好。龐培啊龐培，當年為慶祝軍事凱旋，他用珍珠制作了一幅自畫像，于羅馬的大街小巷裡招搖而過，可是最終成了埃及海灘上的一具無頭屍。砍下來的首級被人呈到恺撒面前，當時恺撒潸然落淚了。
内戰依然如火如荼地進行着，龐培的兒子們和剩餘的“貴族派”強硬分子仍舊上司着抵抗行動，但這已是一項日趨無望的事業。恺撒率軍抵達北非，而後又席卷西班牙，将龐培偉業的殘餘勢力連根拔除。在北非的由提卡港口，死到臨頭仍始終自以為是的小加圖情願選擇自殺也不要投降。鑒于對手們不是業已亡故就是深陷混亂之中，恺撒已然成為羅馬無可争議的主宰，如今他必須考慮這種統治權應當以何種形式實施。同之前那一位占據此等政治霸權地位的蘇拉相比，恺撒的政策完全不同。在他的治下，不再有什麼“剝奪人權”或非法的土地兼并，從前的敵人受到感人的憐憫對待。以西塞羅為例，他曾經站在龐培和“貴族派”那一邊，而經過與恺撒一段融洽會晤之後，他被允許傳回意大利。
在恺撒的治下，債務改革減輕了社會上的貧困狀況，而且國家把新的殖民地規劃給那些沒有土地的人，另外還引入了道路建設和排污管道工程來提供就業崗位并改善意大利的基礎設施。面對被戰争和亂政攪得支離破碎的國家經濟，恺撒制訂了一系列複興改革方案，例如恢複征收入港稅以及釋出新的黃金貨币制度。恺撒的積極管理不僅僅惠及意大利本土，在各大行省境内，不合理的稅收體制受到徹底的檢查修訂，大批外省人被授予了羅馬公民資格。許多忠實的追随者被提拔進入到業已擴大的元老院裡。
尤利烏斯·恺撒的改革行動表明，在獨夫統治之下更容易實作一個公平體面的政府。羅馬這個城邦如今已是世界性大國，而此前百年的政治動蕩也證明了羅馬的體制未能進化至滿足需求的水準。羅馬這個超級大國需要領袖堅定的持久力和高瞻遠矚的宏圖大略，而不僅僅是政治上的小修小補，而原本制定那些短期決策的政客們全都明白自己的任期會在一年之内結束。元老院精英們内部的競争在此前為羅馬的急劇擴張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推動力，而如今卻已退變成一場為争奪戰利品而自相殘殺的血腥沖突。
恺撒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如何在共和國的權力架構内定位自己，而個人的權力觸角之廣在體制内是毫無先例的。這一問題後來也是他永遠沒有時間再去解決的。起先恺撒跟蘇拉一樣，試圖用堅守獨裁位置的辦法來處理，但這終究也非長久之計。恺撒以一個獨裁者的身份統治着羅馬，盡管他煞費苦心地掩飾這一點，并且時常流露出自己對共和國政治機關應有的尊重。雖說恺撒接任了執政官職位，但将他僅僅視作又一名元老院議員的想法顯然是荒唐可笑的。
對于有些人來說，答案非常簡單。假如恺撒已是無冕之王的話，那為什麼不幹脆當羅馬的第八位國王呢？公元前44年，一頂“diadem”（即王冠）神出鬼沒地被安放在恺撒的塑像上，而慶典上的旁觀者則歡呼雀躍，紛紛稱他為“雷克斯”。恺撒本人對此事發表回應，說他并非什麼“雷克斯”，隻是恺撒罷了，而這場鬧劇背後的真相是，“雷克斯”其實也屬于羅馬的一個姓氏而已。恺撒此人成熟睿智，明白假如有人一口咬定是他導演了這一出王政鬧劇的話，那麼對他而言會有多麼大的危險。王政這種制度受人鄙視，與羅馬所建構的整座共和國大廈格格不入。于是那頂王冠被迅速取下，而凡是用國王稱謂提及恺撒的人則統統被檢舉，并遭到起訴的威脅。這些關于恺撒帝王野心的诽謗和謠言緻使他十分公開地謝絕了人們在牧神節慶典上賜予他的王冠。該節日每年舉辦一次，意在淨化城市并向那頭母狼緻敬，是它哺育了羅慕路斯和雷穆斯這對雙胞胎棄嬰。沒有任何一個場合比這更适合公開拒絕那原本應實作的帝王夙願了。
恺撒似乎并沒有一個總體規劃。他隻是匆匆地實施一連串簡單便捷的修修補補，與此同時又四處摸索更為長久的解決方案。這位看似對萬事皆有答案的人卻不曉得如何擺正自己的位置，不過其他人卻已下定了決心。對于許多從内戰中幸存下來的老一輩元老院精英來說，僅僅為了恺撒提供的和平就要讓數百年來應有的權力喪失殆盡，這代價也太過沉重了。他們察覺出種種迹象，表明恺撒對元老院及共和國其他政治機構缺乏尊重，比如當一個元老院代表團被派來授予他一系列的榮譽時，恺撒居然沒有站立起來向其緻敬。除此之外，元老院精英們還曾被迫發誓保護恺撒的生命安全。他們對此深惡痛絕，事實上這股仇恨是如此強烈，以至于他們決定要去打破誓言。
在古羅馬曆法3月15日那天，一群議員謀殺了尤利烏斯·恺撒。在刺客隊伍中有一人是馬爾庫斯·布魯圖，他曾是“貴族派”中的一員，後被恺撒赦免，再後來又被準許進入恺撒的核心内圈。當恺撒認出原來是他時，據說恺撒大聲呼喊道“Et tu，Brute…”，意思是“布魯圖，居然連你也……”這隻言片語飽含着受人背叛的感傷，于曆史的數百年間回蕩。據傳言，恺撒就倒在一座龐培塑像的腳下，而後慢慢地死去。
短暫的震驚過後，激憤的城市暴民将陰謀者轟出了羅馬城，接着又把他們驅逐出了意大利。盡管共謀者聲稱自己為了維護自由而戰，但他們除了在自身朋黨小圈子之外幾乎沒有什麼人支援。布魯圖及其同夥沉浸在清高傲慢的個人熱情裡，卻忘記了恺撒之是以能成功，恰恰正是源于元老院一直未能對市民們果斷采取負責任的或慷慨大度的舉措，而他們的市民卻沒有忘記這一點。
幸運的是，恺撒已經指定過一位繼承人，而其初次亮相看起來形象不佳。他是恺撒的孫外甥屋大維，同時也是他的養子，一個乳臭未幹、體态羸弱的18歲青年，沒有經曆過共和國晚期血雨腥風的政壇鬧劇。西塞羅曾批評說，盡管屋大維頗具潛質，但我們應該對他“贊賞、尊重，然後撤換掉”。可是西塞羅最終會後悔自己的輕蔑之語。屋大維很快就顯示出冷酷無情的政治嗅覺，遠遠超出了他青春年少的歲數。他迅速組建起兩支羅馬軍團，狡詐地服侍元老院，而此時元老院正急切渴望要抑制住馬克·安東尼的野心。此人曾為恺撒最得力的副官，也是屋大維的主要對手。屋大維先将安東尼遏制住，旋即揮軍開入羅馬城，索要執政官職位，全然不顧自己隻有20歲的事實。而元老院則一如往常地懦弱溫順，隻得遵照執行。不過西塞羅那一群人覺得屋大維是可以用高官厚祿和元老院的垂青來哄騙的，可是後來的事态馬上就證明他們打錯了算盤。公元前43年11月，屋大維同馬克·安東尼以及另一位恺撒的擁趸馬爾庫斯·雷必達達成了一項私下協定，三人不僅瓜分羅馬共和國的政治職位，而且還包括整個國家。
跟臭名昭著的上一屆“三頭政治”相比，在蔑視國家機器這一點上如今的後來者甚至比前者還要赤裸直接。國家制度和正規的政治程式幹脆就徹底停擺了。這一屆的“三頭政治”在其職位上将所有的行政長官全部任命完畢，其中不少人提前了許多年。與此同時，他們還發動了一場針對敵人的殘酷清洗，前“三頭政治”沾滿鮮血的“剝奪人權”行動與之對比起來也相形見绌。被指控者的首級要帶到“三頭政治”面前以驗明正身方可發放獎賞；對那些殺死主人的奴隸，當局不但會給予金錢，而且還施以自由。而那些僅僅對逃犯表示過同情并提供庇護的人則會被處以死刑。對于這種種的一切，“三頭政治”的理由清醒明智，卻叫人不寒而栗。他們已從尤利烏斯·恺撒的身上吸取了教訓，因為恺撒正是殒命于那些曾被他原諒的人之手，而“三頭政治”則情願選擇先下手為強。西塞羅曾在一系列精彩的演講中極不明智地侮辱過馬克·安東尼，他為自己尖酸刻薄的口才付出了慘重的代價。西塞羅遭到通緝追捕，遂為人所殺，後來他的首級被安東尼那複仇心重的妻子拿來嘲笑和虐待。
“三頭政治”下一步将注意力轉移到了那些謀殺恺撒的人身上，并于公元前42年在馬其頓的腓立比将他們一網打盡。勝利者獎賞給自己龐大的行省指揮權：高盧和東方各省歸馬克·安東尼所有，而非洲則屬于雷必達。表面上看，似乎屋大維在此次大分贓裡是一個輸家，因為他隻得到了意大利、西班牙和撒丁島。而此時的意大利仍因多年内戰而貧弱分化，西班牙和撒丁島更是絕無可能讓他獲得軍事榮耀或财富資金。但是屋大維另有打算。他心裡很明白，羅馬在政治、宗教和文化方面舉足輕重的地位使之成為一筆龐大得多的資産，遠勝過安東尼麾下各大行省的廣泛資源總和。屋大維成功地把将士們安置在意大利的土地上，以此獲得了軍隊的忠心。随後他便向可憐蟲雷必達發難，此人始終是“三頭政治”當中體量最輕的一個。于是就隻剩下兩位玩家了。
屋大維的鐵拳越戰越強，而馬克·安東尼卻日漸削弱。安東尼在軍事上慘敗于帕提亞人之手，同時又跟埃及豔後克利奧帕特拉公開保持暧昧關系。作為一名軍人和政治家，這些醜聞令他名譽受損。而屋大維則發動了一場針對安東尼的宣傳攻勢，将其描繪成風流放蕩的醉鬼，受制于一個頹廢堕落的東方女人。随後屋大維還使出一記高難度絕招：他成功地設法讓整個意大利宣誓向他個人效忠，以反對那位東方女王及其同黨馬克·安東尼。
此時戰争已經箭在弦上，公元前31年9月，雙方在希臘的亞克興展開交鋒。安東尼雖然人多勢衆，但還是遭受了慘敗。此刻的屋大維已然是羅馬全國無可争議的主人。他的地位肯定比那位在法薩羅擊敗龐培的義父恺撒穩固得多，屋大維需要赦免或處死的敵人寥寥無幾，因為大多數人早已掉了腦袋，而忠于屋大維的新一代則得以被引入元老院貴族階層裡。
如今屋大維面臨的問題是如何處理共和國體制，這種制度似乎已經不合時宜，與目前的政治現實荒唐地脫節了。王政或許本該在考慮範圍之外，但大多數羅馬人顯然願意以節制政治自由來換取免遭毀滅性内戰的美好生活機會。屋大維想出的答案是将自己的名字改為“奧古斯都”，即“國家救世主”，同時引入獨裁政治體制并始終小心翼翼地用政策的連續性和傳統舊制來粉飾僞裝。
公元前2世紀30年代，波利比烏斯曾将羅馬的崛起視為曆史周期模型的佐證，即社會依次經曆君主制、寡頭制、民主制、暴民政治，最後再回歸到君主制。他當時推測眼前的羅馬正處于寡頭制階段。但假如波利比烏斯在公元前31年仍在世，并目睹羅馬城置于第一位皇帝控制之下的話，或許他會徹底改變想法。在奧古斯都的治下，羅馬帝國擁有了一個穩定的、光輝的新未來。羅馬的政治快車似乎已經從寡頭制和暴民政治的階段加速回歸到了君主制，而沒有設定民主制這個站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