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小莉：香港的教育問題，是有意還是無意發生？
黃均瑜：港英政府時期管得特别嚴，但随着它撤退，港英政府有意放松了對教育的控制。
吳小莉：你說過中學生的價值觀，其實是不足的。
黃均瑜：所謂民主、自由的價值觀，在學生中占據了主流的模式。對于特别是未成年的學生，一些傳統的價值觀，仍然是一個基礎。
本周專訪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會長
黃均瑜
2021年8月10日，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簡稱“教協”）宣布解散。其在2012年助推反國教風波。在2019年“修例風波”中，呼籲教師和學生罷課上街，這些舉動嚴重影響了香港教育的正常運作。
教協解散後，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簡稱“教聯會”），将承擔起更多服務教師群體的職責。黃均瑜，自2014年擔任教聯會的會長。
起底教協，解散前為何壯大？
吳小莉：1973年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成立，1975年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成立。為什麼教協成立之後，能不斷壯大？
黃均瑜：他們有自己成功的方法。比如購置物業，他們比我們更有眼光。至于政府對教協的支援也比較明顯，因為政府覺得教協代表着整個香港教育界。
吳小莉：您是說港英政府，還是香港特區政府？
黃均瑜：兩個都是。
吳小莉：教聯會在香港回歸之後，都還沒辦法成為主流？
黃均瑜：這個當然是。因為政府以前的思維屬于比較嚴守“政治中立”，是以在香港回歸之前，教聯會就被邊緣化。回歸之後，這個情況有所好轉，它不将教聯會邊緣化了，但它還是嚴守中立，來平衡兩邊。就是說有教聯的地方，就必然要有教協；有教協的地方，港英政府會去找教聯會進行平衡。
放松對香港教育方面的管理?
港英政府，刻意為之
2019年香港爆發“修例風波”，近九千人被捕。其中四成是學生。
吳小莉： 2014年“非法占中”到2019年“修例風波”，有這麼多學生走上街頭。有人說尤其在回歸之後，香港教育出了問題。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黃均瑜：教育是責無旁貸的，但我覺得教育也不能背負所有的責任。因為學生所受的影響除了來自學校和老師，随着社交媒體的興起，學生受到了很大的外界影響。比如“占中”、“黑暴”，這些都不會是學校教育的一部分。就算在學校裡，有個别老師會做出一些出格的行為，我們分析過這樣的老師不會超過1%。“黑暴”時期，教協提出要罷課，我們就提出不該罷課，要緊守崗位。我們看到絕大部分學校都沒罷課，老師都能夠緊守崗位。
當然老師的缺點或者我們的盲點就是，我們香港教育培養的老師是專業的，專業展現在他教的那一科目，但在政治方面對很多老師來說，的确不是他的強項，是以老師們會很容易受到傳媒甚至社會風氣等等的影響。
吳小莉：香港教育的一些細節問題，是有意還是無意發生的？
黃均瑜：大方向是有意的。港英政府對香港教育的管理是特别嚴格的，是以當時教育處處長的官位都比其他處長要高，這是最重要的一個職位。
吳小莉：它們很明白，教育是改變人心很重要的一環。
黃均瑜：它們很重視對于教育的控制，但是随着它的撤退，有意地放松了對教育的控制，包括課程又不歸政府管，是有一個課程發展議會，曾經還規定一定要請外面的人來做，不可以讓公務員來做；教育學院現在變成教育大學了，以前教育學院是由政府管理，裡面的教師是公務員，現在變成大學了，教育自主了；考試方面，又成立一個考試局，教育局又沒得管了。
是以，課程、考試和教師，教育局全部都不管，全放開了。實際上，教育局能夠管的方面越來越少，它鼓勵的“代議政治”、“還政于民”，慢慢滋生了民粹的傾向，是以這個大方向上面就是有意為之的。
香港教育的主要問題：
泛通識化、考試、教師
吳小莉：你也提到如果是教育出的問題，通常是通識教育、考試，還有教師。通識教育沒有教材、沒有課本，都是來自報紙、媒體，這個情況可能造成了學生學習的碎片化，同時也造成了學生的政治早熟。
黃均瑜：通識科的弊病有很多，因為他隻說正反，不講對錯，在曆史科裡面也出現這個情況，隻說pros and cons, no right and wrong......這個對于年紀越小的學生影響就越大。因為在教育裡，我們說價值觀的建立其實是從小培養的，通識科所謂“通識教育”的理念它擴散到國中、擴散到國小，甚至有的擴散到了幼稚園，它都是用一個通識的傾向。
吳小莉：為什麼會擴散到這麼小的年齡段？
黃均瑜：通識教育成為一種潮流，它擴散到影響了所有科目。至于“碎片化”，這不隻是通識科的問題，我覺得是香港課程裡一個主要的弊病。因為我們會出現一些老師覺得難教的内容，我們就去掉它；學生覺得難學的或者沒興趣的，又去掉它。
吳小莉：實體、化學、數學如果難教就不教的話，那學生的基礎就很差了。
黃均瑜：除了基礎差，在每一科裡面，如果學生沒有一個很系統的邏輯思維的訓練，他分辨是非的方式就是通過看人多人少，人多就是對的。為什麼會這麼多人會走上街？因為人多就是對的，人多就是真理。
再加上我們現在社交媒體、電子傳媒等等都是碎片的，用一個标題去決定，現在沒人看文章了，慢慢地一句奪眼球的口号就很容易挑起一些情緒，是以就會出現一些社會事件。為什麼越來越多年輕人卷進去？因為他不能分辨對錯，認為人多了做的事就是對的。
吳小莉：我不太了解考試也造成了一些問題，是因為考試的出題方式嗎？
黃均瑜：考試一直都是一個指揮棒，基本法督導委員會就是要推廣各個政府部門、全香港去遵守基本法。我當時提出一個意見，我說你組織多少活動，都不及在考試裡出一道和基本法有關的題目。
吳小莉：這樣所有的學生就必須讀，而且要讀透基本法。
黃均瑜：你不叫他看，他都會去看、去研究基本法，老師也一樣。我提出這個意見，當時考試局同意了，它說需要一點時間，當時答應的是三年内就會有一道基本法的題目，現在三年又三年、再三年，那些考試局的人都換屆了，我們還沒有關于基本法的題目出現。是以，怎樣用好考試這個指揮棒？當然，通識科它做了一個反面示範，裡面很多的政治題目，指揮我們的學生走去了另外一個方向。
吳小莉：您提到中學生的價值觀其實是不足的，尤其在責任感、堅毅和尊重他人的方面。為什麼有這樣的體會？
黃均瑜：現在的價值觀随着社會的變化，傳統的價值觀開始式微。另外，一些所謂意識形态的價值觀，開始占據越來越重要的位置，包括一些所謂的民主、自由，這些價值觀就在我們學生中占據了主流模式。但我始終覺得，特别是對于未成年學生，一些傳統的基本價值觀仍然是很重要的，這是一個基礎。
吳小莉：比如？
黃均瑜：我也批評香港教育局的十大價值觀，現在列出來的沒有孝順。我們說百行孝為先，尊敬長輩，他将來才可以立身處事，而不是從小教他要自由、要平等、要公正、要改變這個社會，不應該是這樣的。
我們應該幫他打好基礎，無論在家長、在學校都要堅持，不要讓一些社會風氣或者社會思潮帶歪了。首先，做好自己，才可以改變别人，改變這個社會，追求更宏大的理想。
香港教材的編寫，
讓香港教育走了很多彎路
吳小莉：1998年您在福建中學（小西灣）做創校的校長。
黃均瑜：對，回歸之前傳統的愛國學校有幾所，當時還是在港英年代，港英政府把它邊緣化了，福建中學（小西灣）中學是回歸以後，董先生首先批給了這個愛國團體。
吳小莉：因為董先生希望有“兩文三語”，但是這個“兩文三語”當中國語的中文部分，是比較困難去找到教材的，是以您和您的同僚們就開始編教材。
黃均瑜：比較成熟的就兩套教材，一個是中國國文，一個是中國曆史。
吳小莉：當時在學校自己編寫教材，應該是比較少見的吧？
黃均瑜：系統、成熟地編寫教材是沒有的，我們應該是唯一的。老師用空餘的時間編寫了這個教材，花了6年時間。當時國文的改革，我們發覺走了一段彎路，是以取消了課本。因為沒有範文，大家自動就地取材。我們覺得就地取材不是一個可行的、有效果的辦法，是以我們就自己編寫了一個我們覺得合适的教材。
吳小莉：關于香港的曆史教育，以前兩種方法，“從香港看中國再看世界”和“從世界看中國再看香港”。您覺得應該是“從中國去看世界”？
黃均瑜：舉一個例子，我見過一個年輕人，他和我說他在香港的一間大學讀中國曆史，他那個教授和他說“抗日戰争”是不對的，應該說“中日戰争”，這樣才客觀。我聽完之後火都上來了，我立刻說怎麼可能，你跑來我家裡打完、砸爛，又殺人、放火，然後就說兩個人打架而已，怎麼可能？
一位大學教授是這樣看曆史的，他是抽離的，他是一個“太空人”，沒有了價值判斷。“中日戰争”、“抗日戰争”是一個名詞，但已經反映出我們曆史觀背後的問題。作為教育工作者，需要給學生一個清晰的“你作為中國人”的立場，從一個中國的角度去看這個世界。是以我們做校本課程，本身也是老師學習的一個過程。
愛國教育，
如今可以理直氣壯了
吳小莉：在香港回歸之前，愛國好像并不是主流，甚至回歸之後的前一段時間，你要講愛國還要特别小心，有這種情況嗎？
黃均瑜：肯定有這個情況。因為在香港就是我們愛什麼都行，愛貓、愛狗、愛地球都行，但是愛國就不行，甚至成為一個禁忌，這個現象是不正常的。是以，當時找我做校長，我有點“愛國，舍我其誰”的感覺，我們會努力地舉行升旗禮，作為一個愛國的标志。
吳小莉：什麼時候開始覺得自己堅守了這麼多年愛國愛港的教育、服務教師的責任，終于得到了更多的支援和認可？
黃均瑜：“愛國者治港”提出之後，特别是通過完善選舉制度，确立了需要“愛國者治港”之後，整個香港的氣氛都改變了，現在可以理直氣壯去做了。
黃均瑜在紀念冊寫下，“潤物無聲”
吳小莉：作為一個老師、教育管理者以及一個教育聯會的會長，您對于香港未來的教育最大的期望是什麼？
黃均瑜：“一國兩制”是一個很獨特的制度，怎樣建立一個和“一國兩制”相适應的教育制度？這個需要一些技巧。比如說在“一國兩制”之下，我們不會要求香港的學校，或者香港的教育向内地看齊，我們有香港的優勢，但是我們也不是要完全脫離國家，而自搞一套教育。這兩者之間，怎樣取得一個平衡點？這應該是未來所有從事教育的、特别是擁有公共權力的政府部門，應該要去好好思考和實踐的。
編導：梅苑
制作人：韓煙
編輯：馬晉 張天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