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古垂後，本立道生
許慎與《說文解字》
文丨張祎昀
放眼世界文字之林，漢字既是唯一存活至今的古老自源文字，也是唯一不斷走向完善的表意文字型系。在這旺盛的生命力背後，是生生不息的中華民族與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伴随着二者的生息，漢字才能不斷發展。在漢字發展的曆程中，甲骨文、金文、小篆等古文字與隸書、楷書等今文字，在字形與構造意圖上存在很大差異。古老文字與後世文字之間如何溝通？其中蘊含的文化精神與曆史資訊又怎樣傳承？這就需要一個承上啟下的中介，許慎的《說文解字》（以下簡稱《說文》）便是為此而生。
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區）人，東漢著名經學家、文字學家。他認識到文字具有“前人是以垂後，後人是以識古”的重要作用，因而撰作《說文》，希望通過漢字的系統整理與說解，立文字之本以生文化之道。《說文》作為“國小實主中之主”，“第一部分析字形、說解字義、辨識聲讀的字典”，是中國文字學的裡程碑；即使放到世界範圍看，《說文》明确的理論意識、巨大的曆史影響，在同時期的語言學著作中亦屬罕見。這樣一部奇書是如何誕生的？其影響又為何長盛不衰？這不光要從《說文》内部尋找答案，還要先走近它的作者“字聖”許慎。
早年志向與學術淵源
宅此汝瀕，敢涉聖門
許慎的生卒年不詳，至今仍有争議，本文從張震澤《許慎年譜》之說，定為漢明帝永平十年（67）至漢桓帝建和二年（148）。
《後漢書》對許慎家世的記載有限，僅“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一句，在《說文·叙》中有更詳細的追述：“曾曾小子，祖自炎神……俾侯于許，世祚遺靈。自彼徂召，宅此汝瀕。”結合二者可知，許慎将自己的祖先遠紹于神農炎帝，近系于西周所封之許國。許國亡國之後，宗室流徙，有一支族裔定居在汝水之濱、召陵地方。但在此之後，許慎沒有再叙述自己家世的顯赫，他本人也未獲得過爵位；其子許沖爵至公乘，尚不能免除吏民之徭役，仍屬低爵。由此推測，召陵許氏僅是寒門，許慎是家中三子，并無特殊的物質條件。
許慎畫像
得益于發達的官、私學校體系，許慎在家鄉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漢代十分重視民間基礎教育，在普通鄉村都設有“國小”，以供兒童農閑時就學；又尤其重視文字的普及與規範：自漢初便要求學童掌握數千字才能勝任基層文書工作，吏民上書陳情，若書寫不夠規範，還會受到檢舉。與此相應的，是漢代民間識字率與文化都達到相當水準，大大促進了鑽研經典、求學問道的風氣。許慎自然也不例外，在《說文·叙》中，他說自己“竊仰景行，敢涉聖門”，即在早年就已确定了研習儒經的志向。
許慎16歲時，也就是東漢建初八年（83），章帝下诏，命群儒選拔高材生，教授《左傳》《穀梁傳》《古文尚書》《毛詩》等經典，以扶持絕學、廣搜異義。正是借此機會，許慎得以在次年去往洛陽，追随賈逵繼續深造。來到京城，許慎置身于東漢學術潮流的最前端，感受不同經學流派的碰撞與交融，并且從中溯源返本，開啟寫作《說文》的路途。
從逵問學，修學好古
漢代的顯學，是研究儒家經典的“經學”，自武帝設定“五經博士”以來，這便成為了學者參與政治的仕進之途。經學内部又分為今文、古文兩大流派，有着各自的傳承。面對秦朝之燔滅經籍，儒家儲存經典的方式有兩種途徑：其一是記憶背誦、口耳相傳；其二是于牆壁、地下等處藏匿經書。入漢以後，前者将口傳的内容用當時通行的隸書寫定，形成了今文經學傳統；後者則經由發掘、獻書等途徑重見天壤，以古文字的面貌呈現出來，是為古文經學傳統。
不難想見，古文字記錄的經書難認難懂、整理緩慢，是以最早立為博士的，都是當時較為成熟的今文經學家，這必然導緻學術話語權的争端。就在許慎進京之前，章帝在白虎觀召集儒者，展開了一場經學大讨論，使得以《左傳》為代表的古文經地位大大提升。而在這場讨論中獨領風騷的，就是許慎的老師賈逵。賈逵字景伯，是賈誼的九世孫，他從小就生長在太學中，勤學好問，時人謂之“問事不休賈長頭”。賈逵是古文經學傳承譜系中的重要樞紐：其父賈徽博采諸家，集古文經學學說于一身，而賈逵又“悉傳父業”，并在太學教授不辍。此外，賈逵治學并不限于古文經學，對今文經學也十分熟悉，且擅長作文。因而賈逵能在經學論争中發揮極強的戰鬥力，成為學派領袖，“著經傳義诂及論難百餘萬言，又作詩、頌、诔、書、連珠、酒令凡九篇，學者宗之，後世稱為通儒”。
在賈逵身上，可以明顯地看到一種廣博宏通的“通人”氣象，這是古文學派治學的一大特點。漢代的王充在《論衡》中論述道：“夫富人不如儒生，儒生不如通人。”儒生的學風與通人相對，指的正是專守一經的今文經學家法。那麼，古文經學如何能在不同經典中暢通無礙呢？這根本上還是由于其獨特的治學方法。正如前面所說，由于古文學派治經需要從準确識讀、解釋文字開始，是以與任意發揮的今文學派不同，他們更加重視客觀的語言文字基礎，形成了“修學好古，實事求是”的學風。經書文本由漢字記載，一旦正确解讀字詞，就能夠一步步推及文意、經意，進而駁斥牽強附會之說。這種方法對于任何經典都是有效的，是以古文學派能夠從校正、注釋經籍出發，一步步占領學術陣地，最終形成融會貫通的局面。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許慎來到賈逵身邊，執贽問學。由于在家鄉時對今文經學已有鑽研，他很快便适應了經學研究的環境，系統地學習起古文經學的方法和學說。
師生情誼與《說文》成書
草拟字書，駁斥謬說
自17歲入都起，五六年過去了，洛陽豐富便捷的學術資源催化着許慎的成長，他逐漸成為一名兼通古今文的學者。在這個過程中，他既驚歎于通過文字解經的普适性，又逐漸察覺到，漢字實際上也是一把雙刃劍。漢字發展到隸書階段，象物性遠不如古文字明顯，許多原本的象形構件，甚至因筆畫的方折變化而趨同易混，大大增加了誤認、誤解的可能。再加上漢人對文字的普遍重視，便産生了大量僅憑隸書字形說解漢字、附會己意的現象。許慎在《說文·叙》中描述了這種亂象：
壁中書……《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彜，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叵複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為好奇者也，故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耀于世。諸生競說字解經，喧稱秦之隸書為倉颉時書，雲：“父子相傳，何得改易！”乃猥曰馬頭人為長、人持十為鬥、蟲者屈中也；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文，謬于史籀……又見《倉颉篇》中“幼子承诏”，因号“古帝之所作也，其辭有神仙之術焉”，其迷誤不谕，豈不悖哉！
可見，雖然已經有古文經典、金石銘文等古文字的實物傳世，但當時的學者并未完全接受這些難懂的文字，還認定隸書代代相傳，就是倉颉所造的漢字。而依據隸書解說文字，就會鬧出許多笑話，如下表：
今天看來，這些錯誤說解或許都像“滑為水之骨，坡乃土之皮”一樣滑稽，但在許慎的時代卻事關重大。漢代朝野都偏信陰陽災異、感應谶緯等學說，因“劉秀當為天子”之谶而中興的東漢更是如此。漢字解釋的任意性，恰恰契合谶緯制造預言與應驗的模式，更容易被利用來幹涉政治。并且，在上面的例子中，已經出現了因不能正确解釋漢字而誤解法條、将童蒙字書的内容附會到曆史叙事上的現象，這都會直接擾亂社會生活的正常秩序。
種種亂象背後是名實關系的動搖與混淆。漢字本是文明進步、社會分工的标志，是通過概念映射外部世界的符号系統，如果胡亂解說漢字、打亂名與實的對應關系，就必将面臨“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的混亂局面。正是看到任意解字蘊含的巨大破壞力，許慎才感到，必須在最根本的漢字說解領域确定标準、撥亂反正，于是決定草拟一部字書，“理群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旨”——這便是《說文解字》誕生的契機。
得睹秘藏，撰成《說文》
盡管批評了胡亂解字的亂象，但如何保證自己的解釋不是另一種的謬說，成了擺在許慎面前的首要問題。不過，在數年的古學熏陶中，許慎也已摸索出救治此病的方法：“儒鄙夫玩其所習，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睹字例之條。”（《說文·叙》）他認為，當時說解文字的主觀性，主要源于缺乏“通學”的視野與“字例之條”的理念。而這恰恰是古文學派最擅長的兩個方面：“通學”對應着經典文獻語言的系統性，“字例之條”對應着漢字本身的系統性，二者互證，便能構成漢字說解中本體與功能相結合的系統性。在這個系統之中，就能夠保證每一個具體的漢字都具有穩固的位置，并與周圍的漢字形成關聯。正如黃侃所說：“夫所謂學者，有系統條理，而可以因簡馭繁之法也。”當許慎具備了系統的觀念之後，他的文字研究便漸漸脫離了經學之工具的附庸地位，邁向了漢字理論研究的領域，這是極為超前的創見。
在先進理念的指導下，許慎踏上了漫長的寫作之路，他淵博的積累和敏銳的語感都預示着這部字書的成功。然而，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寫作字書的必要條件是盡量占有古今文字與文獻材料，但東漢圖書仍然較為珍貴，大多秘藏不宣。作為遊學京城的學子，許慎一時也找不到解決的辦法。
事情的轉機出現在漢和帝永元八年（96），是年許慎29歲，賈逵受到重用，“複為侍中，領騎都尉。内備帷幄，兼領秘書近署，甚見信用”。賈逵被安排兼管的“秘書近署”，就是東漢皇家的大圖書館。對于古文學派學者而言，管理、校讀皇家藏書是一項代代相承的使命與殊榮，前有劉向、劉歆父子，後有賈逵、班固、許慎、馬融等重要學者，都曾校理秘書。跟随着老師的榮升，許慎第一次踏進了東漢王朝的圖書寶庫，參與了東觀藏書的校讀，進而見到了大量經典、文字材料，擴充了對文獻語義的儲備，并對漢字形意結合的原理有了深刻認識。在這個過程中，他每遇到疑問，便向賈逵請教，在今本《說文》中留下了17條尊稱“賈侍中說”的印證，可見師生情誼之笃。
東觀藏書的開放有力推進了許慎的寫作程序，在短短4年後，《說文》的草稿便已撰成。許慎興奮地在書後寫道：“廣業甄微，學士知方。探啧索隐，厥誼可傳。粵在永元，困頓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申。”從中可知，他認為自己的作品将對學者閱讀經典産生極大幫助，補全了經學研究基礎領域的空白，可以說是一部傳世之作。因而，許慎特别挑選了永元十二年（100）正月朔日，也就是元旦這一天寫下後記，巧合的是，這一年也恰是公元100年。但是，這部曆經10年草創的稿本，還沒有來得及審定上奏，便被一場意外打斷。次年，恩師賈逵匆匆辭世，享年71歲，遊學拜師、沒有正式官職的許慎，不得不就此離京返鄉，暫且結束了集中寫作《說文》的時期。
仕宦經曆與《說文》定稿
校書東觀，五經無雙
古代士人道術多途，大體則曰仕隐二端，許慎34歲離京，最終走上仕宦之路。這或許是因為，此時正是漢安帝統治的鼎盛時期，政治清明、國力強盛，正在締造“永元之隆”的盛世，在這樣的背景下追求出仕、一展抱負，是很自然的選擇。
許慎雖然離開了洛陽，但并不落寞，甫一回鄉，便被汝南太守張敏署為郡功曹。據應劭《漢官儀》記載：“督郵、功曹，郡之極位。”督郵是一郡之内的監察長官，功曹則負責人事舉薦并有教化風氣之任，這兩個職位在太守之下，占據着州郡極高的地位。許慎的德行與能力都廣為人知，擔任郡功曹自是名實相符，他“奉上以笃義，率下以恭寬”，在3年後便因優異的表現而被舉為孝廉。在東漢的選官制度中，舉孝廉是由地方向中央輸送人才的通道，也是獲得正式官職的必由之路。據許沖《進說文表》稱“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慎”可知，許慎随即被名臣張禹辟為太尉府屬官，後領南閣祭酒，即執掌太尉府文書檔案的主官。在太尉府工作的6年裡，許慎也始終沒有忘記研治文字、發明典籍的初心，不僅沒有放下《說文》的校定，還寫下了如今已經失傳的《淮南鴻烈間诂》《楚辭注》等注釋作品。
許慎的堅持與苦心最終獲得了回報，在他43歲時，鄧太後下诏，開啟了新一輪的東觀藏書校讀。許慎再一次踏入皇家書庫的大門，不同的是，此時他已經繼承了恩師賈逵的志業，從追随者變為了引領者。還有許多著名學者也參與了此次校書，他們無不為許慎的學識而感到贊歎，比如日後成為鄭玄老師的馬融，便“常推敬之”。當然，不同經本的互校亦勢必引發新的學術論争，這也給許慎打開了新的視野，進而寫下了綜觀五經文獻、評論今古異同的《五經異義》。這部經學平議著作“援古今百家，皆舉五經先師遺說”，“典禮之闳達，名物之章明，學者循是而讨論焉”，以博通精深、系統條貫的面貌力壓群雄，為當時學者所宗，并給許慎帶來了“五經無雙許叔重”的美譽。
許慎的影響力在撰成《五經異義》後達到頂峰，成為東觀學者中的一流人物，這也為他修正、傳揚《說文》提供了有利條件。據《進說文表》記載，許慎以《說文》“教小黃門孟生、李喜等”，此後學者在注釋經典時也會參考、引用《說文》（如鄭玄三禮注），可見其流布之狀。不過，此時許慎還沒有直接将書稿上奏，他還需要時間做最後的定稿工作。
還家隐居，成就《說文》
自再入東觀校書過去了八九年，在此期間，國家在外戚幹政之下又漸漸陷入内憂外患的境地，即使如此，當權者也并未尋求改變。許慎的好友馬融，就因數年前進谏觸怒外戚鄧氏，而被禁锢于東觀不得升遷，這使得他雖然身在内府，卻也能切身感受到外部環境的變化。
漢安帝元初六年（119），許慎52歲，“春二月乙巳，京師及郡國四十二地震，或坼裂，水泉湧出”。全國發生如此嚴重的大地震，災後處置與恢複便成為當務之急。于是漢安帝下诏，由京城各府選拔能力突出、能夠與民休息的辦事官員，去填補地方上令、長、尉、丞等空缺，許慎是被太尉府選中的五人之一。從京城受選擢到地方，是東漢官員培養成熟的标志，但或許是厭倦了繁雜的政務與人事往來，許慎卻沒有接受任命，于同年稱病還鄉，從此隐居召陵30年。
遠離政治與經學鬥争的漩渦，許慎終于能夠專心完成《說文》最後的定稿工作。兩年後，十五卷《說文》撰成，許慎命兒子許沖代為進獻，在《進說文表》中這樣寫道：
今五經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所由生。自《周禮》《漢律》，皆當學六書，貫通其意。恐巧說邪辭，使學者疑。慎博問通人，考之于逵，作《說文解字》，六藝群書之诂，皆訓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䖵蟲、雜物奇怪、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
這段話追述了《說文》的撰述背景、目标與成書過程，将文字放到了認識世界、傳承文化的根本位置上，以之串聯起從經典文獻到日用雜物的天地萬象，可以說既是漢字漢語發展的階段性總結，又是東漢精神氣象的寫照。是以，《說文》自然受到了重視，得以入藏官方書庫，并列于許慎曾經校讀過的那些典籍之間。《說文》曆經30年終于成書，許慎的學術與思想亦臻于成熟。了卻宏願後，他便潛心在家鄉授徒傳學，不再過問政事。據史籍碑志記載，許慎晚年的學生中，還有從無錫、牂牁（今貴州省貴陽市附近）遠道而來的高彪、尹珍等人，可見其聲名不減當年。
漢桓帝建和二年（148），許慎卒于家中，享年81歲。在他身後，隻留下了《後漢書》85字的短短記載，《說文》這部奇書含藏的千載之秘，還有待後人發掘。
《說文解字》：漢字文明史上的不朽豐碑
《說文》凝結了許慎畢生心血，但由于不是直接的經學著作，《說文》在許君殁後産生的影響尚不如《五經異義》，在字書之外的領域回音寥寥。但當經學的時潮退去，《說文》這樣基于語言文字客觀事實的作品，才顯現出恒久的價值，成為漢字文明史中承上啟下的不朽豐碑。
自唐代李陽冰刊定《說文》開始，曆經宋代徐铉、徐锴、李濤等人編校注解，至明代毛氏汲古閣印行大字本，《說文》代代傳承，為進一步的學術研究打下了基礎。進入清代，在回歸經典、注重樸學的思潮下，“《說文》學”陡然崛起，著名學者王鳴盛的評價可以代表《說文》在清人心中的地位：
文字當以許氏為宗。然必先究文字，後通訓诂，故說文為天下第一種書，讀遍天下書，不讀說文，猶不讀也。但能通說文，餘書皆未讀，不可謂非通儒也。
清代是中國傳統學術的總結期與巅峰期，《說文》研究又是清代學術的重鎮，在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駿聲等大家引領下，湧現出了數百部專門著作，蔚為壯觀。“《說文》學”開啟了真正意義上的中國文字學，其影響至今不斷，之是以能夠如此，正是因為《說文》一書深刻解析了漢字的基因，對于漢字文明的成立有着至關重要的貢獻。
《說文解字》與漢字構形理論
《說文》取材于許慎所見的文字材料，基本能夠覆寫秦漢時期的古今文字。其收字以小篆為主，在小篆字頭下間或收入古文、籀文等其他字形（稱為“重文”），其中小篆字頭9353個，重文1163個，共10516個字形。面對體量這麼龐大的漢字，該從何入手理其端緒？又該怎樣統一地分析、安排繁雜的字形？從中又能得到關于漢字本體的什麼認識？這都是前人從未面對過的問題。
許慎認為，分析漢字的理據就藏在它生長的年輪中。《說文·叙》這樣描述漢字發展的大勢：
黃帝之史倉颉見鳥獸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倉颉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
追溯到漢字初起的傳說時代，文字的産生是為了記錄世間萬物與社會生活，最早的字元便是以單獨形體描繪事象的象形字；随着時代的進展、事物的增繁，許多複雜概念已不能直接圖畫，結合多個字元，或表形意、或示聲音，便造出了新的合體字，文字就像和合孳生一般具有了無限的能産性。獨體為“文”、合體為“字”，文以有象而可說、字因其合而可解，這也是“說文解字”命意所在。
明白了漢字生成的模式，許慎便采用六書、設計部首，實證地分析、編排漢字。“六書”之名，最早見于《周禮》，是上古學童啟蒙所學的識字方法，但細目未具，許慎最早地詳細闡釋了六書條例：
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
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随體诘诎，“日”“月”是也。
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
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
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托事，“令”“長”是也。
使用六書分析，可以将複雜的漢字拆分成負擔不同功能的構件，并由此解釋整字的構造意圖，了解其表達的詞義；同時，又有不能拆分的獨體字作為漢字構形的基底，提供着鑒别字形字意分析是否合理的标準。這樣一來，個體的漢字之意可得而說，整體的漢字型系也得以建構。在分析中，自然會湧現出一批表意能力強、構字能量高的構件，它們能夠串起大量漢字，實作物象與意義的聚合，正如人所聚居的部落—— 一批字便稱一部，它們共同具有的構件便是部首：
分别部居，不相雜廁……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同牽條屬，共理相貫。雜而不越，據形系聯。引而申之，以究萬原。
通過部首統轄，原本雜亂無章的漢字變得條理分明，在字形聚合的統轄下，形成了一條條明晰的構意路徑，向上可以聯系形意生成的源頭，向下可以随需制造新的字元。
就這樣，《說文》通過兩項頂層設計，系統地貯存、整理了小篆字形，并第一次描寫了漢字的構形體系。據測查，《說文》中的所有漢字可由1937個不重複的基礎構件組成，其中1923個為《說文》正篆，占99.28%，較此前、此後未經整理的漢字型系都更為嚴密自洽。同時，《說文》所收漢字中，形聲字的比例在87%以上，已經能夠反映漢字發展至今以形聲為優勢構形模式的特點。這都說明，許慎對漢字的分析及系統編排都有效地反映了漢字本體的特點，充分證明了古文字階段漢字構形系統建構的成功。是以，《說文》成為了一座立于漢字發展節點的裡程碑，對後世的字典編纂、文字規範、文字學研究都産生了深遠影響。
《說文解字》與漢字文化圖景
從本體上确定了漢字可以一以貫之地合理分析之後，對漢字文化圖景的描繪便成為了可能。前文提到，許慎在《說文·叙》中立下“理群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恉……萬物鹹睹，靡不兼載”的宏願，不僅要對漢字構形、構意進行系統的解釋，更要以漢字映射萬物，以漢字反映天地間的人文秩序。那麼，許慎是如何“理群類”以至“萬物鹹睹”的呢？
首先，許慎為《說文》設定了兩個端點，以之表征生生不息之理。“其建首也，立一為端……畢終于亥，知化窮冥。”“一”與“亥”分别是《說文》的第一個字和最後一個字：
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卷一上·一部）
亥，荄也。十月微陽起接盛陰。從二。二、古文上字也。一人男，一人女也。從乙，象懷子咳咳之形……亥而生子，複從一起。（卷十四下·亥部）
“一”是最為簡單的漢字，也有最先、最初的意思，恰恰代表了天地萬物的初始狀态，是大道生成一切的征兆。而“亥”則是十二地支的最後一位，許慎将它解釋為“荄”，即草木之根；同時，古人常将“亥”解釋為“阖”、“核”（含藏）等義。這些解釋并不沖突，因為根源處既是天地萬物的歸宿，又是全新生成過程的起點，是以許慎将“亥”字的字形解釋為夫婦生子的形象，以生命的承繼象征萬物的生生不息。這樣一來，兩個字便完成了《說文》整體的閉環，使其中的漢字不再是單一的線性序列，而是形成了首尾相連的循環結構。
其次，許慎通過部首的設立與系聯，在生生之道下搭建起“天—人—地”的世界架構。《說文》部首體系建構的原則是“據形系聯”，根據構形、構意系聯得到的部首圖譜中，形成了一個個物類的聚合，在這些聚合裡，有三個明顯的節點：“一（天）”“人”“二（土）”。
天，颠也。至高無上，從一、大。（卷一·一部）
人，天地之性最貴者也。象臂胫之形。（卷八·人部）
二，地之數也。從偶一。（卷十三·二部）
土，地之吐生物者也。二象地之下、地之中，物出形也。（卷十三·土部）
顯而易見，“一”與“天”處在全書的開頭，“人”處在中間、而“二”“土”被安排在末尾，正構成了典型的天人關系圖式：天之生成在上、地之化育在下、人之贊助在中。這種主動的安排，也可以在《說文》的其他說解中找到印證，如：“三，天、地、人之道也。于文一耦二為三，成數也。”“王，天下所歸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對“三”與“王”的說解，正說明許慎通過部首編排建構天人架構、反映天人合一思想的主動性。在這一架構下，世間的萬物便經由漢字對号入座、秩序井然。
最後，許慎通過轄字順序的排列，在部首内部複現了具體自然、人文事象的條理。《說文》之中記載了萬事萬物，卻并非雜亂無章的堆砌，而是通過漢字的順序表彰事物及相關概念的結構。在部首中，大體可以分為自然與人事兩類，二者有着不同編排原則。我們以《水部》《口部》為例歸納如下：
自然類以水部為例，468個以“水”為部首的漢字，大緻按以下順序出現：①各種江河湖海的名稱，如 “涪”“潼”“浙”“滇”等；②水流的狀态樣貌，如“洪”“洚”“涓”“混”等；③水中、水邊的沙石陸地，如“沙”“濑”“浦”“沚”等；④人造的水道，如“溝”“渠”“決（決）”“沃”等；⑤與水相關的運動，如“渡”“泳”“潛”“泛”等；⑥降水與幹涸等現象，如“溟”“澍”“涸”“消”等；⑦人對水的處理行為，如“湯”“溢”“滌”“沐”等；⑧其他與水相關的漢字，如“汗”“泣”“漏（計時器）”“澒（水銀）”等。
人事類以口部為例，180個以“口”為部首的漢字，排列如下：①口部與口部動作，如“吻”“喉”“吞”“嗌”等；②兒童的啼哭言笑，如“呱”“啾”“㘈（小兒有知）”“咳（小兒笑）”等；③進食相關漢字，如“啜”“噬”“含”“哺”等；④氣息言語相關漢字，如“喘”“啍”“名”“問”等；⑤氣息言語之病，如“吝”“哀”“
”“嗼（“嗼”即“寂寞”，人死而寂靜無聲）等；⑥動物口部相關漢字，如“吠”“啄”“唬”“呦（鹿鳴）”等。
可以看到，自然類漢字編排由物及人，《說文》先列與自然物本體相關的漢字、次及類似的事物、再及人造物或人的行為、最後是其他相關事物；人事類漢字則由人及物，先是與人相關種種事物（其中又有人的生命周期、褒貶等次序），後出非人的相關字詞。這兩種編排原則，分别符合對于自然與人事的認識順序，實事求是地将漢字所反映的世間萬象組織了起來。
此外，《說文》中也保留了漢代人文思潮的痕迹，能夠幫助我們了解漢代思想。如設立540部，可以分解為6×9×10的因數，其中6是陰向陽轉變之數、9是陽向陰轉變之數、10則是完具的成數，這是為了符合陰陽和合、完整和諧的術數邏輯。又如《說文》對于數字、天幹地支的代表字都有特殊的人文說解，還将其中一些設立為沒有轄字的光杆部首（如上文提到的“亥”“三”兩字），也是為了凸顯它們在思想文化上的特殊性。
經過如上編排，《說文》内部便通過漢字反映了一整套關于大道生生、天人合一、萬物關聯的人文世界體系。任何外在事物都可以通過漢字在這個體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與周圍事物發生廣泛的關聯，漢字、概念、事物從未如此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這便是許慎通過漢字看到的文化世界，因而《說文》也是漢字文化史上的一座裡程碑。揭明了《說文》所展現的宏觀漢字文化圖景，便能夠更深刻地感受漢字與中華文明的血肉聯系。把握了總體的科學原則、文化精神，具體漢字中蘊含的曆史文化資訊，自然也可以通過《說文》解析，而且已經有了相當豐富的成果，在此便不再贅述了。
結語
許慎及其《說文解字》，是漢字與中華文明伴行而催生的奇人與奇書，其影響是深遠而曆久彌新的。以今天的眼光來看，《說文》在具體的字形、說解與體例上仍有缺陷，特别是古文字學興盛之後，我們可以通過更加古老的漢字字形修正《說文》的疏失。但是，《說文》對漢字發展趨勢的超前判斷、對漢字構形體系的建構證明、對漢字構形分析方法的建立，價值都遠遠超越了個别疏誤，自是瑕不掩瑜。正因如此，後人最終确定了許慎的“字聖”地位，并通過建立許慎文化園、舉辦許慎文化國際研讨會等方式，紀念這位冠絕古今的文字學家。而《說文》也在不斷融入當今時代，通過資訊化等媒介手段，繼續發揮着其對漢字研究的指導性價值。
（本文注釋已略去）
本文刊載于《傳記文學》2022年第4期
封面專題“漢字的前世今生”
作者簡介
張祎昀，北京師範大學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2021級博士研究所學生，訓诂學專業。
特别鳴謝
敦和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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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衆号主編：孟琢 董京塵 謝琰
責任編輯：高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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