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周總理逝世，鄧穎超忍着悲痛為周總理處理後事。
其侄女周秉德為了鄧穎超早日走出痛苦，經常會前往西花廳陪伴她。
下班後的周秉德直接奔往中南海西花廳。
但走到院子裡她并沒有看到七媽，直到進入卧室時才發現七媽正在沉思，手裡拿着一個破舊的黑皮夾子。
周秉德本不想打擾，但看到七媽如此難過，還是輕輕喊了一聲。
鄧穎超這才回過神來，将手裡的皮夾子遞過去，鄧穎超解釋，說這是周總理留下來的。
當時是抗日時期，他在國統區工作，拿公文包太顯眼，目标大。
因而将重要檔案通通放在中間，一直到解放戰争勝利後才放入保險箱。
一直以來都沒舍得給别人，今天就交給周秉德，讓她留給念想。
周秉德将皮夾子打開後，發現裡面有三封信，這些信都是總理寫給鄧大姐的。
但因時局特殊沒能發出去，這才保留下來。
不過周秉德又在三封信後面找到一張人物照，照片已開始泛黃。
背面還有着周總理的親筆字，足見周總理對照片上人物的重視。
鄧穎超見周秉德有些困惑，感慨道：這是你伯父一生之痛啊！
那麼，這照片上的人到底是誰，為何鄧穎超說這是“總理一生之痛”？
周總理
接下來，讓我們一一明說：
一 “總理一生之痛”
1976年初，周總理做了最後一次手術，此時他的體重隻有61斤，因病入膏肓醫生無力回天，他開始陷入長時間昏迷。
同年1月7日晚，他突然清醒，看着周圍整備待發的醫生，他虛弱地說道：“我這裡沒什麼事，你們快去照顧其他人，他們更需要你們。”而這是周總理彌留之際的最後一句話，但他依舊想着人民，真正展現了共産黨人舍己為人的精神。
次日9時57分，開國總理周總理逝世，享年77歲，這一天山河失色，舉國哀悼。
根據周總理遺願，他的骨灰被撒向山河大海，永遠和人民在一起。
處理完身後事後，鄧穎超又開始訓示大家處理周總理遺物。
周總理與家人合影
盡管他貴為一國總理，可實際上并沒有留下太多遺産，根據訓示，大家将周總理留下的圖書交給國務院圖書館，檔案呈遞給秘書局。
至于衣物，内衣和床上物品燒掉，穿得不多的衣物可送給親屬和從業人員，病中穿過的衣服燒掉。
而周總理的工資由從業人員代領，日常開支也由其代勞。總理逝世後，從業人員開始一一盤算。
鄧大姐見大家忙碌數日很是憔悴，訓示不用細算，核對現有的錢即可。
但從業人員仍細細算清楚，最後清算得知，周總理夫婦存款為5709.8元，後來全部上交中央特會室。
周總理逝世後，鄧穎超在大家面前強忍着痛苦，可等到從業人員離開，她開始默默哭泣，經常看着總理遺照發呆，回想起兩人相濡以沫的數十年，一起走過的艱難歲月，她内心百感交集。
周總理
不過，好在這時她的侄女周秉德一直陪伴着她，陪她走過那段心酸時刻。
周總理逝世時，周秉德正在上海出差，當從廣播聽到這一噩耗，她當場愣在原地、泣不成聲，同僚見狀，為她購買最快的回京的機票。
回京路上，周秉德浮想聯翩，她想起和周總理的最後一次通話，更是悲痛欲絕。
那是1975年5月，周總理病情嚴重，他開始産生消極情緒，并問醫生能否活過一年。醫生們愣住，不知該如何回答。
而後，醫生将此時告知總理最疼愛的侄女周秉德，希望她能夠勸勸總理，讓他積極面對病痛，這樣才有利于治療。
周秉德得知後快速趕往醫院，可七媽鄧穎超攔住，表示沒有中央準許，任何人都不能見總理。她得知後，隻能選擇撥打病房電話，和周總理交流。
周總理
當提起“那句話”時，周秉德勸七爸别想太多，要長命百歲，為國家多做貢獻。
周總理說：你是共産黨員，不能封建迷信，我說的那句話也沒什麼不對，想開點好嗎？
盡管如此，周秉德還是勸七爸别想太多，多保重身體，積極配合醫生治療。
同年5月20日這天，周秉德如願在西花廳見到了周總理，她以女兒的姿态體貼、關心七爸。
但為了不打擾七爸休息，她坐了一會就起身告辭，可沒想這是和周總理最後的見面。
周總理逝世當天，周秉德第一時間抵達，看着痛哭不已的七媽，她連忙将其抱在懷裡，也悲痛落淚。
除了撒骨灰，周秉德參加告别七爸的所有儀式，她還特意囑咐七媽，将七爸随身的睡袍留給自己做個紀念。
這件睡袍周總理穿了幾十年，一直是穿了補、補了穿，上面有無數個更新檔，周秉德看得心酸不已。
周總理
周總理離開後，整個西花廳寂靜起來，鄧穎超也觸景生情，每天處在悲傷中。周秉德知道七媽内心的苦楚，因而時不時前去探望。
幾天後，下班後的周秉德直接奔往中南海西花廳，但走到院子裡她并沒有看到七媽，直到進入卧室時才發現七媽正在沉思，手裡拿着破舊的黑皮夾子。
周秉德本不想打擾，但看到七媽如此難過，還是輕輕喊了一聲。
鄧穎超這才回過神來，将手裡的皮夾子遞過去說：“這是你伯伯留下來的，我一直沒舍得給别人，今天就交給你，讓你留給念想。”
鄧穎超解釋道，這個黑皮夾子是周總理抗日時期購買的，當時他在國統區工作，拿公文包太顯眼，目标大，因而将重要檔案通通放在中間，一直到解放戰争勝利後才放入保險箱。
老舊照片
周秉德将皮夾子打開後，發現裡面有三封信，這些信都是總理寫給鄧大姐的，但因時局特殊沒能發出去，這才保留下來。
不過周秉德又在三封信後面找到一張照片，照片已開始泛黃。
但當她見到照片上的人時震驚不已，此人正是她的爺爺周贻能，盡管她沒見過，但經常聽父母說起。
她将照片轉過去，又發現背面有周總理親筆字“爹爹遺像”！
周秉德有些驚訝，自她記事起，經常聽到周總理和兩個母親的故事，卻很少聽他提及爺爺周贻能，隻是聽伯父說過爺爺是個老實人，一輩子沒做什麼壞事。
但伯父卻将爺爺照片放在貼身黑皮夾子中，足以可見他們的父子情深。
鄧穎超見周秉德有些困惑，感慨道：“這是你伯父一生之痛啊……”
就這樣，周秉德聽七媽鄧穎超娓娓道來，仿佛時間又來到周總理的兒時。
周總理
二 苦澀的童年
周總理祖籍浙江紹興，其祖父周攀龍是一個學富五車的讀書人，晚清時常年在基層衙門當師爺，人稱周老夫子。
就在他被錄用為淮安師爺期間，為工作友善，他在當地買了一套房，全家人搬來居住。
周總理父親為周贻能，曾高中秀才，被任命為“主事”，官階正六品，但他隻得到官階沒能得到相應職務。而他因為人忠厚老實，與世無争，不懂得人情世故，因而一直沒什麼作為，長期擔任小職員、門房、私塾先生、幕僚，每份收入都不高。
因父親周贻能長期在外地工作，童年的周總理實際上是由生母萬氏、嗣母陳氏撫養長大的。
周總理曾回憶說，他的生母名為萬冬兒，是清河縣知事萬青選的女兒，因在家排名第十二，因而也被稱為“十二姑”。
周總理
萬冬兒文化水準不高，隻讀過五六年私塾，但性格開朗、寬容大度、辦事精幹，在周、萬兩家威信較高，尤其是周家這個落魄官宦之家的“大總管”。
她嫁給周贻能第二年，也就是1898年3月，周總理出生，而這也是周家長孫，使得萬冬兒地位較高。
但周總理的童年是不幸的，他出生第二天，外祖父就去世，母親哭幹了淚水，沒有心思喂養他，隻能請來奶媽替代撫養；不久後祖父又病逝，周家失去主心骨，生活逐漸變得貧窮。
周總理剛滿4個月時，四叔周贻淦就得了痨病，卧床不起。為了讓四叔消災，萬冬兒十分大度地将周總理過繼給了周贻淦和陳氏。
又過了2個月，周贻淦還是因病過早的離世，四嬸陳氏剛滿22歲，年紀輕輕就守寡，内心很是苦悶，幸虧有了養子恩來才讓她有了對生活的希望。
周總理
陳氏1878年出生于寶應縣書香門第，從小就被父親重點培養，因而文化水準較高，擅長詩文字畫。
守寡後，陳氏将全部精力和情感都投入到對周總理的撫養中，早在周總理三四歲時，她就教導其認字、練習書法，五歲時教他吟誦古詩詞，還時常給他講一些民族英雄故事，讓周總理早早就接受愛國主義教育。
周總理就讀南開大學時，曾回憶這段美好時光，并表示對嗣母講的故事“終日聽之不倦”。正是在陳氏認真嚴厲的教導下，他早早就走上成才之路。
從青年再到晚年，周總理多次提及陳氏，并稱她為“娘”，稱生母為“幹媽”，他曾接受美國記者采訪時說：“嗣母陳氏終日守在房中不出門，我的好靜的性格是從她身上承繼過來的……”
1946年5月，周總理在送别會上曾說過：“38年了，我沒有回家，母親（陳氏）墓前想來已白楊蕭蕭，而我卻痛悔親恩未報！
周總理
直到今天，我還得感謝母親的啟發，沒有她的愛護，我不會走上好學的道路。”
不過1908年時陳氏就因病去世，年僅30歲，當年周總理僅10歲，他曾在日本留學時，将母親寫的詩帶在身邊，每每陳氏祭日他都會打開念讀，讀着讀着忍不住流淚。
周總理6歲時，周贻能和他“18舅舅”合買了一張彩票，并幸運中得頭彩，兩人分别獲得5000元。
可債主得知後紛紛上門，萬冬兒見狀連忙帶着陳氏、周總理移居到娘家萬公館。
萬家是書香門第，裡面藏書衆多，在這裡周總理如魚得水，經嗣母陳氏的悉心教誨，閱讀了大量古典名著。
然而，周總理9歲時，生母、嗣母雙雙染上痨病，為了給母親治病，周總理隻能經常往當鋪跑去，用舅舅家有限的東西換錢花，或者去大戶人家借錢給母親買藥。
周總理
但即便如此，1907年春，生母萬冬兒還是病逝。眼淚沒幹，陳氏也告别人世。
幼年喪母乃人生最大不幸，周總理隻好帶着兩個弟弟前往淮安老家，他自覺挑起家庭重擔，照顧兩個弟弟。
當時周贻能在湖北謀生，收入微薄，連給妻子萬冬兒下葬的錢都沒有。
對于父親的無能，小小年紀的周總理很是了解，他晚年對侄子侄女說：“我對你爺爺很是同情的，他本事不大，為人老實，一生的月工資不超過30元，但他一輩子沒做過壞事。”
不過周家是一個團結的大家庭，長輩們為了讓周總理等兄弟上學，東拼西湊借錢，湊齊了學費，将其送到私塾讀書。
但為了能夠繼續上學，周總理多次寫信給在沈陽任職的四伯父周贻謙先生，每次寫信他都會寫道：“四家伯，我多麼想念書啊！”
周總理
當時周贻赓因表現出色，一年多就被提拔為科員，收入也比原來高出不少，他很關心老家的變化，又因膝下無子，對周總理很是看重，故而答應周總理的要求，将其接到自己身邊。
就此，周總理在東北生活三年，開始人生的第一個轉折點。之後，他由跟着四伯父來到天津生活，就讀于南開學校，因學習成績優秀，成為全校唯一的免費生，并榮獲最高獎學金，還以全校文科第一名的成績畢業。
這才有了去日本留學機會。
晚年，周總理多次對侄子侄女說：“四伯父對我恩重如山，讓我避免留在老家渾渾噩噩的一生。”
而這一時期，父親周贻能似乎是個透明人，一直沒能參與對兒子的教育和金錢上的幫助。
周總理
三 周贻能支援兒子革命
中學畢業後，周總理來到人生的岔路口，當時日本借鑒西方成功經驗，發展迅猛，很多進步青年紛紛前往日本留學，周總理也決定奔赴日本。
在親友、老師、同學的資助下，他湊夠去日本的路費，開始尋求富民強國之路，之後又來到歐洲留學，開始了同祖國命運緊緊相連的一生，進入漫長而艱難的革命征程。
而此時，周贻能工作并不固定，窮得無法養家糊口。1918年，他來到京兆尹公署工作，因不善于迎合奉承，也沒有太硬的背景，很快就被辭退，隻能繼續前往南京求職。
南下途中，他特意來到天津看望兒子周總理，短暫的相聚後再次離開，周總理很是感傷，他寫道：“昨事傷心方未已，今朝又複别嚴親……”其字裡行間，充滿着對父親的憐憫和同情。
周總理夫婦
雖然在周總理的童年、少年時期，父親這個角色總是缺失，可他依舊思念着父親，想起父親為了生計日夜奔波，他總是潸然淚下。
盡管父親沒教會他太多東西，可父親的士大夫精神，不為名利而折腰的堅貞品行，不願在官場上随大流的風骨，讓周總理也深有感觸，而他的偉大人格受父親影響較大。
1922年，颠簸流離、走投無路的周贻赓最終投靠弟弟周贻赓，并在其推舉下擔任齊齊哈爾煙酒事務局當辦事員，生活這才開始安穩。
此時的他這才認真關注起兒子周總理，經過多方打聽，他才知周總理上司五四運動、旅歐留學、參加革命、擔任黃埔政治部主任等等，對兒子的表現他很是滿意。
他多麼想再見兒子一面，但又怕周總理的生活被打亂，隻能将這份愛埋在心中，通過報紙關注周總理的一舉一動。
1927年，蔣介石發動“白色恐怖”，并四處捕殺共産黨人，周總理也在名單内。周贻能遠在東北，可他一直為兒子擔憂。
周贻能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很快占領東三省，而周贻能就此失去工作，隻好來到天津。
不久後，他就奔赴上海，和正在上司地下革命工作的周總理取得聯系，并為革命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如為地下黨秘密聯絡提供友善、傳遞情報等。
盡管周贻能知道兒子處境危險，時刻有被抓捕的風險，可他思想開明，支援兒子的無産階級革命運動。
顧順章被捕叛變後，國民黨開始對周總理重金懸賞。緊急時刻，周贻能讓兒子躲到自己的住處，并為其作掩護。
可以說，周贻能雖然沒有什麼能力，養活不了一家老小，可他見到兒子性命堪憂之時，主動冒險前往上海，為兒子遮風擋雨。
不過随着革命形勢險惡，周贻能在兒子的要求下回到天津，并在周贻赓介紹下來到深縣政府工作。
但沒多久，兄長周贻赓病逝，他悲痛欲絕，親自前往天津料理喪事。
周贻能
在這裡，他得到兄長生前朋友的舉薦，來到安徽謀求不錯的差事，存下一筆小錢。
1935年，周贻能回到清江浦，将妻子萬氏靈柩帶回淮安，葬于淮安東門外的周家祖墳，此時距離妻子病逝已過去28年。
這些年來，不少人要為他介紹對象，讓他續弦，可他認為自己對萬冬兒和兒子有虧欠，沒盡到自己的責任，因而始終沒有另娶妻子。
“七七事變”後，華北很快淪陷，周贻能本人生活也沒有了着落。
而此時周總理率中共代表團來到武漢和談，不久後八路軍駐漢口辦事處成立，周總理也被任命為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
但心系國家的周總理，并沒有忘記自己的父親，他派人将周贻能從淮北接回八路軍辦事處，父子這才開始團聚。
周總理
這一天，周總理正參加文藝界抗敵協會第二次理事會，得知父親即将來到武漢，他連忙抱歉道：“今天我要失陪了，我的老父親将在10點抵達漢口……”
就這樣，在大家的歡送掌聲中，周總理急匆匆離開會場，見到了碼頭走下來的父親。
1938年10月，日軍發起了對武漢的戰争，武漢各機關機關、工廠開始内遷，周贻能也跟着大部隊先是趕往長沙，再來到重慶紅岩村。
因當時日寇在重慶狂轟亂炸，傷病員較多，周贻能有一定醫療基礎，主動為傷病員診治。
他還經常給大家講故事，以緩解大家心中的苦悶。他還自告奮勇看守倉庫、打掃庭院，得到了大家的稱贊和愛戴。
當時周總理日理萬機，公務繁忙，沒太多時間陪伴父親，隻能囑咐從業人員有空陪父親說說話。
周總理
但周總理對父親什麼都認同，就是不喜歡他喝酒。畢竟喝酒傷身，而父親年齡大了，又獨自居住，喝醉了沒人照顧。
周贻能生怕耽誤兒子工作，怕其操心，決定将酒戒了，這之後他開始不再喝酒。
此時，父子之間雖相隔不遠，但不常見面，可彼此都會牽挂對方，這說起來也是幸福，隻不過這種幸福來得太晚走得太早。
四 父子陰陽兩隔
1942年6月底，周總理小腸疝氣發炎，隻好選擇住進歌樂山醫院，并由著名醫生為其做手術，但這并沒有讓周贻能知道。
可沒想同年7月5日開始，周贻能病情加重，高燒不退，被送到另一個醫院治療。
住院後，鄧穎超多次探望，可他希望兒子能夠前來，忍不住問道：“我兒子為什麼不來看我？”
但鄧穎超為了兩人的健康考慮，隻能選擇對他們隐瞞，因而父子都不知對方住院。
病房中的周總理，對父親周贻能的生日很是牽挂。他在信中稱原定11号出院的計劃打破，需要再延後3天出院，不過11日這天是父親生日，他讓妻子問父親是當天過生日還是等他出院補過。
看了這封信，鄧穎超很是糾結，但她還是回信稱老爺子已生病，得的是瘧疾，她會好好照顧，讓其一切放心。
同月9日，68歲的周贻能病情惡化，高燒不退，彌留之際他希望能見兒子周總理一面。
當時周總理手術後不久，身體虛弱，大家又知道他重感情，向來孝敬父親，若讓他知道老爺子病重，可能會受刺激，不利于養病。
鄧穎超左右為難，她隻能勸說周總理在外面出差，很快就回來，讓他别有太多牽挂。
此時，周總理同志也有不好的預測，他寫信說：“父親過分喜歡喝酒，我對他的病還不是很放心，你轉告他，讓他好好靜養。”
但就在鄧穎超剛讀到這封信時，周贻能沒能挺過去，于同月10日這天病逝，臨終前始終沒見到兒子一面。
誰能想象，生命的最後幾天裡，周贻能始終渴望見到兒子一面卻見而不得，那是怎樣的煎熬。
周贻能病逝後，鄧穎超考慮丈夫疾病未愈，不能受刺激，決定将此事瞞下來，并告訴辦事處同志們，等周總理出院後再告知此事。
同月12日這天，吳克堅和童小鵬來到病房看望周總理，被問起父親情況時，他們神色慌張，支支吾吾地表示病情好轉，這讓恩來有所好奇，但并沒有深想。
次日早上，送報的小童說漏嘴，稱倉庫老太爺病逝，正忙着後事。周總理聽了後十分慌張，再聯想吳、童兩人神色，意識到父親已病逝。
他連忙叫來醫護人員，要求立即退房，并及時趕往紅岩村。
到了紅岩村後，當問及老父親時，鄧穎超隻好如實相告，周總理這才知道父親已病逝3日，他當場悲痛大哭，責備鄧穎超為何不及時告知他。
随後，周總理一步一步走向父親靈柩邊，為其守了一天靈。因他大病初愈，辦事處人員很是心疼，又不好阻止。
同月14日，周總理在紅岩村為父親舉辦簡樸的追悼會，并将父親靈柩安葬于辦事處公墓，并豎起一塊碑。
次日，周總理夫婦聯名為父親發去訃告，并刊登重慶新華日報，很多好友包括國民黨軍官、蔣介石都向其表達哀悼之情。
待到将父親安葬後，周總理将父親生前留下的唯一一張照片珍藏，并在背面寫下“爹爹遺像”四個大字，放在黑色皮夾子中。每當想念父親時，他都會拿出來觀看。
新中國後，周總理将黑皮夾子放在保險櫃内，并将鑰匙貼身保管，隻有外出考察時才交給妻子，不過鄧穎超從來不會翻動保險櫃。
直到1976年周總理逝世後，其秘書趙炜才将保險箱打開，收拾總理留下的遺物，這才有了上面的故事，而這張照片和黑皮夾子也被鄧穎超送給侄女周秉德。
但即便周總理一向注重孝道，對父母親發自内心的愛和孝順。可後來他為了支援國家平墳工作，帶頭将周家祖墳平掉、退耕還田。他還讓童小鵬前往重慶，将父親的遺骨火化，骨灰裝瓶埋入水田中不留痕迹。
周總理之是以被人們所敬愛，還因他将全部的愛都奉獻給了人民，即便他愛父母愛得深沉，可為了國家和人民，他還是以身作則支援平墳與還田，這種精神值得贊揚。
編輯：知了
責編：林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