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川（NSSR 政治理論博士候選人）
引言
被廣泛視作“第一場後現代革命”的薩帕塔運動，似已成為當代社會科學的某種“景觀”。運動的去中心決策體系、扁平化運作以及不以“奪權”為目的的終極訴求，讓相當多的學者看到在恰帕斯原住民身上承載的超越既往的非凡政治能量。尤其，在當代西方政治理論圍繞社會運動議題的讨論中，薩帕塔的諸多特征十分貼近諸如巴特勒（Judith Butler）[1]、拉克勞與墨菲（Ernesto Laclau-Chantal Mouffee）[2]以及哈特與奈格裡（Michael Hardt-Antonio Negri）[3]等人所構想的“自發性社會運動”形态。相比之下，在中國大陸的學術世界裡，對薩帕塔運動的關注是相對晚近的事情。但從戴錦華與劉健芝等代表性學者的論述中不難看出，這場運動所呈現出的“新”，同樣左右了學者對該運動的認知與想象。考慮到這一背景，本文意圖呈現這場被稱之為“第一場後現代革命”的當代運動與二十世紀共産主義革命之間的牽連，并以“勝利哲學”為落腳點，提示後現代革命内含着的或者說依舊無法擺脫的“現代特質”。在筆者看來，受決定于更廣闊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結構，百年前的革命者與當代的抗争主體之間分享着一些相似的困境。在這個意義上，以薩帕塔為契機，重新檢索那些被宣布死亡的二十世紀遺産——即那些“舊”的東西——仍舊意義重大。
“曆史少數”與“革命大軍”：以列甯為起點的政治序列[4]
薩帕塔運動關涉的是一個“曆史少數”的政治表達問題。在1994年1月1号，《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生效的當日，薩帕塔分子開始了他們的革命活動。在一九九零年代的墨西哥，與新自由主義在整個國家的蔓延并不斷推動權勢階層崛起相對的，是一個在曆史上政治能量長期遭受壓制的原住民群體的反抗。然而，盡管得益于“解放神學”以及更早的一系列社會抗争與自治實踐，可真正使薩帕塔運動受到廣泛關注的仍在于運動自身允諾的政治理想。正如“副司令”馬科斯指出的,“我們不是為奪權而戰，我們是在為民主、自由和正義而戰......它是如此激進，以緻整個傳統政治光譜（右翼、中間、左翼和其他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都批評我們并遠離我們的谵妄。[5]”
“副司令”馬科斯
然而，長期邊緣化的原住民群體，如何能成為積極自覺的政治行動主體并擔負起具有激進變革性的政治使命？這其中涉及一系列重大的理論關切。在這個問題上，作為一場當代運動的薩帕塔與二十世紀共産主義革命之間呈現出了某些隐蔽的牽連。正如列甯在《怎麼辦》中暗示的，在“階級意識”與“革命意識”之間存在着隻有憑借政治教育與改造才能彌合的距離。盡管這一論斷由于其深層次的精英主義立場而遭受批評，但它的合理性仍在于：在經濟地位上受壓迫的群體并不必然具有變革既有秩序的革命視野。在某些狀态下，情況可能正好相反，即，該群體會向“反革命”的政治勢力靠攏。譬如，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提示了[6]，農民這一潛在政治行動者被“複辟者”波拿巴勢力收編的命運。這也是意大利共産黨人葛蘭西在圍繞“南方問題”的寫作中表達的部分關切[7]。簡言之，在薩帕塔的情景中，作為曆史性被侮辱與被損傷的少數，當地的原住民何以才能轉化為真正意義的政治行動主體？更進一步看，在這種轉變的程序中，是否存在知識精英積極影響原住民内部的“公共讨論”，并有意識地培育進步意識的努力？如果存在，這樣的介入又是否有着一定的限度？從這個意義上講，盡管“階級”的概念正變得“不合時宜”[8]，活生生的組織問題依舊考驗着任何當代社會運動。
從薩帕塔留給我們的實踐與寫作中看，墨西哥的抗争者不僅意識到了這一“革命主體”塑造的問題，甚至清醒地認出，革命運動的成功也取決于廣泛的其他階層的加入。我們看到，一方面，“副司令”馬科斯以發言人的身份一再确認薩帕塔運動的起點來自于原住民對現狀的不可忍受。所謂“夠了，受夠了！ (Enough is Enough)[9]”的政治呼喊本身便帶有對既有不平等結構的否定。這種否定可被看作一種葛蘭西意義上的文化覺醒。即，徹底推翻對于自身“底層性”的定義[10]。它意味着，從今天開始，原住民在經濟上依舊貧弱，但在政治意識與能量方面将徹底成為積極的政治行動主體，承載着具有革命性的曆史使命。另一方面，“副司令”也引人矚目地不斷強調，革命性運動的前景有賴于更多社會主體的參與和支援。關于這一點，涉及兩方面的内容。首先，在政治原則層面，“副司令”鄭重宣告，運動并不意圖成為一種新的“先鋒”。事實上，薩帕塔提供的隻是一面旗幟。與之平行的其他旗幟可能來自勞工、學生、農民、教師、家庭主婦等等[11]。其次，在具體的政治協商中，薩帕塔緻力于推動的是一種近于“公共領域[12]”但同時超越它的西方版本的政治對話平台。它把自己的觀點隻作為提議或方案帶出，并不反感政治競争與多元化[13]。
參與薩帕塔運動的人
簡言之，在具體的革命政策上，當代運動仍需确立起承擔曆史使命的“政治/革命主體”，并在一個跨越階級抑或階層的聯盟基礎上推進自己的政治理想。而這其中牽扯出一個廣闊的問題域，涉及政治精英的作用，精英與群衆的互動，乃至精英本身的構成等議題。也就是說，盡管“不緻力于奪權”作為薩帕塔的“新”或“後現代”特征得到了廣泛承認[14]，但在具體的革命情勢中，墨西哥的抗争者并未與二十世紀以列甯毛澤東為代表的布爾什維克傳統形成隔閡與斷裂。
守密與開放性
1994年3月24日，在一封發給外界的公開信中，薩帕塔宣布：自即日起，薩帕塔武裝控制地區徹底結束對外界的“完全開放”政策[15]。進入該地區的媒體将接受嚴格的核查與甄别。事實上，以2003年“海螺自治區”的建立為分水嶺，薩帕塔運動在早期階段始終處于和墨西哥政府的緊張對峙中。政府軍的包圍與進攻，直接催生了抗争者對“守密”的需求。運動内部的民主協商與實驗不得不以此為限度。甚至當情勢需要時，政治參與有必要讓位于快速與守密行動[16]，以換取運動的生存與最後的勝利。從曆史縱向看，這種在群衆自發性與少數人密謀之間的緊張，不隻考驗着當代如薩帕塔一樣的抗争者，更構成了自十八世紀巴貝夫（François-Noël Babeuf）以降的現代“革命政治”的重大主題。
列甯就曾與“社會民主黨”的批評者圍繞該問題展開過曠日持久的論戰。列甯指出，“守密性”是俄國革命活動的必然要素。這是由沙皇體制對社會的全面控制所決定的。在革命者之間落實一般性的民主原則，隻會有損革命活動的利益[17]。相反，唯有在少數革命精英的積極作為下，革命群衆廣泛參與的條件才會得到鞏固[18]。并且，列甯拒絕接受對這類少數人的制度性監督。他指出，俄國革命的曆史一再證明，在革命環境的威脅下，唯有少數人之間的“非正式限制”才符合革命利益[19]。然而，列甯立場的疏漏，不僅為他的同時代者如羅莎·盧森堡所批駁，并且在當代的社會條件中，一再被如薩帕塔為典型代表的社會運動所超越。在恰帕斯的案例中，我們看到，當地的革命者力求在確定運動守密性的同時，仍為協商民主“預留”廣泛的空間。換言之，對他們而言，至少在政治意識的層面，守密與開放之間的對立不可能獲得一勞永逸的解決，而毋甯說，将在一個動态的過程裡不斷尋求變化的新均衡。事實上，在3月24号通告釋出的兩個月後，薩帕塔即宣告新一輪政治協商的成果[20]。更重要的是，這些具體的協商并沒有局限在原住民群體之間。根據 CCRI-CG（革命土著秘密委員會-總司令部）的公開信，我們看到，更多元的社會主體被包含其中。
但不容忽視的事實在于，薩帕塔的突破仍是奠基在一個尚未徹底擺脫的“舊”的底子之上。換言之，中心的問題依然沒有改變。即便是當代的革命性社會運動，仍需要面對守密與開放之間的艱難平衡。更何況，有研究顯示[21]，至少在運動的早期，薩帕塔的參與者未能嚴格踐行其所謂“順從民意行事（Command by obeying ）”的政治理想。因之，我們有理由懷疑，列甯的政治哲學或許在某些時刻仍被悄悄地複制。
“勝利哲學”與二十世紀社會主義
事實上，形式上“去中心化”的薩帕塔運動擁有着異常清醒的“敵友劃分”。一方面，運動展現出堅定的對墨西哥舊有體制的拒絕，并在此基礎上，不遺餘力地構想着一種超越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新型政治關系。“副司令”馬科斯寫道：
“一種新的政治關系将誕生，其基礎不是他們之間政治組織的對抗，而是他們的政治方案以及不同社會階層的對抗。政治上司将取決于這些社會階層的支援，而非僅僅行使權力。在這種新的政治關系中，不同的政治方案必須讓全國大多數人相信他們的提議最适合這個國家。[22]”
另一方面，必須看到，薩帕塔運動的空間尺度絕不僅僅限于恰帕斯一州。事實上，這場運動雖然廣為人知地不以奪權為終極訴求，但它的視野從來都指向墨西哥作為一個國家整體的躍進與改變。換言之，薩帕塔并未一開始就把鬥争的矛頭錨定在以叢林、村鎮、城市街區等為代表的空間範圍内。它的無數公開宣言與行動都表明，這場運動所争取的勝利仍舊是國家政權的全面調整。并且，更進一步，追求國際間社會組織的橫向關聯與支援[23]。如此看來，“不奪取”的預期仍然是以建立新型權力結構為前提的。差別隻在于，這種新的結構不再以某個階級的專政作為重心。但請注意，它仍然是“大”方面的變革。
這也就是說，二十世紀社會主義實踐所攜帶的國家尺度與國際主義視野，仍内含于薩帕塔運動的政治能量之中。不同于歐美或是力求在既有選舉體制内“再政治化”的努力[24]，或在更為基層也更為微觀的層面号召人民“直接行動”[25]，墨西哥的薩帕塔分子仍舊十分“老式”地分享着二十世紀社會主義實踐的經驗，所期冀推動的變革遠非“自由左派”的政治視野所能衡量與概括。
2001年2、3月，副司令馬科斯和蒙面的薩帕塔人抵達墨西哥城。
本人不否認薩帕塔運動攜帶的“新”。但通過回顧薩帕塔運動在社會階層、行動政策與遠景理念三個層面的表現，本文期望指出，對“新”的把握不能掩蓋對“舊”的考察。更重要的是，這種對“新”，即對所謂“後現代”特征的把握，既無法為我們告别二十世紀社會主義實踐提供合理辯護，又容易誘使我們忽視社會運動所必然面對的某些恒久難題。齊澤克曾指出[26]——“後現代政治思想告訴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後工業階段，在這個階段裡勞動、集體、階級等等概念都隻不過是理論巫術的産物，它們不再适應于後現代。”身處這樣的時代趨勢中，本文認為，二十世紀社會主義實踐配得上一種更為複雜精緻的辨析。二十世紀在今天仍然“外在于”當代人的政治意識。在這個背景下，如何“内在”地處理過去，去真正看清究竟哪一部分因曆史情勢的改變而被淘汰，而哪些恰好相反，仍舊意義重大。至于社會主義的未來，也應從它的曆史中生根發芽，而非來自抽象朦胧的思想實驗。
注釋：
[1] Bulter, J. (2018). Notes toward a performative theory of assembl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 Laclau, E., & Mouffe C. (2014).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New York: Verso.
[3] Hardt, M., & Negri, A. (2017). Assembl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 “政治序列 (political sequence)”的概念，直接來自巴迪歐對“文革”的分析。參見：Badiou, A., & Bosteels, B. (2005).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last revolution?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13(3), 482.
[5] A la sociedad civil: Lo que nos hace diferentes es nuestra propuesta política. Enlace Zapatista, Archivo Histórico, Ago 30, 1996: https://enlacezapatista.ezln.org.mx/1996/08/30/a-la-sociedad-civil-lo-que-nos-hace-diferentes-es-nuestra-propuesta-politica/
[6] 卡爾·馬克思. 2018. 路易·波拿巴的五月十八日.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第109頁。
[7] 安東尼奧·葛蘭西. 2003. 葛蘭西獄前著作選 劍橋政治思想史原著系列 影印本. 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第327頁。
[8] 關于“階級”概念的式微所造成的影響，參見汪晖的讨論：Wang, H. (2014). The crisis of representativeness and post-party politics. Modern China, 40(3), 223.
[9] Subcomandante Insurgente Marcos. (2002). Our word is our weapon: Selected writings.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41.
[10] Buttigieg J. A. (1995). Gramsci on civil society. boundary 2, 22(3), 29.
[11] El CCRI-CG del EZLN ha terminado ya la consulta en todos los poblados que lo forman y apoyan. Enlace Zapatista, Archivo Histórico, May 28, 1994: https://enlacezapatista.ezln.org.mx/1994/05/28/el-ccri-cg-del-ezln-ha-terminado-ya-la-consulta-en-todos-los-poblados-que-lo-forman-y-apoyan/.
[12] 以“公共領域 (public sphere)”的視角透視薩帕塔的努力，Josée Johnston 提供了代表性的讨論。參見：Johnston, J. (2000). Pedagogical guerrillas, armed democrats, and revolutionary counterpublics: Examining paradox in the Zapatista uprising in Chiapas Mexico. Theory and Society, 29(4), 481-2.
[13] Subcomandante Insurgente Marcos. (2002). Our word is our weapon: Selected writings.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305.
[14] 參見：Harvey, N. (1998). The Chiapas rebellion: The structure for land and democrac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0.
[15] Sobre el asesinato de Colosio: La situación actual en nuestro país obliga al CCRI-CG de EZLN a dar por terminada su política de apertura total e indiscriminada a los medios de información. Enlace Zapatista, Archivo-Histórico, Mar 24, 1994: https://enlacezapatista.ezln.org.mx/1994/03/24/sobre-el-asesinato-de-colosio-la-situacion-actual-en-nuestro-pais-obliga-al-ccri-cg-del-ezln-a-dar-por-terminada-su-politica-de-apertura-total-e-indiscriminada-a-los-medios-de-informacion/.
[16] 這一點被劉健芝與薛翠确認。參見：澎湃思想市場. 劉健芝 薛翠：薩帕塔運動的名字、面具與尊嚴.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0626398。另外，對快速行動/反應（swift response）的讨論，參見：Hardt, M., & Negri, A. (2017). Assembl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
[17] 列甯. 2018. 怎麼辦？. 北京：人民出版社. 第139頁。
[18] 同上，第125頁。
[19] 同上，第140頁。
[20] El CCRI-CG del EZLN ha terminado ya la consulta en todos los poblados que lo forman y apoyan. Enlace Zapatista, Archivo Histórico, May 28, 1994: https://enlacezapatista.ezln.org.mx/1994/05/28/el-ccri-cg-del-ezln-ha-terminado-ya-la-consulta-en-todos-los-poblados-que-lo-forman-y-apoyan/.
[21] Wager, J. S., & Schulz, D.E. (1995).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Mexico: The Zapatista revolt and its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and World Affairs 37(1): 10-1.
[22] Subcomandante Insurgente Marcos. (2002). Our word is our weapon: Selected writings.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74.
[23] Subcomandante Insurgente Marcos. (2017). Professionals of hope: The selected writings of Subcomandante Marcos. New York: The Song Cave. 87
[24] Mouffe, C. (2018). For a left populism. New York: Verso.
[25] 參見格雷伯對“直接行動”概念的澄清：The White Review. Interview with David Graeber. https://www.thewhitereview.org/feature/interview-with-david-graeber/.
[26] Žižek S (2002) A plea for Leninist intolerance. Critical Inquiry 28(2): 547.
責任編輯：朱凡
校對：施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