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人類文明與動植物關系史
演講人：趙序茅 演講地點：浙江甯波“天一講堂” 演講時間：二〇二二年五月
趙序茅蘭州大學青年研究員、碩士研究所學生導師，蘭州大學“一帶一路”研究中心特聘教授，蘭州大學科學技術協會科普部部長，國際靈長類學會會員，中國靈長類學會理事。從事保護生物學和動物地理學研究，在國内外主流學術期刊發表學術論文20餘篇，出版科普著作25部，多次獲中國好書獎、梁希科普獎一等獎、中科院優秀圖書獎等省部級一等獎。個人獲2020年“全國科普先進工作者”榮譽稱号。
從生物學屬性來看，人類屬于靈長目人科，和猿猴是近親。從文化屬性來講，人類和其他動物有着本質的差別。人類建立了自己的文明并且可以傳承下去。即便如此，從曆史上來看，人類文明在發展過程中也并沒有脫離動植物，可以說，整個人類文明史就是一部與動植物打交道的曆史。
石器的使用，提高了人類在自然界的地位
400萬至600萬年前，人類的祖先與黑猩猩擁有共同的起源。那時候我們的祖先是自然界的普通一員，和其他動物沒有本質的差別。
從遠古的石器時代（距今約10000至300萬年）起，人類開始使用打制石器，擡高了自身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距今約200萬至250萬年，東非肯亞的科比福拉、埃塞俄比亞的奧莫和哈達爾地區是迄今所知最早的石器時代地區，由此産生了早期的奧杜韋文化和阿舍利文化。
在使用石器之前，人類的祖先——直立人可以算得上食物鍊的中上層，可以捕獵其他動物，不過仍沒有達到食物鍊的頂端。舊石器時代的人類在生存手段方面與其他野生動物尚未出現本質的差別，都是從自然界直接采集動植物來生活。這一時期使用石器的，不僅僅是人類的祖先。英國倫敦大學學院的研究人員曾經挖掘了巴西的一處考古遺址，出土了很多精美的石器。科學家通過放射性碳測年對石制工具分析發現，這些石器的主人并非古人類，而是黑紋卷尾猴。從遺址來看，它們使用石器已經有3000年的曆史了。如今，那裡的猴子依然會用改造過的石塊砸開堅果。現代科學研究發現很多動物也會制造和使用工具，如黑猩猩會利用樹枝來取食洞裡的白蟻。不過，這一時期的石器使用，的确開始改變人類與野生動植物之間的關系。人類由此可以防禦兇猛的野獸、圍獵大型獸類，以及采集更多的植物。
如今的考古發現可以為我們還原石器時代人類究竟采集和狩獵了哪些動植物。從早期人類的遺址中，科考人員可以發現不少動物的痕迹。比如在大陸境内，舊石器時代早期重慶巫山遺址中出土了步氏巨猿、中國乳齒象、東方劍齒象、劍齒虎、雙角犀、大熊貓等早更新世初期的哺乳動物化石；山西西侯度遺址則發現了人工砍砸或刮削過的鹿角和用火燒過動物的痕迹；雲南元謀發現了有人工痕迹的動物肢骨等；河北小長梁發現石器1000餘件，動物化石有桑氏鬣狗、三趾馬、三門馬、披毛犀牛、羚羊等。距今1.4萬年前的雲南鹿洞遺址出土了包括頭蓋骨、下颌骨、股骨在内的30餘件人類化石，以及馬鹿、猕猴、黑熊等哺乳動物化石。由此可以推測，當時人與動物之間的關系是：相當一部分大型野生動物成為早期人類的食物。
火的使用，是人類提高在自然界中地位的一大創造，進一步提升了人類在食物鍊上的位置，由此人類大大增強了自身抵禦自然界各種猛獸的能力。與此同時，人類使用火來進食熟食，也逐漸改變了人類的外貌——使用火後，人類不需要再用碩大的牙齒來咀嚼生硬食物，由此臼齒變小，人類由方臉漸漸變成尖臉。火對人類身體的改變還不止于此，火帶來的熟食還使人類體型增大、腸胃縮小、體毛減退等。
4月13日在居延海濕地拍攝的候鳥。新華社發
早期人類之是以能捕獵大型動物，除了石器的使用，還離不開合作與共享。這些技能幫助人類迅速攀升至食物鍊頂端。現代科學家曾對13個生活在80000年前的早期智人眉骨、臉部形狀和顱腔容積的投影，41個生活在38000至10000年前的現代人類，以及全球近代人類的1367具頭骨樣本進行分析。分析顯示，在過去的8萬年中，人類的眉骨縮小、面部縮短等特征主要出現在10000年前農業發明以後。通俗地講，所有這些變化都會使男性的臉看起來更像女性。睾酮一般由男性的睾丸或女性的卵巢分泌，它在成年男性體内的含量是成年女性的七八倍，睾酮分泌量越多，第二性征就越明顯，面孔也更為“男性化”，同時，它還會調控人的情緒，讓人對他人的信任感降低。是以科學家們推測，曆史上早期人類的男性睾酮分泌量逐漸降低這一現象，可能會使早期人類彼此信任感增加、人類社會變得更為和諧，進而更利于個體之間加強合作。而合作，正是智人戰勝其他人種以及一些大型動物的法寶。
人類徹底拉開與動植物的距離，還在于大腦的進化。關于人類大腦的進化，目前大緻存有三種假說：生态學機能假說認為，人類為了尋找食物促使大腦進化；社會性機能假說認為人類在互相合作與競争中促使大腦進化；文化性機能假說認為人類的學習和知識傳授促使大腦進化。我們的祖先大腦尺寸增加部分的60%是為了在環境當中生存下來，比如思考如何發現食物、儲存食物、馴化動物和植物。另外30%是為了生存而團結在一起。在古代，部落之間要團結在一起，現在是不同的國家和民族要團結起來，也是為了生存。人類大腦增加部分隻有10%是用來和其他人群競争的。是以從進化上來講，合作是人類永恒的主題。
進入新石器時代，随着人類制造工具的改良，尤其是投擲工具的使用，人類利用、捕殺野生動物的能力獲得了極大加強。人類與野獸猛獸之間發生了曆史性的攻守轉換，人類開始對野生動物的生存構成危機，這一時期人類與野生動物的關系逐漸轉變為傷害與被傷害，很多野生動物由此滅絕。比如，5萬年前智人進入澳洲，僅僅過了2000年，當地體重50千克以上的24種動物中即有23種慘遭滅絕。在1.6萬年前，智人進入美洲，猛犸象、乳齒象、劍齒虎、巨型地懶、巨熊、本土馬、本土駱駝等大型動物逐漸全部滅絕。在共存區中，巨型動物的滅絕主要是遭到人類的獵殺或者生存資源被人類占據所導緻的。這一時期的人類，俨然成為自然界的頂級掠食者，幾乎具備獵殺一切猛獸的能力。不過，由于早期人類的人口數量有限，這樣的獵殺對整體自然界的影響依舊有限。
志願者在浙江省湖州市安吉縣靈峰街道靈峰湖中清理垃圾。新華社發
馴化，影響了人類對動植物态度的轉變
到了農業時代，尤其是人類開始馴化動植物之後，人類與野生動植物的關系開始轉變為合作關系，這也間接緩解了早期人類對于野生動植物需求的壓力。而曆史上那些被人類有意或者無意選擇的動植物被人類馴化，它們的命運和人類的命運也随之一并發生了轉折。
從目前全球發掘的新石器時代遺址情況判斷，西亞和北非的新石器時代發展較早，目前的考古研究證明，西亞是世界上農業起源最早的地區之一。公元前7至8世紀，人類主要種植小麥、大麥和豆類。大陸部分地區大約在公元前10世紀進入新石器時代，是世界上粟、黍、水稻等的起源地。公元前8世紀，粟、黍等旱作農業起源于大陸黃河中下遊、遼河和海河流域。大陸的長江中下遊則是世界水稻的發源地，代表性遺址為江西的仙人洞和吊桶環及湖南的玉蟾岩，分别發現了公元前10世紀的矽化水稻和公元前7世紀的稻田遺址。
在農業起源中，中國古代先民對小米的馴化過程，堪稱一段傳奇。大陸對小米的馴化最早見于8000年前。内蒙古赤峰市敖漢旗東部興隆溝聚落遺址出土了1500多粒炭化植物種子，這是目前大陸乃至世界上所發現的最早的小米遺存。與其他作物有所不同，小米的祖先種其實更類似于如今的狗尾巴草，僅看其外形是無法帶來食欲的。但是，中國的古代先民敏銳地發現它的食用價值，并加以馴化。
幾乎與農業起源同時，人類也開始馴化動物。在10000多年前，人類馴化了狗；豬最初在大約9000年前于今天的土耳其東部一帶得到馴化，此後馴化方法傳播到了中歐、意大利、印度、緬甸、中國和新幾内亞等地。
曆史上的動植物馴化，是人類與動物關系史上具有裡程碑意義的事件。一方面，有了馴化的動植物之後，人類減少了對采集植物和狩獵動物的依賴；另一方面，由于人類對馴化的動植物極為重視，而伴随人類生活地域的擴張，被馴化的動植物開始在全球擴張，紛紛進入原本不屬于它們自然分布的地方。比如，我們如今全球食用的麥，其原生地僅限于中東地區，而玉米、番茄、蕃薯等原本隻生長于美洲大陸一隅。
自從人類馴化出動植物之後，人類與動植物之間的關系可以明顯分為兩類：一類是人類與馴化的動植物之間的關系；另一類是人類與野生動植物之間的關系。
根據人類馴化動植物的目的不同，人類也對其表現出了不同的态度。人類對自己所馴化的作物表現出了嚴重的依賴，從某種程度上将這些作物的收成與當時人類社會的根基是否穩固相聯系，這就是農業時代人類強調的“民以食為天”。世界範圍内曆朝曆代的古代統治者都非常重視農業的發展。為了精細化耕種，大陸先民早在商朝就發明了犁，到春秋戰國時期開始普及牛犁；在2000多年前的先秦時代，人們就已經發展了灌溉農業。
與此同時，馴化動物的出現也大大加速了人類文明的程序。很長一段時間裡，狗被馴化後是作為人類的幫手存在的。在人類狩獵活動中，狗可以幫助人類預警并對抗猛獸，還可以幫助人類追捕狩獵其他中小型獵物。牛的馴化則大大提高了古代農業耕作的效率。馬的馴化更是直接改變了人類的出行方式，縮短了空間的距離，極大促進了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有道是“漢唐之是以張者,皆唯畜牧之盛也”（清·王夫之）。大陸古代，曆代統治者對這些馴化的動物極為重視。秦漢時期皆立法嚴禁殺牛，魏晉南北朝時期曾規定：“非宗廟社稷之祭不得殺牛，犯者皆死。”（《晉書》）宋朝為了保護農業生産頒布法令，嚴厲禁止私宰耕牛，即使是自家的耕牛也不能亂殺。曆朝曆代對馬也非常重視。出土的秦簡提到關于“乘馬笃、胔及不會膚期”的律令（《睡虎地秦墓竹簡》），這條律令翻譯成現代話就是：如果飼養的馬體形消瘦、行動遲緩或者不按期參加評比，負責人就要受到“赀各一盾”的處罰。
人類馴化動植物的發展從某種程度上也為野生動植物的發展提供了空間。這一時期，除了少數遊牧部落外，處于農耕文明下的人們對野生動植物的需求實際是大大降低了的。與此同時，人類對野生植物的依賴也極大地降低了。對于采集的對象，由原來解決溫飽的基本需求逐漸演化成高端需求，比如從采摘果腹食物為主逐漸變為采摘各種名貴藥材、名菌等。由此，野生動植物在滿足人們生存、生活必要需求方面的地位随之下降，而在滿足人類觀賞等其他功能方面的價值則開始上升。于是，人類開始在各地收集奇花異木、珍奇異獸，以供觀賞之需。最初的動物園雛形就起源于古代國王、皇帝和王公貴族們的一種嗜好，即從各地收集來珍禽異獸，将它們圈養在皇宮裡，供人們玩賞，以作為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在大陸，《詩經》有雲：“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說明在周代就出現了類似的設施，飼養動物以供觀賞娛樂。始建于1078年的英國倫敦塔中也曾飼養獅子等動物以供人類娛樂。而萬牲園則是中國曆史上最早的近代公共動物園。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由商部奏準修建“農事試驗場”，将清宮動物交場内豢養，故這座農事試驗場又有“萬牲園”之稱。1907年7月19日，京師萬牲園對外開放，最初的展品是南洋大臣兼兩江總督端方自德國購回的部分動物及全國各地撫督送獻清朝政府的動物。萬牲園的建立，标志着中國現代動物園的開端。
植物園的曆史同樣悠久。公元前138年，漢武帝擴建長安（今西安）上林苑時，栽植了遠方所獻珍貴果樹、奇花、異草等2000多種，可說是世界上最早的植物園雛形。宋代司馬光所著《獨樂園記》中提到的“采藥圃”，記載了“沼東治地為百有二十畦，雜莳草藥，辨其名物而揭之”，這和現代的藥用植物園已經非常類似了。西方則從公元1世紀安東尼厄斯·卡斯特在羅馬建立的花圃起，到文藝複興後16—17世紀英國傑拉德在霍爾本城建立的植物園，也以藥用植物為主要搜集内容。目前世界現存最早的植物園，是意大利的帕多瓦植物園，這座帕多瓦藥用植物園建于1545年。
在這一時期，伴随着進一步利用動植物，人類也進一步知曉了如何保護動物。從文獻資料來看，從傳說的五帝時代開始，中國先民就非常重視野生動物保護。當時管理山澤鳥獸的官員被稱為“虞”。大禹治水時，舜帝同時派益為“虞”。現在看來，“虞”可以視為世界上最早的生态保護機構和官職，而益可以說是世界上第一位出現在記載中的生态保護官員。到了公元前11世紀，西周頒布的《伐崇令》規定：“毋壞屋，毋填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違者受到的懲罰很嚴厲。春秋時，《管子·地數》載：“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為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呂氏春秋·士容論·上農》中也記載，當時制定了春夏秋冬的禁令，規定在生物繁育時期，不準砍伐山中樹木，不準在澤中割草燒灰，不準用網具捕捉鳥獸，不準用網下水捕魚等。這些機構的設定和法令的完善，為後來各個曆史時期的野生動物保護奠定了基礎。近代的動物保護法則起源于歐洲。1822年，愛爾蘭政治家馬丁說服英國議院通過了禁止殘酷對待家畜的馬丁法案。1934年3月通過的《普魯士狩獵法》，其主要内容是嚴格禁止捕殺未成年的幼獸和懷孕的母獸，列出不許捕殺的各種動物和飛禽，并對狩獵的各種形式作了詳盡的規定。
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
從人類曆史角度觀之，人類在改造自然，與此同時，自然也在改造人類，無時無刻不顯示着自己的力量。
比如，當人類認識動物的時候，動物也在認識人類。動物們擁有敏銳的視覺、嗅覺、味覺、聽覺，可以看到人類看不到的世界，感受人類感受不到的存在。人類與動物生活于同一個世界，看到的卻是不同的世界。動物眼中的人類形象，可能會颠覆很多人的固有想法。比如，很多鳥類具備四種色覺，它們可以看到人類看不到的顔色；蛇類具備紅外感應能力，它看到的人類也跟我們眼中的人類形象完全不同。而且，動物在認識人類的同時，也在想着利用人類，比如烏鴉、野豬，這些聰明的動物很善于利用人類創造的條件繁衍自己的種群，是以它們的家族不斷壯大。同時也有一些動物，很不擅長與人類打交道，導緻其日漸瀕危。
工業革命以來，随着生産力的極大提高，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極大增強，與此同時，人類開始改變了農耕文明時期對于動植物的一些态度和方式，人類對大自然出現了過度開發和利用的情況，導緻了生态的失衡及持續性惡化。人類活動導緻的生境破壞、氣候變化、過度開發、污染和入侵物種是地球生物群迅速減少的主要原因之一。比如人類對野生動植物最大的危害，是對其栖息地的破壞——目前全球2/3的野生動物栖息地遭到人類的幹擾和破壞，人類活動導緻的物種滅絕速率比之前快100倍。從統計來看，半個世紀以來，人類活動使全球的野生物種群數量平均減少了68％，1970年至2016年間，人類導緻了4392種哺乳動物、魚類、鳥類、爬行動物、兩栖動物的種群規模和生物多樣性以驚人的速度消失。其中，從1970年以來，淡水哺乳動物，鳥類，兩栖動物和爬行動物的種群數量平均每年減少4％。淡水生态系統中生物多樣性下降的速度超過了白垩紀末期導緻恐龍大滅絕的速度。16世紀以來，已有849種物種自野外消失。
伴随着對大自然的破壞，人類也付出過慘痛的代價。人類對野生動植物的開發——捕獵、貿易、栖息地破壞和城市化開墾，促進了野生動物與人類之間的密切接觸，進而提高了病毒溢出（virusspillover）的風險。野生動物中，那些豐度增加、良好地适應了人類主導下的環境的野生動物，與人類共享更多的病毒數量。其中包括一些齧齒動物、蝙蝠和靈長類動物。人類傳染病60%來源于動物，50%的動物傳染病可傳染給人類。1970年至今，新發和再發傳染病中超過75%為人獸共患。
我們人類經曆了農業文明小碎步前進後，進入工業文明的快速躍進期，如今，地球25%的初級生産力供養着人類，南北極有人類的房屋，第三極留下了人類的痕迹，就連深不見底的馬裡亞納海溝也有人類的潛水器。當人類快速前行的時候，不能忘記思索：我們該如何處理與動物之間的關系？
人類是自然之子，人永遠不能割斷與自然界的聯系，不能淩駕于自然界之上。人類一方面按照一定的目的以自己的勞動改造自然界，使自然不斷地适應人類的發展；另一方面，人類也必須改造自身以适應自然界的發展。因為人類的活動作用于自然界的同時，作為客體的自然界也反作用于人類，即把人類對自然界的影響回報給人類。
由此，生态文明顯得更加重要。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們要建設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既要創造更多物質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優質生态産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态環境需要。”随着生态文明建設全面加強，美麗中國正在不斷變為現實；随着大陸逐漸向世界舞台中心靠近，我們的生态文明理念也日益被國際社會廣為接受。
通過以上簡單梳理人類與動植物關系的曆史，我們需要更清楚地認識到，地球上生存的不止人類自己，還有無數的動物、植物、微生物，我們共同生存在一個地球之上，彼此依存，誰也離不開誰。我們恐怕無法想象，假如未來有一天沒有了動植物，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子？人類文明的發展，需要我們更多地了解動植物，正确看待人類與野生動植物的關系，善待地球上存在的每一個物種；需要我們勠力同心，共同建構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
《光明日報》（ 2022年08月20日10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