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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葉大鷹:我為什麼要拍一部反映媒體人抗黑的電影

作者:澎湃新聞

澎湃新聞記者 王诤

“如果《新島周刊》成了‘爆料周刊’的話,早就完蛋了。做媒體人是得有骨頭,但也得學會自我保護啊!”

“我讀大學的時候,你來學校作報告。自己說過的話還記得嗎?你說,隻有在黑暗裡的那盞燈才叫光明。我就是沖着這個光明,才來的這裡。”

電影《永不妥協》的片頭,社長王明光和主編餘麗間針尖對麥芒的對話,讓現而今的媒體記者聽來,多少似曾相識。如果細看演員尤勇智背着個大書包在雜志社前台匆匆走過——一瞥間,牆上蜂巢狀的展框内陳列着的,正是《财經》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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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創在《财經》雜志社合影。

作為中國内地一份以介紹财經新聞為主的雜志,《财經》創刊于1998年。創刊以來曾多次刊發對市場有重大影響的報道。2000年,《财經》刊發《基金黑幕》的報道,引起了市場廣泛反響。2001年,《财經》雜志又刊發有關上市公司銀廣夏黑幕的報道,直接導緻銀廣夏被中國證監會摘牌——這倒和電影中的某些情節若合符節。

一家現實中的媒體機構,一個大銀幕上的媒體揭黑、抗黑故事,兩者間有何淵源?《永不妥協》的出品方為财經影業,以及出品人、制片人王波明正是《财經》的總編輯可做背書。作為該片的編劇、導演葉大鷹,過往曾以《紅櫻桃》(1995)《紅色戀人》(1998)《天安門》(2009,這也是他上一部執導作品)“紅色三部曲”名揚影壇。十多年後再執電影導筒,卻屬意要講這樣一個行業故事,是何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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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葉大鷹

此次《永不妥協》北京首映期間,他告訴媒體記者,這些年自己一直在試圖突破“紅色導演”的框框,“我被這四個字框了很多年,沒有想到(突破的)難度會這麼大。當你的名字前有了這個頭銜,電影投資人的思路和看法往往也會‘順拐’。比如我想拍個喜劇的時候,投資人總是覺得你最好還是拍紅色題材,這不是你最拿手的嘛。”

為了突破自己,葉大鷹笑言不惜“屢敗屢戰”。談及自己十年磨一劍的新作在創作時遇到的困難,他介紹說《永不妥協》有一定的職業門檻,“主要的困難還是出在創作上,首先電影中的記者群體,我之前并不是很了解;其次是對于金融行業的大佬們,他們的吃喝拉撒、行為做派,我也不是很了解,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觀察他們的生活。劇本我前後創作了6年,改了九十多稿。”

而對于此次為何選擇知名主持人朱丹出演片中女主,葉大鷹則信心滿滿,“我是非常願意和‘新人’合作的,在他們身上可以發現新的東西,創作出新的可能。包括當年的張國榮(在《紅色戀人》中飾演靳),他也是港台明星裡第一個演中共黨員的。之于這種角色類型,可以說他也是‘新人’。朱丹本身就是老記者,在她身上有記者勇于揭露事實真相的執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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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丹 飾 餘麗

【對話】

“說這些高大上的話,并不是言不由衷”

澎湃新聞:觀衆對你之前的“紅色電影”頗為熟悉。多年後再出手,就是這部《永不妥協》。你怎麼就轉換思路想要拍媒體人的故事了呢?

葉大鷹:我有一個好朋友,在2015年還是2014年的時候,拿着一個故事大綱找到我,說你也這麼多年不拍戲了,要不咱再幹一波——不拍戲的時候,我在家寫劇本呢,我迎合市場呢(笑)。我暫時不想拍主旋律了,“紅色導演”這定義把我給“框”死了。

這個故事大綱呢,我一看本身就那麼回事,故事也沒有最終成型,但它的名字讓我感興趣——這個故事關注到一些亂象,我覺得題旨挺好,故事細節上咱們找專業編輯再把關呗。我們當時就沿着大綱的思路做調研,越研究,越有興趣。身邊有個朋友跟我說,你們要研究這個,那就要找《财經》雜志啊。就這麼着,我開始接觸到财經記者的圈子。

澎湃新聞:我注意到《永不妥協》開機的時候,原名是《大鳄之門》。同時,我也注意到片中女主人公的遭遇,業内人士會聯想到十幾年前,某财經周刊的女主編因為報道“某某證券上市内幕”而遭到綁架的案例。

葉大鷹:我在财經的媒體圈待久了,聽了很多的故事和傳聞,給我講故事最多的人,就是《永不妥協》的編劇之一,于穎老師。她給我講了很多的财經故事和人物,包括她自己的經曆。她也是我這個劇本的“火眼金睛”,我這本子每改一稿,基本都得被她罵一遍(笑)。如果現在電影裡的台詞可以經受住你們這些記者觀衆的檢驗,這裡面是于老師的功勞。

我聽了他們的故事,一方面是覺得太感人了,另外就覺得,這幫娛樂圈的電影人成天就坐在自己的小天井裡,真是沒有這些鐵肩擔道義的記者們,關心國家大事,關心老百姓的疾苦。其實在這個電影裡面,我隻是觸碰了一點點,現實中的不少媒體人在各種打壓和壓力下的經曆比電影“慘烈”。

但我認為,正是有了他們的這種堅持,客觀上促進、維護了我們金融市場和股票市場的穩定。我們今天能有這麼好的局面和社會環境,其中有一部分就是金融記者的努力,金融的安全有一部分是通過這些人的犧牲來完善的。說這些“高大上”的話并不是言不由衷,我是真的覺得他們特别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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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勇智 飾 社長

澎湃新聞:激濁揚清,是媒體人一直以來的職責。以你的年歲和閱曆,我其實挺想知道從1958年到1978年,也就是你從出生到成年的這段時期接觸媒體的情形。比如當時你家能接觸到《人民日報》社和新華社編發的《内參》嗎?

葉大鷹:接觸不到。我那時候就是一個渾孩子,從來不會主動去關心什麼新聞。也從來沒人問過我這個問題,你要讓我愣想,也就是吃飯的時候,跟家人聽收音機,聽聽話匣子裡說了什麼。

那時候,對我這麼一八一廠大院的孩子來說,每個禮拜最重要的事兒,就是端一小闆凳去院子裡看電影。那會兒電影開始放映前,都要先放“新聞簡報”,這也算是我接觸新聞的一個管道吧。放的片子就是那八個樣闆戲,之後逐漸有了《道地戰》《地雷戰》《英雄兒女》,包括後來的《春苗》。

周總理過世了,“我一個激靈翻身下床”

澎湃新聞:這樣,我問的具體點。1976年幾位國家上司人相繼去世,這些消息你是怎麼獲得的?

葉大鷹:周總理去世那天是1月8号,我記得特清楚。我那時候在上海新新機器廠技工學校學習,前一天晚上去當地同學家玩兒。那年月,上海人家都特别擠,我就睡在他們家的亭子間,也沒個窗戶。正在床上昏睡,就聽家裡他外公,長長地歎了口氣:“哎呦,周總理,過世了……”我到現在都記得他的聲調,聲音不大,但特别低沉,那個哀傷的勁兒讓我一個激靈就翻身下床。

我小時候家裡人,尤其是我父親也不給我講爺爺,包括爺爺和周總理他們間的故事。有時候客人來了,偶爾聽一耳朵,多少知道點兒。起碼我知道我是誰的後代,但這對于一個孩子而言其實是壓力和枷鎖——打架、做壞事兒時總被人家提起,哎,你怎麼也能幹這事兒?孩子嘛,我就特不服氣,我怎麼就不能幹呢?但總是好像有一條道德的高标準在箍着我,讓我從小就失去了很多空間。

要說起來,當年我剛出生的時候,總理的秘書曾同我爸商量,希望把我放在總理身邊生活一段時間,也是給他繁忙工作之餘的一點調劑。可我爸那時候年輕,一開始還沒同意,後來冷靜一想,再去問,人家不提這茬兒了。是以從我記事起,不管什麼場合,誰一提到周總理,我總是會留意,就覺得自己和他老人家有緣分。

聽到總理過世了,那心裡肯定咯噔一下——“文革”期間,我們家一直在挨整,我爸一直被批鬥,院兒裡的孩子都不跟我玩兒。到了上海松江,航天部的廠區家屬院也是如此,是以别跟我提什麼“大院子弟”,我不是。

也是在那天,在上海的小叔叔給我電話,讓我明天跟他一起回北京,去跟總理告别。我們家去總理靈堂的時候,可以走到他的靈柩跟前。遺體告别的時候,我一家人哭得死去活來……也就是那次經曆,我才聽說,父親其實是在總理身邊長大的。

澎湃新聞:1946年,葉挺将軍搭乘的飛機失事後,你的父輩是否就被周總理收養撫育了呢?

葉大鷹:我爸當年就住在總理的窯洞裡,好像也在朱德、康克清的窯洞住過一段時間,反正除了沒住在毛主席那,就數跟着總理的時間最長。1980年,“文革”後我們家第一次舉家去延安給爺爺掃墓。我父親到了棗園後就開始往後山踅摸,我就問他找什麼呢?他一開始還挺不好意思,後來說找當年的廁所呢——原來是這麼回事,當年周總理早上出恭的時間比較長,他一般都會拉着我爸爸他們,一起在廁所蹲坑的時候,就給他講爺爺的故事。是以我父親知道我爺爺的很多事,都是總理那時和他說的。如果說起跟周總理的情感,葉家每一個人都會說出一堆他們自己的故事,我說的這些也都是自己活生生的經曆。

爺爺去世那年,我父親才14歲。當時是我奶奶要去接我爺爺,沒錢買機票,就找到張發奎的秘書,後者說隻能提供三張機票。誰去呢?我奶奶,以及我爺爺最寵愛的長女葉揚梅,還有他從未謀面最小的兒子葉阿九,他們仨去了。我奶奶當年最寵愛我爸爸了,當時如果再多一張機票,那現在肯定就沒我了。(飛機失事的原因)這事現在搞不清楚,都是猜測。但葉家人有一點,就是對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隻有仇恨。

我爺爺奶奶死了後,留下了六七個孤兒。組織上怎麼安排,他們怎麼聽。我父親能以在總理身邊生活過而自豪,而我當年面對的問題就是,今天出去有沒有跟别人打架。有沒有因為别人欺負我妹妹,我要跟人掄拳頭。

澎湃新聞:我個人有個好奇,葉挺将軍被稱為“戰神”,武将的後人為什麼不選擇從軍呢?另外,我注意到在你的電影中,有時署名“葉大鷹”,有時署名“葉纓”,哪個是你的真名?

葉大鷹:我父輩那代人大部分都是工程師,都是學理工的。到了我們這代就更是了,都是選擇自己想從事的職業。至于我的名字,就是葉大鷹。1988年拍完我的處女作《大喘氣》,這個創作機會特别難得,片子拍得也挺順利。但在那之後,我的創作之路一度比較艱難,後來我就給自己起了個藝名,“葉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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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妥協》劇照

“把人物推向面對生死抉擇的境地,一種劇情上的極緻”

澎湃新聞:在過往的訪談中,你從不諱言兒時打架的經曆,甚至出手“狠辣”。但是在你的作品中,似乎沒有這種戾氣,觀衆總能看到你是在從人性角度出發來塑造人物。

葉大鷹:小時候打架,那是沒辦法。其實我上國小和中學的時候,很長一段時間不太愛聽課,總是帶一些課外書在課堂上看,比如說《三家巷》《青春之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紅與黑》《基督山伯爵》等等,所謂的那些文學名著吧,都是我在課堂上讀完的。

提起《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我現在隻能記得保爾和冬妮娅是怎麼談戀愛的,因為當年我就着迷,這不僅是一個青春期少年的好奇,而是我好奇保爾你一個無産階級,怎麼能和一個資産階級小姐談戀愛呢?資産階級是什麼樣的?之前我們誰也沒見過。老師在課堂上一批判,就是資産階級過着驕奢淫逸的生活,可啥是驕奢淫逸?我們也不知道。

正是因為都沒有概念,是以當初拿起這本小說,真的是覺得解渴。我覺得讀書對我影響挺大的,潛意識裡影響了我對文藝的偏好。後來有一次去我爸的上海同僚家,他們家住在一處洋樓裡,他的閨女還在露台上拉小提琴。我一看,哎呦,這不就是冬妮娅嘛!

澎湃新聞:在你的電影中,是從來不憚于出現性場面的,包括眼下這部《永不妥協》裡主編的女實習生,被金融大佬“色誘”。更不用提《紅櫻桃》裡郭柯宇的“裸背”。《紅色戀人》中梅婷飾演的秋秋,用自己的體溫“溫暖”傷寒打擺子的靳。

葉大鷹:我這人其實有點後知後覺,不管是對政治,還是對性,我都挺愚鈍的。我的初戀是在上海談的,用上海話談的,那都是很美好的回憶。

我應該是内地第一批在電影中表現床戲的導演。《大喘氣》裡就有類似的情節,當年在珠海電影制片洗印的時候,樣片一出來好多人都跑去看,以為拍了什麼呢。那時候,大家潛意識裡似乎也有一種錯誤的文藝觀,就是覺得一部戲裡得有點這個,你才文藝。不過從世界上來講,90%的文藝片中都少不了類似的情節和橋段。在我,一直認為性是美的,女性自然健康的胴體也是美的,都有一種說不出的美麗。《紅櫻桃》中裸體的展現就是赤裸裸的。

澎湃新聞:但《紅櫻桃》的裸體并不指向性。

葉大鷹:可就因為這個,審查的時候難了去了。那時候審查的老上司就說,小葉呀,咱們是共産黨自己的娃娃,我就是要對你嚴格要求一點。我一聽就快哭了,您還是把我當成一個導演吧。我不能把納粹的紋身紋在棉襖上啊,它必須出現在一張美麗的肌膚上。那樣“啪——”的一下,讓觀衆看到才震撼人心。

《紅櫻桃》的故事是我基于一些曆史真實事件改編創作的。我第一次看到《紅櫻桃》裡的那張人皮,那張被紋身的人皮是在俄羅斯的戰争博物館裡,當時就把我驚住了,心想一定要把這個呈現在電影裡。其實電影裡的人物都有原型,但我是把很多孩子的故事按在了他們身上,不能去對号入座。

澎湃新聞:在革命戰争年代,很多革命者的子女被送往蘇聯,也經曆了二戰的血與火。這是否也是觸發你當年要拍《紅櫻桃》的原因?

葉大鷹:現在有一種說法,以為留在莫斯科的這些革命遺孤或者子女都會受到優厚的待遇,完全不是這樣的。當時咱們在蘇聯沒有大使館,大使館是人家國民黨政府開的。是以即便是賀子珍,在蘇聯也隻能算是“國際友人”。據說她在莫斯科的時候,每個禮拜也隻能配發一杯牛奶。她會把這杯奶留給毛岸英、毛岸青喝。這哥倆如果不舍得喝,賀子珍就掏出槍來說:不喝,我斃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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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大鷹同朱丹講戲。

澎湃新聞:盡管《永不妥協》不再延續你之前的創作題材,但依舊可以感受到一種理想主義的革命豪情。你似乎喜歡把自己電影中的主人公逼進一個絕境,讓她迸發力量。

葉大鷹:我覺得當你把人物推向面對生死抉擇的境地,這是一種劇情上的極緻,我是喜歡如此,同時我也對這樣的人物充滿敬意。咱們就說《永不妥協》裡的王明光社長,他原本是想“平安着陸”的,一個要退休的人了嘛。但在經曆了這些磨難後,他願意“為眼前這個美麗的女人(劇中的女主編餘麗)去死”。我覺得這裡的“美麗”二字無關愛情,也不涉及欲望。它就是一種被眼前這個女人的高貴和勇敢所打動,而後在這個男人身上,那種爺們兒的保護欲升騰了起來。這是一種很純粹的情感,我自己也會被這樣情感打動。

澎湃新聞:說到理想主義,我總是會想起《紅色戀人》裡張國榮多次念及的那首詩,“太陽出來了,一隻鷹從地面飛上天空。忽然在空中停住,仿佛凝固在藍天上……”似乎你總喜歡讓自己創作的人物,為了個人的信仰而甘願付出生命的代價。

葉大鷹:《紅色戀人》裡的那首詩,是我認為劇情到那應該出現一首詩,當時找了半天蘇俄的詩歌,沒找到特别合适的。後來編劇江奇濤看得多了,幹脆自己揣摩曆史語境寫了一首,放在電影裡。江奇濤為這部電影寫了很多非常棒的台詞,“如果不能驕傲地活着,我甯願選擇死亡。”這句話也一直貫穿在眼下這部《永不妥協》裡。我喜歡電影中的人物有着高貴的心靈,他們都有一種驕傲,如此才能去征服所有的看得懂這部電影的觀衆。

澎湃新聞:在你的電影中,正面人物有着高貴的心靈,同時反面人物也不是扁平的。《永不妥協》裡的大BOSS屠軍就不是臉譜化的壞蛋,他也讓我想起《紅色戀人》裡的特務頭子皓明。你為他們的作惡,在各自前史裡都找到了無法克服的轉折點。

葉大鷹:《紅色戀人》裡皓明這個人物,之前很少有人談起,陶澤如把這個人物演繹得非常好,皓明這個角色是不好演的。在我看來,大家對于先烈,包括叛徒的了解都太膚淺了。當英雄是很難的,這不是一句簡單的不怕死就行了,死有時候并不是最可怕的事。今天一些所謂的主旋律影視劇往往把這點拍得過于簡單,好像誰都能在敵人的嚴刑拷打面前輕松應對?!

在電影學院讀書的時候,我曾經采訪過一位女共産黨員,帥孟奇。她當年在國民黨的大牢裡把所有的酷刑都嘗過了,依然沒有變節,一直嚴守着黨的秘密。以至于國民黨當局後來針對對她的刑訊經過,内部定了個規矩——逮捕到什麼樣級别的女共産黨員後,以後就不要動刑了(酷刑對她們沒用)。

我在創作《紅色戀人》的時候,肯定要把皓明推向一種極端。怎麼極端呢?扛過了所有的大刑,但當敵人把槍口對着他未成年的女兒時,他屈服了,調轉了槍口,屠殺了自己的同志,從此變得比敵人還兇殘。但是他内心真正的信仰呢?也許還是相信共産主義。可他又能怎麼辦呢?血仇已經在這了。是以皓明這個人物是非常複雜的,而當你去呈現這種人性的複雜時,就會把他的兩面性展示出來,如此人物也就不單薄了。

澎湃新聞:最後一個問題,首映禮那天我聽你說下一部片子想去拍葉挺敢死隊,能否這裡透露一二?

葉大鷹:總局有一個創作的想法讓我來弄,是以我就接了這個活兒。我覺得當下在革命曆史題材的創作上,我們不能把共産黨和國民黨之間的鬥争變成單純的打打殺殺——共産黨當年拿起槍,跟國民黨真刀真槍地幹是被逼出來。共産黨要實作自己的理想,共産黨人也從不隐瞞這一點,如果我們不在作品裡去談信仰、談理想,那這個片子就成什麼了?是以我要去拍,我就要用這部電影去告訴今天的觀衆,當年共産黨為什麼要拿起槍杆子,為什麼會出生入死、舍死忘生?為什麼葉挺敢死隊的軍人甯可犧牲自己,也要赢取勝利,誰的生命不是命呢?現在還沒有正式挑演員,葉挺也不是這部電影的主要角色,那些敢死隊員們是主要角色。

責任編輯:程娛

校對:張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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