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主任
劉心武
一
你願意結識一個小流氓，并且每天同他相處嗎？我想，你肯定不願意，甚至會嗔怪我何以提出這麼一個荒唐的問題。
但是，在光明中學黨支部辦公室裡，當黑瘦而結實的支部書記老曹，用信任的眼光望着初三（3）班班主任張俊石老師，換一種方式向他提出這個問題時，張老師并不以為古怪荒唐。他隻是極其嚴肅地考慮了一分鐘左右，便斷然回答說：
“好吧！我願意認識認識他……”
事情是這樣的：前些日子，警察局從拘留所把小流氓宋寶琦放了出來。他是因為卷進了一起集體犯罪活動被拘留的。在審訊過程中，他渾身冒汗，嘴唇哆嗦，做了較為徹底的坦白交代，并且揭發檢舉了首犯的關鍵罪行。是以，警察局根據他的具體情況——情節較輕而且坦白揭發較好，加上還不足16歲——便将他教育釋放了。他的父母感到再也難在老鄰居們面前抛頭露面，便通過換房的辦法搬了家，恰好搬到光明中學附近。根據這幾年實行的“就近入學”辦法，他父母來申請将宋寶琦轉入光明中學上學。他該上初三，而初三（3）班又恰好有空位子，再加上張老師有十幾年的班主任工作經驗，又是這個年級班主任裡唯一的黨員，是以，經過黨支部研究，接受了宋寶琦的轉學要求，并且由老曹直接找到張老師，直截了當地擺出情況，問他說：“怎麼樣？你把宋寶琦收下吧？”
正像你所知道的那樣，張老師思忖的目光剛同老曹那飽含期待、鼓勵的目光相遇，他便答應下來了。
二
張老師是個什麼樣的人呢？趁他頂着春天的風沙，騎車去警察局了解宋寶琦情況的當口，我們可以仔細觀察他一番。張老師實在太平凡了。他今年36歲，中等身材，稍微有點發胖。他的衣褲都明顯舊了，但非常整潔，每一個紐扣都扣得規規矩矩，連制服外套的風紀扣，也一絲不苟地扣着。他臉龐長圓，額上有三條挺深的擡頭紋，眼睛不算大，但能閃閃放光地看人，撒謊的學生最怕他這目光；不過，更讓學生們敬畏的是張老師的那張嘴。人們都說薄嘴唇的人能說會道，張老師卻是一副厚嘴唇，冬春常被風吹得暴出幹皮兒；從這副厚嘴唇裡迸出的話語，總是那麼熱情、生動、流暢，像一架永不生鏽的播種機，不斷在學生們的心田上播下知識的種子，又像一把大笤帚，不停息地把學生心田上的灰塵無情地掃去……一路上，張老師的表情似乎挺平淡，等到聽完警察局同志的情況介紹、翻完卷宗以後，他的臉上才顯露出強烈的表情來——很難形容，既不全是憤慨，也不排除厭惡與蔑視，似乎漸漸又下了決心，但憂慮與沉重也明顯可見。
張老師從警察局回到學校時，已經是下午三點鐘。他掏出疊得很整齊的手絹一邊擦着腦門上的汗，一邊走進年級組辦公室。顯然同組的老師們都已知道宋寶琦将于明天到他班上課的事了。教數學的尹達磊老師頭一個迎上他，掀起了關于宋寶琦的第一個波瀾。
三
尹老師和張老師同歲，同是一個師範學院畢業，同時配置設定到光明中學任教，又經常同教一個年級。他們一貫推心置腹，就是吵嘴，也從不含沙射影、指桑罵槐，總是把想法傾巢倒出，一點“底兒”也不留。
尹老師身材細長，五官長得緊湊，這就使他永遠擺脫不了“娃娃相”，多虧鼻梁上架着副深度近視鏡，才使他在學生們面前不至有失長者的尊嚴。
在這1977年的春天，尹老師感到心裡一片燦爛的陽光。他對教育戰線，對自己的學校、所教的課程和班級，都充滿了閃動着光暈的憧憬。他覺得一切不合理的事物都應該而且能夠迅速得到改進。他認為“四人幫”既已揪出，掃蕩“四人幫”在教育戰線的流毒，形成理想的境界應當不需要太多的時間。不過，最近這些天他有點沉不住氣。他願意一切都如春江放舟般順利，不曾想卻仍要面臨一些複雜的問題。
關于宋寶琦即将“駕到”的消息一入他的耳中，他就忍不住熱血沸騰。張老師剛一邁進辦公室，他便把滿腔的“不了解”朝老戰友發洩出來。他劈面責問張老師：“你為什麼答應下來？眼下，全年級面臨的形勢是要狠抓教學品質，你弄個小流氓來，陷到做他個别工作的泥坑裡去，哪還有精力抓教學品質？鬧不好，還弄個‘一粒耗子屎壞掉一鍋粥’！你呀你，也不冷靜地想想，就答應下來，真讓人沒法了解……”辦公室的其他老師，有的贊同尹老師的觀點，卻不贊同他那生硬的态度；有的不贊成他的觀點，卻又覺得他的确是出于一片好心；有的一時還拿不準該怎麼看，隻是為張老師憑空添了這麼副重擔子，滋生了同情與擔憂……是以，雖然都或坐或站地望着張老師，卻一時都沒有說話。就連擱放在存物架上的生理衛生課教具——耳朵模型，仿佛也特意把自己拉成了一尺半長，在專注地等待着張老師作答。張老師覺得尹老師的意見未免偏激，但并不認為尹老師的話毫無道理。他靜靜地考慮了一分鐘，便答辯似的說：“現在，既沒有道理把宋寶琦退回給警察局，也沒有必要讓他回原學校上學。我既然是個班主任，那麼，他來了，我就開展工作吧……”
這真是幾句淡而無味的話。倘若張老師咄咄逼人地反駁尹老師，也許會引起一場火爆的争論，而他竟出人意料地這樣作答，尹老師仿佛反被懾服了。别的老師也挺感動，有的還不禁低首自問：“要是把宋寶琦分到我的班上，我會怎麼想呢？”
張老師的确必須立即開展工作，因為，就在這時，他班上的團支部書記謝惠敏找他來了。
四
謝惠敏的個頭比一般男生還高，她腰闆總挺得直直的，顯得很健壯。有一回，她打業餘體校栅欄牆外走過，一眼被裡頭的籃球教練看中。教練熱情地把她請了進去，滿心以為發現了個難得的培養對象。誰知讓這位長圓臉、大眼睛的姑娘試着跑了幾次籃後，竟格外地失望——原來，她彈跳力很差，手臂手腕的關節也顯得過分僵硬，一問，她根本對任何球類活動都沒有興趣。
的确，謝惠敏除了随着大夥兒看看電影、唱唱每個階段的推薦歌曲，幾乎沒有什麼業餘愛好。她功課中平，作業有時完不成，主要是由于社會工作占去的精力和時間太多了——是以倒也能獲得老師和同學們的諒解。
頭年夏天，張老師接任這個班的班主任時，謝惠敏已經是團支部書記了。張老師到任不久便輪到這個班下鄉學農。返校的那天，隊伍離村二裡多了，謝惠敏突然發現有個男生手裡轉動着個麥穗，她不禁又驚又氣地跑過去批評說：“你怎麼能帶走貧下中農的麥子？給我！得送回去！”那個男生不服氣地辯解說：“我要拿回家給家長看，讓他們知道這兒的麥子長得有多棒！”結果引起一場争論，多數同學并不站在謝惠敏一邊，有的說她“死心眼兒”，有的說她“太過分”。最後自然輪到張老師表态。謝惠敏手裡緊緊握着那根豐滿的麥穗，微張着嘴唇，期待地望着張老師。出乎許多同學的意料，張老師同意了謝惠敏送回麥穗的請求。耳邊響着一片揚聲争論與喁喁低議交織成的音波，望着在雨後泥濘的大車道上奔回村莊的謝惠敏那獨特的背影，張老師曾經感動地想：問題不在于小小的麥穗是否一定要這樣來處理；看哪，這個僅僅隻有三個月團齡的支部書記，正用全部純潔而高尚的感情，在維護“決不能讓貧下中農損失一粒麥子”的信念——她的身上，有着多麼可貴的閃光素質啊！
但是，這以後，直到“四人幫”被揪出來之前，濃郁的陰雲籠罩着我們祖國的大地，陰雲的暗影自然也投射到了小小的初三（3）班。被“四人幫”那個女黑幹将控制的團市委，已經向光明中學派駐了聯絡員，據說是來培養某種“典型”；是否在初三（3）班設點，已在他們考慮之中。謝惠敏自然常被他們找去談話。謝惠敏對他們的“教誨”并不能心領神會，因為她沒有絲毫的政治投機心理，她單純而真誠。但是，打這時候起，張老師同謝惠敏之間開始顯露出某種似乎解釋不清的沖突。比如說，謝惠敏來告狀，說團支部過組織生活時，五個團員竟有兩個打瞌睡。張老師沒有去責難那兩個不像樣子的團員，卻向謝惠敏建議說：“為什麼過組織生活總是念報紙呢？下回搞一次爬山比賽不成嗎？保證他們不會打瞌睡！”
謝惠敏瞪圓了雙眼，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隔了好一陣，才抗議地說：“爬山，那叫什麼組織生活？我們讀的是批宋江的文章啊……”再比如，那一天熱得像被扣在了蒸籠裡，下了課，女孩子們都跑攏視窗去透氣，張老師把謝惠敏叫到一邊，上下打量着她說：“你為什麼還穿長袖襯衫呢？你該帶頭換上短袖才是，而且，你們女孩子該穿裙子才對啊！”謝惠敏雖然熱得直喘氣，卻驚訝得滿臉漲紅，她簡直不能了解張老師在提倡什麼作風！班上隻有宣傳委員石紅才穿帶小碎花的短袖襯衫，還有那種帶褶子的短裙，這在謝惠敏看來，乃是“沾染了資産階級作風”的表現！
“四人幫”被揪出來之後，張老師同謝惠敏之間的沖突自然可以解釋清楚了，但并沒有完全消除。
現在，謝惠敏找到張老師，向他彙報說：“班上同學都知道宋寶琦要來了，有的男生說他原來是什麼‘菜市口老四’，特别厲害；有些女生害怕了，說是明天宋寶琦真來，她們就不上學了！”
張老師一愣，他還沒有來得及預料到這些情況。現在既然出現了這些情況，他感到格外需要團支部配合工作，便問謝惠敏：“你怕嗎？你說該怎麼辦？”
謝惠敏晃晃小短辮說：“我怕什麼？這是階級鬥争！他敢犯狂，我們就跟他鬥！”
張老師心裡一熱。霎時，那在泥濘的大車道上奔走的背影活跳在記憶的螢幕上。他親熱地對謝惠敏說：“你趕緊把團支部和班委會的人找齊，咱們到教室開個幹部會！”
五
四點二十分左右，幹部會結束了。其他幹部都走了，教室裡剩下張老師、謝惠敏和石紅三個人。
石紅恰好面對窗戶坐着，午後的春陽射到她的圓臉龐上，使她的兩頰更加紅潤；她拿筆的手托着腮，張大的眼眶裡，晶亮的眸子緩慢地遊動着，豐滿的下巴微微上翹——這是每當她要想出一個更巧妙的方法來解決一道數學題時，為數學老師所熟悉、所喜愛的神态。可是此刻她并不是在解數學題，而是在琢磨怎麼寫出明天一早同大家——也包括宋寶琦——見面的“号角詩”。
張老師同謝惠敏在一旁談着話。圍繞着接收宋寶琦需要展開的工作，已經全部落實。男生幹部分頭找男生們做工作去了，跟他們講宋寶琦并不是什麼威震菜市口的“英雄”，而是個犯了錯誤的需要幫助的人。對他既别好奇乃至敬畏，也不能歧視打擊，大家要齊心協力地幫助他。女生幹部将分頭到那幾個或者是因為膽小，或者是出于賭氣，宣布明天不來上學的女生家去，對她們和她們的家長講清楚，學校一定會保證女孩子們不受宋寶琦欺侮；對宋寶琦這樣的小流氓，消極躲避隻能助長他的惡習，隻有團結起來同他鬥争，進行教育，才能化有害為無害，并且逐漸化無害為有益。張老師則要對宋寶琦進行家訪，對他以及他的家長進行初步了解，并進行第一次說服。石紅的“号角詩”明天一早将向大家強調“：讓我們的教室響徹向‘四化’進軍的腳步聲！”
當石紅的“号角詩”快要寫完的時候，張老師同謝惠敏的談話結束了。張老師把攤在桌上、剛給幹部們看過的幾件東西往一塊兒斂。那是張老師從派出所帶回來的宋寶琦犯案後被搜出的物品：一把用來鬥毆的自行車彈簧鎖，一副殘破油膩的撲克牌，一個式樣新穎附有打火機的鍍鎳煙盒，還有一本撕掉了封皮的小說。小幹部們面對這些東西都厭惡得皺鼻子，撇嘴角。謝惠敏提議說：“團支部明天課後開個現場會，積極分子也參加，擺出這些東西，狠狠批判一頓！”大夥兒都同意，張老師也點頭說：“對。要利用這個機會，進一步抓好反腐蝕教育。”
沒曾想，臨到張老師收斂這幾件物品時，突然出現了沖突，還鬧得挺僵。
别的東西都收進書包了，隻剩下那本小說。張老師原本顧不得細翻，這時拿起來一檢查，不由得“啊”了一聲。原來那是本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長篇小說《牛虻》。
謝惠敏感到張老師神情有點異常，忙把那本書要過來翻看。她以前沒聽說過、更沒看見過這本書。她見裡面有外國男女談戀愛的插圖，不禁驚叫起來：“哎呀！真黃！明天得狠批這本黃書！”
張老師皺起眉頭，思索着。他回憶起自己中學時代的情況。那時候，團支部曾向班上同學們推薦過這本小說……圍坐在篝火旁，大夥兒用青春的熱情輪流朗讀過它；倚扶着萬裡長城的城堞，大夥兒熱烈地讨論過“牛虻”這個人物的優缺點……這本英國小說家伏尼契寫成的作品，曾激動過當年的張老師和他的同輩人，他們曾從小說主人公的形象中，汲取過向上的力量……也許，當年對這本小說的缺點批判不夠？也許，當年對小說的精華部分了解得也不夠準确、不夠深刻？但，不管怎麼說——張老師想到這兒，忍不住對謝惠敏開口分辯道：“這本《牛虻》可不能說成是黃書……”
謝惠敏的兩撇眉毛險些飛出腦門，她瞪圓了雙眼望着張老師，激烈地質問說：“怎麼？不是黃書？這号書不是黃書什麼是黃書？”在謝惠敏的心目中，早已形成一種鐵的邏輯，那就是凡不是書店出售的、圖書館外借的書，全是黑書、黃書。這實在也不能怪她。她開始接觸圖書的這些年，恰好是“四人幫”搞法西斯文化專制主義最兇的幾年。可愛而又可憐的謝惠敏啊，她單純地崇信一切用鉛字新排印出來的東西，而在“四人幫”控制輿論工具的那幾年裡，她用虔誠的态度拜讀的報紙刊物上，充塞着多少他們的“幫文”，噴濺出了多少戕害青少年的毒汁啊！倘若在謝惠敏她最親近的人當中，有人及時向她點明：張春橋、姚文元那兩篇号稱“闡述無産階級專政理論”的“重要文章”大可懷疑，而“梁效”、“唐曉文”之類的大塊文章也絕非馬列主義的“權威論著”……那該有多好啊！但是，由于種種主觀和客觀上的原因，沒有人向她點明這一點。她的父母經常囑咐謝惠敏及其弟妹，要聽毛主席的話，要認真聽廣播、看報紙；要求他們遵守紀律、尊重老師；要求他們好好學功課……謝惠敏從這樣的家庭教育中受益不淺，具備了強烈的無産階級感情、勞動者後代的氣質；但是，在資産階級、修正主義的白骨精化為美女現形的鬥争環境裡，光有樸素的無産階級感情就容易陷于輕信和盲從，而“白骨精”們正是拼命利用一些人的輕信與盲從以售其奸！就這樣，謝惠敏正當風華正茂之年，滿心滿意想成為一個好的革命者，想為共産主義這個目标而奮鬥，卻被“四人幫”害得眼界狹窄、是非模糊。豈止《牛虻》這本書她會認為是毒草，我們這段故事發生的時候，《青春之歌》已經再版了，但謝惠敏還保持着“四人幫”被揪出前形成的習慣——把那些熱衷于傳播“文藝消息”，什麼又會有某個新電影上演啦，電台又播了個什麼新歌呀這樣的同學們，看成是“沾染了資産階級思想”。就在前幾天，她發現石紅在自習課上看一本厚厚的小說，下課她便給沒收了。那是1959年出版的《青春之歌》，她随便翻檢了幾頁，把自己弄得心跳神亂——斷定是本“黃書”，正想拿來上交給張老師，石紅笑嘻嘻地一把搶了回去，還拍着封面說：“可帶勁兒啦！你也看看吧！”結果兩人争吵了一場。後來她忙着去團委會開會，倒忘記向張老師反映了，沒想到今天張老師竟比石紅還要石紅——親口否認這本外國“黃書”不黃！在謝惠敏心中，外國的“黃書”當然一律又要比中國的“黃書”更黃了。面對着這樣一位張老師，她又聯想起以前的許多瑣細沖突來。于是，往常占據支配地位的尊敬之感，頓然減少了許多。她微微撅起嘴，“飛”走的眉毛落回來擰成了個死疙瘩。
這時候，石紅寫完“号角詩”，正準備給張老師和謝惠敏朗誦，忽然聽到張老師說：“這本《牛虻》可不能說成是黃書……”她這才知道那本破書原來就是《牛虻》，趕忙湊攏謝惠敏身邊去看。謝惠敏大聲質問張老師的話剛一出口，她便熱情地晃動着謝惠敏胳膊說：“别這麼說！我聽爸爸媽媽講過，《牛虻》這本書值得一讀！這兩天我正讀《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裡頭的保爾·柯察金是個無産階級英雄，可他就特别佩服‘牛虻’……”石紅早就想找本《牛虻》來看，一直沒有借到，是以她從謝惠敏手中拿過書來翻動時，心裡翻騰着強烈的求知欲：這本書寫的是什麼時代的事兒？故事發生在什麼地方？“牛虻”究竟是個啥樣的人？真的有值得佩服的地方嗎？當她把破書還到張老師手上時，不禁問道：“讀這本書，該注意些啥？學習些啥？”謝惠敏咬住嘴唇，眯起眼睛，不滿地望着石紅，心裡怦怦直跳。
張老師翻動着那本飽經滄桑的《牛虻》。他本想耐心地對謝惠敏解釋為什麼不能把它算作“黃書”，但這本書是從宋寶琦那兒抄出來的，并且，瞧，插圖上，凡有女主角瓊瑪出現，一律野蠻地給她添上了八字胡須。又焉知宋寶琦他們不是把它當成“黃書”來看的呢？生活現象是複雜的。這本《牛虻》的遭遇也夠光怪陸離了。對謝惠敏這樣實際上還很幼稚的孩子，分析過于複雜的生活現象和精華糟粕并存的文藝作品，需要充裕的時間和适宜的場合。
想到這些，我們的張老師便把破舊的《牛虻》放入書包，和藹地對謝惠敏說：“關于這本書的事兒，咱們改天再談吧。看，快五點了，咱們趕緊聽聽石紅寫的‘号角詩’吧，聽完分頭按計劃行動。”
石紅念的詩，謝惠敏一句也沒裝進腦子裡去。她痛苦而惶惑地望着映在課桌上的那些斑駁的樹影。她非常、非常願意尊敬張老師，可張老師對這樣一本書的古怪态度，又讓她不能不在心裡嘀咕：“還是老師呢，怎麼會這樣啊？！”
六
五點剛過，張老師騎車抵達宋家的新居。小院的兩間東屋裡，東西還來不及仔細整理，顯得很淩亂。比如說，一盆開始挂花的“令箭”，就很不恰當地擺放在了歪蓋着塑膠布的縫紉機上。
宋寶琦的母親是個售貨員，這天正為搬家倒休，忙不疊地拾掇着屋子。見張老師來了，她有些寬慰，又有點羞愧，忙把宋寶琦從屋裡喊出來，讓他給老師敬禮，又讓他去倒茶。我們且不忙随張老師的眼光去打量宋寶琦，先随張老師坐下來同宋寶琦母親談談，了解一下這個家庭的大概。
宋寶琦的父親在園林局苗圃場工作，一直上“正常班”，就是說，下午六點以後就能往家奔了。但他每天常常要八九點鐘才回家。為什麼？宋寶琦母親說起來連連歎氣，原來這些年他養成了個壞習慣：下班的路上經過月壇，總要把自行車一撂，到小樹林裡同一些人席地而坐，打撲克消遣，有時打到天黑也不散，挪到路燈底下接着打，非得其中有個人站起來趕着去工廠上夜班，他們才散。
顯然，這樣一位父親，既然缺乏豐富而有意義的精神生活，那麼，對宋寶琦的缺乏教育管束也就可想而知了。至于當母親的，從她含怨的叙述中，不難看出她是怎樣自食了溺愛與放任獨生子的苦果。
決不要以為這個家庭很差勁兒。張老師注意到，盡管他們還有大量的清理與安置工作，才能使房間達到窗明幾淨的程度，但是兩張鑲鏡框的毛主席、華主席像，卻已端正地并排挂到了北牆，并且，一張稍小的周總理像，裝在一個自制的環繞着銀白梅花圖案的鏡框中，被鄭重地擺放在了小衣櫃的正中。這說明這對年近半百的平凡夫婦，内心裡也湧蕩着和億萬人民相同的感情波瀾。那麼，除了他們自身的弱點以外，誰應當對他們精神生活的貧乏負責呢？
差一刻六點的時候，張老師請當母親的盡管去忙她的家務事，他把宋寶琦帶進裡屋，開始了對小流氓的第一次談話。現在我們可以仔細看看宋寶琦是什麼模樣了。他上身隻穿着尼龍彈力背心，一疙瘩一疙瘩的橫肉，和那白裡透紅的膚色，充分說明他有幸生活在我們這個不愁吃不愁穿的社會裡，營養是多麼充分，軀體裡蘊藏着多麼充沛的精力。唉，他那張臉啊，即便是以經常直視受教育者為習慣的張老師，乍一看也不免渾身戰栗。并非五官不端正，令人寒心的是從面部肌肉裡，從毆打中裂過又縫上的上唇中，從鼻翼的神經質扇動中，特别是從那雙一目了然地充斥着空虛與愚蠢的眼神中，你立即會感覺到，仿佛一個被污水潑得變了形的靈魂，赤裸裸地立在了聚光燈下。
經過三十來個回合的問答，張老師已在心裡對宋寶琦有了如下的估計：缺乏起碼的政治覺悟，知識水準大約隻相當國中一年級程度，别看有着一身犟肉，實際上對任何一種正規的體育活動都不在行。張老師想到，一些滿足于貼貼标簽的人批判起宋寶琦這樣的小流氓來，一定會說他是“滿腦子資産階級思想”。但是，随着進一步詢問，張老師便愈來愈深切地感到，籠統地說宋寶琦這樣的小流氓具有資産階級思想，那就近乎無的放矢，對引導他走上正路也無濟于事。
宋寶琦的确有嚴重的資産階級思想，但究竟是哪一些資産階級思想呢？
資産階級标榜“自由、平等、博愛”，講究“個人奮鬥”、“成名成家”，用虛僞的“人性論”掩蓋他們追求剝削、壓迫的罪行。而宋寶琦呢？他自從陷入了那個流氓集團以後，便無時無刻不處于森嚴的限制之中，并且多次被大流氓“扇耳刮子”與用煙頭燙後腦勺。他憤怒嗎？反抗嗎？不，他既無追求“個*****呼号“自由、平等”的思想行動，也從未想到過“博愛”；他一方面迷信“哥們兒義氣”，心甘情願地替大流氓當“催巴兒”，另一方面又把扇比他更小的流氓耳光當作最大的樂趣。
什麼“成名成家”，他連想也沒有想過，因為從他懂事的時候起，一切專門家——科學家、工程師、作家、教授……幾乎都被打成了“臭老九”，論排行，似乎還在他們流氓之下，對他來說，何羨慕之有？有何奮鬥而求之的必要？資産階級的典型思想之一是“知識即力量”，對不起，我們的宋寶琦也絕無此種觀念。知識有什麼用？無休無止地“造反”最好。張鐵生考試據說得了個“大鴨蛋”，不是反而當上大官了嗎？是以，不能籠統地給宋寶琦貼上個“滿腦袋資産階級思想”的标簽便罷休，要對症下藥！資産階級在上升階段的那些個思想觀點，他頭腦裡并不多甚至沒有，他有的反倒是封建時代的“哥們兒義氣”以及資産階級在沒落階段的享樂主義一類的反動思想影響……請不要在張老師對宋寶琦的這種剖析面前閉上你的眼睛，塞上你的耳朵，這是事實！而且，很遺憾，如果你熱愛我們的祖國，為我們可愛的祖國的未來操心的話，那麼，你還要承認，宋寶琦身上所反映出的這種問題，在一定程度上還并不是極個别的！請抱着解決實際問題、治療我們祖國健壯軀體上的局部癰疽的态度，同我們的張老師一起，來考慮考慮如何教育、轉變宋寶琦這類青少年吧！
張老師從書包裡取出那本飽遭蹂躏的小說來，問宋寶琦：“這本書叫什麼名兒？你還記得嗎？”
宋寶琦剛經曆過專政機關嚴厲的審訊和帶強制性的訓斥，那滋味當然遠比一個班主任老師的詢問與教育難受，是以，他盡可能用最恭順的态度回答說：“記得。這是‘牛亡’。”他不認識“虻”字，照他識字的慣例，隻讀一半。
“不是牛亡，是‘牛虻’。你知道這兩個字是什麼意思嗎？”
宋玉琦面部沒有表情，兩眼直愣愣地望着對面在窗玻璃外撲騰的一隻粉蝶，極坦率地回答說：“不懂。”
“那麼，這本書你究竟讀完了沒有呢？”“翻了幾篇。我不懂。”“不懂，你要它幹什麼呢？這本書是打哪兒來的呢？”“我們偷的。”
“打哪兒偷的呢？偷它幹什麼呢？”“打原來我們學校廢書庫偷的。聽說那裡頭的書都是不讓借、不讓看的。全是壞書。我們撬開鎖，偷了兩大抱。我們偷出來為的是拿去賣。”
“怎麼沒把這本賣了呢？”“後來都沒賣。我們聽說，蓋了圖書館戳子的書，我們要是賣去，人家就要逮着我們。”“你們偷出來的書裡，還有些什麼呢？你還能說出幾個名兒來嗎？”“能！”宋寶琦為能表現一下自己并非愚鈍無知感到非常高興，他第一次有了專注的神情，眨着眼，費勁地回憶着“：有《紅岩》，有……《和平與戰争》，要不，就是《戰争與和平》，對了，還有一本書特怪，叫……叫《新嫁車的詞兒》……”這讓張老師吃了一驚。他想了想，掏出鋼筆在手心裡寫了“辛稼軒詞選”幾個字，伸出去讓宋寶琦看，宋寶琦趕忙點頭：“就是！沒錯兒！”
張老師心裡一陣陣發痛。幾個小流氓偷書，倒還并不令人心悸。問題是，憑什麼把這樣一些有價值的、乃至非但不是毒草，有的還是香花的書籍，統統扔到庫房裡鎖起來，宣布為禁書呢？宋寶琦同他流氓夥伴堕落的原因之一，出乎一般人的邏輯推理之外，并非一定是由于讀了有毒素的書而中毒受害，恰恰是因為他們相信能折騰就能“拔份兒”，什麼書也不讀而堕落于無知的深淵！
張老師翻動着《牛虻》，責問宋寶琦：“給這插圖上的婦女全畫上胡子，算幹什麼呢？你是怎麼想的呢？”
宋寶琦垂下眼皮，認罪地說“：我們比賽來着，一人拿一本，翻畫兒，翻着女的就畫，誰畫得多，誰運氣就好……”
張老師憤然注視着宋寶琦，一時說不出話來。宋寶琦擡起眼皮偷觑了張老師一眼，以為是自己的态度還不夠老實，忙補充說：“我們不對，我們不該看這黃書……我們算命，看誰先交上女朋友……我……我再也不敢了！”他想起了在警察局裡受審的情景，也想起了母親接他出來那天，兩隻紅紅的、交織着疼和恨的眼睛。
“我們不該看這黃書。”——這句話像鼓槌落到鼓面上，使張老師的心“咚”的一響。怪嗎？也不怪——謝惠敏那樣品行端正的好孩子，同宋寶琦這樣品質低劣的壞孩子，他們之間的差别該有多麼大啊，但在認定《牛虻》是“黃書”這一點上，卻又不謀而合——而且，他們又都是在并未閱讀這本書的情況下，“自然而然”地作出這個結論的。這是多麼令人震驚的一種社會現象！誰造成的？誰？
當然是“四人幫”！一種前所未有的，對“四人幫”刻骨銘心的仇恨，像火山般噴燒在張老師的心中。
截至目前，在人類文明史上，能找出幾個像“四人幫”這樣用最革命的“邏輯”與口号，掩蓋最反動的愚民政策的例子呢？
望着低頭坐在床上，兩隻肌肉飽滿的胳膊撐在床邊，兩眼無聊地瞅着互相搓動的、穿着白邊懶鞋的雙腳，拒絕接受一切人類文明史上有益的知識和美好的藝術結晶的這個宋寶琦，張老師隻覺得心裡的火苗撲騰撲騰往上蹿，一種無形的力量沖擊着他的喉頭，他幾乎要喊出來——救救被“四人幫”坑害了的這些孩子！
七
春天日短。當遠處電報大樓的七記鐘聲，悠然地随風飄來時，暮色已經籠罩在光明中學附近的街道和胡同。
張老師推着自行車，有意識拐進了免費出入、日夜開放的小公園裡。他尋了一條僻靜處的長椅，支上車，坐到長椅上，燃起一支香煙，眉尖聳動着，有意讓胸中洶湧的感情波濤，能集中到理智的閘門，順合理的管道奔流出去，化為強勁有力的行動，來執行自己這班主任的職責。
晚風吹動着一直拖到椅背上來的柳絲，身上落下了一些随風旋轉而來的幹榆錢，在看不見的地方，丁香花開了，飄來沁人心脾的芳馥氣息。
同宋寶琦本人及其家庭的初步接觸，竟将張老師心弦中的愛弦和恨弦撥動得如此之劇烈，顫動得他竟難以控制自己。他恨不能立時召集全班同學，來這長椅前開個班會。他有許多深刻而動人的想法，有許多誠摯而嚴峻的意念，有許多傾心而深沉的囑托、建議、批評、引導和号召，就在這個時候，能以最奔放的感情，最有感染力的方式，包括使用許多一定能脫口而出的豐富而奇特的、易于為孩子們所接受的例證和比喻，淋漓盡緻地表達出來……他感到，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愛我們親愛的祖國。
想到她的未來，想到她的光明前景，想到20世紀結束、21世紀開始時，“四化”初具規模的迷人境界，他便産生了一種不容任何人淩辱、戲弄祖國，不許任何人扼殺、窒息祖國未來的強烈感情！他想到自己的職責——人民教師，班主任，他所培養的，不要說隻是一些學生，一些花朵，那分明就是祖國的未來，就是使中華民族在這960萬平方公裡的土地上，強盛地延續下去，發展下去，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未來！
他感到，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深刻地仇恨“四人幫”這夥禍國殃民的蟊賊。不要僅僅看到“四人幫”給國民經濟所造成的有形危害，更要看到“四人幫”向億萬群衆靈魂上潑去的無形污穢；不要僅僅注意到“四人幫”培養出了一小撮“頭上長角、渾身長刺”的醜類，還要注意到，有多少宋寶琦式的“畸形兒”已經出現！而且，甚至像謝惠敏這樣本質純正的孩子身上，都有着“四人幫”用殘酷的愚民政策所打下的黑色烙印！“四人幫”不僅糟蹋着中華民族的現在，更殘害着中華民族的未來！
對醜類的恨加深着對人民的愛，對人民的愛又加深着對醜類的恨，當愛和恨交織在一起的時候，人們就有了為真理而鬥争的無窮勇氣，就有了不怕犧牲去奪取勝利的無窮力量。張老師陡然站了起來，他看看表，七點一刻。他想到了晚飯。不是他感到餓了，想自己回家吃飯去，他簡直把自己也需要吃晚飯這件事忘到爪哇島去了。他是打算親自到幾個同學家裡去，了解一下他們對宋寶琦來初三（3）班的反應。而這個時候，同學們家裡一定都在吃飯，吃飯的時候進行家訪是不适宜的。他想了想，便背着手，在小公園的樹林子裡踱起步來，同時确定下來，七點半左右再離開這裡……丁香花的芳馨一陣陣更加濃郁。濃郁的香氣令人聯想起最稱心如意的事。張老師想到“四人幫”已經被掃進了垃圾箱，想到黨中央已經在短短的半年内打開了嶄新的局面，想到親愛的祖國不但今天有了可靠的保證，未來也更加充滿希望，他便感到宋寶琦也并非朽不可雕的爛樹，而謝惠敏的糊塗處以及對自己的誤解與反感，比之于蘊藏在她身上的優良素質和社會主義積極性來，簡直更不是什麼難以消融的冰雪了。
八
張老師推車走出小公園時，恰巧遇上了提着鼓鼓囊囊的塑膠包，打小公園門口走過的尹老師。
尹老師大吃一驚：“俊石，你怎麼還有逛公園的雅興？”張老師笑了笑，沒有解釋。他也并不問尹老師從哪兒來，到哪兒去。他知道，尹老師堅持有一個多月了，每天下午四點以後，除了在學校組織一些數學後進的學生補課以外，還要輪流到他們家裡去進行個别輔導。他熟悉尹老師的脾性，特别是“四人幫”控制着文教戰線的時期，他往往牢騷滿腹，對教育部不滿，對學校上司不滿，對學生不滿，對家長不滿。倘是一個局外人，聽了他那些憤激之情溢于言表的話，一定會以為他是個慣于撂挑子、甩袖子的人；其實尹老師牢騷歸牢騷，工作歸工作，不管是什麼時候，不管遇上什麼打擊、障礙、困難和挫折，他從未放棄過辛勤的教學勞動。就是在“四人幫”把學生中的無政府主義思潮煽動得達于極點，課堂裡往往亂得像一鍋煮沸的粥時，他雖然能在辦公室裡把牢騷話說到“咱們幹脆罷教”的地步，一聽到上課鈴響，卻又立即奔赴教室，仍然竭盡全力地用粉筆敲着黑闆，用勸導、吆喝、說服、恫吓來讓同學們聽他講述那些方程式和多面體。
張老師知道這是他已經結束了個别輔導，要奔赴胡同外的汽車站，乘車回家去了。他既然是忙完了工作，那麼，牢騷一定是一觸即發。果不其然，不等張老師開口，他便拍着張老師自行車的車座子，長歎一聲說：“‘四人幫’給咱們造成了些什麼樣的學生啊！你想想看吧，我教的是初三了，可剛才卻還在為兩個學生翻來覆去地講勾股定理……你比我更有‘福氣’——攤上個‘新文盲’宋寶琦！說實在的，我不能了解你，眼下是‘百廢待舉’，該做的事情那麼多，而光是今天一個下午，你就為收留一個小流氓耗費了那麼多心血，犯得上嗎？！讓宋寶琦滾蛋吧！警察局不收，讓他回原來的學校！原來的學校不要，就讓他在家待着！”
張老師誠懇地對他說：“經過這一下午，我越來越自覺地認識到，症結不在于是不是一定要收下宋寶琦——的确，也許應當為他這樣的學生專門辦一種學校，或者把他同相似的學生專門編成一班；要不按他的教育程度，幹脆把他降到初一去從頭學起……但這都不是主要的。症結在哪裡呢？今天下午圍繞着收留宋寶琦發生的這一件又一件的事情，好比一面鏡子，照出了‘四人幫’戕害我們下一代的罪惡；有些‘四人幫’的流毒和影響，我以前或者沒有覺察出來，或者沒有像今天這樣感到觸目驚心，我想到了很多、很多……達磊，現在是1977年的春天，這是多麼美好、多麼幸福的春天啊，可它又是要求我們迎向更深刻的鬥争、付出更艱苦的勞動的春天，因而也是要求我們更加嚴格的一個春天！朝前看吧，達磊！”
尹老師從這簡單的話語裡不可能感受到張老師已經感受到的一切，但是，當他同張老師那飽含着醒悟、深思、信心、力量的動人目光相遇時，他的牢騷和煩躁情緒頓時消失了。1977年春天的晚風吹拂着這兩個平平常常、默默無聞的人民教師，有那麼一兩分鐘，他們各自任自己的思緒飛揚奔騰，靜靜地沒有交談。
張老師想到，過幾天，針對尹老師思想方法偏于簡單和急躁的缺點，一定要好好地找他談一談：感情絕不能代替政策；迫切希望革命事業向前邁進的心情，不能簡單地表現為焦躁和牢騷；锲而不舍地堅持鬥争的同時，又應當對事物的發展抱相應的積極等待的态度；對宋寶琦這類小流氓的厭恨，還可以轉化為對祖國的幼苗遭到“四人幫”戕害而生的憐惜和疼愛……總之，要好好地同尹老師談談哲學，談談辯證法，談談現在和未來，談談愛和恨，談談生活和工作，乃至談談《紅岩》和《牛虻》……遠處又飄來了報告七點半已到的一記鐘聲，張老師收回沸騰的思緒，拍拍尹老師肩膀說：“咱倆另找個時間好好聊聊吧。我還要到幾個同學家裡去一下。”
“快去石紅那兒吧，”尹老師忽然想起，趕緊告訴張老師，“我剛從他們樓裡出來，聽我那班的一個同學說，謝惠敏跟石紅吵了一架，你快去了解一下吧！”
張老師心裡一震，他立即騎上車，朝石紅家所在的居民樓馳去。
九
石紅的爸爸是區上的一個幹部，媽媽是個國小教師，兩口子都是在轟轟烈烈的“四清”運動裡入黨的；從入黨前後起，特别是經過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他們形成了一種很好的習慣，就是堅持學習馬列、毛主席著作。他們書架上的馬恩、列甯四卷集、“毛選”四卷和許多厚薄不一的馬列、毛主席著作單行本，書邊幾乎全有淺灰的手印，書裡不乏折痕、重點線和某些意味着深深思索的符号……石紅深深受着這種認真讀書的氣氛的熏陶，她也成了個小書迷。
石紅是幸運的。“晚飯以後”成了她家的一個專用語，那意味着圍坐在大方桌旁，互相督促着學習馬列、毛主席著作，以及在互相關懷的氣氛中各自做自己的事——爸爸有時是讀他愛讀的曆史書，媽媽批改學生的作文，石紅抿着嘴唇，全神貫注地思考着一道實體習題或是解着一個不等式……有時一家人又在一起分析時事或者談論文藝作品，父親和母親，父母和女兒之間，展開愉快的、激烈的争論。即便在“四人幫”推行法西斯文化專制主義最兇狠的情況下，這家人的書架上仍然屹立着《暴風驟雨》、《紅岩》、《茅盾文集》、《蓋達爾選集》《歐也妮·葛朗台》、《唐詩三百首》……這樣一些書籍。張老師曾經把石紅通讀過的《共産黨宣言》、《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和“毛選”四卷，以及她的兩本學習筆記，拿到班會上和家長會上傳看過。但是，他更覺得欣喜的是，這孩子常常能夠根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原則去思考、分析一些問題，這些思考和分析，往往比較正确，并展現在她積極的行動中。
我們這個故事發生的那一天，張老師敲開石紅他們家那個單元的門後，發現迎門的那間屋裡，坐滿了人。石紅坐在屋中飯桌邊，正朗讀着一本書，另外有五個女孩子，也都是張老師班上的學生，散坐在屋中不同的地方，有的右手托腮、睜大雙眼出神地望着石紅；有的雙臂疊放在椅背上，把頭枕上去；有的低首揉弄着小辮梢……顯然，她們都正聽得入神。根據下午謝惠敏的彙報，這恰恰是那幾個因為害怕或賭氣，而揚言明天宋寶琦去了她們就不去上學的同學。
石紅讀得專心緻志，沒有發覺張老師的到來；有兩三個女孩子擡眼瞧見了張老師，也隻是羞澀地對他笑笑，沒有出聲叫他“張老師”，那顯然并非忘記了禮貌，而是不忍心中斷她們已經沉浸進去的那個動人的故事。
來開門的石紅媽媽把張老師引到隔壁屋裡，請他坐下，輕聲地解釋說：“孩子們正在讀魯迅翻譯的《表》……”
《表》是蘇聯作家班台萊耶夫在十月革命後不久寫的一部兒童文學作品，它描寫了一個流浪兒在蘇維埃教養院裡的轉變過程。魯迅先生當年以巨大的熱情翻譯了它。張老師雖然好多年沒翻過這本書了，但石紅媽媽一提，這本書裡的一些人物形象和片段情節，頓時湧現在張老師的腦海中。張老師在短短的幾分鐘裡，已經猜測出石紅家裡出現這種局面的來龍去脈了。果然，石紅媽媽告訴他：“石紅一回家就把宋寶琦的事跟我說了。吃晚飯的時候她一個勁兒眨巴眼睛，洗碗的時候她跟我商量：‘媽媽，要是我約上謝惠敏，把那些害怕、賭氣的同學們都找來，讀讀《表》這本書怎麼樣呢？’我很贊成。我跟她說：‘有黨的上司，有社會主義制度，路線對了頭，隻要老師、同學們發揮集體的作用，小流氓也是能轉變的啊！’後來她就找同學們去了——隻是謝惠敏不知怎麼沒有來……”
正說着，石紅讀完一個段落，知道張老師來了，拿着書跳進裡屋，高興地嚷“：張老師，您來得正好！快給我們講講吧！”
張老師被她拉到了外屋，幾個小姑娘都站起來叫“張老師”，不等他發話，各種各樣的問題就争先恐後地提出來了：
“張老師，這本書我們能讀嗎？”“張老師，這本書裡的小流氓，怎麼又惹人生氣，又惹人同情呢？”“張老師，謝惠敏說我們讀毒草，這本書能叫毒草嗎？”“張老師，您見着宋寶琦了嗎？跟這本書裡的小流氓比，他好點兒還是壞點兒呢？”
……
張老師且不忙回答，卻反問她們“：謝惠敏為什麼不來呢？石紅跟她吵嘴了？你們應該齊心協力把她拉來啊！”小姑娘們激動地同聲回答起來，吵成一片，結果一句也聽不清，還是石紅讓大夥兒靜下來，解釋說：“拉不來啊！除非現在報上專門登篇文章，宣布《表》是一本好書……”
原來，石紅剛一找到謝惠敏的時候，謝惠敏見石紅工作這麼積極，還挺高興。可是一聽是找到一塊兒去讀一本外國小說，她就打心眼裡反感。石紅跟她解釋，這本書挺不錯，讀了對解決那幾個同學的問題能有啟發……謝惠敏沒等石紅說完，立刻反問道：“報上推薦過嗎？”這一問使石紅呆住了，半晌才回答：“沒推薦呢。”“讀沒推薦的書不怕中毒嗎？現在正反腐蝕，咱們幹部可不能帶頭受腐蝕呀！”謝惠敏一臉警惕的神色，警告着石紅，不僅自己拒絕參加這個活動，還勸說石紅不要“犯錯誤”……這把石紅惹惱了，同她吵了一場，但臨走時仍然拉着她的手，央告她去“聽聽再說”，她把石紅的手拂開了。石紅走後，謝惠敏激動地走出屋子，晚風吹拂着她火燙的面頰，她很痛苦，上牙把下唇咬出了很深的印子……在石紅的家裡，接下來出現了這樣的場面：張老師坐在桌邊，石紅和那幾個小姑娘圍住他，師生一起無拘無束地談了起來，從《表》談到蘇聯的演變，從《表》裡的流浪兒談到宋寶琦，從應當怎樣改造小流氓談到大多數小流氓是能夠教育好的，最後漸漸談到明天以後班裡面臨的新形勢，張老師笑着問那幾個小姑娘：“怎麼樣，你們還罷課嗎？”
她們互相交換完眼色，便都望着張老師，幾乎是異口同聲地說：“不罷啦！”
張老師離開石紅家的時候，滿天的星鬥正在寶藍色的夜空中熠熠閃光。
用不着思索，蹬上自行車以後，他自然而然地向謝惠敏家裡馳去。說實在的，當他同石紅和那幾個小姑娘議論時，謝惠敏無時不在他的心中；他疼愛謝惠敏，如同醫生疼愛一個不幸患上傳染病的健壯孩子；他相信，憑着謝惠敏那正直的品格和樸實的感情，隻要傾注全力加以治療，那些“四人幫”在她身上播下的病菌，是一定能夠被殺滅的。
離謝惠敏的家越近，張老師心上的内疚感便越沉重。過去，對謝惠敏成為這樣一種狀态，他總覺得自己難以承擔責任——他在接班不久的情況下，就向謝惠敏含蓄地指出過，不要隻是學習零星的語錄，不要迷信解釋領袖思想的文章，要認真學習原著，要獨立思考……但謝惠敏并未領悟。今天，張老師有了新的感觸，他責問自己，雖然去年10月以前的那個學期裡，是個烏雲壓頂的形勢，可是，難道自己就不能更勇敢、更堅決地同荒誕、反動的東西作鬥争嗎？就不能更直截了當地、更傾注全力地同謝惠敏談心，引導她擦亮眼睛、識别真假嗎？
快到謝惠敏家的門口時，一個計劃已在張老師心中初現輪廓：他今天要把書包中的那本《牛虻》留給謝惠敏，說服她去讀讀這本書，允許她對這本書發表任何讀後感。然後，從分析這本書入手，引導謝惠敏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立場、觀點、方法去解答一系列互相關聯的問題：應當怎樣認識生活？應當怎樣了解曆史？應當怎樣對待人類社會産生的一切文明成果？應當怎樣批判過去文化遺産中的糟粕而取其精華？應當怎樣全面地、辯證地看問題？應當怎樣辨識香花和毒草，識别真假馬列主義？應當使自己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應當怎樣去為祖國的“四化”、為共産主義的燦爛未來而鬥争？
張老師心中掀動着激昂的感情波瀾。當他刹住車，在謝惠敏家門口站定時，心中的計劃進一步明朗起來：不僅要從這件事入手，來幫助謝惠敏消除“四人幫”的流毒，而且，還要以揭批“四人幫”為綱，開展有指導的閱讀活動，來教育包括宋寶琦在内的全班同學……他決定明天一早就去請示黨支部。會獲得支援嗎？他眼前浮現出老曹在支部會上目光灼灼地發言的面影：“現在，是真格兒按毛主席的思想體系搞教育的時候了！”他正是要“真格兒”地大幹一場啊，一定會得到組織支援的！他心中又閃過了一些老師可能發出的疑問，于是，他決定，要争取在教師會上發言，闡述自己的想法：現在，我們不僅要加強課堂教學，使孩子們掌握好課本和課堂上的科學文化知識，獲得德、智、體全面發展，不僅要繼續帶領他們學工，學農，把理論和實踐結合起來，而且，還要引導他們注目于更廣闊的世界，使他們對人類全部文明成果産生興趣，具有更高的分析能力，進而成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更強有力的接班人……這時，春風送來沁鼻的花香，滿天的星星，都在眨眼歡笑，仿佛對張老師那美好的想法給予着肯定與鼓勵…
（原載于1977年《人民文學》第11期，該小說曾獲得1978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第一名。）
劉心武，1942年6月4日出生，中國當代著名作家、紅學研究家。筆名劉浏、趙壯漢等。曾任中學教師、出版社編輯、《人民文學》主編、中國作協理事、全國青聯委員等，并加入國際筆會中國中心。其作品以關注現實為特征，以《班主任》而聞名文壇，其長篇小說《鐘鼓樓》曾獲得茅盾文學獎。20世紀90年代後，成為《紅樓夢》的積極研究者，曾在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欄目進行系列講座，對紅學在民間的普及與發展起到促進作用。2014年推出最新長篇小說《飄窗》。2019年9月23日，劉心武長篇小說《鐘鼓樓》入選“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說典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