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圖：《獸譜》中的獅子 書中插圖
以往我們都有作為萬物之靈的自傲，過多強調了人異于禽獸而比較忽視人類也是通過動物來認識和征服自然世界的。異獸本身也與人類文化的史書糾合在一起，動物史也是曆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動物不僅打開了人性善良的一面，也展示了人性詭異的一面。每一種人類文化之中，都鑲嵌着光怪陸離的動物文化作為其奪目的華章之一。文明社會不同區域動物的交流，也成為人類文化交流史上不朽的篇章，它幫助人類認識到了人與世間萬獸生命的共存，蘊含着不同文化彼此交流和交融的密碼。
複旦大學曆史系教授、博導鄒振環新著《再見異獸：明清動物文化與中外交流》（以下簡稱《再見異獸》），借助明清時期動物知識的交流這一獨特視角，對于明清時期中西文化交流做了精彩的研究。
複旦大學曆史系教授、博導鄒振環
“再見”的意涵
上書房：鄒老師一直是研究中國翻譯出版史和西學東漸史方面的專家，這次卻出版一部讨論中外動物文化交流史的論著，是什麼樣的契機，讓您拓展了一個新領域？
鄒振環：其實我一直很喜歡小動物。我在《再見異獸》的後記裡，分享了一段童年回憶：我小時候常常去動物園看動物，那時母親給我零花錢，我就會去街頭買回小魚、小蝦、蟋蟀、蠶寶寶養在家裡。小時候家裡養過一隻小黑貓，特别會逮老鼠，由于它偷吃鄰居家的帶魚，在當時物資匮乏的情況下，父母親隻好忍痛把它投放到離家幾公裡之外的蘇州河邊。但幾個月後，渾身泥巴的小黑貓竟然找回了家裡，特别神奇！家裡還養過6隻小雞雛，它們會形成一個小社會，遇到鄰居家的小雞，會聯合起來一緻對外，但平時内部也有霸淩之類的情況。
動物世界，與人的世界互為鏡像。初民從畜養、馴服動物，到模仿動物（華佗模仿虎、鹿、熊、猿、鳥五種禽獸的運動形态創編健體強身的鍛煉方法“五禽戲”，中國傳統國術模仿龍、虎、 豹、蛇、鶴五種拳型的“少林五形拳”等），進而欣賞、崇拜異獸（良渚文化中的“神人獸面”、仰韶文化中的“人面魚紋”、龍鳳麟龜“四靈”、明代官服上“衣冠禽獸”等），借助動物的超凡力量（如鳳凰納福、神龜禳災、貔貅驅邪、天狗禦兇等），豐富和發展了中國文化（如十二生肖民俗等）。
英國當代思想家以賽亞·伯林則将西方思想家和作家分為刺猬型和狐狸型兩類，認為從文化學上來觀察，刺猬大緻屬于封閉型的，而狐狸屬于開放型的，後者更樂于互動和交流；我們會把與世隔絕的夢幻境地和逃避現實生活的世外桃源稱之為“象牙塔”。人類和動物不僅在仿生學上，也在精神世界互通互補，動物不僅打開了人性善良的一面，也展示了人性詭異的一面。
動物文化與人類的生産生活、心理思維、宗教信仰等都有着密不可分的關系，研究曆史上的動物文化為研究曆史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角度。我在論著中将動物文化的内涵歸納為五個方面：1.文化動物與動物崇拜；2.動物意象及其曆史演變；3.動物在東西方文化曆史中的不同作用；4.動物詞彙、譯名與符号；5.動物文獻和動物圖繪、飾物。每一種人類文化之中，都鑲嵌着光怪陸離的動物文化作為其奪目的華章之一。文明社會不同區域動物文化的傳播，也成為人類文化交流史上不朽的篇章，它幫助人類認識到了人與世間萬獸生命的共存。人類需要動物，而且從未停止探尋不同曆史區域的珍禽異獸。
我大學和碩士論文都是研究近代中國翻譯出版史，留校後把研究取向擴大為西學東漸史，長久以來，都把閱讀動物文化史的圖書作為自己“換換腦子”的休閑式閱讀，把這一純粹出于興趣的閱讀愛好轉變為專業研究，現在想來純粹源于一些偶然的因素。自己多年從事中國翻譯出版史和西學東漸史的研究，但在一個領域浸潤一久，會出現倦怠，會漸漸失去學術的敏感性。為了避免研究在内容上和形式上自我重複，此時可能有兩種選擇：一是繼續深耕，使研究内部更精細化和複雜化；二是向外伸展，突破自身原有的研究領域，形成新的研究所學生長點。我選擇的是後者，以尋找一種重臨起點的新鮮感。
以往的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對中外動物文化交流是比較忽視的，這方面的内容沒有引起學界應有的、足夠的重視。有關中國動物史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科技史和環境史的領域；明以前的研究，成果相對豐富，明清以來的動物史和動物文化史研究，則略顯薄弱。我從2013年開始寫《康熙朝貢獅與利類思的〈獅子說〉》算起，一直到2020年發表《交流與互鑒：〈清宮海錯圖〉與中西海洋動物的知識及畫藝》，7年間發表了20餘篇文章。我主要是想通過圍繞動物文化所展開的種種激烈的文化碰撞和交融的複雜面向，引導出不同于以往中外動物文化史研究的知識範疇，可以說是提供一種新的明清知識史和文化史交流的研究視野。
上書房：如何了解書名《再見異獸》中的“再見”？
鄒振環：“異獸”指廣義的珍禽奇獸，包括古代神話傳說中的文化動物。如《呂氏春秋》所言，“地大則有常祥、不庭、歧母、群抵、天翟、不周，山大則有虎、豹、熊、螇蛆，水大則有蛟、龍、鼋、鼍、鳣、鲔”。古人認為的“異獸”包括自然動物，有傳說中的龍、鳳、麒麟等，也有外來的動物，即跨文化交流的産物。在明清，皇帝們的紫禁城内出現了大批異獸的造型，如異獸裝飾的瓶，也有益壽瓶的别稱，帶上了新的寓意。
這本書的書名“再見”，有三層不同的含義：一是時空意義上的“再見”。無論從動物史或動物文化史，還是從中外動物文化交流史角度切入，中國都可以劃分出三個高潮疊起的重要時期。第一時期，先秦。第二時期，秦漢至隋唐。這一時期，中國曾經有一個動物生存和交流的昌盛階段，随着橫貫歐亞大陸的絲綢之路的形成而興起，又随其式微而式微。第三時期，宋元明清。本書主題涉及的内容關涉的時空範圍大緻以1405年鄭和下西洋為起始點，下限在18世紀的乾隆時期——中國從“亞洲之中國”進入“世界之中國”的階段，随着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起，是以再見也有時空意義上，再次見到記錄于漢唐時代的“獅子”“大象”“汗血馬”和輸入中土的長頸鹿等異獸的意涵。這是“再見”的第一層意義。
第二層“再見”是指文本上的“再次見到”。本書研究的動物，有的不存在于自然界，而是文獻中的動物，即已經過文人和畫家創造的形象。是實體動物之外的再次表達。第三層含義，就是對符号性動物的再诠釋。
從麒麟到長頸鹿
上書房：舉個例子，比如說沒有在真實世界見過長頸鹿的古人，如何了解想象這種生活在非洲的動物？
鄒振環：鄭和下西洋之前，中國人是否親眼看見過長頸鹿，沒有留下文獻記載。而鄭和七下西洋過程中，卻有七次與長頸鹿有關的“麒麟貢”。
第一次是永樂十二年（1414年）榜葛剌國（今孟加拉國）新國王進貢的一頭長頸鹿，引發了朝野轟動，因為中國人從未見過這一形态和習性的動物。當時人們稱其為“錦麟”或“金獸之瑞”等。鄭和及其随員，則按照阿拉伯語發音，将其音譯為“徂蠟”，使之與“麒麟”對應，這是非常聰明的辦法。我們都知道，麒麟是中國古人幻想出來的一種獨角神獸，主太平、長壽和吉祥，根據《春秋公羊傳》和《爾雅》的描述，麒麟應該像鹿，獨角，全身有鱗甲，尾巴似牛。将異域朝貢的動物和本土傳說中的祥瑞之兆聯系在一起，給動物賦予人事的褒揚，迎合了士大夫期待的視野，暗示大明上有仁君，是以才有瑞獸前來。果然明成祖龍顔大悅，指令畫師沈曆作麒麟圖，并令文人寫詩作序，《瑞應麒麟詩》彙編起來，厚達16冊之多。可見，譯者的本土化譯名得到了皇權的認可。
又過了百餘年，來華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窦，又有意把麒麟和西方《聖經》裡的“獨角獸”聯系在一起。他在《坤輿萬國全圖》中描述印度的“馬拿莫”，稱其“獸首似馬，額上有角，皮極厚，遍身皆鱗”，“疑麟雲”。他用這種方式，向中國讀者強調，額上有角的動物，不僅中國有，海外世界也有，自然也就有意圖打破中國士大夫天朝獨大觀念的作用。出現在清初耶稣會士南懷仁《坤輿全圖》中的長頸鹿，則被稱呼為“惡那西約”，底下畫有一位牽獸人，這一形象也被收入乾隆時代《獸譜》第六冊第二十九圖的“惡那西約”。
中國人再次與長頸鹿相遇在晚清，此時長頸鹿的譯名，主要是通過歐西國文系統，如英文法語和德語中的名字音譯傳入。有“支列胡”“吉拉夫”“奇怪拉甫”等。晚清中國官方派出使團出洋，使團成員有撰寫考察域外文明風俗的職責，留下關于珍禽異獸的記述中，就有關于長頸鹿的描述。比如，同治七年，即1868年，随美國前任駐華公使、服務于清政府蒲安臣使團出訪的總理衙門章京志剛，寫下他參觀倫敦“萬獸園”時，見到一種動物“支列胡”，“黃質白文如冰裂……唯其項長于身約兩倍，仰食樹葉……”同時，在晚清，用“鹿豹”“高腳路”“長頸怪馬”等意譯來稱長頸鹿也多見。最終，長頸鹿的名字被留了下來。1929年5月18日，長頸鹿這一譯名，第一次在《申報》上出現，後來在各種報刊上反複出現，最終成為這一動物的正式名稱。
中國人翻譯西方名物是借助本土傳統概念工具在為異域動物命名，而這一命名過程又恰恰使異域文化進入了中國的概念系統。在接受和借鑒外來動物知識的過程中，參與譯述的西人和國人，無不通過借助中國的傳統文獻，在動物知識與譯名方面，既使用音譯，也努力使用意譯，緻力于“外典”與“古典”“今典”的互動，來表達對域外的珍禽異獸的知識系統新認識。域外動物新知識進入國人知識視野的同時，也是一個通過動物譯名反映這些新知識經曆的紛繁曲折的本土化的曆史過程。一些譯名的死亡和另一些譯名的誕生，經過漫長的和而不同的階段，進而取得定于一的命名過程，反映出西方動物知識在中國本土化的曆程，也是一部濃縮的文化交流曆史。
還可以提一個有趣的現象是，至今在一些地區的語言中，長頸鹿和麒麟是一個詞。比如在日語和韓語中，麒麟就是長頸鹿。
多元的知識交流
上書房：明清時代，人們漸漸有了“睜眼看世界”的意識，此時的中外動物文化交流，和漢唐時期的中外動物文化交流相比，有什麼差別？
鄒振環：明清中外動物交流呈現出以海路為主要管道，漸趨形成以海上絲綢之路為重心的動物交流史，交流的範圍日益擴大。明清中西知識交流的空間拓展，不僅延續了傳統海上絲綢之路，拓展到印度洋、東非，還在大航海時代的背景下，與西方文化接觸和交流，正如何芳川教授所言：動物與動物知識的輸入，擴大了中國人的眼界，開辟了想象的空間。
大航海時代之前，各個地方的文化和藝術都有不同的知識類型，每種知識産物都被區域性的各種文化、社會、政治和經濟因素緊緊地捆綁在自身對應的社會之中。動物知識的生産與傳播自然可以通過親眼看見的直接接觸，但在古代個體生命和活動範圍有限的環境下，絕大部分的動物知識還是需要通過書本編譯和個體轉相傳授。
大航海時代之後，知識破碎的圖景漸漸被打破，中西知識交流與互動的局面得到了改觀。以西方耶稣會士為主體，通過譯本和多個不同層面知識群體之間的交流與對話，引入了外來動物知識，特别是中國人比較陌生的海洋動物知識；利瑪窦的《坤輿萬國全圖》和南懷仁的《坤輿全圖》，突出其中所繪制的美洲和大洋洲動物的動物圖文。與之相關的還有康熙朝的“貢獅”與《獅子說》一書，利類思在通過《獅子說》傳播西方動物文化的同時，還旨在從基督教傳播的角度切入，打破佛教文獻中關于獅子與佛教的聯系，通過質疑曆史上陸路貢獅的可靠性，企圖在中國開創基督教系統叙述獅文化的新傳統。
格斯納《動物志》中的獨角獸
再舉個例子，16世紀起西方傳教士學者和畫師的東來，帶來了異域動物的新知識，也帶來了西洋博物畫的新技藝。明清統治者為了向世人展示其富有四海、統馭江山之氣概，而西洋傳教士正是迎合了統治者的這一趣味，在世界地圖上繪制各種珍禽異獸，也谕令宮廷畫家及名臣共同完成動物圖譜，包括康熙朝《鹁鴿譜》、乾隆朝的《仿蔣廷錫鳥譜》《獸譜》和道光朝的《鴿譜》，以及出自民間畫師之手的《海錯譜》，這些清宮所藏的動物圖譜都采用了“左圖右文”的形式，不同符号構成的文本肌理，由卷軸的輿地圖到冊頁之圖譜，由刊本到繪本，不同的載體意在締造不同的觀看文化，各自承載着不同的感官認知，其作用在更為有利地系列展示域外的珍禽異獸，進而産生圖文诠釋的豐富性。這些集藝術性和知識性為一體的地圖圖文和動物圖譜的公布，成為研究明清兩代動物圖繪的新材料。《獸譜》中的“異國獸”與《海錯圖》裡有關中外海洋動物的知識與畫藝，都充分顯示了中外動物知識的交流，在内容和形式上所具有的多元性和多樣性，以及直接或間接的各種互動。
故宮出版社2014年推出的《鳥譜》《鹁鴿譜》《獸譜》《海錯圖》4部清代動物圖譜，其中最為重要的是《獸譜》和《海錯圖》，正好代表了清宮畫師和民間畫師在動物圖繪方面與外來知識所形成的互動。這些動物圖譜無論在文字方面的知識性輸入，還是圖繪方面的藝術性表達，都呈現出極其明顯的多樣性和多元性特征，這是大航海時代之前的博物畫所無法比拟的。
反映新知識傳播的複雜過程
上書房：在這樣的交流的過程中，中國的知識階層扮演了什麼角色？
鄒振環：動物文化交流史帶給我們一個重要的啟示，即文化交流并非如很多論者所言，是如同流水一般，由文化勢能強的一方向文化勢能弱的一方灌溉。明清中外動物文化的交流，顯示出的是交流方式的多元性和多樣性，不同地區的動物文化接觸，決定互相之間交流的機緣是各自的差異，是差異決定了文化的流動面向。不僅高勢能的文化區會流向低勢能的文化區，低勢能的文化區同樣會流向高勢能的文化區。
明清時期是中國步入全球化的開端，并逐漸進入了雜糅交錯的全球化多元之場域。中外動物交流史的研究，需要放在跨學科的全球化和國際化的視野下來展開，即便如此，我們仍需要超越中西高下之分和先進與落後等二進制對照的思維模式，保持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間必要的張力。中外動物知識互動影響的過程中，在全球化程序中如何保持本土文化不被淹沒。無論動物知識的傳送者還是接受者，在往迎拒斥之文化選擇的過程中，都有面對借鑒域外知識和儲存本土文化的重塑、挪用。
原文本中的動物知識及動物意象，在進入異域環境之後，如何塑模、演繹和生長，甚至形成了各種新的多元化的變種，是值得深入讨論的問題。外來動物知識在與中華本土動物知識的互動對話中，很快進入了本土化（在地化）的過程。在接受和借鑒外來動物知識的過程中，參與譯述的西人和國人，無不通過借助中國傳統文獻的知識資源，在動物知識與譯名方面，既使用音譯，也努力使用意譯，緻力于“外典”與“古典”“今典”的互動，來表達對域外珍禽異獸知識系統的新認識。域外動物新知識進入國人知識視野的同時，也是通過動物譯名反映的一個新知識傳播所經曆的紛繁曲折的全球化和本土化曆程。
《再見異獸：明清動物文化與中外交流》鄒振環 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欄目主編：顧學文 文字編輯：顧學文
來源：作者：沈轶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