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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入塵煙》:供中産“觀看”的農民電影

作者:澎湃新聞

曾于裡

《隐入塵煙》已經以豆瓣8.4分的評分成為今年國産電影的最高分。電影票房在好口碑的助力下不斷攀升。雖然是近年來歐洲三大電影節唯一入圍主競賽單元的華語電影,但作為一部文藝片,《隐入塵煙》一開始的市場境遇很糟糕,排片在1%-2%之間徘徊,首日票房隻有30多萬,票務平台的預測總票房僅有200萬。随後,導演李睿珺呼籲增加排片,一衆電影自媒體自來水安利,大量迷影觀衆以及城市中産走進電影院,票房逆跌,目前票房突破1200萬,最終會向2000萬沖刺。

《隐入塵煙》:供中産“觀看”的農民電影

《隐入塵煙》中,海清是唯一的職業演員

目之所及關于《隐入塵煙》的評介,幾乎都是褒揚。毫無疑問,《隐入塵煙》是我們在内地大銀幕上能夠看到的最好的那一類電影。“最好”包含的一個前提是,得以公映。對于導演李睿珺來說,作為一名城市中産(譬如導演喜歡在咖啡館裡寫劇本),他已經做得足夠好了——通過電影讓農民的境遇被看見。是以,在帶有批評傾向的拙文裡,我們想要“交流”的對象并非導演,而是這部電影的目标閱聽人——城市中産。這是一部拍給中産“觀看”的農民電影,如果他們隻看到電影最表層的叙事遠遠不夠。否則,他們為電影的“動情”隻會流于一種自我感覺良好的憐憫,無法轉化為任何實際性的作為。

本文将從三組關鍵詞展開。“苦情與悲劇”:《隐入塵煙》是一部底層農民遭遇巨大倫理不幸的苦情戲,而非個體對抗結構性不公的悲劇。

“忍耐與馴順”:土地給予主人公巨大的慰藉,讓他們得以忍耐生命中的任何苦難,但“像牲口一樣活下去”的忍耐,也讓他們成為馴順無聲的白紙,命運任由他人塗抹。

“中産與農民”:雖然這是一部農民電影,但它的目标閱聽人并非農民,而是城市中産,電影也有濃濃的中産趣味,中産觀看時止于旁觀的憐憫遠遠不夠,更不應該滿足于“認同”電影所傳遞出的生存價值觀。

苦情,或悲劇

《隐入塵煙》講述的是2010年前後,甘肅兩個底層農民馬有鐵(武仁林 飾)和曹貴英(海清 飾)一同勞作、相知相守、相濡以沫、共擔命運的故事。

馬有鐵勤懇老實、任勞任怨,但人到中年,他仍然一直被三哥使喚,做牛做馬,後來侄子要結婚了,三哥才給他随便安排一門親事,讓他們出去單過(找個理由把他趕出去)。曹貴英一直寄居在哥哥家的雜棚,小時候被打殘疾,有些佝偻,行動遲緩,失去生育能力,還落下尿失禁的病根。他們沒有做主自己命運的權利,兩個最底層的邊緣人就這樣湊在一塊兒生活。

《隐入塵煙》:供中産“觀看”的農民電影

兩個人一開始不情不願結婚

他們是被侮辱被損害被欺負的人,是農村社會底層中的底層。一個年歲漸長,勞動能力在退化,一個身體殘疾,還失去生育能力。外人無所謂看好或看壞他們的婚姻,他們不被在意,外人任由他們自生自滅去了。

但他們硬是在苦難中開出花來。他們都是良善之人,很快打消對彼此的敵意,馬有鐵不會因曹貴英尿失禁而欺辱她,而是給她買了大衣以便遮住褲子,不忍她被村人恥笑;他們互相陪伴、互相牽挂,曹貴英在寒夜裡等待馬有鐵歸來,懷裡的水壺熱了一遍又一遍;他們一起努力地共建生活,一起種麥子、孵雞蛋、在大雨中保護泥磚、蓋房子;他們也有獨屬于他們的浪漫時刻,比如雞窩洞裡射出瑩瑩的光照在曹貴英臉上,他們在各自的手臂用小麥粒印出梅花的印迹,夏夜裡他們在屋頂上睡覺馬有鐵用褲腰帶拴着曹貴英……如果厄運沒有突然降臨,那麼這完全就是西北農村版的《愛情神話》,極緻貧困下生長出的愛情極緻真誠與純粹。

《隐入塵煙》:供中産“觀看”的農民電影

他們相濡以沫

意外猝不及防降臨,生病的曹貴英給馬有鐵送吃食,卻暈倒摔入溝渠,等到馬有鐵去救時已經遲了。送走曹貴英後,村人安慰馬有鐵,“不要太傷心,你現在房子、糧食都有了,一個人生活也挺好的”。遇到曹貴英之前,馬有鐵可以像牛像驢一樣過,可遇到曹貴英,當他體會到愛與被愛的滋味,這種像畜生一樣活着的日子就顯得不可忍受。電影的結局,馬有鐵放走驢,賣掉糧食,還掉他虧欠村人的東西……他望着曹貴英的遺像,服用農藥自盡。這是電影暗示的結局,盡管導演用一句字幕“提示”馬有鐵還活着,但其實他已經跟曹貴英一起走了。兩個最邊緣的底層人物,诠釋了生死相許的愛情神話。

被“愛無能”所困擾的中産觀衆們,被這樣純粹的愛情打動,然而卻必須提醒,《隐入塵煙》這一靈肉幻滅的結局,複刻的是傳統文化裡淵源流傳的“苦情戲”基因。苦情戲的叙事套路是“三破一苦”,破碎家庭、破碎情感、破碎人物,以及種種意外苦難;苦情戲裡大部分主人公都是女性,善良堅強的女性不斷受難更能展現出“宿命”的無能為力。苦情戲在中國電影裡一直有旺盛的生命力,從民國時期的《孤兒救祖記》《新女性》《一江春水向東流》,到1980年代以來的《媽媽再愛我一次》《唐山大地震》《親愛的》,脈絡清晰可循。

“這都是命”,是苦情戲的真正核心。所有的不幸幾乎都來自于倫理道德問題,幾乎都可以歸結“命”。“陳世美”的故事深入人心,可以歸結為遇人不淑、男人見異思遷;《唐山大地震》《親愛的》式的故事相當催淚,它歸結于倫理困境,好像怎麼選都是錯的;到了《隐入塵煙》,馬有鐵、曹貴英前半生所受的苦都沒有将他們摧毀,但一個意外的不幸讓曹貴英死去,也毀掉馬有鐵活着的希望。

嚴格來說,苦情戲不是悲劇。古希臘意義裡的悲劇,悲劇感來自于抗争——對不可戰勝的宿命的抗争,哪怕結局相當慘烈,抗争仍然從不止息,它凸顯出的是個人的意志與力量,展現的是對所謂“宿命”的從不屈服。由古希臘的悲劇演化而來,如今更廣泛意義上的悲劇是對機制性不公的抗争、對宿命的抗争。雞蛋砸向高牆,感慨着“這就是命啊”,這是“苦情戲”;雞蛋砸向高牆,雞蛋不屈服于高牆,雞蛋要在高牆上留下痕迹與控訴,并質問憑什麼高牆可以輕易碾碎雞蛋,這是“悲劇”。

《隐入塵煙》更像是一出苦情戲。電影中其實在多個時刻,都點到不幸更本質的源頭:曹貴英被打到殘疾以及失去生育能力,農村女性、尤其是“老弱病殘瘋”女性的凄慘境遇;曹貴英“被抽血”,無論是具象的還是隐喻的;“被上樓”的農民失去土地、失去根基、失去命脈……但這些并非電影的主體叙事,它們以相當零散的橋段作為補充。就像農村裡一萬個曹貴英,或許隻有一個馬有鐵,電影呈現的是這“萬裡挑一”的美好愛情,它給兩個被侮辱的人以美好的希望,然後毀掉了它,刺激觀衆的淚腺……

但我絲毫不想指責李睿珺,他已經做了盡可能大尺度的表達,就像對于馬有鐵的結局,李睿珺說,“他不能死。有些時候不是你想死就能死的”。但作為觀衆,我們必須明白導演的妥協背後苦情戲與悲劇的差距,我們不能滿足于因一部苦情戲涕泗橫流,“我們需要提醒自己:絕不走到這條邏輯鍊的半山腰就嚎啕大哭”。

忍耐,或馴順

土地給了受苦的馬有鐵與曹貴英極大的慰藉。電影非常用心地按照四季更替的節奏,拍攝大量他們四季勞作的過程,播種,鋤禾,灌溉,施肥,收割,以及豐收的喜悅。與土地相伴的是他們為了“活着”的其他勞作,他們孵養小雞,從破殼而出到長成能夠下蛋的大母雞,他們親自壘泥磚,在平地上蓋起他們的樓房……他們對土地充滿深愛與敬意,土地回饋他們堅韌強勁的生命力,回饋他們糧食與收獲,回饋他們巨大的溫暖與慰藉。

《隐入塵煙》:供中産“觀看”的農民電影

他們在田地裡勞作

觀衆欽佩于主人公的忍耐力,這種忍耐力也是一種生命力,無論它東南西北風,有土地就擁有一切,活着就是最大的勝利。

這種“忍耐與活着”的價值觀的本質是,生存至上。它具有重大的意義,即,讓那些哪怕是被損害被侮辱的人,都能夠在殘酷的環境中彰顯頑強溫暖的生命底色,就像孵雞蛋時那瑩瑩碎碎的燈光,就像大雨沖散泥磚時無能為力的他們又哭又笑……“忍耐與活着”,曆來也為文藝作品所推崇。電影《芙蓉鎮》裡,秦書田鼓勵胡玉音“活下去,像牲口一樣地活下去”;餘華在小說《活着》的序言寫道“‘活着’在我們中國的語言裡充滿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來自于喊叫,也不是來自于進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賦予我們的責任,去忍受現實給予我們的幸福和苦難,無聊與平庸”。

《隐入塵煙》:供中産“觀看”的農民電影

他們苦中作樂

對于曹貴英之死,導演李睿珺在《人物》的那篇自述裡表示,“對貴英這個角色來說,她的使命已經完成了……作為一個人,該享受的都享受到了,該有的都有了,她圓滿了,她的離開我認為不是遺憾,就是圓滿地離開了”。坦白講,我很震驚導演這麼解讀曹貴英的死亡。李睿珺接着補充,“人的一生無非就是生老病死,吃喝拉撒睡,就是這些事,沒有别的。農民的生活,直白來講,就是在處理生死。開春養一隻豬,年終時殺掉,再養下一隻豬。開春養一波小雞,養到年終,殺掉招待客人,然後再養。糧食種下去,有了新的生機,秋天收獲,不管今年收成怎樣,明年都能再開始。農民對于生死的了解,有他們的思維方式”。是以,導演能夠了解電影中其他農民對于曹貴英落水時并未施救,“如果你有農村生活經驗,就會明白,他們确實是在為老四考慮,現實生活中要照顧這樣一個身有疾、不能創造任何價值的人,是個累贅,一個人的生活反倒更自由”。

這是殘酷的、赤裸裸的“生存至上”、利益至上,死了一條無意義的生命(所謂“累贅”)沒什麼大不了的。在主人公一再遭遇巨大的外在不幸時,“生存之上”就展現為攝人心魄的忍耐力、生命力。隻不過,像地母、地父一樣接受一切、包容一切的忍耐力,從另一個層面來看,則意味着抗争精神、自由意志的完全喪失,如同馴順無聲的白紙,任他們在白紙上塗抹篡改,或者揉皺後直接扔進垃圾桶。

導演和評論者都将馬有鐵、曹貴英稱為“失語者”。在我看來,“失語”不僅僅是指涉主人公在農村中被遮蔽、被忽略的狀态,更指涉他們對于一切湧向他們的傷害的“失語”——他們并不反抗,而是默默接納與忍受。對于包辦的婚姻,他們沒有言語,默默接受安排;馬有鐵被兄弟欺負,他不怒不嗔,還是一直做着兄弟交待做的事;就連馬有鐵電影中唯一一次對曹貴英發火,怒罵她是“閑王”,并把她推倒,曹貴英也是畏縮在一旁無聲;更典型的是抽血,馬有鐵是“熊貓血”,一直被要求給村裡一名住院的富人輸血,馬有鐵未曾拒絕過……馬有鐵知道被收割是麥子的宿命,被收割同樣是他的宿命,他認了。

換句話說,“忍耐”的另一面是逆來順受、是“認命”,他們認命了,認為他們就是被使喚的命,認為他們“天生賤骨頭”。馬有鐵自殺前放走了驢,結果驢不走,馬有鐵罵了驢一句,“你這頭蠢驢子,讓人使喚了大半輩子還沒使夠,放了你也不知道跑”。這何嘗不是馬有鐵的自喻。更有意味的是,當馬有鐵“死了”,他的房屋即将被推倒,那頭驢還是跑回來了。在觀衆的主流解讀裡,這是驢與人之間的情深義重,實際上反而更深刻折射出溫情底下驢與人“奴性”的根深蒂固,完全不知“自由”為何物。

《隐入塵煙》:供中産“觀看”的農民電影

馴順的驢,馴順的人

“忍耐——馴順”構成一體兩面,這确實是很多農民所信仰的生存哲學,不必據此批評馬有鐵、曹貴英。但中産觀衆卻必須警惕被這種觀念所捕獲,“活着意味着一切”“忍耐一切苦難”固然可以增強中産抵禦風險的内心定力,也會加劇中産“精緻利己”的傾向,變得更為“馴順”、更為“自私”。

中産,或農民

截至2021年,中國仍有5億居住在農村的人口,也有數量龐大的農民,然而,市面上面向農民的影視作品的确少之又少。就包括《隐入塵煙》這部以農民為主角、講述農民故事的農村題材電影,目标閱聽人同樣不是農民。票房資料很直覺地展現這一切,以7月23日(周六)票房為例,當天《隐入塵煙》總票房151.82萬,城市票房149.5萬,農村票房2.32萬(僅占1.5%),其中一二線城市占到總票房的79%,僅僅北京、上海這兩座城市的票房就占到總票房的四分之一,而北京的影院開業率大概75%,上海更是有将近一半影院還沒開放。是以,《隐入塵煙》就是一部拍給一二線城市中産“觀看”的農民電影。

農民電影,中産觀看。這讓人聯想到戴錦華教授的一個論述,“今天你說的所有文化現象都是中産階層文化。中國社會文化的一個重大的問題,就是除了中産階層文化,我們看不到别的文化了”。這話雖有些絕對,但确實是絕大多數能夠進入主流視線中進行讨論的文化,都是展現中産趣味的文化。

《隐入塵煙》:供中産“觀看”的農民電影

電影的美學水準很高

就連《隐入塵煙》,很難說它沒有受到“中産趣味”的影響。就比如馬有鐵“出口成章”,他雖然話不多,但關于土地的每一次發言,都像是“哲學家”;再比如電影充滿詩意但内外節奏舒緩的攝影、構圖和配樂,完全是中産觀衆所偏愛的進階調調……并且,中産觀衆欣賞了這部有着中産趣味的電影後,強化的仍然是中産所青睐的情感體系:旁觀他人的痛苦,宣洩郁積的情緒,自我感動于憐憫。旁觀弱者的痛苦,首先确證了中産的階層地位——還好,我們是中産,我們不用受那些罪;宣洩了中産安全的憤怒——機制不公,農民的境遇竟然這麼糟糕;滿足了中産憐憫後的自我感動——我們能夠與他人的苦難共情,我們買票支援,我們看見了農民的困難,我們很博愛、很有責任心。再加上電影的“苦情戲”本質,以及對“忍耐——馴順”的接納與認同,無形中迎合了中産階層“保守與中庸”“精緻利己”“馴順”的價值觀與生存哲學。如同戴錦華所批評的,中産“始終處在社會反叛和召喚威權這樣一種張力和悖論狀态”,“隻有事件令中産切膚,隻有再現的方式能觸碰中産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那個事件才是可感的”。換句話說,損害中産利益了,中産才可能“社會反叛”,否則中産與機制形成合謀,他們“召喚權威”,以確定秩序的穩定、友善他們好好賺錢;其他社會弱者遭遇什麼樣的苦難是他們的命數,中産止步于旁觀,頂多是呐喊兩聲。

需要在這裡再次強調一次,這些批評并非針對李睿珺和電影本身,因為哪怕李睿珺是以“中産”的立場去拍攝這部電影,但《隐入塵煙》的拍攝本身,就意味着李睿珺超越中産局限,對于農民的苦難他是“可感的”,并有所行動。我們也不是批評買票的中産——至少他們願意買票去感受農民的苦難,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樣認為這部電影裡的農民形象在“抹黑中國”,并拒絕觀看這部電影。我們隻是想要超越中産趣味的天然局限,探讨一種更可行、更可及的行動方案,讓我們對農民的苦難不是止于在電影的“看見”,不是止于豆瓣8.4分,不是止于流淚,不是止于感動與自我感動,不是止于社交媒體上的呼籲排片,而是能夠真正幫到他們。

這裡我要提及前段時間在主流電視台黃金檔播出的兩部電視劇,鄭曉龍執導、趙麗穎主演的《幸福到萬家》,以及根據扶貧攻堅楷模黃文秀真實事迹改編的《大山的女兒》。如今的電視機愈發成為中老年觀衆以及農村觀衆的專屬,這兩部以農村為背景的電視劇反而有更多農民觀看。雖然這兩部劇不見得受到城市中産觀衆的喜歡,比如他們無法接受《幸福到萬家》的女主角“不離婚”,也不喜歡《大山的女兒》的任務劇色彩;但我們卻得承認,它們是能夠在正向意義上影響農民、影響農村的影視作品。比如《幸福到萬家》,主線是法治思維進入農村,告訴農民要懂得“要說法”,不要對所有欺負逆來順受;《大山的女兒》中,受了高等教育的黃文秀回報家鄉,回鄉投入扶貧工作,帶着鄉村走出貧困……

在中産趣味裡,《隐入塵煙》是要比《幸福到萬家》《大山的女兒》藝術上“進階”——中國電影的确需要多一些這樣的作品;但中産不能囿于趣味,而應該像戴錦華教授說的,“溢出”這個階層的價值觀與趣味,去做一些實際性的工作。無論是在面向農民的作品中向農民普法、讓農民懂得“要說法”,抑或是真正投身到幫扶的事業中。相較于審美區隔、廉價的憐憫與長籲短歎,中産階層應該多做一些“實事”。

總而言之,《隐入塵煙》是得以公映的最好的那一類電影,但它是中産趣味、中産觀看的農村電影,如若單純認同電影的價值觀隻是驗證了中産的保守以及中産憐憫的廉價。無論是囿于客觀因素還是囿于導演的思想局限,電影不能道的部分,才是那些真正熱愛農村、真正關切農民的中産階層可以着力去改進地方;哪怕不能做點什麼,中産至少可以在自己遭遇困境時,敢于打破苦情、走出馴順。中産有他們自身的困境,也不容易,但誠如賈樟柯說的“我和他們來自同一種貧窮,我和他們投入的是同一種不公”,關切他人的痛苦從來都是關切我們自身。

責任編輯:朱凡

校對:施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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