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财經天下》周刊作者 倪毓平
編輯/ 陳芳
生意也不好做了
早晨9點，老錢位于北京十裡堡的手機維修店準時開門。
一推門，門口的迎賓提示器就“叮咚叮咚”地響了兩聲。這家店面積不大，正對面是藍白相間的“中國移動”招牌；左手邊的牆面上，擠擠挨挨地挂了一整面的耳機、充電線等配件；牆對面的窄小櫃台裡，陳列了各式各樣的二手蘋果手機。從櫃台處往下看，是陡然低下去的沙發。
每當有人來，老錢就從櫃台下面慢慢擡起身，推了推快要滑到鼻尖上的黑框眼鏡，漫不經心地問，“要點什麼？”
除了一張随意立在門邊的“手機維修”霓虹燈牌，這家店幾乎看不到手機維修的痕迹。當《财經天下》周刊詢問生意，他雙手交叉枕在後腦勺，身體又塌進沙發裡，“這行不好幹了，現在的人一問價格，就覺得維修太貴，不如買一個得了。”
“不管你的機子值不值錢，配件價就那麼貴。”老錢抓了把有些淩亂的頭發：有的手機換屏要幾百元，還不如加錢換一個新手機，勸退了一波人。除非是手機裡有重要的東西，或者是新手機，會拿來修一修。
50歲上下的老錢已經在手機維修的行當裡做了二十多年，如今租的這家店已有十多年。他的家庭也圍繞手機展開：大兒子“坐不住”，不願意搞維修，通常在外面跑來跑去，回收二手手機；老婆也開的是一家維修店，遇到搞不定的活兒，就拿過來給他修。
但現在，修手機的活兒越來越少了。最近兩個月，老錢靠維修隻賺了幾十元，“本兒都沒保住”。房租、水電、人工等各項費用，是線下維修不得不考慮的成本支出。十幾年的時間裡，老錢的店面租金從每月三千多元漲到了一萬元左右，但收入反而跌了——“付了房租，錢就沒了”。而早幾年，老錢每個月還能淨賺兩萬元。
（圖/視覺中國）
沒有人流量是最大的問題。“大家現在很少出門了，下了班也不會亂逛”，老錢的手機維修店，從早開到晚，也沒幾單生意。“要不是有熟客，我早就幹不下去了。”
方源的手機維修店雖然開在北京永安裡附近的寫字樓裡，但也面臨沒有新客戶的困境。
他的店面要大一些，約有20平方米，明亮，整潔，兩側很克制地擺了些二手手機和手機配件。正對着門口的，是一方小小的黑色維修工作台。方源一邊檢測着手機，一邊說：“基本上都是熟人來，新客太少了。”
“現在直接找過來的幾乎沒有。”方源說，一天下來也沒幾單生意。
從傳呼機一路修到智能機的林東，明顯感覺到，手機維修的生意是一年不如一年，行業不賺錢，很多人都轉行不幹了。
“以前手機品質不過關，山寨機、低端機盛行，很容易就壞了，是以維修總量大。”林東分析，随着手機品質的提升，現在的手機在正常使用的情況下，很少會出問題，是以，維修量就沒那麼多了。
确實如此，李木的蘋果手機和vivo手機用了五六年，一直沒壞過。她原本計劃着，等手機壞了，就順勢換個新手機，卻一直沒有機會。“前段時間手機沒信号，我以為是手機壞了，還高興了一番，覺得終于可以用新手機了，沒想到是手機卡壞了，免費換張卡就好了。”
像李木這樣的消費者很多。手機維修從業者阿峰說，現在的消費者手機壞了，第一想法還是直接換新的，或者拿閑置的舊手機将就用用，很少有人選擇維修。
前段時間，李木朋友的蘋果手機螢幕摔裂了，她去維修門店咨詢，換一個原裝螢幕要七八百元，最後想了想，還是繼續拿備用機湊合用用。
與手機相關的生意都不好幹了。中國資訊通信研究院資料顯示，今年前五個月，中國市場手機總體出貨量累計1.08億部，同比下降27.1%。人們的換機周期變得越來越長，市場研究機構Strategy Analytics分析稱，中國使用者的平均換機周期接近30個月。
在此背景下，一些人以為手機維修生意會爆棚，迎來“第二春”，沒想到維修和手機生意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關系。
“中國市場主要的增長瓶頸在于需求側。”分析機構Canalys移動業務副總裁Nicole Peng認為。如今看來，手機市場的維修欲望也适用于這一分析。
修螢幕反而賠了錢
和老錢相比，阿峰的生意還算穩定。一天中，好的時候能有10單維修生意，不好的時候也有三四單。
2018年，他在湖北宜昌開了一家手機維修店。五年的經營中，阿峰的門店收入成淺口“U”字形：2020年和2021年，阿峰的收入降了25%。去年下半年，收入情況慢慢好轉了，但還沒恢複到2020年之前的水準。目前，他每個月“勉勉強強”能有1萬元的收入。
根據阿峰的觀察，接到的維修訂單中，大部分維修業務集中在換屏上。盡管螢幕是手機中最貴的零件，但換屏的風險較大，“搞不好就賠錢”，因而利潤一般。
今年5月，他為一台三星S20更換外屏，“本來已經順利換好了，但裝機的時候，發現螢幕裡有一個小氣泡，于是決定返工重來”。結果，不小心拆壞了内屏，隻能自己出錢賠一個原裝屏。“算下來，這單賠了700元。”
在維修中，内屏的維修要比外屏貴三倍左右。“比如華為MATE30Pro，修外屏要300元，内屏壞了，就得1500元往上了”，阿峰是以調侃，“這個世界上，每個維修師傅都會在螢幕上賠錢。”盡管他把心态放平穩了，但6月裡，他在維修兩台曲面屏手機時同樣因為弄壞了内屏，加起來又賠了1000多元。
（圖/視覺中國）
太心疼了。他苦笑着，“這段時間已經勸退好幾個高難度機子了，賠怕了，我得緩緩。”
手機維修另一個比較大的業務就是修主機闆。相比換屏，這個基本就沒什麼風險。修好了就收錢，修不好也就恢複原樣退回去。通常，阿峰喜歡在晚上22點到零點修主機闆。這個時間段，外界的幹擾很少，能夠比較專注地工作。
總體而言，“這行算不上暴利了，賺的是風險錢、手工錢和辛苦錢。”但誤解仍會存在。
有一次，他被懷疑在維修中偷換了電池。阿峰拉着這名顧客去售後做檢測，“還了我清白”。這之後，他就在自己的工作台上安裝了監控，對着手部的工作全程錄像。“萬一有零件安全方面的顧慮，我就給他看回放。”
阿峰覺得，網際網路已經讓手機零部件和整個維修業變得透明了。“進店前，顧客大都會在網上查到價格”，這就很難有“不合理的利潤”存在。而在阿峰入行前，隻有少數人懂維修時，賺取巨大财富是輕而易舉的事。
“造富”時代消散
從南方的工廠來到北京中關村闖蕩的勇哥就是手機維修“造富”時代的見證者。
“以前不懂維修，不懂技術，也不知道多少錢來的貨，人工費有多少，對這些都沒有概念，隻是拿提成，你給我帶多少人來維修，我給你多少錢。”穿着一件大T恤，肚子由于久坐而微微凸起的勇哥告訴《财經天下》周刊。
勇哥在中關村待了十多年。看着手機維修的人在回龍觀“買了房”“買了車”，自己慢慢“回過味兒”，“提成可能隻是他們利潤的十分之一，甚至二十分之一”，于是他摸索着，也闖進了這個行業。
這正是行業快速發展的時期，四面八方的人不斷湧進來。林東回憶，那時帶學徒，學徒期為一年或兩年，自己要收5000元到8000元不等的費用。“現在收學徒，免費的都不好找了。”同樣帶過學徒的勇哥補充稱，“這兩年招學徒，每個月要付給他們三四千元的工資。”通常，學徒們沒學多久，就會要求自立門戶，他們四散開來，去順義、昌平等房租更加便宜的地方開店。
老錢并不是學徒出身，他從江蘇北上，跟着老鄉入了行。“那時候，親戚帶親戚，老鄉帶老鄉，不懂就跟着他們學，就這樣一個個帶到了北京。一個鎮上至少有100戶人家出來做手機維修。”入局的人源源不斷時，老錢的隔壁也開了家手機維修店，兩家相安無事了很長時間。“老話說，同行是冤家，我們雖然沒怎麼說過話，但也從來沒吵過架。”
這些被從業者頻頻提及的榮光，發生在2016年左右。
這一年，刨去房租、水電等各項成本，老錢每個月能賺1萬到2萬元，一年淨利潤在20萬元上下。
勇哥也創下了日均超過6萬元的收入紀錄。為了給“一個海外回來的大姐”恢複資料，從接到訂單的下午，他忙到第四天的淩晨1點多，最後，僅僅這一單，他就拿到了5萬多元的酬勞。加上其他維修業務帶來的1萬多元的收入，勇哥單日進賬為6萬多元，是維修以來“賺得最多的一天”。
他在中關村的海龍電子城開了自己的店。店鋪和大廈的營業時間保持一緻：10點開門迎客，晚上七八點鐘準時下班。下班後，勇哥總要去“喝喝酒”“打打牌”。閑暇時，買張公共汽車票去逛天安門，或者是和朋友們爬香山。有客人打電話來，他隻回一句，“收工了，有事明天再說”。
好景沒能持續多久。同一時間，中關村的電子廣場也在轉型之中。2016年，海龍電子城停業；2019年，鼎好大廈關停。各大電子賣場的手機維修店鋪相繼搬遷，集中開進了科貿電子城。房租也漲到了1萬元。但往日的繁榮卻沒有延續下去。6月下旬，《财經天下》周刊來到這裡，科貿電子城地下一層的維修店幾乎都開着，但大多空蕩蕩的。一個店鋪的老闆抱怨，“三點了，到這個點兒都還沒開張”。
勇哥的生活也不複往昔了。每天下班後，他騎着電動車直接回家，自己做飯，睡覺，很少再出去玩，“一是年紀到了，二是生活條件也不允許。”
“早上一睜眼，就會想房租怎麼解決、會不會有疫情、有的話要不要關門……”如今，晚上10點多，接到客人的電話，勇哥也要把這單聊清楚才會挂電話。“前幾年從來沒想過，明天還有沒有生意這件事。”
他的店鋪早已搬離了海龍電子城，由于臨街，每個月的房租就超過了2萬元。去年下半年，連續的關門停業使他賠了近10萬元。今年過完年到現在，仍然處于“不掙錢”的狀态。不過，靠着熟客，和其他業務，維修店暫時“還能撐一段時間”。
轉行也迷茫
手機維修也成了夕陽産業了，方源這麼想着。和他相距8公裡之外的老錢也看到，隻有特别少的新人入行，在這個圈子裡，能碰到的老鄉也越來越少了。“很多房租到期後，就退出不幹了。”
從傳呼機時就在做維修的林東見證了整個手機行業的變遷，也經曆了手機維修的榮光與祛魅。他決心轉身，從維修幹起了經銷，新機和二手機都在賣。林東承認，相比之下，還是維修利潤會高一些。但還是那個問題，“現在的門店沒有多少維修的量了”。
勇哥正在考慮把業務搬到線上，但前期的巨大投入讓他猶豫不決。如果在百度、京東、淘寶等全線鋪開，一個禮拜就要花兩三萬元做網絡推廣。這個費用投下去，網店的位置要下拉好幾頁才能看到，“錢幾乎打水漂了”，“有人點進來看一下，可能沒成交，推廣費也得給。”
總之，“不好把太多精力放在上面，你在這兒還能維持現狀，轉到别的（行業）”，他停頓了下，咂着嘴想找一個合适的詞，“就很難說了”。
這個謹慎的态度也可能來自于同行轉型的前車之鑒。在他的圈子裡，一些人轉行投身餐飲、旅遊、住宿、娛樂等行業。“但疫情一來，這些也都不行了”。
（圖/視覺中國）
眼下，勇哥将店鋪盈利的希望押在了下半年。“每年5月到10月，都是手機銷售和維修的旺季，生意肯定會好一些。”至于更長遠的打算，他沒有确定的想法：隻能走一步看一步了，畢竟，沒有哪個行業能保證永遠存活下去。
不過，成功者的傳說也依然在悄悄流轉，供勇哥和同伴們反複觀摩。他提起，朋友的朋友已經把上門維修服務做得風生水起。一個月的推廣費就要10萬元，但大筆資金的投入，也換來了豐厚回報：傳聞中的成功者，每個月賺到的錢已經超過10萬元了。“盡管如此，成功的人始終是極少數，得在這個行業中做了很久才行”。
方源刷着抖音，也羨慕這些在網絡中擁有高關注度、高曝光度的“維修高手”，“隻要技術到位，還是會有不錯的收入”。
目前，他也承接同行們的維修訂單。那些棘手的、有難度的會送到方源手中。“手機設計越來越複雜了，我們也需要不斷學習，才能跟得上發展”，方源渴望不斷精進自己的維修技術。最終，像網絡中備受矚目的“維修高手”一樣，“從不失手、啥都能修”，才能獲得更好的發展。
可是，沖突的念頭也很快冒出來。“技術再好，沒人找你也沒用”。于是問題又回到了原點：如何才能找到更多的新客戶？如何激發更多的維修需求？
正如老錢，依然在為這個問題而煩惱。他摘下了眼鏡，從櫃台中繞出來，一屁股坐進了角落裡的小沙發上。“手機又不是吃的，中午吃完晚上吃，一年能修幾回？好多人一年也沒能修過一次。”
就在一兩年前，老錢如常去開門營業。但這一天早晨，他發現那個做了十餘年的同行鄰居已經“熬不下去”，撤離了這個行業。隔壁的門店也變成了早餐店。但老錢的開心并沒有多少，“他走了我生意也沒好到哪兒去，還是沒多少人。”
（文中阿峰、老錢、勇哥、林東、方源、李木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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