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鵬宇
在現代藝術史上，墨西哥占據着不可或缺的一章，以“壁畫三傑”為代表的墨西哥藝術界可謂群星閃耀。米蓋爾·珂弗羅皮斯也是其中的重要一員，他的藝術獨具一格，還在人類學、考古學方面頗有建樹。他曾于1930年代數次來華，與張光宇、邵洵美等人有過面對面的交往，為上海帶來了現代主義和世界主義的新風；反過來說，通過與張光宇等人的交往，珂弗羅皮斯也喜愛上了中國藝術，從此跟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這是20世紀上半葉一次重要的跨文化交流事件。
一、珂弗羅皮斯的傳奇
一戰後到大蕭條之間的歐美諸國，硝煙散去經濟複蘇，生活水準顯著提高。尤其在美國，中産階級傾向奢華消費和聲色享受，并滋生了相應的文化表征：現代主義繪畫自軍械庫展覽後風生水起，裝飾藝術在建築、設計等領域流行一時，非裔黑人發起的哈萊姆文藝複興推廣了藍調爵士樂，經典好萊塢電影風靡全球，報刊雜志進入黃金時期并帶動了漫畫和文學的繁榮。用菲茨傑拉德（F. Scott Fitzgerald）的話說，這是“一個奇迹的時代，一個藝術的時代，一個揮金如土的時代，也是一個充滿諷刺的時代”。
後排：弗裡達·卡羅、克裡斯蒂娜·卡羅、疊戈·裡維拉，前排：珂弗羅皮斯、羅莎·羅蘭達，1941年，墨西哥城
在這個摩登時代，有一位來自墨西哥的藝術家如魚得水、聲名遠播——那便是米蓋爾·珂弗羅皮斯（Miguel Covarrubias）。他1904年出生于墨西哥城，家境優渥但生性不羁，又趕上了如火如荼的墨西哥革命，退學後混迹于劇院和咖啡廳，追随“壁畫三傑”等先鋒藝術家習畫。在墨西哥外交部的安排下，珂弗羅皮斯于1923年7月前往紐約，憑借天才的漫畫本領在大都會迅速站穩腳跟，成為美國文藝圈的冉升新星。他創造性地把墨西哥古代造型與歐美現代主義融為一體，得到美國頂尖雜志的賞識：《名利場》聘他為專職畫家，主編将他譽為“最明亮的寶石”；還為《紐約客》《時尚》《生活》《财富》《時尚芭莎》等雜志，以及《湯姆叔叔的小屋》《泰比》等文學作品繪制插圖或設計封面。僅僅四五年，竟成長為“美洲大陸首屈一指的漫畫家和最有希望的藝術家”。
珂弗羅皮斯和維赫滕，1925年，紐約
此君曾為紐約的劇院設計服裝和舞台布景，由此結識了舞蹈明星羅莎·羅蘭達（Rosa Rolanda），兩人墜入愛河，後結為伉俪。他生性诙諧、讨人喜歡，交際範圍廣泛，此處隻重點提及兩人：他初出茅廬時的伯樂、《紐約時報》的評論家維赫滕（Carl Van Vechten），以及通過維赫滕而結識的紐約文藝沙龍女主人貝娜丁·索爾德（Bernardine Szold)。他們所處的紐約文藝圈高朋滿座，也與巴黎、墨西哥城往來頗多，社交網絡囊括了畢加索（Pablo Picasso）、馬蒂斯（Henri Matisse）、穆雷（Nickolas Muray）、勞倫斯（D.H. Lawrence）、奧尼爾（Eugene O'Neill）、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卓别林（Charlie Chaplin）、黃柳霜（Anna May Wong）等各領域的風雲人物。
珂弗羅皮斯，《預言》，1926年，紙本鉛筆畫，23x16cm，耶魯大學圖書館公開檔案（将友人維赫滕描繪為黑人形象）
右：羅莎·羅蘭達，《自畫像（物影攝影）》，1920年代晚期或1930年代早期，明膠銀鹽，21.6x16.5cm，戴維斯博物館（畫面下方鹿的形象來自一件中國玉器）
二、紐約客造訪上海灘
珂弗羅皮斯在美國傳播墨西哥藝術，還參加哈萊姆文藝複興、遊曆北非等地；而羅莎、維赫滕、貝娜丁等人也都對歐美以外其他民族和地區的文化藝術頗感興趣。這并不稀奇，19世紀下半葉以降的西方前衛藝術家普遍對現代文明的罪惡面感到失望，非洲、亞洲等異域的“原始”藝術成了他們的靈感之源，高更（Paul Gauguin）甚至歸隐塔希提島。同樣位處南太平洋的巴厘島也是某些歐美人心中的天堂，一批作家、畫家、音樂家、學者都曾到訪乃至定居于彼。1929年，珂弗羅皮斯和羅莎看到了一段關于巴厘島的紀錄片，對之着迷，計劃前往。他們的願望很快實作：1930年4月24日兩人喜結連理，而此前珂弗羅皮斯為斯坦威鋼琴公司所作的廣告油畫獲得了國家藝術指導獎（National Art Directors' Prize），靠着數額不菲的獎金，他們得以前往巴厘島歡度蜜月。
羅莎·羅蘭達，曼雷攝，1928，明膠銀鹽照片，蓋蒂博物館
珂弗羅皮斯，愛德華·斯泰肯(Edward Steichen)攝
另一方面，珂弗羅皮斯也早與中國埋下因緣。他的父親是墨西哥政府進階官員，研究過華裔移民問題；他本人也通過黃柳霜等華裔人士簡介接觸過中國文化的某些因素；20世紀國中國的玉器等工藝品得到歐美上層人士的青睐，珂氏夫婦、維赫滕均熱衷收藏。此外，珂弗羅皮斯和羅莎還喜愛中國的美食，不管旅行到何地，隻要碰見中餐館就會大快朵頤一番。1920年代紐約的中餐館以曼哈頓上西區的遠東茶園（Far East Tea Garden）最為著名，霍普（Edward Hopper）經常光顧并創作過同名油畫；珂弗羅皮斯也是那裡的常客，且與霍普在同一年（1929年）創作了同一題材的漫畫：該畫作的左側寫有英文“Chop Suey”（美式中餐“炒雜碎”），右側則是他模仿的漢字。中餐館還提供戲曲雜技等娛樂演出服務，珂弗羅皮斯也感到饒有興味；而在他和羅莎結婚前不久的1930年初，梅蘭芳赴美巡演，珂弗羅皮斯為之傾倒，幾乎觀看了梅蘭芳在紐約的每一場演出。是以，珂氏夫婦決定在到達巴厘島之前先順路探訪一下神秘的中國。
愛德華·霍普，《中餐館》（Chop Suey），1929年，布面油畫，96.5 x 81 cm，私人收藏（畫中窗外的招牌即為“Chop Suey”）
珂弗羅皮斯所畫的紐約中國餐館，《名利場》1929年7月（左側屏風上有“Chop Suey”，右側為他模仿的漢字字樣）
他們于1930年5月3日從美國乘坐“錫蘭王子号”客船啟程，6月抵達上海，前來接風洗塵的東道主不是别人，正是老朋友貝娜丁·索爾德。貝娜丁在紐約大宴賓客的日子并未持續太久，因婚姻破裂而前往巴黎生活。1929年，她在環球旅行中曾停留上海兩周，遠東最大的投資公司新豐洋行（Swan Culbertson & Fritz）的合夥人、知名富商切斯特·弗裡茨（Chester Fritz）對她一見鐘情，6月18日兩人在哈爾濱的美國領事館正式結婚，從此貝娜丁改名為Bernardine Szold-Fritz，人稱弗裡茨夫人。弗裡茨夫婦婚後定居上海，乃外僑中的頭等人物，英文報紙上常能見到關于他們的報道。珂氏夫婦預先通知了貝娜丁，到達上海後得到了其盛情款待。他們入住華懋飯店，參觀景點，一周後乘船離開，前往巴厘島。這便是珂弗羅皮斯的首次中國之旅。
羅莎和珂弗羅皮斯，維赫滕攝，1936年，耶魯大學
自左至右-夏奇峰、馮叔鸾、張正宇、吳天翁、梅蘭芳、石世磐、張光宇、姚玉芙,郎靜山攝,1929年12月(梅蘭芳赴美巡演前夕)
話分兩頭。國民大革命落潮之後，摩登上海日新月異，都市文化與歐美前沿同步，珂弗羅皮斯的諸多友人都引起了中國有識之士的關注。比如，郁達夫1927年從舊書店買到過維赫滕的小說《駝背盲童》；張光宇等人的《上海漫畫》1928年創刊伊始，便對穆雷的人體攝影大加贊賞；邵洵美1929年和郁達夫讨論過勞倫斯的作品，着手翻譯《逃走了的雄雞》一書并邀張光宇設計封面；至于大名鼎鼎的畢加索、卓别林、黃柳霜等人更毋須多言。可以說，上海的文藝人士注意到珂弗羅皮斯是早晚的事——果不其然，張光宇、曹涵美、張正宇三兄弟以及葉淺予很快通過《名利場》等雜志發現了珂氏的漫畫。1928年，張光宇等創辦了《上海漫畫》周刊，時常會翻印一些外國報刊上的圖檔。南京路上的别發洋行(Kelly & Wash， Ltd) 是民國時期數一數二的外文書店，張光宇、葉淺予常去那裡搜羅外國報刊，如英國的《笨拙》，美國的《名利場》《紐約客》等。據葉淺予回憶：“我們發現其中有位墨西哥畫家珂佛羅皮斯所作的世界名人漫像專欄，光宇吸收了他的誇張手法，我學得了他的速寫功夫”。與此同時，習慣閱讀英文報刊的邵洵美也通過《名利場》看到了珂氏的漫畫。他們均對珂氏推崇備至，時常議論：“假使一旦有機緣，到紐約，唯一急務，就應該設法，先拜訪這位漫畫大家，究竟是怎樣一個妙人，會有這般的妙手？”然而1930年珂氏夫婦訪華時，他們還無緣與之相識，畢竟紐約客和上海人之間并無交集。
貝娜丁·弗裡茨，維赫滕攝，1934年，耶魯大學圖書館公開檔案
不過沒過多久，事情有了轉機——沙龍女主人貝娜丁和“文壇孟嘗君”邵洵美結下了友誼。貝娜丁婚後生活奢華、地位高貴，得以繼續緻力推廣文化藝術，她主編了《密勒氏評論報》的文藝副刊，發起或資助國際筆會中國分會、上海畫會、萬國藝術劇院等組織；1932年弗裡茨夫婦搬進法租界的修道院較高價的電梯大廈（The Cloister）之後，她又辦起了熱鬧的文藝沙龍。這位社交名媛在上海外僑界頗為風光，沙遜爵士（Elias Victor Sassoon）、卓别林、黃柳霜、項美麗（Emily Hahn）都曾受到她的款待。而且貝娜丁對中國人不存偏見，多次邀請梅蘭芳、宋美齡、胡适、林語堂、李霞卿、顔雅清等人參加沙龍，還大力提攜過初出茅廬的龐薰琹。作為大才子和美男子的邵洵美更是貝娜丁的座上賓，他和項美麗的情緣也始于貝娜丁的宴會。貝娜丁努力促進各國文化的交流，對此切斯特·弗裡茨評價到：“我得稱贊她這點，她是上海頭一個與中國人社交的外國人。英國人疏遠中國人，貝娜丁可不會那樣”。邵洵美也寫下《花廳夫人》一文，肯定了貝娜丁的功績。這就為日後珂弗羅皮斯與張光宇的會面埋下了伏筆。
珂弗羅皮斯，《米蓋爾、羅莎和貝娜丁在火車上用餐》，1930年代，鋼筆與鉛筆畫，27.5 x 21.4 cm， Adriana and Tom Williams Collection of Miguel Covarrubias, Harry Ransom Center, 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
珂弗羅皮斯在中國旅途中，羅莎攝，翻拍自Adriana Williams所著《珂弗羅皮斯》（Covarrubias）一書
約在1926年，珂弗羅皮斯和羅莎遊曆巴黎時認識了著名環球旅行作家馬克·夏杜納（Marc Chadourne）。1928年起，夏杜納開始在東亞各國旅行并撰寫遊記。根據《北華捷報》1930年5月13日的報道，夏杜納當時正在上海做客并準備在中國繼續停留三四個月，是以英國學者保羅·貝文(Pual Bevan)認為珂氏夫婦1930年6月停留上海期間很可能與夏杜納重逢，後者委托珂弗羅皮斯為他的遊記繪制插圖。實際上，6月時夏杜納應該已經離開上海去考察漢口等内陸城市。按照西班牙學者馬奎茲（Marisa Peiró Márquez）的考證，1930年珂氏夫婦抵達巴厘島後，夏杜納于年底登島造訪，方才委托珂弗羅皮斯為其繪圖。于是乎，珂弗羅皮斯在1931年初短暫回到上海，畫下了一批速寫底稿；3月，他和羅莎回到美國，夏天又趕去巴黎參觀“世界殖民地博覽會”(Exposition Coloniale Internationale)。夏杜納此時也回到了法國，珂弗羅皮斯根據夏杜納的文字和照片、自己的速寫稿，陸續創作了25幅插畫。從1931年8月起，兩人合作的系列報道《年輕的中國在沸騰》（Les bouillonnements de la jeune Chine）在世界發行量第一的《小巴黎人報》之頭版連載十幾期；同年11月以《中國》（Chine）之名出版單行本，榮獲格蘭瓜爾文學獎（Prix Gringoire），并于次年譯為英文、意大利文，暢銷于歐美各國。
珂弗羅皮斯，夏杜納《中國》封面，巴黎普隆書局1931年11月
珂弗羅皮斯，《革命與青年》，《小巴黎人報》,1931年8月16日
《中國》也很快舶來上海，為中外讀者搶購一空。平心而論，珂弗羅皮斯彼時對中國的認識較為粗淺，其畫作帶有某種東方主義的局限，但是他高超的畫技還是得到了許多中國讀者的喜愛。作家張若谷在《時代》畫報上發文，批評夏杜納的文字浮光掠影，卻對珂弗羅皮斯的插畫大加贊揚：“寥寥幾筆線條，把各種典型的人物，惟妙惟肖活躍紙上。”邵洵美則贊之為“可愛的插圖”“抒情詩般的線條畫”。林語堂主編的《論語》三次刊登了《中國》的插畫，稱其“寥寥數筆，神态畢現，極有價值。”總之，《中國》一書使珂弗羅皮斯在中國聲名大振。
三、珂氏與張光宇的交往
1931年在法國期間，許多友人都對珂弗羅皮斯講述的巴厘島生活感到饒有興趣，紀德（André Gide）建議其撰寫一本專著，珂弗羅皮斯欣然同意。1932年，他申請并獲得了古根海姆獎金，1933年同羅莎啟程再赴巴厘島，進行長期的人類學研究。同時，他對中國的興趣也日益濃厚，準備途中再次停駐上海。
1933年9月末，在華各大外文報紙如《字林西報》《大陸報》《大美晚報》紛紛預告了珂氏夫婦即将到來消息，俨然一大盛事。珂氏夫婦于10月1日上午抵達上海，随後住進了弗裡茨夫婦的較高價的電梯大廈；邵洵美、張光宇得到消息後立即登門拜訪，在午餐時分見到了期待已久的“漫畫王子”，還向他展示了中國漫畫家的作品。初次會面的結果令人愉快，張光宇“帶了一臉的得意，一身的舒适，回來。非但滿足會晤的收獲：這麼許多驚人研究的成績，領悟到技巧成功，自有相當來曆。更出于意外，他多麼‘天真’！好像從不會想到：心要機械，話要隐秘；隻有和藹，隻有誠懇，正近乎我們東方特性，不比一輩普通歐美人，矜貴做作得讨厭。”
16歲的張光宇,1916年， 張光宇藝術文獻中心藏
第二天(10月2日)，邵洵美再去拜訪，珂弗羅皮斯告訴他：“昨天有個新聞記者來看我，我對他說中國近代藝術已經有了極大的進步：像你昨天給我看的張光宇先生的畫，他非特了解西方藝術的長處，同時又能盡量發揮東方藝術固有的優點。但是那位記者似乎不同意，也許他不會在報紙上發表。”二人言談之間當日晚報送到，珂弗羅皮斯掃了一眼，發現自己不幸言中，對該記者感到惋惜。經考證，這指的是10月2日《字林西報》上刊登的珂弗羅皮斯專訪，而那位記者應是該報的專職漫畫家薩帕喬 (Sapajou，原名 Georgy Avksentiyevich Sapozhnikov)。
10月3日，弗裡茨夫婦舉行了盛大的雞尾酒會，邀請中外名流為珂氏夫婦接風。邵洵美、張光宇、張正宇、曹涵美等人也收到了珂弗羅皮斯自制的、“清雅特緻”的請柬：
那晚，我們準時而去。跨下車，進門，踏上扶梯，彎了幾個曲，從一路黯淡不耀眼的燈光中，登樓。在幾個男女仆歐，叙集門首，接衣帽的時分，早瞥見第二層樓門内，人叢處，擁着一個大高不高，大胖不胖，黑發，大眼，堆着謙恭神氣的廣颔缺着崎岖不大平的牙齒，三十開外，四十進關年紀的他；旁邊靠着一個烏眉紅頰，水蛇般矮婉的腰肢，套上一件比蟬翼稍重的垂地藍紗長背褡，露出藕沒有這般嫩的粉臂，比他年青的她。都春風噓了滿面，含着笑絲，似曾在那裡見過。一思索，原來腦海裡，已深深地鑽進了請柬上的木刻印象，恍然到就是龛伐羅皮霭絲夫婦。連忙上前，由洵美介紹，大家便從因了東西風土的隔閡，難免各懷着一微微驚異的态度中，很殷勤地握手歡迎，不識而識而熟識。
珂弗羅皮斯筆下的邵洵美
邀請的客人中有珂氏夫婦崇拜已久的梅蘭芳，三人曾拍下合影；此外林語堂和葉淺予可能也在受邀之列。宴會上，珂弗羅皮斯為客人們展示了新畫的一批中國演員和舞女的速寫——他一到上海就急着先去了平劇戲院和舞廳；弗裡茨夫婦則給客人們看了從北京帶來的古董。珂弗羅皮斯雖是個好好先生，卻并不像羅莎、貝娜丁那搬熱衷于抛頭露面，内心對過于頻繁的社交活動感到困擾；許多與會嘉賓對藝術不懂裝懂，珂弗羅皮斯在現場擺放了一冊老師裡維拉（Diego Rivera）的畫集，客人們竟誤當成珂氏本人的作品來恭維奉承，引得張氏兄弟掩口而笑。曹涵美認定珂弗羅皮斯有着藝術家的真性情，“談着非所欲談的談話，動着非所欲動的動作，一定最感到不自在”，“他最怕接受正式，恭而敬之邀他入席，恭而敬之迫他藝術。”是以，當珂弗羅皮斯認識了張氏兄弟之後，大有他鄉遇故知的欣喜。宴會一散，珂弗羅皮斯便向邵洵美、張光宇一行人表示：“我很希望到你們那裡來談談。”
珂弗羅皮斯，《切斯特·弗裡茨在中國馬球比賽中馳騁》，1930年代
雙方約定見面的當天，珂氏夫婦本來要參加美國大使館的宴會，但珂弗羅皮斯推羅莎獨自去應付，自己借故跟邵洵美一起離開。他們先到了邵洵美家，珂弗羅皮斯一眼認出了挂在牆上的素描為安格爾(Jean-Auguste- Dominique Ingres)所作，又欣賞了木刻版的顧恺之《列女圖》。随後兩人前往古柏路（Route Courbet）古柏新邨的張正宇家，漫畫家們早已備好了燒魚翅等酒菜等他入座。狼吞虎咽過後，珂弗羅皮斯為感謝款待，掏出随身攜帶的紙本為衆人作畫。然後他們“席地而坐，擁膝而談”，房間内充滿了歡聲笑語：
何種人，講何種話。這裡，都是藝術嗜好的任務，所話，當然十成之九，逃不掉藝術上的鑽研；就是談到野裡去，也沒有不是從藝術而發。
洵美替他帶來一大夾的作品，一部分是焚納堆番挨（筆者注：Vanity Fair的音譯，即《名利場》）已經發表過的印刷；一部分是到了中國後的素描，一部分是各處雜亂速寫的原稿。洵美還說：“他家裡還有不少存着，這些，是我約略揀出極少數的一部分。”我聽完這話，不由一驚，起初隻以為他的天才利害，有這麼手腕。不料他這麼耐性！這麼用功！這麼認真！這麼不取巧！并不以為有了天才，驕傲自滿而随便；隻有研究！沒有成功！隻有趨向！沒有固見！像這般的态度，才是真正的偉大的忠實的藝術家。
當時葉淺予可能也在場，晚年還記得看過珂弗羅皮斯在“環遊世界旅途中所作的素描畫稿。”邵洵美出示了珂弗羅皮斯贈給他的一件非洲雕刻，又告知大家珂氏喜歡漢玉，是以張光宇在臨别前找出一本《金石彙編》送給珂氏。翌日珂氏回訪，将所畫的漫畫像回贈給衆人，衆人則又一次設宴款待，“酒興談風，不肯停歇，夜飯吃完，時已不早，可是大家還不忍遠離，就再一同擁進跳舞場，依戀着坐過了半夜，才分道歸寓。”張氏兄弟還多次帶他去逛城隍廟買玉器。約在10月8日之後，珂氏夫婦在貝娜丁的陪同下前往北平遊曆，18日起返程。珂弗羅皮斯一回上海便又去尋找張光宇等人，“同出共遊，差不多無日不叙首。”兩邊玩得熟了，不再顧忌禮節，互作滑稽速寫取樂，“你寫我的醜态，我寫你的醜态”，“簡直是無所不談到，無所不畫到。”
左:珂弗羅皮斯,《小巴黎人報》,1931 年 8 月 1 日(《中國》25 幅插畫中的第一幅) ；右:張光宇,《出塞入塞圖》,《十日談》第 11 期,1933 年 11 月 20 日
左:珂弗羅皮斯,《名利場》,1936年2月；右:張光宇,《潑克》第 1 期,1937 年 3 月 1 日
10月下旬，在邵洵美的帶領下，珂氏夫婦、貝娜丁、張光宇、張正宇、葉淺予、林語堂、廖翠鳳一行人前往蘇州。他們在蘇州乘坐切斯特·弗裡茨的私人遊艇出行，幾天内遍覽寒山寺等名勝。時值深秋，大閘蟹正當時令，衆人大飽口福。盡管珂弗羅皮斯夫婦都是老牌美食家，可在吃蟹一事上跟張氏兄弟這等饕餮相比實在小巫見大巫，據說張正宇力壓群雄，一人吃下十四隻之多，讓外國嘉賓大開眼界。從蘇州歸來後，珂氏夫婦又去杭州參觀了西湖和靈隐寺，後乘遊艇前往香港和廣州，11月才離開中國前往巴厘島。他們這次中國之行共持續一月有餘。
珂弗羅皮斯，《蘇州吃蟹圖》，1930年代，鋼筆畫，26 x 20.6 cm, Adriana and Tom Williams Collection of Miguel Covarrubias, Harry Ransom Center, 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
張光宇筆記本中的兩頁，1963年，張光宇藝術文獻中心
珂氏在華期間為朋友們畫了不少東西，邵洵美回憶說：“顔色的人像有五張：弗裡茨先生及其夫人各一張，光宇一張，我兩張。”其中，邵洵美漫畫像發表于1933年10月20日的《十日談》和12月16日的《時代》畫報。珂弗羅皮斯還為切斯特·弗裡茨畫下了一幅他參加的馬球比賽的彩色漫畫，1938年當成聖誕禮物贈予後者。珂氏還留下許多黑白速寫稿，喜愛攝影的羅莎也拍下了大量照片，這些圖像檔案目前分别儲存于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和墨西哥美洲大學。
四、東西相隔友誼長存
雖則張光宇等人“并不曾搖旗揚巾的碼頭上去接他，也不曾發動鼓掌開甚麼會去捧他”，但是在他們看來，“我們真情的流露，靈魂的融洽，和其他像煞有介事地表面鬧的熱烈，内心還不知含着甚麼秘密，神氣活現，一旋踵，已是煙消火滅，要有意味的多吧!”此話不假，邵洵美、張氏兄弟、葉淺予、林語堂等“時代派”在他們主持的《時代》《十日談》《時代漫畫》《論語》等雜志上對珂弗羅皮斯進行了持續介紹，擴大了他在中國的影響，使得張仃、汪子美、嚴折西等一批更年輕的藝術家從中受益。可以說，中國的漫畫家通過模仿和學習珂弗羅皮斯，比較迅速地消化了現代主義語言，促使低眉的漫畫成為一種現代藝術形式，其前衛精神和創造能力比起決瀾社油畫家、左翼木刻家有過之而無不及。
珂弗羅皮斯,《名利場》1932年9月第9期及10月第10期
林語堂，維赫滕攝，1948年，紐約，耶魯大學圖書館公開檔案
珂氏夫婦在南太平洋生活了兩年多，後出版《巴厘島》（Island of Bali）一書，至今仍被奉為人類學經典。兩人在1936年後定居墨西哥城，其住宅成了墨西哥知識分子、藝術家聚會的中心。珂弗羅皮斯逐漸遠離畫壇，執掌墨西哥國立藝術學院舞蹈系，在大學講授藝術史和人類學課程，擔任墨西哥國家人類學博物館的顧問；他在考古學和曆史學方面也頗有建樹，發起了特旺特佩克地峽的考古挖掘，1942年與墨西哥“考古學之父”阿方索·卡索（Alfonso Caso）聯名提出奧爾梅克文明早于美洲諸文明，還陸續出版了多部著作。近年來，歐美的藝術史學者們認為珂弗羅皮斯是一名傑出的現代主義者和文藝複興式的通才。羅莎的成就也值得一提，她先後受到曼雷（Man Ray）、裡維拉、弗裡達（Frida Kahlo）等師友的影響，成為一名超現實主義攝影家和畫家，還創辦了時尚服裝品牌，即當今仍行銷于中國市場的“稻草人”（MEXICAN）。遺憾的是，珂弗羅皮斯晚年移情别戀，兩人最終分居。
至于貝娜丁，則因戰争的陰雲逼近，于1936年離滬返美，在好萊塢附近購置豪宅、重建沙龍。不論如何，他們都秉持着世界主義立場，同林語堂、邵洵美、張光宇、胡适、顧維鈞、李霞卿、顔雅清等中國友人不時有書信往來，維持了較長時間的友誼。林語堂，便是和貝娜丁搭乘的同一艘船離開中國，到美國後又認識了維赫滕等重要人物，在1937年7月的《時尚》雜志上發表的文章則由珂弗羅皮斯配圖。二戰期間，珂弗羅皮斯、貝娜丁、維赫滕、夏杜納等文化人士均曾幫助中國抵禦侵略。比如宋美齡為争取美國朝野的援助，于1937年11月24日在美國婦女協會舉行宴會并發表演講，林語堂、珂氏夫婦、弗裡茨夫婦、維赫滕均曾列席以示支援。
珂弗羅皮斯繪圖的英文版《水浒傳》， The Limited Edition Club 1948年版（圖中漢字均為珂弗羅皮斯手寫）
對于珂弗羅皮斯，1933年的中國之行意義更加深遠。在政治上，他支援中國人民争取獨立的鬥争，力主墨西哥同新中國發展外交關系，推動了1953年墨中人民友好協會的建立并擔任會長；在文化上，他關注和收藏中國的藝術品（如新年畫），熟練掌握了中文（據稱能講幾種方言），還翻譯過介紹齊白石的文章。美國出版商曾請他為賽珍珠（Pearl S.Buck）翻譯、林語堂作序的英文版《水浒傳》作插圖，他花費了數年鑽研中國傳統文化，創作出36幅精美絕倫的作品；這部英文《水浒傳》于1948年頂着麥卡錫主義的風頭出版，半個多世紀來多次再版，珂弗羅皮斯功不可沒。1950年代後，他簡直言必稱中國，提倡墨西哥人學習中國各方面的文化。他也愈發懷念早先的旅行，努力通過各種機會了解大洋彼岸的動态。1956年，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舉辦“墨西哥全國造型藝術陣線油畫、版畫展覽會”，珂弗羅皮斯送去了一幅油畫《紮帕塔》參展；緊接着，他的師友西蓋羅斯（David Alfaro Siqueiros）訪華。然而，珂弗羅皮斯于1957年病逝，再次踏上中國土地、與張光宇等友人重逢的願望未能實作。
英文版《水浒傳》插圖，珂弗羅皮斯
1933年秋天在蘇州時，珂弗羅皮斯曾畫下張光宇吃蟹的速寫，并允諾待完成正式的漫畫後再郵寄過來；他身後留下的遺産中，的确有一幅精彩的《張兄吃蟹圖》，但因故未能兌現贈畫的諾言。到了1963年，張光宇卧病已久，回想起過往仍對此事念念不忘，在筆記本中憑借記憶勉力重畫了蘇州盛筵的情形，并記述到：
昔年墨西哥畫家珂伐羅皮斯曾為餘作喫蟹圖于蘇州，惜此君到了印尼峇厘，竟望（忘）将畫寄來，因追記自畫之。
珂弗羅皮斯和張光宇等人的這段佳話，不啻是私人的友誼，也在20世紀現代性條件下延續了墨西哥和中國兩大古老文明曆史上長期存在的跨文化交流。可惜的是，兩人晚年都無從知曉彼此的下落，隻能抱憾而終。筆者謹草成此文，以告慰先賢。
（本文作者系複旦大學博士，摘選自《摩登萬象——張光宇的造型藝術與跨媒介傳播實踐 (1918-1960)》一文。）
責任編輯：陸林漢
校對：劉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