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星照耀中國》何以曆久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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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美國記者、作家埃德加·斯諾的紀實著作《紅星照耀中國》問世85周年。滄海桑田，斯諾當年在陝甘甯蘇區看見并記錄的紅星，如今在中國、在世界依然爍爍閃亮，而且愈加璀璨奪目。

1936年6月，在宋慶齡女士的安排下，斯諾從北京東城盔甲廠胡同13号的家中出發，乘上了開往西安的火車，踏上了他的曆史性旅程，一個改變他一生命運的旅程。

他以美國《每日先驅報》特派記者的身份，懷着一顆探明事情真相的心，和“拿一個外國人腦袋去冒一下險”的決心，一路西行來到陝北，成為第一個采訪陝甘甯蘇區的西方記者。

“那是六月初，北京披上了春天的綠裝，無數的楊柳和巍峨的松柏把紫禁城變成了一個迷人的奇境；在許多清幽的花園裡，人們很難相信在金碧輝煌的宮殿的大屋頂外邊，還有一個勞苦的、饑餓的、革命的和受到外國侵略的中國。”在《紅色照耀中國》的“去西安的慢車”一節裡，斯諾這樣寫道。

在陝北采訪四個多月後，斯諾帶着他日夜積累的16本筆記、24個膠卷傳回北京家中。經過數月埋頭整理和寫作，《紅星照耀中國》英文原著于1937年10月由英國倫敦戈蘭茨公司出版，1938年又以書名《西行漫記》出版了中譯本。

作為一名誠實和正直的西方記者，斯諾用他的獨到感受與生動描述，向世界介紹了中國共産黨的信念、主張和目标，以及當時鮮為人知的陝甘甯蘇區軍民的鬥争經曆和生活方式。

《紅星照耀中國》，這本隻有24毫米厚、30萬餘字的作品，至今已被翻譯成20多種文字，幾乎傳遍了全世界，産生了經久不衰的廣泛影響。2016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紅星照耀中國》，發行量再次飙升，累計已超過1300萬冊。

在國内外一次次掀起的“紅星熱”，彰顯了《紅星照耀中國》的曆久彌新的紅色魅力。

“我隻是個記錄員而已”

斯諾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他出生于1905年，1928年大學畢業後，便來到中國擔任美國新聞機構的駐華記者，直到1941年離開中國。新中國成立後，他先後三次回到中國通路。斯諾對中國、中國人民、中國革命有着深厚感情。無論後來回到美國，還是移居瑞士，他的心中總是牽挂着中國。

在采寫《紅星照耀中國》之前，斯諾花費大量心血，編譯出版了英文版《活的中國——現代中國短篇小說選》和《魯迅評傳》等作品，向西方讀者介紹一個他感受到的真實的中國。

1933年2月的一天，在青年作家姚克的陪同下，斯諾與魯迅進行了一次會晤，引發了他對記錄中國人民苦難與向往的中國新文藝的興趣。這次會面後，斯諾對魯迅更加欽佩和崇拜，他說魯迅是一個精神上的巨人，“魯迅是教我懂得中國的一把鑰匙”。

魯迅對這位年輕的美國記者也頗有好感，他在給一個友人的書信中說：“S君是明白的，有幾個外國人之愛中國，遠勝于有些同胞自己。”信中的S君指的就是斯諾。

在陝甘甯蘇區一百多天的采訪中，所見到和聽到的每一件事、每一個人，都在斯諾的腦海裡留下生動印記，成為他的西行漫記的鮮活素材。

人民文學出版社資深編輯腳印認為，“斯諾是一位非常會講故事的作家，他對叙事節奏的掌控，對人物性格的觀察和判斷，對重大曆史事件的梳理和把握，以及他本人的幽默感，都讓這本書有着非常高的可讀性”。

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中寫道，1936年，在前往陝北安塞的途中，路過一個叫百家坪的地方。此時，剛擺脫土匪追逐的斯諾，驚魂未定，口渴難耐。休息時，見有兩個小孩站在身邊，他便招呼其中一個說：“喂，給我們拿點冷水來。”可那個孩子沒有理會他。幾分鐘後，他又招呼另外一個孩子，結果是一樣的。

同行的李克農見狀，便扯了扯斯諾的袖子，笑着提醒說：“你可以叫他‘小鬼’，或者可以叫他‘同志’，可是，你不能叫他‘喂’。這裡什麼人都是同志。這些孩子是少年先鋒隊員，他們是革命者，是以自願到這裡來幫忙。他們不是傭仆。他們是未來的紅軍戰士。”正好這個時候，冷水送來了。

“謝謝你——同志！”斯諾道歉說。

那個少年先鋒隊員大方地看着斯諾。“不要緊。”他說，“你不用為了這樣一件事情感謝一個同志！”

這件事情，讓斯諾很是感慨：“這些孩子真了不起。我從來沒有在中國兒童中間看到過這樣高度的個人自尊。可是，這第一次遭遇不過是少年先鋒隊以後要使我感到意外的一系列事情的開端而已，因為我深入蘇區以後，我就會在這些臉頰紅彤彤的‘紅小鬼’——情緒愉快、精神飽滿，而且忠心耿耿——的身上發現一種令人驚異的青年運動所表現的生氣勃勃的精神。”

“這個情節，雖然一筆帶過，我們在會心一笑的同時，也看出來斯諾的真誠和機敏。剛到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中，斯諾很快就找到了消除戒備融入環境、同受訪者拉近距離的辦法，同時紅色中國也向斯諾敞開了心扉，這樣坦誠、融洽的交流最後成就了《紅星照耀中國》這部經典。”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王蔚說。

1939年9月，斯諾重返陝北，來到延安。毛澤東邀請斯諾出席黨政軍幹部大會，并向大家介紹說：“這就是‘真實地報道了我們’的那本書的作者埃德加·斯諾先生。”每當人們對《紅星照耀中國》交口稱贊時，他總是誠懇地說：“你們才是這本書的真正作者，你們是創造曆史的主人，我隻是個記錄員而已。”

“從字面上講起來，這一本書是我寫的，這是真的。可是從最實際主義的意義來講，這些故事卻是中國革命青年們所創造，所寫下的。這些革命青年們使本書所描寫的故事活着。是以這一本書如果是一種正确的記錄和解釋，那就因為這是他們的書。”在《紅星照耀中國》中譯本序言中，斯諾這樣寫道。

據斯諾研究專家安危介紹，1970年8月14日至1971年2月，斯諾最後一次來華通路，他把1935年至1937年在中國拍攝的照片底片全部贈送給中國的博物館。博物館給了他八千元報酬，他卻執意不肯接受。陪同人員一再堅持，他隻得收下。後來，從昆明機場出境時，他在起飛前遞下一個包，把這筆錢原封未動地退還。

曾多次陪同斯諾通路的外交部英文翻譯徐爾維說：“這老頭子是一個硬骨頭，他每次通路中國都是不容易的，他從不願意作為中國的客人由中國政府支付路費。他認為如果這樣做，就會引起外國人的非議與诽謗，懷疑他報道的真實性。他到中國各處通路，也是如此。”

“失去讀者，就等于失去生命”

斯諾出生在美國的密蘇裡州，據說那裡的人更信奉“眼見為實”。安危說：“斯諾是一個胸懷群眾，堅持‘眼見為實’的人。”

在斯諾看來，新聞紀實不能有任何虛構，每個人物，每一句話，甚至每個表情，都要有可信的資訊來源，要麼是作者親眼所見、親耳所聽的，要麼來自可信的資料輔證。這展現了一個優秀記者的職業标準與追求。

“斯諾寫出了這種黃土地上的精神之光，也寫出了采訪過程的驚險和精彩。史實的珍稀、格局的宏大、細節的傳神、經曆的傳奇、文化的角度，共同彙聚出一曲陝甘甯蘇區的黃河大合唱，載入中華民族的精神史冊，激勵着一代又一代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奮鬥不息。”人民文學出版社資深編輯楊新岚說。

1936年，斯諾在陝甘甯蘇區采訪期間，為了盡快将那裡的真相和毛澤東等主要上司人的革命經曆，以及紅軍長征的動人事迹，及時公之于世，在夫人海倫·斯諾的協助下，斯諾全力投入緊張的采訪和報道之中，并迅速在上海《密勒氏評論報》《大美晚報》和北平的《民主》雜志等英文報刊，發表了毛澤東通路記和一系列有關蘇區的特寫報道，每一篇都引起轟動。

當時，國民黨對毛澤東和其他紅軍領袖大肆污名化，斯諾以其親身見聞，向世人展現出毛澤東及其戰友們的真實形象。

在斯諾的筆下，毛澤東“是一個有相當深邃感情的人，可能會成為非常偉大的人物。”斯諾的描述，使外界看到了一個前所未聞的毛澤東，一個堅忍的、睿智的、果敢的、有着傑出的政治智慧和軍事才能的紅軍領袖。

1937年1月25日，美國著名的《生活》雜志，用六個版面發表了斯諾拍攝的一組照片，标題是“中國漂泊的共産黨員的首次亮相”。其中的一張照片以及為其配寫的說明格外引人注目：“毛是他的名字，他的頭值25萬美元。”這是當時國民黨捉拿毛澤東的賞金。

這張照片，成為那個時期毛澤東的經典形象：頭戴八角紅軍帽，神情沉着，英氣十足。

據當時在場的國際友人馬海德回憶，拍照時斯諾可能覺得毛澤東頭發略顯淩亂，就随手把自己頭戴的紅軍帽給毛澤東戴上了，這才有了這張著名的照片。

赴陝北蘇區采訪，在當時很多人看來，無疑是拿命冒險。斯諾本人也并非沒有顧慮。因為聽說那裡有很多的流行病，是以出發前，當時所有能打的疫苗，他都打了。

“但他沒有退縮，穿越重重阻礙終于抵達蘇區，對紅色中國的衆多人物進行了面對面的采訪，甚至還跑去戰争的前線采訪了正在指揮作戰的彭德懷、徐海東等人，擷取了大量寶貴的一手資料，最終在書中呈現了一個真實、系統的紅色中國，将中國共産黨和紅軍的聲音傳遍了全世界。”腳印說。

“我在閱讀《紅星照耀中國》的時候，印象最深的是，書裡面一些閃閃發光的人物：從一開始幫助斯諾進入根據地的王牧師，到陪同他一起的紅小鬼胡金奎，再到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這些紅軍主要上司人等等，無論着墨輕重，書中的每一個人物形象都非常鮮活飽滿。”王蔚說,“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在戰争的背景下，能細緻地關注到人的個性、經曆、命運，這也是這部作品能夠不斷地引起共鳴，感動我們現在讀者的一個原因。”

在生命垂危的時刻，斯諾仍然想着還有一本關于中國的書沒有寫完。在中國醫療小組出發前，大陸政府已為斯諾在北京日壇醫院準備了病房，并租好了法航班機，計劃把他接到中國治療。

可是，斯諾一方面對毛澤東、周恩來的美好心意極為感謝，同時他又說：“我現在去中國幹什麼呢？我現在又不能為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做什麼事，我不願意作為一個病人到中國去，我不願意給中國增添累贅……”

“我是記者、作家，研究的領域是中國。如果我接受了中國政府的資助或款待，無論我報道得多麼客觀、多麼公正，人家都會給我打問号，我就會失去讀者。一個作家失去他的讀者，就等于失去生命！我和埃德加·斯諾一直都是這樣做的。”海倫·斯諾曾經對安危說。

“跨越了85年的一段佳話”

《紅星照耀中國》的出版與流傳本身，也留下了諸多傳奇故事。

“在國外，它被翻譯成20多種語言流傳到全世界，被擺在羅斯福等外國上司人的書桌，甚至影響了一些國家的對華政策。它的第一個中文版誕生在1938年的上海租界，盡管出版後立即被國民黨封禁，卻仍以各種方式迅速傳播到中國的大江南北。那是戰亂年代，當年具體的發行數字不好估算，但各界愛國人士都看到了它非凡的價值，想盡辦法沖破封鎖對它進行傳播，比如改書名、節選等等，無數愛國青年受其感召，懷揣它奔赴延安參加革命。”腳印說。

1938年2月，在當時的“孤島”上海，由胡愈之先生以“複社”名義，秘密組織翻譯出版這部作品。這個“複社”，是由胡愈之等一些文化名流籌辦的一個民間的非營利性的出版組織。考慮到當時政治環境，書名沒有按照英文版書名直譯，而是取名為《西行漫記》。

為此，斯諾表示：“我願意把我的一些材料和版權讓給他們，希望這一個譯本，能夠像他們所預期那樣，有廣大的銷路，因而對于中國會有些幫助。”

1979年，著名翻譯家董樂山重譯的《西行漫記》由三聯書店出版。據董樂山回憶，出版家範用先生在1976年找到他，希望重新校正1938年版《西行漫記》，以便再版。

在做校正過程中，董樂山發現裡面的問題很多，與其一一去校正，還不如重新翻譯。于是，董樂山當年便着手動筆，整整翻譯了三年，對英文版原著的一些史實錯誤以及人名、地名、書刊名稱、政治術語等也一并做了校正。由此，這個版本成為《紅星照耀中國》漢譯本的經典。

2016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重新推出董樂山翻譯的《紅星照耀中國》。“這本書迄今已經銷售超過1300萬冊，還被列入部編本國文教材，推薦給了萬千青少年學子。這對于他們了解中國紅色革命的曆史，學習紅色中國的精神，了解中國共産黨的信仰與奮鬥，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腳印說。

“我們人文社和《紅星照耀中國》的緣分，其實從我們社的第一任上司馮雪峰先生就開始了。”王蔚介紹說，“那是在1936年，馮雪峰正在上海做統戰工作，宋慶齡女士幫助斯諾向中共中央轉達了前往蘇區采訪的訴求，然後有關上司就派馮雪峰去聯絡工作。當時，蘇區希望來一位公道的記者和一位醫術高超的醫生，是以我們就看到斯諾和馬海德前往了蘇區。這成為我社與《紅星照耀中國》跨越了85年的一段佳話。”

參與新版編輯的楊新岚，也與《紅星照耀中國》結下了奇妙的書緣。這部紅色經典，竟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現在楊新岚面前。

在參與修訂時，楊新岚收到一位朋友的微信，說他父親就是看了《紅星照耀中國》去的延安，而且一直收藏着這本複社1938年版的老書，上面有斯諾親筆簽寫的中文書名——《西行漫記》，環襯的背面還寫有毛澤東的詩句“紅軍不怕遠征難”，是斯諾用毛筆抄錄的。

今年是斯諾逝世50周年。1972年2月15日，斯諾在瑞士日内瓦因癌症逝世。他生前留下遺囑：“我愛中國，我願意我死後，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裡，就像我活着時的那樣……”1934年，斯諾曾兼任燕京大學新聞系講師。1973年10月19日，按照斯諾的遺願，将他的一部分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學未名湖畔（原燕京大學校址）。墓碑上寫着簡單的文字：“中國人民的美國朋友，埃德加·斯諾之墓。”

（本報記者 計亞男）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