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鄧子恢是閩西革命根據地和蘇區的主要建立者和卓越的上司人之一，也是新中國優秀的農業工作上司人，被譽為黨内的農業、農村工作專家。
但是今天，我們不聊鄧子恢的成就功績，而是講一段他的家事——
20世紀50年代，鄧子恢和林伯渠互換兒子的故事，在中南海一度傳為美談。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鄧子恢與孩子在武漢合影，後排左一站立者為蘇生
今天的正史觀察，我們就來了解這段兩代人生離死别、曲折複雜的感人故事。
紅軍的兒子
鄧子恢曾有過三次婚姻，曹全地生的鄧毅生、鄧芳梅，黃秀香生的鄧瑞生；陳蘭生有7個孩子，但隻養活了6個，分别是鄧淮生、鄧湖生（1944年夭折于戰火之中）、鄧漢生、鄧建生、鄧小蓮、鄧小燕、鄧小蘭。
曹全地
鄧子恢第二任妻子生的孩子鄧瑞生，從國小到大學的名字都叫“林秉蘇”，是林柏渠的兒子，後來改名鄧瑞生，成了鄧子恢的兒子，這實在是曆史開了一個有趣的玩笑。
1934年，紅軍開始長征前，黨中央為了不影響大部隊的行動，決定留下孩子。鄧子恢的夫妻黃秀香剛生下兒子，就交給林伯渠的夫人範樂春托人撫養。
範樂春也有一個剛出生半月的男嬰。範樂春把這兩個嬰兒包好背起來，深夜騎着戰馬從瑞金趕到會昌，找到堂兄範美宏、郭發仔夫婦，托付他倆一定要把孩子養大成人。後來，黃秀香壯烈犧牲，範樂春也患肺病逝世，兩個兒子下落不明……
鄧瑞生和林蘇生
範美宏夫婦難以養活兩個嗷嗷待哺的嬰兒，出于無奈，養母隻好将其中的一個孩子送給人抱養。兩個孩子一大一小，一強一弱，養母憐愛弱小的生命，把他留在自己身邊，取名範宜德。大的孩子送給無兒無女的賴兆枝和滿姑夫婦，取名賴平亞。
賴平亞5歲時，上山去放羊，摔壞了一條腿，養父母心急如焚，想方設法為兒子治病。到頭來傷腿治好了，隻是走起路來有點跛腳。
九歲那年，養父母把範宜德領進學堂。那時，他也記事了。當時的學費是一擔谷子，養父平日裡做米粉生意，每天起早貪黑，沿街叫賣，不辭辛苦地養家糊口，一擔谷子是全家人半年的口糧。
“這孩子聰明，咱砸鍋賣鐵也要供他上學！”養母雖然不識字，但全家人卻節衣縮食花了大價錢把他送進學堂接受教育。
做活兒的童工
11歲那年，養父病逝，全家人的生活重擔全部落在了養母的肩上。頂梁柱折了，經濟來源斷了，養母實在無力供他上學，範宜德就此斷了學業。但總要給孩子找個出路，于是後來，養母便托人把範宜德送進了一家鞋廠學藝。11歲的他從此當了童工。
“當童工那陣子很苦。”鄧瑞生回憶說：“每天早上5點起床，起床後先給老闆娘倒尿盆，刷馬桶，然後上山挑水，從早到晚不停地挑。我人長得瘦小單薄，挑一擔水很吃力，有一次，我又累又餓，暈倒了從山上滾下來，摔得鼻青臉腫。當時，童工很多，睡通鋪。冬天幾個人合蓋一床破棉被，凍得睡不着覺；夏天，蚊子成群結隊輪番襲擊，咬得渾身是大包。當了幾年童工，幹了幾年雜活，壓根沒學到手藝。”
直到會昌解放的那一天，養母才告訴範宜德：“你是紅軍的兒子。”
陳蘭、鄧子恢
錯認親子
1949年農曆8月，15歲的範宜德、賴平亞被送到武漢。
鄧子恢、陳蘭熱情地把兩個孩子迎進客廳。鄧子恢仔細地端詳着，問道：“這兩個孩子哪個姓鄧？”
範美宏的侄兒用手指着說：“首長，這個賴平亞是你的兒子，範宜德是林伯渠首長的兒子。”
當晚，鄧子恢電告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林伯渠，說已經找到範樂春留在會昌的兒子。林伯渠一聽此訊，大為高興。
當時陳蘭覺察範宜德長得相似鄧老，提議先化驗血型，弄清真相。但鄧子恢這位無私的共産黨員，出于博大的胸懷，不願将腿有殘疾的賴平亞送給林伯渠，就勸阻了陳蘭。他将賴平亞更名為鄧蘇生，從此作為自己的親生兒子看待。
鄧子恢
1950年，範宜德被送到了北京。林伯渠和夫人朱明看到宜德長得十分精幹，内心頗為高興，立即給兒子更名為“林秉蘇”。
對于那段日子，鄧瑞生有很深的記憶：“1950年春，我被送到北京，剛進家門，林老憐愛地摸着我的肚子說，這孩子受苦了。我身材瘦小，營養不良，15歲了，看上去像個學齡前的孩子。這就是你爸爸，警衛員叔叔指着林老向我介紹說。爸爸，我怯生生地叫了一聲，林老把我摟在懷裡，動情地說，孩子，不是爸爸不愛你，是你生不逢時。那是戰争年代，爸爸顧不上你們，可爸爸始終沒有忘記你們……”
林伯渠說：“十多年以前，鄧老給我寫信說，等江西一解放，我們就找回我們的兒子。如今你們回來了，實作了爸爸的第一個心願，第二個心願是送你去上學。”
但是，當時的鄧瑞生卻不想上學，隻想趕快去工作。因為他覺得，自己已經15歲了，過去隻上過三年國小，再接着上國小不好意思。但林伯渠的态度很堅決：“不行，如今革命勝利了，沒有文化怎麼建設社會主義？”
最後，鄧瑞生提出請求，說要上學也行，但是要上就上國中。後來考慮到北京是個大城市，教育品質高，害怕鄧瑞生直接上中學跟不上，就讓他先從國小六年級開始上。
林伯渠
去學校報到那天，警衛員叔叔對校長說，這是首長的孩子，耽誤了，如今年齡大了，想上六年級。校長說，那就考考再說吧，随即出了幾道算術題。但老師出的題鄧瑞生交了白卷，校長隻好說，六年級是畢業班，這位同學基礎太差，先從5年級插班吧，用兩年時間好好補補課。
校長總算是給了兩年的面子。當時，鄧瑞生是全班年紀最大學生，從入學那天起，他便發誓要好好學習，可事與願違，第二年考國中，鄧瑞生名落孫山。校長找他談話說，雖然你考試不合格，考慮你的特殊情況，可以到國中部試讀。于是3年中學，鄧瑞生一直是試讀生。
“中學畢業後，我突然産生一個強烈的願望——當兵。林老很民主，當時找了海軍司令員肖勁光。肖叔叔說，我們這裡國中生有的是，缺乏的是高等人才，等秉蘇大學畢業後，再來我這裡當兵。大學畢業後，我想起肖叔叔當年的承諾，但當時林老已經去世，我去找鄧老。鄧老問我，你大學畢業了是黨員嗎？我說早就是了。他說是黨員就要聽從黨的安排。我無話可說，接受了組織的安排。”
林伯渠
交換兒子
轉眼到了1953年1月，鄧子恢調任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後任國務院副總理。他們全家住進了中南海。這時，鄧蘇生與林秉蘇又相遇了。每天上學歸來，他倆都到中央上司食堂就餐。
随着時間的推移，中南海的伯伯、叔叔、阿姨們都熟悉了這一對紅軍留在會昌的棒小子。但還是鄧穎超、康克清、李伯钊的心細，她們一見林伯渠夫人朱明就笑着說：“唉呀，準是會昌弄錯了！你看秉蘇越長越像鄧老，蘇生越長越像範樂春……”
後經中央辦公廳派人前往會昌，找林秉蘇的養母郭發仔調查。原來當時養母為了安慰堂妹範樂春的英靈，就把她撫養的範宜德說成是林伯渠的兒子。現在，經過調查人的啟發引導，她終于說出了真情：林秉蘇是鄧子恢的兒子，鄧蘇生是林伯渠的兒子。
鄧子恢
1954年正月初一，京城沉浸在節日的歡慶氛圍中，一個祥和安靜的院落裡，走來一老一少兩位常客。
“鄧老，給你拜年了。”
“林老，請屋裡坐！”
兩位老人手拉手走進客廳，招呼各自的兒子坐在身邊的沙發上。
“你們都20歲了吧，成大人喽！”林伯渠看着身邊的兩位年輕人，慨然自語說：“今天給你們講明曆史情況，林秉蘇你應該姓鄧，鄧蘇生，你應該姓林。”
也許這消息來得太突然，也許這事出得太奇妙，兩位年輕人面面相觑，無所适從。
鄧子恢
鄧子恢說：“今天給你們說清楚，是我們作為父母的責任和心願。如今你們長大了，有選擇的自由，我和林老商量過，你們愛姓什麼姓什麼，姓名隻不過是個符号，作為革命者來講，我們的責任是把你們培養成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我們老了不要你們撫養，但也沒有遺産留給你們，你們是黨的後代，是紅軍的後代，一定要好好學習，成為對革命有用的人。”
後來，鄧蘇生改名為林蘇生，1962年，林秉蘇改名為鄧瑞生。鄧瑞生回到鄧家，很快對鄧子恢爸爸和陳蘭媽媽産生了深深的愛。
經過幾年刻苦攻讀，林蘇生畢業于北京政法學院法律系，鄧瑞生畢業于北師大實體系。這時，他們也沒有忘記養母發仔阿媽、滿姑阿媽的囑咐：“你們是阿媽心上的一塊肉，讀完大學快回來。”
當他們學成後要求離開北京時，鄧子恢、陳蘭誠懇地對他們說：“你們願意傳回老區是件好事，我們是無産階級，吃的、住的、用的，都是公家和人民的。我們沒有什麼财産給你們繼承，以後要立于人世，隻能靠自己……”
陳蘭、鄧子恢
後來，林蘇生回到贛州中級人民法院工作，與會昌農民劉發妹結婚，夫婦倆與養父母賴兆枝夫婦住在一起，照顧他們幸福地度過晚年。林蘇生在基層崗位上一幹就是三十年，他從未利用父親林伯渠的名義找關系，走門路，直到退休以後，才回北京居住。
鄧瑞生則與學友高松秀結婚，一起配置設定到湖南湘潭下攝司電機廠工作，他做操作工程師，妻子任中學實體教員，夫妻恩愛，全家和睦，并經常到會昌看望發仔阿媽，使這位年邁的老人晚年幸福。
1972年和1973年，父親鄧子恢與養母郭發仔相繼病逝。七十年代條件有限，由于長期在電機廠工作，鄧瑞生攝入的X射線對他的身體造成了很大傷害，影響到他的造血功能，但他從未有過怨言。
鄧瑞生退休後，終身俸比北京的低保戶還低，但他從不抱怨，而是粗茶淡飯、節衣縮食。面對記者的詢問，他總是一笑了之：“比起24歲就犧牲了的媽媽，比起那些像媽媽一樣犧牲的烈士，我的生活已經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