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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來說一說台灣的曆史。
如果追溯的話，台灣的曆史可以追溯到很久遠的年代。
太久遠的時代研究的必要性不大，不作贅述。
這裡我們從鄭芝龍在台灣建立基地開始說起……
鄭芝龍時期
距今400多年前，明朝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一個嬰兒出生在福建南安石井一個小官吏家庭，石井為閩南漁村，其父親給這個孩子取名叫“一官”，當時誰也不會想到，這個嬰兒，既然會成為後來的台灣海峽霸主“鄭芝龍”，更有一個出名的兒子“鄭成功”，鄭一官上一個“少落魄”的人物，從小習海事，“性情逸蕩，不喜讀書，有膂力，好拳棒”，跅弛放縱，漸流蕩逸，失父愛。
鄭一官十七歲時，因家庭生計艱難，偕其弟芝虎、芝豹赴當時中外貿易中心地點之一的廣東香山澳（澳門）依舅父黃程。
黃程是個海商，在澳門從事海外貿易。
他留下鄭一官在身邊做幫手，協助商務。
鄭一官在商業競争和利益角逐中施展自己的智慧和才幹，學會經商貿易，到過馬尼拉，并學會了盧西塔語和葡萄牙文。
1621年（天啟元年），鄭芝龍18歲時，與兄弟齊至澳門的舅父黃程處學習經商，在與葡萄牙人打交道中，受其影響，接受天主教洗禮，取教名賈斯帕（Nicolas），另名尼古拉，外國人稱他尼古拉·一官(Nicholaslquan)。
黃程營商置舶，興販東洋，見鄭一官能幹，天啟三年（1623年）譴其附日本平戶華僑李旦（泉州人）之舶，押送一批白糖、奇楠、麝香、鹿皮等貨物，從香山澳放洋，遠赴日本，僑居長崎。
人地生疏，始以“賣履”為業，或兼“為人縫紉以糊其口”。
後轉經商，為其舅黃程販賣白糖、奇楠、麝香等物。
鄭一官從事商業活動和對外貿易，後寄身李旦門下，幫助李旦做生意，成為當時最有勢力的海商李旦的部下，并“以父事之”。
李旦資本雄厚，擁有一支船隊，專門從事海外貿易，是當地華僑的首領。
李旦覺得一官能幹可靠，“撫為義子”，交給一部分資産和船隻讓他到越南做生意，獲大利。
不數年，鄭一官成為巨賈，常往來中國、日本間，居日華僑，鹹推重之。
鄭一官還熱心學習劍術，認識了“為邑主鍛刀劍”起家的“泉州冶工翁姓者”。
鄭一官以領袖華僑之資格，晉谒已退隐的前幕府将軍德川秀忠于駿府（今靜岡縣）獻藥品，秀忠親問以中國事，大喜，命招待于長崎飯店，賜赉優渥。
鄭一官受幕府召見，日本人視為光榮顯赫人物，自是地方豪貴常從交遊，稱為“老一官”。
平戶藩為當時日本對外貿易中心，各國商船雲集。由于鄭一官熟悉海外事情，又善外交，為日本政府所重視，初召後“屢訪藩士家”。
後遷肥前國平戶，受到當地諸侯松浦氏優遇，松浦氏為其在平戶附近的河内浦千裡濱（即今長崎縣松浦郡千裡濱）賜宅地建新居，并介紹平戶藩之家臣田川昱皇之女田川松締婚。
田川昱皇即翁昱皇，是中國遷平戶的僑民（一說是泉州駐日本的海商），在日本為田川氏。
田川松日本人，系翁昱皇養女，故又稱翁氏。
田川氏，年方十七，性端淑。
成婚翌年，以天啟四年（1624年），歲在甲子古曆七月十四日辰時，田川氏出遊千裡濱，拾文貝，俄将分娩，未及回家，乃依濱内巨石以誕，是為長子鄭森（幼名福松，後名成功）。
此石呼為兒誕石，至今仍立“鄭成功兒誕石”紀念碑。
1629年生次子七左衛門。
鄭一官追随于日本平戶島的華僑大海盜商人李旦門下，初時擔任翻譯等工作，逐漸成為李旦的得力助手，深得李旦信任。
1624年初，鄭芝龍因李旦推薦，前往澎湖擔任荷蘭人的翻譯及通事，同年初秋荷蘭人撤退至台灣南部；由于明朝和荷蘭的争執，影響到李旦當時的中日台間的商業利益，是以李旦派鄭芝龍亦是李旦介入明朝和荷蘭的手段之一。
亦商亦盜
17世紀上半葉，荷蘭人已是西方海洋經濟世界的“超級大國”，天啟四年（1624年）1月底，鄭一官離開田川氏和還沒有出生的兒子，被李旦派到澎湖，擔任荷蘭人的通事（翻譯）。
荷蘭人給于這個“來自日本”的通事優厚的待遇，但荷蘭人這時正與明軍進行軍事對峙，雙方沒有交往，中國商人也不可能與荷蘭人交易，開始并沒有用鄭一官，荷蘭占領澎湖艦隊司令雷約茲在1624年2月20日發給東印度公司總督德卡本特的信說：“等候好多時的帆船'好望号于1月21日由日本出航，月底到達此地。……我們接納了來自日本的一名通事，雖然給予優厚待遇，但目前對我們沒有什麼用處”。
不過，荷蘭人為了壟斷對日貿易，指使一些中國船隻在中國沿海掠奪，鄭一官也是和荷蘭人合作的海賊之一，為荷蘭人執行在台灣海峽上截擊前去馬尼拉的中國帆船的海盜任務。
後來擔任荷蘭第二任台灣長官的德韋特，這時正在澎湖服務，他在一封信中寫到：“經過雷約茲司令的準許，我們每天都期望能夠在這裡集中二、三十艘中國帆船，通事一官被派往北方去截擊于俘獲一些船隻”。
後來荷蘭人利用鄭一官來執行在台灣海峽截擊往馬尼拉與西班牙人（當時荷蘭人的主要競争對手）通商的中式帆船的海盜任務。他們的軍事和商業複合體“東印度公司”到處攔截葡萄牙、西班牙商船，攻占伊比利亞人的海外要塞、商館，在日本平戶建立商館，在巴達維亞（今雅加達）建立大學營。
根據荷蘭長官韋特信件中，記錄了派“通事一官”率領約二十至三十艘中式帆船去進行“截擊與俘獲”的業務。
1624年中秋後，鄭一官将事業重心自日本九州島遷到台灣，歸附“日本甲螺”（倭寇首領）顔思齊。
此後不久，荷蘭東印度公司登島，驅逐了以台灣為基地的其他勢力，鄭芝龍遂攜妻子定居于中國大陸。
同年夏秋之交，荷蘭人在明軍的壓力下撤出澎湖，轉移到台灣大員（今台南安平），在台灣建築“熱蘭遮”和“赤嵌城”兩個要塞，侵占了台灣南部地區。
同年荷蘭、西班牙兩個殖民主義國家為了争奪台灣的統治權，發生戰争，荷蘭得勝，獨占了整個台灣，這是曆史上台灣第一次為外國人占領。
在随荷蘭人在大員（今台南安平）立定足跟以後不久，鄭一官就奉荷蘭人之命率領幾艘中國帆船襲擊前去馬尼拉與西班牙人通商的中國船隻，直到第二年（1625年）的3月20日才回到大員。
天啟五年（1625年）四、五月間，也許是在荷蘭人手下沒有太多的發展，或因奉義父李旦之命，鄭一官離開荷蘭人，開始亦商亦盜的海上生涯。
1625年4月底，他已經帶着手下活躍在台灣海峽了。
一名荷蘭船長曾經給第一任台灣長官宋克寫信說：“（4月）27日，星期天，……突然首領一官，作為代表，後面跟着手執刀劍的铳手七、八名，向我們寒暄。”
兩個月後，身為日本長崎、平戶僑領的李旦向宋克長官請領了出航許可證，在7月從大員啟程回到平戶，但一個多月後，就在平戶去世了。
李旦死後，他在台灣的産業和事業都歸鄭一官所有，為鄭一官合并當時台灣既有的其他漢人武裝勢力（主要在今雲林北港地區），及從大陸招收新的勢力到台，創造了條件。
自立門戶
顔思齊生性豪爽，仗義疏财，身材魁梧，精熟武藝。
萬曆四十年（1612年），顔思齊遭官家欺辱，怒殺其仆，逃亡日本，以裁縫為業，兼營中日間海上貿易，數年後漸富。
其間，顔思齊與經常到長崎貿易的晉江船主楊天生結下深交，結識了一批流寓日本從事海外冒險的閩南人。
由于他廣結豪傑，遐迩聞名，日本平戶當局任命他為甲螺（頭目）。
天啟四年（1624年），顔思齊等因不滿日本德川幕府的統治，密謀起事造反，參與日本人民的反抗鬥争。
農曆六月十五日，顔思齊與楊天生、陳衷紀、鄭芝龍等二十八人拜盟為兄弟，衆推顔思齊為盟主。
不幸事洩，幕府遣兵搜捕，顔思齊率衆倉惶分乘十三艘船出逃。
駛至九洲西海岸的外島洲仔尾，陳衷紀建言：“吾聞琉球（台灣舊稱）為海上荒島，勢控東南，地肥饒可霸，今當先取其地，然後侵略四方，則扶餘之業可成也”。
農曆八月二十三日，顔思齊率船隊抵台灣，在笨港（今北港）靠岸，乃率衆伐木辟土，構築寮寨。
與此同時，派楊天生率船隊赴漳、泉故裡招募移民，前後計三千餘衆。
顔思齊将墾民分成十寨，發給銀兩和耕牛、農具等，開始了台灣最早的大規模拓墾活動。
同時組織海上捕魚和島上捕獵，發展山海經濟，以解決移民生産和生活的物質需要。
天啟五年（1625年）九月，顔思齊和部衆到諸羅山捕獵，豪飲暴食，不幸染傷寒病。
數日後竟一病不起，英年早逝，年僅三十七歲，葬于今嘉義縣水上鄉與中埔鄉交界處的尖山山巅。
顔思齊臨終，召衆人告之：“不佞與公等共事二載，本期建立功業，揚中國聲名。今壯志未遂，中道夭折，公等其繼起”。
顔思齊故後，十二月，衆推鄭一官為盟主，繼統其業，樹旗招兵，下設參謀、總監軍、督運監守、左右謀士等，代統一寨衆目，建立了初具規模的鄭氏地方統治政權。
同年8月2日，李旦正辦好廈門、長崎、及台灣貿易，從台灣回平戶途中去世，其台灣的産業和士卒轉歸鄭芝龍控制，而于廈門的則落入許心素的手裡。
鄭一官自立門戶後，從福建招徕[lai]了鄭興、鄭明、楊耿、陳晖、鄭彩等部将。他将部下分為十八先鋒，結為“十八芝”，并從此改名為“芝龍”，而不再稱“一官”。
鄭芝龍繼續拓墾大業，勢力不斷壯大，成為當時海上最大的武裝集團。
“凡我内地之虛實，了然于胸。加以歲月招徕，金錢所誘餌，聚艇數百，聚徒數萬……禮賢而上（尚）士，劫富而施貧，來者不拒，而去者不追”。
天啟六至七年（1626～1627年），閩南發生嚴重旱災，遍野赤土，許多村落連草根樹皮都被吃盡。
農曆二月，鄭芝龍利用此機會，自率船隊襲擊福建漳浦，劫掠金門、中左所（今廈門）和廣東靖海、甲子等地，不久又回師福建，再犯泉州、廈門，襲銅山（東山），陷舊鎮，擊敗金門遊擊盧毓英、福建總兵官俞咨臯的進剿，縱橫東南海上，聲勢所向披靡，官兵疲於奔命，莫可奈何。
奔襲中，鄭芝龍等還招撫了泉州饑民數萬人赴台拓墾，沿海饑民及無業者競往投靠。
這一仗鄭芝龍打敗官兵和許心素，使廈門從此成為鄭氏的地盤，勢力日益強盛，官兵不能敵，也代表着泉州幫勢力的興起。
1626至1628年，鄭芝龍以台灣魍港為基地，劫掠福建及廣東數地，使明朝官兵疲于奔命，雖其間有朝廷招安動作，鄭拒絕并在台海縱橫兩年六個月，直到1628年年底，福建巡撫熊文燦再度招安鄭芝龍，成為“海防遊擊”。
鄭芝龍勢力至1627年已有船700艘；許心素建議荷蘭東印度公司聯手打擊鄭芝龍，但東印度公司未允，鄭芝龍打敗副總兵俞咨臯，殺對手許心素。
當時福建泉州府同安知縣寫給福建巡撫的文書中說鄭芝龍雖事劫掠，但對泉州百姓卻是異常仁慈，不但不殺人，甚至救濟貧苦，威望比官家還高。
“所到地方但令報水（即通報官府蹤迹），而未嘗殺人。有徹貧者，且以錢米與之”。
歸順明朝
荷蘭人還不能統治環中國海。
其原因是：東方海洋經濟世界不是權力的空白。
明朝官方從海洋退縮，海商和海盜成為海上的統治者。
鄭芝龍海上勢力的日益擴張強盛，引起明朝統治者的恐懼，多次派兵追剿，但均失敗。
明政府既無力剿滅鄭芝龍，又為了利用這支海上勢力與荷蘭人抗衡，鎮壓其他“海盜”，隻好對鄭芝龍施行綏撫。
天啟七年（1627年），明廷起用曾經擔任泉州知府的蔡善繼任泉州巡海道，對鄭芝龍進行招撫。鄭芝龍率衆到了泉州，見到了蔡善繼。
鄭芝龍之弟鄭芝虎、鄭芝豹在會見後，認為朝廷沒有誠意，于是鼓動鄭芝龍等馬上離開泉州，重新過起海上稱雄的生活。
由于鄭芝龍集團力量的大幅度發展，對荷蘭殖民者也造成很大威脅，荷蘭船隻一在中國海露面，就為鄭芝龍集團截獲，為此，天啟七年（1627年）還發生一場駐台荷軍與鄭軍的戰争，結果荷軍敗北。
崇祯皇帝即位後，同年自台灣率領十八芝進攻泉州，大破明朝福建艦隊，燕京震動，朝廷招安海盜。
崇祯元年（1628年），閩南又遭大旱，饑民甚衆。
鄭芝龍在熊文燦支援下，再度招納漳、泉災民數萬人，“人給銀三兩，三人給牛一頭”，用海船運到台灣墾荒定居。
在台灣曆史上，鄭芝龍是組織大規模移民的第一人。
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朝廷，招撫鄭芝龍。
工科給事中顔繼祖奏折寫道：“海盜鄭芝龍，生長于泉，聚徒數萬，劫富施貧，民不畏官而畏盜”。
鄭芝龍欲投降明朝中央政府，鄭芝龍表示以“剪除夷寇、剿平諸盜”為己任，九月就撫于福建巡撫熊文燦，率部降明，诏授海防遊擊，任“五虎遊擊将軍”，離開他多年經營的海上貿易根據地台灣，坐鎮閩海。
此時，鄭芝龍有部衆3萬餘人，船隻千餘艘，仍率領原部，為明廷守備沿海以防海盜倭寇和荷蘭人進攻，率軍讨伐其他昔日結拜契兄弟海盜力量，包括李魁奇、鐘斌，官至總兵。
不久便傳回福建泉州南安老家，成為當地首富，也是少數迎娶了日本人卻仍能正式傳回中國内地的海盜。
崇祯三年（1630年）季春，鄭芝龍在晉江安海鎮建置豪華府地，曆時3年又2個月告峻。
安平成為鄭芝龍擁兵自守的軍事據點和海上貿易基地。
據清·《嘉慶·赤店鄉土志》載：鄭府位于安平橋以北，西從西埭抵西港，北達西垵[an]頭，南臨安平橋頭，直通五港口岸，占地138畝。
主構為歇山式五開間十三架，三通門雙火巷五進院落。
兩旁翼堂、樓閣，亭榭互對，環列為屏障。
東有“敦仁閣”，西有“泰運樓”，前廳為“天主堂”，中廳為“孝思堂”，規模宏聳。
大厝背後辟有“緻遠園”，周以牆為護，疏以丘壑、亭台、精舍、池沼、小橋、曲徑、佳木、奇花異草。
迄永曆九年（1655年），鄭成功毀家複明，自焚宅第。
1633年芝龍于福建沿海金門海戰擊潰荷蘭東印度公司艦隊，從此控制海路、收取各國商船舶靠費用，鄭芝龍也是以迅速富可傾國。
俨然稱為閩南的領主與海上霸主，并對繳保護費給芝龍的商船（一艘大船需繳三千兩銀錢），給予鄭家的令旗；如不繳費而想經過芝龍海域的，恐怕難逃被劫的命運。
芝龍如此強橫，使荷蘭東印度公司營運不甯，荷蘭人數度聯合其他勢力合取芝龍，但芝龍仍持續擴張其勢力，并将荷蘭人次次打敗。
史載：“凡海舶不得鄭氏令旗者，不能來往。每舶例入三千金，歲入千萬計，以此富敵國，自築城安平鎮”；“從此海氛頗息，通販洋貨，内客外商，皆用鄭氏旗号，無做無虞，商賈有二十倍之利，芝龍盡以海利交通朝貴，寖以大顯”、“八閩以鄭氏為長城”。
至此，鄭芝龍的通商範圍廣及東洋、南洋各地：大泥、浡尼、占城、呂宋、魍港、北港、大員、平戶、長崎、孟買、萬丹、舊港、巴達維亞、麻六甲、高棉、暹羅，據估計，兵力有：包涵漢人、日本人、北韓人、南島語族、非洲黑人等各色人種高達廿萬人的軍力，擁有超過三千艘大、小船的船隊，成為華東與華南海洋世界的唯一強權。
不久，鄭芝龍應明朝廷要求，繼續率軍讨伐其他昔日結拜契兄弟海盜僅存最大股力量劉香，于虎門大獲全勝，名震福建官至都督。
不久福建省内發生旱災，鄭芝龍提議載饑民移民台灣，并給予移民十分優惠的資助條件，有人認為其為開創了大規模移民台灣之先河，亦有學者認為無證據表示此提議曾執行。
台灣土地肥沃，是以而引發了漢人向台灣島移民的浪潮，這是曆史上首次大規模有組織的由大陸向台灣移民。
當時荷蘭東印度公司統治台灣南部，在大員（今台南市）修築熱蘭遮城、普羅民遮城兩城，駐防近兩千人，但大陸移民卻多達數萬。
此外本業的貿易商業上，在日本鎖國後，隻許中國人和荷蘭人前往貿易，鄭芝龍借由對日本的貿易，因而更富。
崇祯十七年（1644年），南明弘光皇帝冊封鄭芝龍為南安伯，福建總鎮，負責福建全省的抗清軍務。
鄭成功時期
《清史稿》卷二百二十四《鄭成功列傳》記載，鄭成功初名“鄭森”，字“大木”，福建南安人。
他的父親鄭芝龍在明朝時跟随一個名叫顔思齊的人當海盜，顔思齊死了後，這支海盜隊伍就由鄭芝龍帶領，從此，鄭芝龍在中國東南沿海及日本、台灣、菲律賓等海域擁有極大勢力。
明朝崇祯初年，鄭芝龍向福建巡撫熊文燦“請降”，被明朝官方授“遊擊将軍”。
鄭芝龍華麗轉身為政府軍隊後，成了明朝政府的一支重要海上力量，為政府捕捉海盜、攻打“紅毛”（主要是荷蘭人）立下了不少戰功，最後累官至“總兵”一職。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崇祯皇帝殉國後，同年五月，福王朱由崧被“四鎮”擁立于南京，改元“弘光”，這是一個流亡政府，史稱"南明"。
鄭芝龍與弟弟鄭鴻逵均被封為伯爵。
福王"弘光"政權僅存了八個多月，到清順治二年（1645年）就被清朝軍隊剿滅。
此後，鄭芝龍又與弟弟奉唐王朱聿鍵進入福建，擁立唐王朱聿鍵為帝，改元“隆武”，明王朝的又一個流亡政府，在繼續與清朝對抗着。
唐王以皇帝的身份進封鄭之龍與鄭鴻逵為侯爵，鄭之龍的另一位弟弟鄭芝豹為伯爵。
鄭氏一門，在垂死掙紮的明王朝尾聲中迎來了門楣的不斷顯赫。
鄭成功就是出生在這樣一個既有海盜基因又有公權力背景的、受雙重影響的封建大家庭中。
與鄭氏門庭中其他人不同的是，鄭成功的母親是位日本女人：“芝龍嘗娶日本婦，是生森（即鄭成功）”。
鄭成功于1624年8月27日出生于日本九州平戶川内浦千裡濱，六歲之前跟随母親一直住在日本平戶，直到父親鄭芝龍受到大明朝廷招安任官之後，鄭成功才被接回福建泉州府南安縣石井津（原福建省晉江縣安平鎮，現安海鎮）居住，在那裡讀書學習。
鄭成功長大後，鄭芝龍對這個兒子十分欣賞。
隆武元年（1645年），鄭芝龍帶着20歲出頭的鄭成功來參見明朝流亡政府的唐王朱聿鍵。
朱聿鍵對鄭成功是“寵異之”，并且給鄭成功以最高禮遇：“賜姓朱，為更名”，讓他與朱明王朝的皇室同姓，改姓“朱”、名“成功”，封忠孝伯、禦營中軍都督，是以後來人們又稱鄭成功為“國姓爺”“鄭賜姓”“鄭國姓”“朱成功”等。
其實，明王朝自崇祯皇帝在萬歲山上吊自殺那一刻，就已經退出曆史舞台了，福王、唐王、以及桂王朱由榔等人在向南方逃跑過程中建立的一個個流亡政府，隻是徒勞的絕唱而已。
清順治三年（1646年），清軍在貝勒爺“博洛”率領下，一路南下，勢不可擋。
在兵力進擊追殺的同時，博洛又親自給鄭芝龍寫信，希望他投降，接受清政府的招安。
鄭芝龍最後是"率所部降"，接受了清政府的勸降。
順治四年，鄭芝龍跟着博洛的軍隊來到京師北京，被清政府安排到漢軍的“正黃旗”中，授“三等精奇尼哈番”。
在這個過程中，鄭成功沒有聽從父親的安排，沒有向清朝政府投誠。
鄭成功的叔父鄭鴻逵也在暗中唆使鄭成功，希望他繼續率部抵抗，并且以大海作為發展事業的天地，史書上用“陰縱之入海”來表述。
在叔父的眼中，鄭成功雖然年少，但“有文武略”，在鄭家父輩兄弟輩中都是出類拔萃的。
鄭成功也聽從了叔父的話，從此與父親背道而馳了。
正是在叔父鄭鴻逵的合力下，鄭成功開始了他的繼續為明王朝流亡政府而戰的人生大業。
鄭成功計劃舉兵起事時，剛開始隻招到兵勇數千人，他們仍然采用南明唐王朱聿鍵的“隆武"年号，自稱“招讨大将軍”，并且将部隊轉移到福建的鼓浪嶼駐紮。
後來通過不斷進攻，鄭成功先後占領過同安、漳浦、泉州、诏安等地。
在明王朝流亡政府的兩位“唐王”相繼失敗後，順治四年（1647年），桂王朱由榔繼續稱帝，年号始為“肇慶”，後又改年号為“永曆”。
鄭成功派人前往朝拜桂王，桂王又封鄭成功為“延平公”，位列一等，是以鄭成功又被人們尊稱為“鄭延平”。
從此，鄭成功又轉而為以桂王朱由榔為首的明王朝流亡政府繼續戰鬥。
鄭成功的軍隊轉戰于潮州、廈門、廣州、漳州、漳浦、金門、诏安、南靖、平和、海澄之間，與清朝軍隊展開周旋争奪，令清朝政府十分頭疼。
為了降服鄭成功，清朝政府就讓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出面，讓他給兒子鄭成功寫信，勸鄭成功及鄭鴻逵盡早歸順朝廷，并承諾特赦他們的罪行，另外還“授官”封賞。
鄭成功接到父親的來信，隻是“陽諾”，表面上答應而已，但清廷卻是動真感情了。
順治十年，清政府封鄭芝龍為同安侯，同時讓鄭芝龍轉去皇帝的敕封：封鄭成功為海澄公、鄭鴻逵為奉化伯，授鄭之豹為左都督。
但知其子者莫如父，鄭芝龍害怕兒子不會接受清廷的任命，就又另外寫一封書信給弟弟鄭鴻逵，希望他來做鄭成功的說服，咱們老鄭家都歸順了清廷，不是也同樣光宗耀祖嗎？
鄭芝龍的擔心果然是真的了，鄭成功不但不受命，還寫了一封書信給老子鄭芝龍，以表達絕不與清廷合作的決心。
盡管如此，清廷仍然沒有放棄争取鄭成功的努力。
順治十一年，順治皇帝再次派特使去曉谕鄭成功，朝廷要授予鄭成功“靖海将軍”官銜，讓他的部隊駐紮在漳州、潮州、惠州、泉州四府，實質上是讓鄭成功擔任這四個州的“總督”老大。
但鄭成功“無意受撫”，不買清政府的賬，他一心要“遙奉桂王"，并且“禮待"流亡中的明朝“諸遺臣”，鐵了心不與清政府合作。
于此同時，鄭成功也學古人做法，“置儲賢館以養士”，招納人才，準備幹一番更大的事業。
清順治十二年（1655年），清廷開始任命“濟度"這個人為“定遠大将軍”，率師讨伐鄭成功，并将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下獄治罪，因為有人告發他們父子之間有“私書”來往。
順治皇帝令鄭芝龍在獄中寫信勸解兒子投誠，“謂不降且族誅”，即如果鄭成功不投誠歸順，鄭氏家族将遭到滿門抄斬的滅族之災，但鄭成功不為所動，“終不應”。
後來，清軍向鄭成功軍隊發動強烈攻勢，以水師攻廈門，在到達漳州時，“盡發鄭氏墓”，把鄭氏家族墳茔全部搗毀；同時被鄭成功任命的官員，凡是不投誠的，一律斬殺。
鄭成功與清軍戰鬥一直持續到順治十八年（1661年），期間他也曾打到浙江的台州、江蘇的崇明、瓜洲、鎮江、江甯，也曾經去拜谒“明太祖陵”即今安徽境内的明皇陵，最終是要攻打南京。
但最後還是被朝廷（聯）合滿、漢兵出戰，在江南一帶将其主力擊垮，将他打退到了浙江福建沿海一帶。
于此同時，鄭成功一直追随的以桂王朱由榔為首的明朝流亡政府也逃到了緬甸，基本上已不複存在了。
也就在順治十八年這一年，清朝順治皇帝去世，即位後的康熙皇帝采納大臣建議，采取釜底抽薪戰略，“徙濱海居民入内地，增兵守邊”。
清朝政府下達了長達20年的遷界令，自山東至廣東沿海二十裡範圍内，一律毀壞沿海船隻，寸闆不許下水，以斷絕鄭成功軍隊的物資供應鍊。
清政府同時下令，将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及鄭成功的三位兄弟鄭世恩、鄭世蔭、鄭世默在北京的柴市口殺戮處死。
這一切對鄭成功都是緻命的打擊。
在形勢日蹙、聲援皆絕的情況下，鄭成功的退路在哪裡？
他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台灣島，想到了那地處福建海域中、但至今仍被“荷蘭紅毛人居之”的島嶼。
當年，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與顔思齊為海盜時，就曾經在那裡駐紮過。
正是在這種走投無路、被清朝政府軍追殺而不得不退向大海的背景下，鄭成功開始了攻奪台灣島的軍事行動。
他生前絕對沒有料到的是，正是這次失敗後的戰略大轉移，促成了他成為“收複台灣”、讓台灣島回歸中國人懷抱中的第一号大功臣，并為今人傳揚而永載史冊。
當時荷蘭人在台灣島上築了兩座城：赤嵌城、王城；并且營造了一個入海口“鹿耳門”。
荷蘭人本以為可以憑借海關險要、尤其是"鹿耳門"這一段海水較淺、戰船大船難以航渡的水域條件，安全系數是沒有問題的，是以就沒有進行重要軍事防備。
當時荷蘭人在台灣島上築了兩座城：赤嵌城、王城；并且營造了一個入海口“鹿耳門”。
荷蘭人本以為可以憑借海關險要、尤其是"鹿耳門"這一段海水較淺、戰船大船難以航渡的水域條件，安全系數是沒有問題的，是以就沒有進行重要軍事防備。
1661年3月，在舉行了祭海神、候海風的隆重儀式後，鄭成功的軍隊萬事俱備，隻待東風。
當海風有利于啟航出海時，鄭成功船隊2萬5千多人出發了。
他們先抵澎湖，然後轉進到台灣島。
可能是天無絕人之路吧，海神在真的幫助鄭成功、要讓他一定成功呢！
當鄭成功的舟師到達鹿耳門海口時，海水像通人性似的“驟漲丈餘”，使得鄭成功的軍船“大小銜尾徑進”，直逼海岸邊。
大軍快速登陸作戰，紅毛荷蘭人吓得逃跑不及，很快就丢棄了赤嵌城，轉而固守王城。
鄭成功派人給紅毛荷蘭人傳話說：“土地我故有，當還我；珍寶恣爾載歸”。
意思是說：台灣這塊土地本來就是我們中國故有領土，現在應當歸還中國了，之于那些珍寶珠玩之類，你們可以拿走。
我們可以自豪地說：是鄭成功第一個發出了台灣是大陸“故有”領土的聲音。
但是，荷蘭紅毛子仍然負隅頑抗，鄭成功的軍隊整整圍攻了近七個月，到了1662年2月，王城終于被攻下，“紅毛存者僅百數十”，不得不降。
對于餘下的這百十來個紅毛人，鄭成功也沒有完全滅了他們，而是讓他們永遠滾了回去。
作為南明的将領，鄭成功收複台灣後，遂将台灣作為自己反清複明的基地，此時的台灣也開始了自己全新的一頁。
但是在鄭成功收複台灣這件事上，從民族大義上說，他是絕對配得上民族英雄這個稱号的。
明鄭——清朝時期
收複台灣不久，1662年，鄭成功病逝。
他的兒子鄭經即位，鄭經之于台灣還是做了不少實事的。
鄭經之後便是大家比較熟悉的鄭克塽。
因為台灣一直被認為是反清複明的基地，清王朝一直都有解決台灣問題的決心。
1683年清朝水師提督施琅在康熙的極大支援下，進攻台灣。
在澎湖海戰中大敗鄭軍，随後，鄭軍投降，施琅進駐台灣受降。
随後，鄭克塽便前往京師，成了八旗子弟。
1707年，鄭克塽病故，從此鄭氏一族便退出了曆史舞台。
1684年（康熙23年）4月14日，台灣（時為台廈道台灣府）正式納入中國版圖，隸屬福建省，下設台灣縣、鳳山縣、與諸羅縣三個縣，府治設在今台南市。
1718年（康熙57年間），藍廷珍升任南澳總兵，返鄉論及鎮守南澳事宜，藍鼎元乃上書數千言，1721年（康熙60年），朱一貴起事反清，藍廷珍奉令平台，藍鼎元奉邀随行，後應漢人拓墾範圍擴張又于雍正元年（西元1723年）增設彰化縣、淡水廳，雍正5年（1727年）将原隸屬台灣府之澎湖改設為澎湖廳；到嘉慶十七年（1812年），宜蘭地區開墾人數之和已達數萬之多，應居民要求故又增設噶瑪蘭廳，之後并重新畫區，1787年（乾隆52年）将諸羅縣改為嘉義縣。
朱一貴叛亂
1721年，由朱一貴率領的客家-福建叛亂奪取台灣福（現代台南），并簡要建立了一個讓人聯想到明朝（見南明）的政府。
在朱一貴叛亂之後，開辟新的耕地的願望使政府鼓勵擴大漢族移民到該島的其他地區。
例如，除了軍事前哨外，淡水地區的人口已經增長到政府需要一個行政中心的地步。
政府試圖建立一個擁有當地原住民勞工的中心，但他們更像是奴隸，并最終引發了起義。
土着群體分裂他們的忠誠-最起碼加入了起義；有些人仍然忠于清朝，也許是因為他們與其他群體已經存在争執。
随着額外部隊的到來，原住民起義在幾個月内就被鎮壓了。
林爽文叛亂，台灣戰役1787-1788的場景
林爽文的叛亂發生在1787年至1788年。
Lin是漳州的移民，他在1770年代與父親一起來到台灣。
他參與了秘密的天地協會，其起源尚不清楚。
林的父親被地方當局拘留，也許是因為他懷疑自己與社會的活動；林爽文随後組織其他社團成員反抗，企圖解放他的父親。
最初的成功是将政府部隊趕出林家在彰化的基地；他的盟友在淡水也做過同樣的事。
到目前為止，漳州人民的鬥争正在吸引社會成員之外，激活舊世界；這帶出了泉州網絡（以及客家）代表政府。
最終，政府派出了足夠的力量來恢複秩序；林雙文被處決，天地會被分散到中國大陸或被躲藏起來，但沒有辦法消除漳州，泉州和客家網絡之間的惡意。
盡管他們再也沒有認真地推翻政府或包括整個島嶼，但在19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偶爾會繼續發生争執，但在19世紀60年代才剛剛開始結束。
清初有一百多起叛亂。
清朝台灣的叛亂，騷亂和内亂的頻率是由“每三年一次起義，每五年一次叛亂”這句俗語引起的（三年一反，五年一亂）。
1788年，清朝認識到台灣社會問題嚴重性的清廷終于下令允許女眷可以移民台灣。
這個事件的影響同樣也一直延續了兩百多年，直到今天。
台灣也逐漸形成了移民的社會風格，四海為家。
當時民間流傳着一個叫《渡海悲歌》的歌謠，是這樣描述的：勸君切莫過台灣，台灣恰似鬼門關，個個青春無人轉，知生知死都是難。
第一次鴉片戰争
鑒于台灣的戰略和商業價值，英國在1840年和1841年提出要求奪取台灣的建議。
1841年9月，在第一次鴉片戰争期間，由于台風，英國運輸船Nerbudda在基隆港附近遭遇海難。
布裡格安在1842年三月也成為遭遇海難大多數船員都是印度lascars。
兩艘船的幸存者被當局轉移到首都台南。
台灣清軍指揮官Ta-hung-ah和姚瑩向皇帝送出了一份不誠實的報告，聲稱已經為基隆堡的襲擊辯護。
1841年10月，HMS Nimrod乘船前往基隆尋找Nerbudda幸存者，但在約瑟夫皮爾斯船長發現他們被送往南方監禁之後，他下令轟炸港口并在傳回香港之前銷毀了27套大炮。
大多數幸存者-來自Nerbudda的 130多名幸存者和來自Ann的54位幸存者于1842年8月在台南被處決。
戴潮春事件
戴潮春原為清治時期彰化縣四張犁（今台中市北屯區）一帶的地主，曾擔任過北路協稿識等職務，但因被長官勒索未果，而被辭退職位，并繼承兄長戴萬桂的家長地位，以及其所成立的土地公會和八卦會，并将這些組織加以擴張而成為天地會，1862年4月3日，台灣兵備道孔昭慈抵達彰化，補殺天地會總理洪氏，并命曾任彰化知縣的淡水廳同知秋曰靓前來協助掃蕩，于是秋曰靓帶領600名官兵之外，另外招募林奠國與四塊厝林日成各率400人支援掃蕩，然而4月15日掃蕩部隊在大墩與數千天地會黨人作戰時，林日成臨陣倒戈，當場擊殺秋日靓，而林奠國見局勢不利，決定退回阿罩霧莊（今台中縣霧峰鄉）自保，于是天地會勢力頓時坐大，身為會首的戴潮春騎虎難下，隻得于4月16日率天地會黨人圍攻彰化縣城，并從八卦山以大炮轟城。
這時城内僅有三百多名老弱兵，而勇首施九挺前往鹿港徵召鄉勇失利，城内從此無援可求，彰化失陷，戴氏于鼓樂之中騎馬入城，孔昭慈則因外援始終未到，旋即服藥自殺。
事件爆發
彰化縣城失守後，台灣南部各勢力紛紛起事，而中部大小土豪，如小埔心（今彰化縣埤頭鄉）陳弄、北勢楠（今南投縣草屯鎮）洪叢、嘉義嚴辦、以及鳳山縣徐夏老、淡水廳王九螺等紛紛加入戴潮春陣營，各地支援股首更是達上千，而他也論功行賞，除自封為東王外，封林日成、陳弄與洪叢為南王、西王與北王，設定大将軍等官位，安撫百姓，俨然自成一國，且控有幾乎全部的台灣中部與部分北部地區。
由于福建向來靠台灣接濟米糧，事件爆發背景米上漲，福建頓時陷入斷糧危機。
于是，閩浙總督慶瑞緊急派遣福甯鎮總兵曾玉明渡海來台，召集台勇平定戰事，另外命台灣鎮總兵林向榮自西螺出兵作戰。
另一方面，台灣府知府洪敏琛緊急成立籌防局應對事變，并向外國商行籌借十五萬兩銀作為軍費，并以關稅抵還。
阿罩霧莊攻防戰
4月28日，戴軍西王林日成為了替族人林媽盛報仇，率領三萬多人截斷阿罩霧莊的水源，打算一舉消滅前厝林家（即霧峰林家）。
這時，林家因多數家勇跟随林文察與林文明赴浙江作戰，莊中隻有72名壯丁。
但在林文鳳指揮下，林家人靠着大炮等火力予以還擊，随即展開三天的激烈攻防戰。
期間，林家莊宅幾乎失守，但林家家人日夜死守，加上翁仔社〔今台中縣豐原市翁子〕羅冠英與東勢角客家人分别派出援人支援，林家與五百多名援軍突襲林日成陣中，擊殺敵軍數百人，一舉擊退林日成軍。
同時，林向榮率領2200名（一說為3000名）士兵駐紮嘉義，并于4月28日擊退戴軍。
之後清軍出城，在坊牌與戴彩龍率領的戴軍一萬多人于八掌溪兩畔對峙。
由于戴軍由白沙墩包抄，一舉截斷清軍後路，導緻清軍前後受敵，部分将士溺死河中，直到後來穩住陣腳勇鬥方才反敗為勝。
另一方面，戴軍西王陳弄率軍攻打鹿港沒有攻下，其後掌管台灣北部軍務的鹽運使林占梅派蔡宇等人突襲大甲城東門，一舉收複該城。
而戴軍的王和尚則于6月2日率軍圍攻大甲城，6月9日，代理淡水廳的張世英與千總曾捷步、把總周長桂以及翁仔社勇首羅冠英率軍支援，加上大安港黃氏的協助，一舉擊退戴軍。
但6月17日，王和尚再度領軍圍城，在張世英指揮下，城中清軍出城迎擊，再度擊退戴軍。
清軍反攻
1864年3月19日，吳鴻源發動猛攻，直攻到嘉義城外，城内守軍見援軍到來士氣大振，擊退了圍城多日的陳弄軍。
6月，吳鴻源因不肯遵守指令發動攻擊，被洪敏琛免職，由曾元福接替，但六月洪敏琛亦死于任内，清軍與戴軍又陷入膠着之中，8月丁曰健接任台灣兵備道，并由滬尾（今台北縣淡水鎮）登入，重新布置新的作戰方針，他命台灣鎮守參将關鎮國由五漢港（今台中港前身）進攻，自己則于10月22日進駐竹塹城（今新竹市），并命張世英、羅冠英等人精選1000鄉勇駐守岸裡社，打算直接攻打四塊厝莊等戴軍活動核心地區。
兩軍合力之下，清軍迅速掃大肚溪以北（今台中縣一帶）的戴軍村莊，并控制住大肚溪航運，11月28日圍攻彰化城。
另一方面，11月12日福甯鎮總兵林文察自安平登入，11月20日抵達嘉義，懲勸當地兩百數十莊向清軍投降，并與護理水師提督曾元福會師商議戰略。
商讨結果，他決定先疏通嘉義與彰化交界處的道路，然後再收複彰化，于是命白鍈、關鎮國合攻鬥六，請彰化知縣淩定國由寶鬥（今彰化北鬥鎮）向南攻，而他本人與許忠标等部隊沿海向北作戰，直到麥寮與南下的林文明會師後再攻打彰化。
援軍抵台
6月7日，洪敏琛升為台灣兵備道，統籌全部戰事。
6月9日，提督曾玉明率領600名兵力抵達鹿港。
然而，清軍軍費卻在押解途中于安溪寮遭遇戴軍，清軍大敗潰散，千總龔朝俊與澎湖副将陳國诠等人戰死，軍營器械經費全被奪走。
而同時，林日成進駐彰化城，戴潮春退回四張犁，之後戴軍陸續攻打嘉義、白沙坑等地，但皆被清軍擊退，而清軍雖陸續有曾玉明擴兵400人、台勇1000人助戰，但也難有斬獲，雙方于是陷入對峙之中。
八月與九月間，林文明率領1000名台勇請假回台灣助戰，戰事産生變化。
他于外新莊、阿罩霧莊（今台中市、霧峰鄉一帶）、大裡杙等地與戴軍展開激戰，擊退戴潮春軍，然後轉自翁仔社（今台中豐原市），與當地勇首羅冠英合作，合力掃蕩石岡仔、葫蘆墩等地的戴軍，然而此戰後，林文明以彈藥不足為由，傳回阿罩霧。
經多次催促後，善後總局補發火藥4000斤、子彈2000斤，而林文明于1863年1月29日再度呈請福建巡撫徐宗乾補發積欠的安家銀19000兩與口糧費10000兩，但這些錢始終未撥款下來。
1862年11月23日，林文明率300兵勇攻打樹湳，最後于1863年4月11日派叔叔林奠國率領600名台勇，與羅桂英等人攻入戴潮春老家四張犁，經過七天激戰攻克該地。
但由于軍費仍未解決，林文明再度停止進攻。
至此戰事再度陷入膠着。
就在林文明于北路有所斬獲時，清軍卻于南路遭到挫敗：台灣鎮總兵林向榮與台灣水師副将林國忠于七月前去救援鬥六城，但反遭陳弄等人率數萬戴軍圍困；10月29日戴軍攻破圍困許久的鬥六城，林向榮自殺，林國忠等大小将領紛紛戰死。
戴軍占領鬥六後，駐紮彰化城内的林日成于12月20日發軍圍攻大甲，與清軍展開激戰，由于清軍人數有限，雖有羅冠英率義勇救援，仍敗退回城，不久戴軍久困不克撤退，林日成亦退回四塊厝莊。
隔年1月，台灣水師提督吳鴻源率領3000名清軍增援，并進駐鹽水。
事件平定
11月26日，林文察進駐麥寮。
這時丁林兩軍已包圍彰化縣城，12月1日由曾玉明破城。
之後，林文察進駐塗庫，與曾元福相約攻打鬥六，同時殲滅支援戴潮春的村莊三十多座，逐漸逼近鬥六城，但鬥六防禦堅固，難在短其内拿下。
于是12月12日，林文察假意以援助彰化戰事為由密令各軍撤離，至1865年1月15日，僅留關鎮國數營于城下示以兵少，誘使城内敵軍以為其已撤退而開門襲擊，這時附近甘蔗田伏兵沖出，關鎮國等軍備後夾擊，成功大敗敵軍，收複鬥六城。
1月18日，戴潮春在張三顯勸說下出面投降丁曰健，但因出言不遜，随即被斬殺。
收複鬥六後，清軍開始掃蕩林日成、洪叢、陳弄等戴氏諸王。
1864年12月，曾玉明迅速圍攻北勢楠莊，雙方展開激烈的攻防戰，其中清軍曾挖道地攻入但不成功，隻好以大炮猛烈炮轟後步兵奮戰才攻陷該莊，洪叢則于期間戰死，其弟洪番被俘，當場被殺。
1月19日，林文察率軍攻打四塊厝莊，于1865年2月6日斬殺林日成，收複該地。
5月，林文察與羅冠英圍攻小埔心，與陳弄展開戰鬥，期間清軍死傷慘重，羅冠英也死于其中，但在羅冠英弟弟羅坑上司下，清軍持續猛攻，終使陳弄開莊投降，并被當場斬殺。
同月，丁曰健派遣知縣白鸾卿、參将徐榮生等人率軍攻打于二重溝重新起事的嚴辦，嚴辦以伏兵擊退清軍，但清軍以優勢兵力圍攻，并以大炮轟擊指揮台，擊殺嚴辦，并押其妻侯氏回嘉義，淩遲處死。
至此，戴潮春事件宣告結束，清軍終于收複台灣中部，而曾雄據一方的戴氏政權則結束其四年多的統治。
1884年中法戰争
1884年，中法戰争爆發。
1885年，清朝決定在台灣單獨建省。首任巡撫便是清末的淮軍将領劉銘傳。
自建省的那一天開始直到2007年，台灣一直都是中國最富的一個省。
這和台灣的地理位置、生存環境、民風、移民文化等等都是分不開的。
2008年GDP首次被廣東省超越。
當我們回顧兩岸關系時，這次超越，這個時間點可以算是兩岸關系最重要的節點了。
這是後話，那個時候的清王朝已風雨飄搖，大廈将傾。
日據五十年
1895年，中日甲午戰争爆發。
清廷引以為傲的水師大敗，和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将台灣割讓給日本。
消息傳到島内，台灣上下一片嘩然。
台灣人怎麼都想不到，為什麼好端端的，清廷就将自己割讓給了日本。
于是，悲情文化在島内進一步迅速蔓延，影響深遠，直至今天。
也是從那時開始，台灣和我們有了不一樣的社會記憶。
不得不講，日本人對于中華民族的研究是非常透徹的，而曆來我們對于日本的研究和了解其實是非常有限的。
我們常講知己知彼，是否值得我們思考呢？
當年卑劣的日本人是希望台灣和東北成為自己永久領土的，正是基于對中國的充分了解和對自己清楚的認知，是以在接收并進入台灣時，日本人秋毫無犯。
于是“台灣民主國”在那個動蕩而又悲情的年代裡應運而生。
同時，台灣人彪悍的民風在這個時候也異常凸顯，台灣群眾發起了一次有一次的反抗侵略的鬥争。
日本人投入了幾萬人的兵力，整整打了一年，才從台灣北部打到了台灣南部。
在日本人統治台灣的五十年裡，台灣人從來沒有停止過反抗和鬥争，大約十分之一的台灣人在鬥争中犧牲，其中最著名的當屬1930年的霧社事件。
在1930年的部落青年婚禮上，莫那魯道的大兒子向一個日本警察吉村克己敬酒，吉村克己并沒有接受，反而侮辱了莫那魯道的兒子。
随機，在場的村民們群起毆打了這個警察，事态随即惡化，莫那魯道随機帶領族人去向吉村緻歉，但是吉村并不接受，并呈報了上級。
莫那魯道心中非常清楚，事态已然非常嚴重。
于是，數年被統治壓抑的情緒在當地族人們終于爆發，莫那魯道率領族人殺死了134名警察，爆發了當時轟動全台的“霧社事件”。
随即，日軍開始調集全台大部分軍隊開向霧社，展開了瘋狂的軍事行動進行鎮壓。
在各方面都弱于日軍的情況下，奮戰數日之後，還是大勢已去。
1930年10月5日，莫那魯道在山洞裡含淚親自槍殺了自己的兩個孫子，連同自己的妻子的屍體一起焚毀。
随機，自己也銀彈自盡，在和日軍的鬥争中起義最終失敗，結束了自己悲情而又不屈的一生。
日據的五十年裡，雖然群眾起義和日本人鎮壓起義的事件時有發生。
但與此同時，在很大程度上，日本人和台灣當地的很多方面都有着非常複雜的情感和糾葛。
日本人丈量了台灣的土地，修建了鐵路，台北地下水管線的修築，建立台北醫科大學，創立了台糖等産業。
當時的日本人覺得必須給台灣的精英一個出路，但不能是政權，于是就讓他們學醫。
這個決定在台灣的影響可謂悠長綿延，時至今日，醫生在台灣的社會地位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同時，日本在台灣實行的是非常嚴苛的皇民化的教育，當年的台灣人起日本名字都是可以有獎勵的。
直到今天，台灣很多人都隻會說閩南語和日語，而對于國語卻甚是陌生。
直到今天，台灣的很多女孩都有一個共同的夢想，就是去一趟日本，而非大陸。
是以曆史遺留的問題直到今天都影響深遠。
我們堅信台灣終将回到祖國的懷抱，但是對于社會的整合依然面臨着諸多困滿。
我們要讓台灣同胞真心願意回來，中間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台灣光複
1945年，二戰結束，多年的鬥争與反抗後，日本投降。
台灣又一次光複，重新回到了祖國的懷抱。
然而，當時的國内正處在國共兩黨對峙，争奪華夏各地控制權的緊張氛圍中。
于是，在接收台灣這個問題上，國民黨高層派出了一隻老弱病殘的“乞丐兵”來到台灣。
當國民政府的船隻靠岸時，舉着歡迎橫幅的台灣同胞瞬間就陷入到崩潰。
在與日本人鬥争了五十年後，台灣同胞終于盼來了祖國的部隊，回到了祖國的懷抱。
全台人民欣喜若狂，滿心歡喜等待着同胞的到來，但現實又一次擊碎了美好。
台灣同胞卻又一次大失所望，等來的卻是一群“乞丐兵”。
當時内戰一觸即發，是以蔣介石隻是将一隻完全沒有戰鬥力的“乞丐兵”來到台灣接手。
全台人民掙紮的内心又一次被現實的冷水澆的冰涼。
悲情文化又一次達到了高潮。
在國民黨接收台灣後，内戰爆發。
台灣在這個時候就成了國民黨戰争的後備物質供給站。
同時，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和大陸一樣也異常的黑暗。
欺負平民、物價飛漲、囤貨居其等等，在大陸有的黑暗在台灣也一樣沒落下，全台又一次民不聊生。
民怨和民憤在台灣同胞的心裡也一直在滋長和蔓延。
終于，在1947年的2月28日，爆發了震驚全台的“二二八事變”。
1947年2月28日，台北市的一起私煙稽查案觸發了台北市民的請願、示威、罷工和罷市。
請願的市民遭到了國民政府的武裝鎮壓，種族沖突迅速蔓延至全台。
當時的台灣的行政長官陳儀一方面武裝鎮壓，一方面電報南京，言明台灣有共産黨的叛亂。
當時的國共正處于交戰最激烈的時候，蔣介石随即派出了國軍最精銳的部隊來到台灣進行鎮壓。
這個時間段，全台都處在一個非常混亂而又緊張的狀态下，大家都在擔憂，或許下一個遭殃的可能就是自己。
經過殘酷的鎮壓，這場風暴在血雨腥風中慢慢的散去了。
1949年後
1949年，國民黨兵敗。
蔣介石在一個民間高人的指點下，退居台灣。
随即帶領近150萬人登島，而當時的台灣大約也就600萬人。
為了安置這些人，國民黨在台灣建了很多的“眷村”，眷村文化也在台灣萌芽滋長，直到今天。因為名義上是“統治階級”，這些人在台灣從事的職業也主要集中在“軍、公、教”。
當時的蔣介石想在台灣建立“三民主義示範省”。
關于蔣介石反攻大陸的種種此篇不做贅述。
雖然蔣介石在台灣的統治甚是高壓，但是當時的台灣是沒有人敢講“台獨”的。
蔣介石在台灣的統治實行的是白色恐怖的高壓政策，以至于當時的台灣都籠罩在黑暗與恐怖之下。
1975年，蔣介石逝世，結束了自己波瀾壯闊又充滿争議的一生。
此時，他的兒子蔣經國即位，開始了台灣真正的“民主之路”。
從曆史角度上看，蔣經國可以說是一個眼界獨到、民主開明的政治家。
蔣經國當時在台灣推行“夾克衫文化”，他的父親蔣介石無論什麼場合基本上都是西裝和中山裝，但是蔣經國卻開始身穿夾克衫。
當時的蔣經國已經非常清晰的感受到黨外都很多精英、百姓不滿國民黨的統治，也是在他的任内，黨外運動開始如雨後春筍般活躍起來。
蔣經國在執政期間，走遍了台灣幾乎每一個縣城、鄉鎮。
他親民的執政方針也讓台灣百姓的内心慢慢從高壓政策的籠罩下走出來。
當時台灣的行政體系内基本上都是随蔣介石來到台灣的外省人，蔣經國清楚的認識到本省人的精英需要出路（本省人：指1945年就在台灣的稱為“本省人”，1945年之後随國民黨到台灣的稱為“外省人”），于是在台灣發起了催台青運動，以平衡公務體系内本省與外省人的人員結構。
正是這個時候，臭名昭著的李登輝等等“台獨分子”登上了台灣的曆史舞台。
這裡不得不提一下台灣的經濟，台灣的經濟從60年代開始起飛，在20世紀的後半葉，和南韓、新加坡和中國香港并稱“亞洲四小龍”。
其中有一大批本省人中的精英，他們因為沒能進入公務體系，而走上了經濟的道路。
他們為台灣經濟的起飛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接下來就是1980年的美麗島事件。
回過頭看台灣的曆史盒民主之路，美麗島事件絕對可以算作是裡程碑式的事件。
1979年12月20日，《美麗島》雜志在高雄舉行了一次争取民主的示威遊行，最終演變成警民的暴力沖突，事件愈演愈烈，正是在這個時候，民進黨開始冒出水花，登上了曆史舞台。
當時為了反抗國民黨的統治，黨外運動迅速蔓延與崛起。
當時的黨外人士喊出了“國民黨用法庭審判了黨外，人民要用選票也審判國民黨”。
那些我們熟悉的呂秀蓮，陳菊、林義雄也開始走進了大衆的視野。
1986年9月28日（台灣的教師節），民主進步黨成立。
關于民進黨，會在後續的章節中詳細唠唠，這裡隻簡單提一下民進黨的兩張“神主牌”，一個就是“台獨”，一個是“反核”。
關于民進黨所支援的“台獨”，是和台灣1895年後所經曆的悲情的記憶和國民黨的高壓統治是分不開的，民進黨很清楚，一提“台獨”，就會有選票；一提“台獨”，就會有群眾支援。
是以時至今日，我們在台灣的社會整合，這仍将是一條漫長的道路。
關于近幾十年，會在後面的章節中詳細的說明，這裡不再作過多的闡述。
還是想簡單說說最近的局勢。
近來，國内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呼聲甚嚣塵上。
不管從國際形勢，還是兩岸的“備戰”狀态，我們依稀看到了武力收複台灣的曙光。
但是，從我個人角度上看，真心不希望動武。
兩岸本是一家人，問題總是可以通過談來解決的。
一旦動武，台灣人民心中必将又一次被悲情所籠罩。
寶島的曆史從來都不缺少悲情的戲碼，隻是曆史代表着過去，而如果可以通過談判徹底解決問題，無論對于台灣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等的整合都将不是什麼難題。
中華民族的智慧有着幾千年的沉澱，我相信，在台灣問題上，曆史終究會站在我們這邊，一個多年漂泊在外的孩子，他經曆了太多太多苦難的曆史和掙紮的内心。
我們希望他能真心回到母親的懷抱裡，不再有苦難與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