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
《皮》， [意] 庫爾齊奧·馬拉巴特著，魏怡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年12月版，394頁，52.00元
今年春夏交接以來的天氣極為反常，忽然就會刮起一陣橫風暴雨。在北方有人拍到了滿地的冰雹，在南方的流溪河畔旋起了一股龍卷風。在這不平靜的夏天，讀意大利作家、記者庫爾齊奧·馬拉巴特（Curzio Malaparte，1898-1957）的小說《皮》（原書名La pelle，1949；魏怡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年12月），似乎在冥冥之中有某種聯系。其實這個中譯本早在幾年前就出版了，慚愧的是我到現在才讀到。
作者從1943年10月1日美軍第五集團軍占領那不勒斯的曆史背景開始講述，書中的“我”的身份是盟軍登陸後在意大利遊擊隊與盟軍指揮部之間的聯絡官，名字也是馬拉巴特。這部小說就是脫胎于作者本人的真實經曆，在書中通過聯絡官馬拉巴特的第一人稱口吻講述了他在跟随盟軍從那不勒斯到羅馬的進軍過程中的所見、所聞、所思。
“解放”與“占領”、“勝利者”與“失敗者”是全書一開始的第一個主題，也是貫穿于全書的反思戰争與人性的主線之一。在某種我們曾經熟習的戰争史與戰争文學叙事中，“解放”與“勝利”通常隻有一種固化的觀念次元和美學風格，曆史被純化為一幅色彩鮮豔、氣氛熱烈的宣傳海報；即便在某些新學術話語的包裝中顯得較為精緻和更有文本化，但是其扁平的實質并沒有改變。《皮》從一開始就颠覆了這種“解放叙事”，把讀者引領到二戰結束前夕意大利的真實曆史語境中去。馬拉巴特曾經行進于真實的戰争泥淖中，視野中的血污與廢墟不是勝利者“解放叙事”中的審美點綴，而是觀察與反思的真實原點。他的身份和經曆不僅使他成為具有鮮明異質性的反戰文學作者，而且成為戰争廢墟中的歐洲文明的現代主義守夜人。
庫爾齊奧·馬拉巴特的原名是Kurt Erich Suckert，1898 年出生于意大利佛羅倫薩附近，父親是德國人、紡織企業高管，母親出身意大利倫巴底豪族。一戰爆發後他徒步到法國加入法軍，在馬恩河戰役中受傷。戰後他獲得法國政府頒發的勳章，先是做記者，1919年為“巴黎和會”當新聞官，1920年被派到華沙的意大利使館擔任文化專員。他以記者身份寫了不少文章批評意大利政府腐敗，在1922 年加入了意大利法西斯黨，參加了使墨索裡尼上台執政的“進軍羅馬”行動。有說法是當他看清墨索裡尼的法西斯真面目後，他以給自己改名來表示抗議，新的姓氏“馬拉巴特（Malaparte）”這個詞本身有“壞的、不好的”和“憤怒”的含義。他在意大利創辦了幾份雜志，曾經出任米蘭《新聞報》的主編。1931 年，這個“憤怒”的、“不好”的馬拉巴特在巴黎用法語出版了批判性地記錄希特勒、墨索裡尼等人奪取政權的過程和手段的《政變術》，該書很快在意大利和德國被禁，他本人被開除黨籍并被判流放五年。二戰爆發後，馬拉巴特以意大利《晚郵報》戰地記者的身份奔波于歐洲東線和北線戰場，寫了很多戰地報道和各種人物采訪。但是在伊恩·布魯瑪看來，馬拉巴特仍然是一個法西斯分子，他在戰後聲稱自己因“反法西斯”而被懲罰是一派胡言。他在《新聞報》的時候是法西斯主義的忠實宣傳員，他為之撰稿的《晚郵報》在當時是一份法西斯報紙。他在戰後被意大利左派譴責是法西斯分子，而前法西斯分子則認為他是叛徒。（伊恩·布魯瑪《壞分子馬拉巴特》，《泰晤士封包學增刊》2020年5月8日，轉見《澎湃新聞》2020-06-06）很顯然他對待意大利法西斯的立場是複雜和沖突的。1941 年德國入侵蘇聯，馬拉巴特在一家烏克蘭的農舍裡開始根據自己的戰時經曆和見聞撰寫小說《完蛋》（Kaputt），1944 年該書出版後很快成為國際暢銷書。該書的書名直接表達了主旨：“法西斯注定會完蛋”。《皮》開始創作于戰争結束後，在1949 年出版。實際上，不妨把《皮》看作是《完蛋》的續集，它對戰争與人性的反思更為複雜，也更為曲折和深刻。雖然《完蛋》和《皮》這兩部小說在不同程度上都帶有曆史紀實的特征，但是它們最為突出的還是所具有的強烈的美學風格和獨特的文學叙事手法。
作為書名的“皮”（pelle）在意大利語中可以引申為“生命”，“拯救自己的皮”（salvare la pelle），喻僥幸活命、苟活。馬拉巴特說人們為了這張“皮”而受苦和戰鬥，似乎講的就是好死不如賴活，在這裡他對人性的看法是黑暗的。“我們的皮，這該詛咒的皮。您甚至無法想象為了拯救自己的皮，一個人會如何去做，會變得如何英勇或者無恥。”（146頁）
《皮》的第一章“瘟疫”有兩個主題：勝利者-失敗者和瘟疫。“那不勒斯的‘瘟疫’是在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爆發的，正是盟軍部隊以解放者的身份開進這座不幸的城市的日子。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是那不勒斯曆史上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因為它标志着意大利和歐洲開始擺脫憂慮和恥辱，擺脫奴役與戰争的痛苦。正是在那一天，這場可怕的瘟疫爆發了，而且從這座城市逐漸蔓延到整個意大利和整個歐洲。”（28-29頁）不管必然還是偶然，兩個并置的主題就這樣糾纏在一起，還有什麼比戰争與疫情的疊加更能使曆史與人性經受考驗？選擇一座城市的“解放”事件作為小說的開端，這并不稀奇；但同時伴随的是“瘟疫”就顯得不一般了，曆史程序中時常隐含的隐喻力量就這樣顯得鮮明而刺眼。
先說第一個主題。意大利在二戰期間先是屬于法西斯陣營，在墨索裡尼政權倒台和盟軍登陸後轉變角色，加入了反法西斯陣營，意大利是以從“失敗”轉而“勝利”。馬拉巴特通過對換軍裝的描寫表達了角色轉換的深刻内涵。加入盟軍的意大利士兵穿上了從戰死和負傷的英軍身上脫下來然後經過重新染色的英軍軍服，還可以看到軍服上的彈孔和血迹，那是曾在北非、西西裡與英軍作戰的意大利士兵留給敵人的。在失敗、投降之後隻要換上敵人的軍服，意味着自己也成為了曾經的“敵人”，同時也使自己成為了勝利者的“自己人”。這種“棄暗投明”叙事曾經與階級叙事或民族叙事緊密結合，成為一種“新生”叙事，“解放戰士”這個說法不無喜感。但是這種失敗與勝利的切換在馬拉巴特看來顯然隻是一張單薄的“皮”的更換，他根本就不相信角色的瞬間切換能說明世界的真實變化，這與戰場倒戈的真實性并無關系。是以當他望着穿上英軍軍服的意大利士兵在聽帕萊塞上校訓話的時候，突然恐懼地發現上校和士兵們已經死了；“意大利這個名字在我的嘴中如同一塊腐爛的肉一樣發出惡臭。”（第7頁）這不是對意大利的詛咒，而是對失敗與勝利的悲劇性的感性描述，是心底裡那種強烈愛國情感的疼痛表述。
“失敗”與“勝利”的更為喜劇性的轉換當然是表現在廣大市民身上。“我可憐的那不勒斯人……扮演起失敗者的角色：他們唱歌，鼓掌，在自家房屋的廢墟上高興地跳躍，揮舞着外國人——前一天還是他們的敵人——的旗幟，從窗戶裡把花朵丢到勝利者的身上。”（第3頁）作者非常精準地描述了這種我們同樣熟悉的場面和氛圍，然後指出：“盡管群眾表現出這種真摯的熱情，然而，在整個那不勒斯城，沒有一個人感到自己是失敗者。我不知如何解釋他們靈魂中誕生的這種如此奇怪的情感。”（第3-4頁）在那種曆史時刻中“沒有一個人感到自己是失敗者”，這是一個真實而重要的問題，很值得作為一個研究視角而深入挖掘。更有意思的是，馬拉巴特接着立刻想到了作為勝利者的盟軍的态度：“盟軍難道能夠奢求解放這些人民，同時又強迫他們感到自己是失敗者嗎？要麼是自由人，要麼是失敗者。假如因為那不勒斯人既不覺得自己是自由人，又不認為自己是失敗者而歸罪他們，這恐怕有失公允。”（第4頁）不知是否因為翻譯的問題，這段話的意思不是很清晰。但是把“自由人”與“失敗者”作為兩種對立的形象凸顯出來，不是自由人就是失敗者，這就是隐含在這種曆史時刻中至關重要的問題。我由此想到這樣的曆史情景完全可以作為二十世紀史研究的一個研究專題：戰争硝煙尚未完全消散之際的軍隊進城，勝利者與失敗者的相遇時刻。當然已經有過大量這樣的研究，比如馮克力先生的《當曆史可以觀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5月增訂版）中有一章就是這個專題，在對曆史照片的解讀中提出了深刻的問題。但是把相關的研究彙集起來、互相比較并寫成一部專著，似乎還沒有讀過。
瘟疫是這一章的第二個主題。當然首先要談的是瘟疫與盟軍的關系：“懷疑這場可怕的疾病是由解放者們帶到那不勒斯來的當然有失公允。不過，當人們帶着驚奇和迷信所引發的恐懼，發現盟軍士兵奇怪地沒有受到感染，這種猜疑在他們的頭腦裡便得到了證明。”（29頁）難道他們是無症狀感染者？不管怎麼樣，下面這一段才是最重要的：“當局嚴厲禁止在公衆中散布瘟疫是由解放者們帶到意大利來的這種說法，并且威脅說違者會遭到很重的懲罰。私下裡重複這種說法也是很危險的，即使竊竊私語也是一樣，因為在這場瘟疫衆多令人厭惡的後果當中，最令人厭惡的就是瘋狂的憤怒，還有對于告密的渴望以及它帶來的快感。一旦傳染了這種疾病，每個人都會監視父親，母親、兄弟、孩子、伴侶、情人、親戚，還有最要好的朋友。不過，他從來都不會監視自己。這種奇特的瘟疫最驚人和令人作嘔的特點，事實上是将人類的良知變成一種恐怖而肮髒的毒素。”（同上）馬拉巴特在大半個世紀前對瘟疫的最嚴重的指控到今天仍未失效：“将人類的良知變成一種恐怖而肮髒的毒素。”他說這場瘟疫不會腐蝕身體，但會腐蝕靈魂，“患者的四肢表面上未受傷害，然而，在健康的肉體軀殼之内，靈魂已經變質、腐爛。它是一種道德的瘟疫，好像沒有任何措施可以與之抗衡”。（30頁）說對身體沒傷害是不可能的，馬拉巴特要突出的是對人的靈魂的傷害。為了防疫，英美軍事當局禁止盟軍士兵涉足城裡傳染最嚴重的區域，但是“解放者們最常光顧的恰恰就是那些禁區”。禁止與反禁止所帶來的是這場傳染病很快就變得非常嚴重，但是所表現出來的情景卻不是我們所能想象的那種。“它如同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民間節日，一場喪禮的表演，怪誕而污穢的外表賦予了它一種殘忍，甚至惡魔般的特征：在廣場或者大街上，在被炸毀的房子的廢墟裡，上演着喝醉的黑人與幾乎赤裸、甚至赤裸的女人之間的舞蹈：在成千上萬覆寫在瓦礫下的死屍散發出可怕臭氣中，他們飲酒、吃飯、享受、唱歌、大笑、揮霍和盡情狂歡。”（30頁）正所謂同人不同命，同樣是傳染病在不同族群中卻有着大不相同的表演；雖然這可能更多是馬拉巴特強烈的病态審美傾向的宣洩，但是那種怪誕、驚悚中的狂歡畢竟比貪生怕死的怯懦與順從要好很多。
真正令人糾結的是“解放者”的形象，這是連結兩個主題的關鍵點。瘟疫的确是由解放者自己帶到歐洲來的，人們對此感到“一種深刻而真誠的痛苦”。那不勒斯人不仇恨盟軍，真誠地迎接盟軍的到來。“上千年的戰争和被外族侵略的經曆教會他們，讓失敗者淪為奴隸是勝利者的慣例。而盟軍給他們帶來的不是奴役，而是自由。人們立刻愛上了這些出色的士兵……。”（32頁）但是他們也帶來了傳染病，連美國士兵也對此感到恐懼和動容，因為他們自己也懷疑“這種恐怖的傳染病就存在于他們誠實而腼腆的微笑中，在他們充滿仁慈和同情的目光中，在他們親熱的撫摸中。瘟疫就存在于他們的憐憫中，在他們幫助那些不幸的人、減輕他們的災難、将他們從令人恐怖的不幸裡拯救出來的願望中”。（33頁）除了傳染病，還帶來了對靈魂的腐蝕劑：“隻要一個盟軍士兵從吉普車上探出身子，向一個女人微笑，稍稍撫摸一下她的臉，那個在此之前始終非常自重而且純潔的女人就會變成妓女。隻要孩子把美國士兵送給他的糖放在嘴裡，他無辜的靈魂就開始堕落。”（33頁）這是争取自由付出的雙重代價，身體的與靈魂的代價。“或許曆史早已寫下，歐洲的自由不應該誕生于解放，而應該誕生于瘟疫。……自由價格昂貴……因為用來支付它的不是黃金，也不是鮮血或者最高貴的犧牲，而是怯懦、賣淫、背叛，是整個靈魂的腐爛。”（34頁）有點像是危言聳聽，如果我們認真審視“自由”的實踐語境的話，甚至還可以把對“自由”的批判話語重新翻出來，不難發現“靈魂的腐爛”的确是自由可能要付出的代價。
馬拉巴特在該書扉頁寫着懷念“所有那些為了歐洲的自由而做出無謂犧牲的，勇敢、善良、誠實的美國士兵，我的戰友們”，在書中他與傑克·漢密爾頓、吉米·雷恩等盟軍軍官的交往帶有真實的情感，在描述中對美國人的看法基本上也是正面的，雖然時常也流露出嘲諷與憤懑。翁貝托·埃科（Umberto Eco）曾經為“意大利的美國形象與美國的意大利形象”研讨會寫過一篇文章（1980年，哥倫比亞大學），其中引述了意大利記者、作家平托爾（Giaime Pintor）在1943年死于反法西斯戰争之前寫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平托爾談到美國的微笑、樂觀主義、物質文化中愚蠢的一面以及美國教育的意義，認為對美國的希望與信任就在于他們對人道尊嚴的捍衛。1941年意大利彭皮尼亞出版社編輯了超過一千頁篇幅的文集《美國人》，第二年被查封後再出版了删節版。（參見翁貝托·埃科《埃科談文學》，翁德明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263-268頁）這些都可以看作是馬拉巴特在1940年代對盟軍和美國文化的認識的思想文化氛圍，在《皮》中對美軍士兵就有不少關于微笑和樂觀主義的表述。
馬拉巴特對生存與鬥争的關系有過許多獨特的思考。在該書中他對人類為了生存而不得不進行的鬥争作了區分，比如戰争與瘟疫。在為了生存的戰争中，人們仍然保持着尊嚴，驕傲而又極度頑強地捍衛尊嚴，像狼一樣與侵略者鬥争，那是一種高貴、莊嚴、誠實的戰鬥。而“瘟疫”會令所有人為了生存而變得肮髒、堕落、屈辱。男人、女人、孩子為了一塊面包、一點爐火、給孩子遮體的一點破布、用來睡覺的一點稻草，甚至是一個空罐子、一節煙蒂、一塊橙子皮、一片從垃圾裡揀出來的幹面包皮、一塊剔過的骨頭，為所有的一切而表現出各種形式的怯懦，做出所有可恥和犯罪的行為：出賣别人和自己，在權力的鞭子前面卑躬屈膝，微笑着擦幹沾污自己面頰的痰。（46-47頁）更令人動容的是，他講述的1943年9月底德國法西斯軍隊在那不勒斯試圖把男人抓去德國時遇到的反抗：一群群憤怒的婦女手無寸鐵地撲向德國人，将他們圍困在小巷裡，将瓦片、石頭、家具和滾燙的水鋪天蓋地從屋頂、露台、窗戶向他們傾注下來。一群群勇敢的孩子撲向坦克，兩隻胳膊高舉着燃燒的稻草捆，在燒死那些戴着鋼盔的德國人的同時自己也同歸于盡。在那不勒斯解放之後，“我”見到的德國士兵的屍體是這樣的：很多士兵的臉被撕爛，喉嚨被咬破，肌肉上的齒痕清晰可見；有些士兵的臉被剪刀戳破，有很多士兵的顱骨上釘着長長的釘子——因為沒有其他武器，十幾個憤怒的男孩把德國士兵按在地上，用大石頭把長釘釘進他們的頭顱。（47-48頁）
兩種不同的生存鬥争，婦女與孩子的勇敢與犧牲精神，在今天還有什麼比這些更能打動我們、更能讓人感到羞愧不已、更能使人産生憤怒的情感？！對狂野與憤怒的本能的歌頌是馬拉巴特很容易就流露出來的審美正義情感，當我們面對令人感到屈辱、感到使人失去尊嚴的情景，但是要弄清楚其中原因、是非，可能的解決方法又太費事，甚至會掉進惡意的圈套的時候，就隻有這種憤怒的本能，這種基于人性深處的審美本能是最寶貴、最可以信賴的。正義與自由是否總會降臨，其實是天曉得的事情，隻有這種憤怒的、審美正義的本能是天注定屬于我們的，是正義與自由最根本的基石。
并非有意的對比，馬拉巴特在書中還寫到了各種外表花哨、行為時髦、有各種性别傾向、内心懦弱的知識分子、資産階級分子、 自诩信仰馬克思的青年人，在他的嘲諷的目光中都顯得那麼可疑與可笑。在他看來他們都有一種秘密的邪惡，将自由的理想變成對情欲滿足的渴望，将道德要求變成對責任的拒絕，将社會和政治義務變成徒勞的理智訓練。“我心裡想，曾經在這些屬于資産階級的年輕知識分子中間流行，而且至今仍然時髦的漫不經心，到底有多少是出于貧窮，又有多少是為了賣弄風騷。”（111頁）對的，在倍感屈辱與憤怒的日子裡，就是要打倒僞資産階級的漫不經心！馬拉巴特在書中對年輕人從不客氣，更不屑于讨好。如果他知道竟然有一群年輕人因為茅房被鎖住了就甯願乞求、隻敢哭訴，而根本沒想到、根本不敢把屁股狠狠地亮出來、把屎尿憤怒地噴出來、然後順帶把那茅房也拆了，恐怕他會笑死的。當然，“他們彼此使着眼色，好像在他們之間存在着某種不可名狀的秘密默契……他們談論着艾呂雅、紀德、阿拉貢、儒弗，仿佛這些人都是他們親密的朋友，與他們早有戚戚”。“我吃驚地想，我們這一代在戰争、内戰、反抗獨裁者和群眾的暴政中成長起來的人，我們堅強、勇敢，我們是男性化的一代，不向死亡妥協，盡管經受失敗的屈辱和痛苦卻不曾被征服，怎麼會生出如此腐敗、憤世嫉俗、女性化，如此安靜而溫柔地活在絕望中的一代人？”（111-113頁）說他們憤世嫉俗，還是美化了他們；說他們是女性化，這是他的自相沖突，他筆下那群那不勒斯的婦女就是最勇敢的人。“如此安靜而溫柔地活在絕望中”說得很好，但其實他們也不會感到絕望，隻會感到戰争結束後歐洲就歲月靜好。
當他在那不勒斯的老教堂廣場、市中心、最高貴的宮殿前面、基亞塔莫内街和烈士廣場上看到有成群的孩子被公開販賣時，他同時看到了天空，感到此時此刻有這樣明亮的天空也是一種恥辱。在曆史上那不勒斯人無論如何困難都從來沒有賣過孩子，他隻能以憤怒與憐憫來宣洩對那不勒斯的愛與恨。我在多年前曾經兩次去那不勒斯城遊逛，從這裡再去龐貝。如果那時候就讀過馬拉巴特的這部書，肯定會在這裡多呆一些時候，感受會大不相同。
馬拉巴特對那不勒斯人的最大了解與贊美竟然是那種憐憫之情——不僅憐憫他人，對自己同樣懷有憐憫——哪怕是那些出售老婆、女兒的男人，那些為了一包香煙去賣淫的女人。隻要還有這種情感，終有一天他們将會成為自由的人。（49頁）是以，隻有憤怒的本能與憐憫的情感，能夠成為正義與自由的基石。
無論那不勒斯的風往哪個方向吹，歐洲的天總是要亮的。馬拉巴特跟随盟軍一路打到羅馬，我想到的是一首詩《黎明的通知》，他要告訴那些曾經在那不勒斯的黑夜中哭泣、在地中海邊的陽台上鼓盆、在鐵網前無奈地跺腳的人，或者他還想告訴那些在巴洛克式官邸密室中窺測風向、以權力做賭注的人—— 他要告訴他們的是，他們所盼望的或害怕的天亮，總是要到來的。
責任編輯：黃曉峰
校對：施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