衆所周知，今天未名湖畔的北大是民國時代燕京大學的舊址，而民國時期燕京大學的創始人司徒雷登的遺願就是能将他骨灰埋在燕園，曆時數十年，幾經周折，這個簡單的遺願最終還是沒有實作，直到2008年前，他的骨灰在杭州郊外的一個普通公墓入土。如果說民國時的燕京大學已在近一個甲子前消失在曆史的深處，未名湖是北大所在地，“北大之父”、舉世敬仰的蔡元培校長歸骨北大，在未名湖畔選一塊地，應該是沒有問題了。遺憾的是多少年來，多少北大校友、知識界、新聞界人士不斷呼籲，同樣迄今未能實作。
羅孚呼籲讓蔡元培歸骨北大
1940年春，蔡元培先生在香港病逝。當時國共兩黨一緻給予他最高評價。毛澤東從延安發來的唁電稱他為“學界泰鬥，人世楷模”。在如火如荼的抗日戰争中，華北早已淪陷，北京大學遷至昆明，與清華、南開組成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混亂中，蔡先生隻好葬在香港，墓地在香港島西南角的“中華永遠墳場”。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曾任《大公報》副總編輯兼《新晚報》總編輯的羅孚一直呼籲讓北大校長蔡先生歸附北大。1985年，他在《蔡元培的墳》文中說，“整個山坡上，從下到上，又從上到下，堆滿了一座座墳墓，又不是一排一排有規律地陳列着；那格局是雜亂的。……萬墳如海，蔡元培的墳墓就淹沒在這樣的一坡墳海之中。”此文曾在《人民日報》副刊發表，結果無人理睬。
相隔十來年，西南聯大外語系出身的翻譯家巫甯坤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學通路，得知蔡先生的墓仍在香港的墳場，情景十分蕭條，給北大寫了一封信：“懇請母校早日迎蔡孑民先生之靈歸葬于北大校園，供世世代代莘莘學子瞻仰。所需經費如有困難，可發動校友捐獻，本人自當帶頭……”這一次北大校長辦公室倒是回複了，見過這封信影印件的羅孚在《關于蔡元培的墳》文中引用如下：“北大現在的校園為原燕京大學舊址，1952年全國高等院校調整後，北京大學由沙灘遷到這裡。校園的主要部分已于1994年3月，由北京市政府列屬文物保護區，該文物保護區必須儲存現有格局，一切翻修和重建事宜，皆需遵照文物保護法的有關規定準許後，才得執行，學校方面無權動土。沒有列入文物保護區的校園，如學生宿舍、食堂、文體中心等，樓間的距離甚窄，鬧聲喧雜，又不是安排蔡先生墓葬的适當場所。”羅孚老人對此提出質疑，蔡先生的墓本身就是文物，對北大而言，這是尤為珍貴的文物。如果真的重視此事，為什麼不向有關方面提出請求，從文物保護着眼将蔡墓遷葬北大，這本身就是對文物的保護。摘自羅孚《文苑缤紛》
北大校友的同樣呼籲也一直沒有斷過。2003年1月，羅孚在《金庸小說，革命文學？文學革命？》文中再提此事，“蔡元培先生是北大的老校長。但他的骸骨卻是葬在香港的，埋在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山坡上的千萬墳墓當中。擁擠不堪的，使人有活人住在山邊木屋區之感。我當年為此感到十分不妥，在香港和後來在北京，都在報上發表過文章，主張搬遷這墳墓回内地，回北京，回北大，這才能消除人們對這擁擠的不安。‘北京十年’後，我回到香港，又為此在報上呼籲了一次，但一次都得不到回應。”（摘《文苑缤紛》）他不無沉痛地說：“我自然人微言輕。在某些不學無術的大人先生眼中，蔡先生似乎也還不夠重。”（摘《文苑缤紛》）
羅弗先生在香港逝世後，他的八卷本《羅弗文集》已在北京出版。其中至少有四篇文章呼籲北大校長蔡先生回到北大。想想蔡先生與北大的深厚淵源，如今他所建立的北大傳統早已蕩然無存。就算他想回北大，也回不了，何不讓全世界愛蔡老師、仰慕蔡老師的人都無言以對。
北大今非昔比 蔡元培不能歸骨也罷
今日之北大實在愧對蔡先生，這樣的北大，其實蔡先生的遺骸不歸來也罷。1998年北大百年校慶之際，詩人、雜文家邵燕祥先生在廣東《同舟共進》雜志發表的《讓孑民先生安息》一文說，蔡先生歸骨北大之議不成，也不必遺憾，“即使歸葬未名湖畔，對蔡先生來說，那也隻是‘燕園’；而蔡先生曾主校政的北大，他抗戰流亡中至死魂牽夢萦，應是在沙灘的紅樓。昔之紅樓，久已撥作他用，樓後校園，早就填滿了簡易樓房，而‘孑民堂’則屬文化部機關所有：老北大舊址，倒更是‘樓間的距離甚窄，聲鬧喧雜，又不是安排蔡先生墓葬的适當場所’了。”他說，倒不如讓蔡先生在香港的“華人永遠墳場”安息下去。
蔡先生不能回北大，這對蔡總沒有半點傷害，反而會對今天的北大造成極大的傷害。一個裝不下蔡先生骨頭的北大，會是蔡先生打造的包容性北大嗎？它會是一所寬容的大學嗎？在這個膚淺浮躁的唯物時代，這些問号注定會被忽視。還是讓蔡先生想遙遠的香港仔山坡上，日日夜夜面朝大海，或聽海濤閑話，或聞驚濤拍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