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獅獎《正發生》——2021年最疼痛的電影

說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影片《正發生》是2021年最疼痛的電影不僅是因為影片中幾次不加遮掩或修飾的少女流産場景，更是因為它深刻揭示的女性生存困境：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比堅持你自己、成為你自己更艱難的事了。如果你不知道要成為什麼樣的人，那麼一陣微風，一片落葉，也能讓你随波逐流。

電影裡，少女安妮出生于1940年，生活在1960到70年代風起雲湧的女權和民權運動的前夜。當少女安妮意外懷孕後，從男友到閨蜜，從父母到老師，從一位醫生到另一位醫生，這些她賴以生存期間的社會聯系，似乎自覺形成一堵密不透風的牆，随時準備把要逃離“母親”身份的她擋回去，阻止她走向“母親”之外的人生。

恐怖的是，《正發生》改編自自傳體小說，而其背景年代不是威權統治下的羅馬尼亞（《四月三周兩天》），而是一向以自由平等著稱的法國。事實上，搜尋一下，我們會驚訝地發現，避孕的合法化和人工流産的合法化，竟然都是非常晚近的事。阻止女孩兒們走向“母親”之外人生的，不隻是宗教保守勢力，而是她身邊的一切。

幸好少女安妮異常執著：她知道自己想要讀書并進入大學，知道要抵達那一目标在當下必須認真讀書和通過考試。

《正發生》中女孩兒們的高中生活是繁瑣的課程，老師提問時全班沉默的惶恐，男孩子們來獻殷勤的小小騷動，和女孩兒間暗暗交換的關于男孩兒的想象和秘密。而和身邊的姑娘們一比，安妮格格不入：同班同學準備嫁人而無心學業；閨蜜雖然認清了女性人生選擇的有限（“嫁錯人一輩子就完了”）卻隻是想着如何精挑細選一個理想伴侶。

唯有安妮，就像那種老師贊賞家長喜愛路人都贊歎的“别人家的孩子”，所有人都知道她是要去“清北”的。

那時，社會給女孩兒們指出的最廣闊的道路是嫁人，而以知識為路燈的那條路似乎隻是狹窄的小徑，黑黢黢無人踏足。而青春期源于荷爾蒙的騷動，與婚姻相關的經濟寬裕，則變成熠熠奪目的霓虹燈。

這樣的處境，在中國的《金粉世家》裡如是，在英國的《成長教育》亦如是。浪漫愛情的神話和婚姻所象征的“成人”世界，成為最優秀的女孩兒們也難以抵擋的誘惑。

而這樣的現實并未改變。各種各樣的陷阱僞裝成甜美的糖果被放在銀盤子裡送到女孩兒們的面前。即使“女神節”的寵溺已被撕下面紗露出消費主義的獠牙，關于“現代女性”的種種流行話語依然如此冠冕堂皇——

女性被要求既要通過工作經濟獨立又要勤勤懇懇奉獻家庭，既要時刻情緒穩定又要随時能提供情緒價值，時而要小鳥依人時而要頂半邊天，正如《正發生》裡安妮一邊被男友嫌棄在朋友前情緒失控，一邊被女友懷疑得病而排擠。

她憤怒地說，兩個人都要負責的麻煩，你期待我一個人搞定。一個人搞定——這正是社會對女性的期待。

如果一個女孩兒不能搞定，那麼人們就期待一個受精卵的着陸能夠讓她“為母則剛”，一勞永逸地解決這些悖論。

在這個意義上，華坪女高張桂梅校長那次引起争論的采訪就顯得一針見血：在現實中女性的生命裡向下的引力如此之強，不向上攀援就将持續下降。“我生來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視平庸的溝壑。”唯有竭盡全力去靠近高山，才可能擺脫成為附庸的溪流。

而安妮甚至不是一個我們現在會稱為女性主義者的姑娘。安妮并非一個不婚不育主義者，她在學業之外探索愛情。她可能對未來的人生還隻有影影綽綽的遐想。

她隻是堅信“母親”這一身份轉換必須以個人的獨立自主為前提——“我以後将會有孩子，但不是以犧牲我的人生為代價，那樣我隻會恨它。”不過這樣的清醒即使在現在的社會也不多見。而這一願望的實作竟然如此困難。

《正發生》直白到殘酷地描寫疼痛：安妮将藥物注射到腿部；安妮将長長的金屬放進自己的身體；私下幫助女孩兒們流産的女人用一種又一種冰冷的金屬工具打開安妮的身體；直到最後，在宿舍的公共廁所的馬桶上，剪斷那根流血的臍帶，那從母體吸收營養又不啻于寄生的“生命紐帶”，落入水裡的血和肉隻留下沉悶的一聲。

在女性電影裡常見的女性同盟在《正發生》裡也約等于無。這不隻是說安妮母親的假裝茫然無知和安妮閨蜜的倉皇逃避，而是說與子宮相關的疼痛和傷害往往僅由個人承受。

正如安妮的另一位閨蜜向她承認，“我的欲望比羞恥感更為強烈”，而“我隻是比你幸運一點點，我沒有懷孕。”而擁有卵巢、子宮這些“生命之源”本身，就是一種不幸。

是以，承受能力較差和沒有做好心理建設的人需要謹慎觀看《正發生》。在那些殘酷的時刻，鏡頭不動聲色地移開，聚焦在蒼白的臉和豆大的汗珠，卻讓疼痛更加真切。

在這些時刻，人工流産不再是無病呻吟的青春電影裡草草帶過的一節，而是一種将烙印在生命裡的疼痛。唯有疼痛，才能超越感傷而指向行動。

“正發生”的正是現實。隻要想想美國至今仍在沿用的羅伊案（1973）關于人工流産的判決就知道了。羅伊案給出了一個奇妙的三段論，粗略地說，妊娠前三月人工流産合法，妊娠中三月一些情況下人工流産合法，如此雲雲。在這裡，并非醫生也非生物學家的法官能以簡單的三段論粗暴決定什麼是生命（三個月不是生命，三個月零一天就是生命？），而這樣一個判例，在之後的幾十年裡也一直面臨被推翻的威脅。或許現實太糟糕了，人們隻能努力阻止其變得更糟。還是那個邏輯——正是由于下墜如此輕易，而向上如此艱難，才要竭盡全力拒絕向下的引力拼命向上。

于是我們看到，還是個孩子的安妮不得不四處求助，然後收獲拒絕。而最終向安妮伸出援手的是一個曾經有過相似經曆的女孩兒。她告訴安妮，進入醫院會有兩種結局。幸運者（遇到好心的醫生）會被判定為自然流産，運氣差兒點的（遇到不願遮掩過去的醫生）則不死就要被送進監獄。

于是我們詭異地看到，《正發生》的結尾處，安妮被送進醫院。她“幸運地”被判定為自然流産。那蒼白的無影燈竟然成為本片最令人欣慰的亮色。這簡直令人哭笑不得。

正如緊急避孕藥的副作用和意外懷孕相比竟可以接受，正如短效避孕藥的副作用和“掌握身體”的賦權感相比亦可以接受，應當有更好的科普幫助女性享受到社會和醫學進步的成果。

血、疼痛和傷害成為安妮邁向她理想人生（寫作）的必經之路。這俨然成為一種詛咒。仿佛女性那作為生命起源的身體，一旦生出欲望就是一種詛咒。而這種詛咒在影視作品裡已然出現千百次卻還在繼續出現才是可怖的——在拉斯馮提爾的《女性瘾者》裡，Joe為自己實行流産。在《奮鬥》裡，要離婚的楊曉芸和要分手的夏琳在相約進行流産後買了一堆彩票然後一無所獲。在截然不同的社會環境裡驚人相似的故事在一次次被講述，仿佛育齡女性的自由必須與對自己的傷害相伴。

在《朱諾》裡，少女朱諾因為聽到“這麼大的胎兒已經有指甲了”而放棄人工流産的打算，倉皇逃離看起來髒兮兮的小診所。她在在父親和繼母的寬容和愛中生下寶寶，連看都沒看就送給了渴望成為母親的中産女性。而朱諾依然可以和小男友彈着吉他唱着歌。這是一個美麗的美國童話。

現實裡，如果有《很少，從不，有時，總是》裡描繪的那種健全的青少年保護機構和心理支援機構，就已經很好了。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對社會進步的期待依然如此真切。

在那之前，《正發生》這樣疼痛的電影越多越好。甯願在電影裡承受一千次這樣的疼痛，也不要在現實裡有機會去感受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