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中國科學報》記者 李晨陽
2021年，梁紅斌在大别山采集标本。 中科院動物所供圖
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國家動物标本資源庫（原國家動物博物館标本館），擁有全亞洲最大的動物标本收藏量。
在這裡，近1000萬号動物标本靜靜陳列，其中有750萬号是昆蟲标本。而在這些昆蟲标本中，至少有100萬号是由中科院動物所副研究員梁紅斌帶隊采集的。
當他本人報出這個數字時，同僚們的第一反應是“梁老師，您也太保守了吧！”
“究竟是100萬還是200萬，這個數字對我來說意義不大。”梁紅斌說着，臉上現出标志性的敦厚笑容，“我就是想，不能辜負資源庫交給我的任務。”
為了采集這些标本，過去20多年間，他累計野外考察40多次，行程20萬公裡，足迹遍布大陸廣東、海南、雲南、四川、西藏、新疆諸省以及越南、蒙古國、塔吉克斯坦、哈薩克斯坦等國家——“幾乎覆寫了所有可及的昆蟲多樣性熱點地區”。
院士門下的“玩”蟲人
梁紅斌出生于河南鄧州，從小在農村長大，“玩蟲子”是家常便飯。
1992年，他來到中科院動物研究所攻讀碩士，拜在一位研究蟲子的大家門下，那就是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昆蟲學家張廣學先生。
1994年初夏，他連坐72小時的綠皮火車遠赴新疆烏魯木齊，又乘長途汽車輾轉來到640公裡外的塔城植保站。
第一次野外工作，他懵了。眼前青茫茫的大片麥田，不乏飛蟲走豸，但真要找到目标中的麥雙尾蚜，卻是一籌莫展。
這可跟以前的“玩蟲子”不一樣！好在植保站的老站長符振聲先生很有耐心，手把手地教導他。
當時季節早、麥苗淺，符站長年紀大了，眼睛有些花，幾乎是趴在地裡找蚜蟲。這一幕深深刻在梁紅斌腦海裡，成了他心中野外科學工作者的最初畫像。
博士畢業那年，所裡一位老科學家虞佩玉先生找到他，問他願不願意接下自己研究了一輩子的甲蟲類群，梁紅斌答應了。
20多年後，虞佩玉先生逝世，沒能來得及完成中國動物志負泥蟲卷。在使命感的驅動下，梁紅斌再次接手了這項工作，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到負泥蟲的尋找和研究中。
梁紅斌曾在10年的漫長光陰裡，至少7次深入西藏墨脫和雲南獨龍江，找尋一種神龍見首不見尾的負泥蟲。
他終于在2021年采集到這個新種的新鮮标本，并且初步掌握了它的寄主植物和生活環境。這個新種被命名為虞氏長頸負泥蟲。以紀念虞佩玉老師。
“長頸負泥蟲這個屬，最早是在印度發現的，此後100多年間，一直沒有新的物種記錄，而人類對它們的認識近乎空白。”梁紅斌說，“是以，我不光是要找到它們，更要了解它們是如何生活的。”
有些人會問，付出這樣的時間和精力，隻為尋找一種并不起眼的小蟲，發表一篇影響因子可能不會很高的論文，這真的“值”嗎？但在梁紅斌閃爍光芒的眼睛裡，答案早已不言自明。
負重前行的“金牌隊長”
2000年，梁紅斌參加“中美高黎貢山生物多樣性聯合考察”，第一次被委以昆蟲考察隊領隊的重任。
這個隊伍集結了中外衆多科研機關的研究人員，外加司機、向導及地方上司，隊伍龐大。而高黎貢山地形複雜，天氣多變，挑戰異常艱巨。
丹珠河谷連綿不斷的大雨，驿道上揮趕不盡的蚊蟲和螞蟥，讓本就繁忙的采集工作變得更加艱辛。
大家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回到帳篷營地，沒地方洗澡，就在冰涼刺骨的瀑布邊沖涼，沖完了，再趕緊跑回營地的火塘邊烤火。
“半個月，幾乎沒有晴天，大家洗的衣服、鞋襪都是烤幹的，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有人把襪子烤糊甚至燒着。”梁紅斌笑着回憶。
比起自然條件的艱苦，團隊裡的各種人事紛擾更讓梁紅斌感到“壓力山大”。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語言、不同的身份背景，各種各樣的訴求和聲音……一次次的處理斡旋中，梁紅斌展現出作為一個可靠“隊長”的素養。
從那以後，他逐漸成為中科院動物所野外科考的一塊“金招牌”，多數重要考察，都由他帶隊出征。
考察隊員的“保護神”
“接到考察任務，動物進化與系統學重點實驗室的其他老師都把自己的學生托付給我，每到這時候，都感覺到壓力和責任不是一般的大。”他說。
晚上燈誘昆蟲，招來的胡蜂是一個大威脅。一次燈誘昆蟲時，一名女生被胡蜂蟄了，頓時手掌劇痛，不一會兒就腫成了“饅頭”。第一次被所謂的“殺人蜂”蜇，這女生一時慌了神。梁紅斌立刻拿出抗過敏藥讓她服用，還給大家講述自己曾經被胡蜂叮咬，爬不起床的慘痛經曆。在他風趣又不失嚴肅的言談間，隊員們都平靜下來，以警惕而不過分緊張的狀态面對接下來的任務。
“随後的日子裡，隻要發現胡蜂，他都會讓我們退後，然後自己拿出30厘米長的大鑷子，将胡蜂快速夾住抛入酒精瓶中，為隊員們排除安全隐患。”隊員尹浩東說。
野外作業很辛苦，學生們往往到深夜才整理完标本，連洗漱的心思都沒有了，隻想早點睡覺。每到此時，梁紅斌卻找到司機和當地的朋友，坐下來交心攀談，了解當地的地理環境、路況資訊、甚至風俗文化。“這些看似不起眼的事情，能決定接下來采集的成敗，也關系到團隊的安全。”梁紅斌說。
梁紅斌的老科學家精神深深地影響着每一個跟着他的隊員。“身先士卒”“對年輕人特别照顧”“有梁老師帶隊，總是特别安心”“哪有什麼歲月靜好，是梁老師在為我們負重前行”……跟着梁紅斌一起走南闖北的學生們，都對他滿懷感情。
梁紅斌對學生照料有加，對自己卻有點不夠意思。一次燈誘時，有隻飛蛾鑽進了他的耳朵。野外沒有醫療條件，出差回來後又事務繁忙，等到近一個月後，他才去醫院把飛蛾取出來時，此時他的鼓膜都凹陷了。
黨旗飄揚在“一帶一路”
2009年4月，梁紅斌等人踏上了蒙古國的土地，這是他們第一次出國考察。這一程風餐露宿，條件艱苦。“隊員們受了不少罪，流了不少汗，但大家鬥志不減，頑強拼搏，給蒙古國的科研同行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梁紅斌說。
這次經曆也提振了國家動物博物館科考團隊的信心，為後續的塔吉克斯坦、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烏茲别克斯坦等國的考察奠定了良好基礎。
如今，這支科考隊已踏遍中亞各國，為進一步擴充國家動物标本資源庫建設作出了突出貢獻，也把中國科學家的精神和理念播種到更廣泛的土地上。
“我們的一大創舉，就是在野外建立了臨時黨支部。”梁紅斌自豪地說。據不完全統計，從2001年到2021年，動物進化與系統學重點實驗室共成立了20多次野外考察臨時黨組織。從大江南北走向“一帶一路”，無論身在何方，黨旗都高高飄楊。
“在一次外出科考中，梁老師與我親切地攀談，當他得知我還不是黨員的時候，微笑着對我說：‘作為知識分子，你要積極向黨組織靠攏啊’。”隊員黃正中回憶道，“我這才意識到，梁老師一路上的所作所為，正是時時刻刻以一名黨員的标準在要求着自己呀！”
“特别是在中亞各國極其艱苦的環境條件下，黨支部就是旗幟、就是沖鋒号，最繁重的工作必須黨員帶頭，最危險的工作必須黨員承擔。黨員同志必須時刻做好群衆的榜樣，時刻展示黨員的優良作風，時刻注意中國隊員在國際考察中的良好形象。”梁紅斌說着，這位20多年黨齡的老黨員，眼睛裡再次閃爍起明亮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