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隻蟲子想要在頤和園裡藏身太過簡單：這裡光喬木和灌木就有6萬多株，山上的樹連着山下的、門裡的樹連着門外的，陽光很難從葉子的縫隙漏到地上。相比慈禧太後，蟲子是這片領地更早的統治者。
270餘年後，這座現存最完好的古代皇家園林成為普通市民的“後花園”，園藝隊裡的植物保護班肩負起“找蟲子麻煩”的工作。他們要有鷹的眼睛、偵探的推理能力和獵豹的行動速度，才能讓園子裡的植物每天以最佳狀态迎接遊客。
他們是守護植物健康的最後一道防線。這個團隊有從園子裡老軍工廠轉業的勞工，也有985高校畢業的博士，他們既要跟“出生就當媽媽，7天就當外婆”的蚜蟲賽跑，也要應付捅馬蜂窩、趕螞蟻和各種雞毛蒜皮的小事兒。一代代人把自己放在這座活古董的運作齒輪裡，守着1600多棵古樹和遍地綠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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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保班的辦公室卧在靠近北如意門的小院裡，瓦房旁邊的大柳樹年近半百，屋裡還留存着上個世紀的氣息。相比于牆上的舊挂曆、吱呀響的木門和嵌在窗戶裡的老電扇，電腦倒像是穿越過來的。
即使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對植保班來說，電腦的存在遠沒有雙腿重要，經驗仍是最好的參考書。白班的核心工作是蟲情預報，他們要成為園子裡一雙時刻線上的眼睛，泡在園子裡，在不停地行走和觀察中發現蟲害、及時記錄。
雖然都是繞着園子遛彎，細心的人還是能辨識出這些蟲情測報員和遊客的不同：這些人的腳步更匆忙，時不時突然盯住一片葉子、繞着一棵樹來回轉悠。即使是走過雕梁畫棟的長廊、狀若長虹卧波的十七孔橋，他們的眼睛都很少會偏離樹木。
樹皮上木屑很可能是天牛的排糞，地上星星點點的粘液則是蚜蟲的分泌物，一片掉落的槐樹葉子上也許藏着紅蜘蛛的“蛛絲馬迹”。發亮的葉片，變暗、發黃的樹冠，任何異常都逃不過他們的“火眼金睛”。有時他們還會從昆明湖的遊船上遠眺萬壽山，在樹群中辨識是否有異常，遊客眼中的翠綠一片，在他們眼中是棵棵分明。
轉園子是個體力活。即使職工們大多是北京本地人，剛來時對頤和園的第一印象是“太大了”“不愧是慈禧花軍費建的園子”。植保班的新人們在每日3萬步的曆練中，機關發的白襯衫被汗浸得發黃，兩三天換一雙襪子，半個月頂破一雙鞋，走遍有植物生長的每一個角落。
頤和園光蚜蟲就至少30多種，想要了解全園的植物和害蟲，即便對博士來說也并不容易。2008年，28歲的博士王爽跳出實驗室，落進沾着泥土的頤和園園藝隊植保班。而同屬園藝隊的新人裡，一些北京園林學校的中專生才18歲，生産實踐經驗已經很豐富。
王爽心裡着急。自己雖然是博士，又是植物保護專業，但“又内行又外行”，原來隻跟農作物打交道，學的方向也是病害而非蟲害，對園林植物和蟲子一竅不通，剛來的時候連玉蘭也不認識。她一上崗就要跟夜班防控作業的職工交接，經常描述半天說不清楚樹在哪兒、蟲子是什麼。
為了早些記住識别植物和昆蟲的竅門，跟老職工轉園子時王爽會随身攜帶小本子記錄。各個班組發現病蟲害都會打電話到植保班，她搶着接電話，接完就跑去實地看情況。她的師傅記得，隻用了一年多，她就把園子裡的樹木和害蟲種類摸得“門兒清”。
做标本也是熟悉蟲子的方法，“捉蟲人”王爽其實怕蟲，原來看到毛毛蟲都會尖叫。第一次做斑衣蠟蟬的标本，她逼着自己不戴手套把蟲子的翅膀展開，一邊起雞皮疙瘩一邊把釘子摁進蟲子的身體。做多了，她逐漸對蟲子“免疫”，開始徒手抓蟲，就算手上被蜇出一串小泡也面不改色，掏出風油精抹一抹就行。
在頤和園，王爽開始适應把科學素養翻譯成生産上的名額，“這裡追求速度大于精度。”相比于具體的統計資料，他們更常用加号的多少代表蟲情的緊急程度，以遊客的舒适度和接受程度為主進行綜合評判。三個加号就是三天内要解決，四個加号則代表當天盡快解決。不到成災的程度，都會允許害蟲的存在。
植保班每年春季最忙碌，楊樹下的草履蚧最早出蟄，随着溫度升高從土中鑽出往樹上爬。三四月份，藏在松柏樹上的蚜蟲開始蘇醒，忙着分泌蜜露，淌出一地黏液。到了盛夏他們也不得閑，這時葉子長得茂密，吃葉子的甲蟲、蛾子開始蠢蠢欲動。冬天因為天氣太冷、噴灑液體容易結冰，他們一般去地裡挖蟲蛹，為第二年的防治減輕工作量。有時還要做樹木普查，因為這時沒有枝葉遮擋，他們更容易發現樹幹上是否有蟲洞、樹體是否平衡。
2006年，園中第一次發現美國白蛾，這種外來入侵的昆蟲食量大、速度快，一隻能産幾百個卵，兩天就能吃秃一棵樹。37歲的植保班班長經秀勇記得，那段時間他們中午飯都要在樹下吃，連續一周忙到晚上10點半，一共用了375輛藥罐車，有人夢裡都是這種渾身長滿白刺的毛毛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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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園，職工流動速度很慢，大多數人一幹就是一輩子。植保班裡年紀最小的沈峰27歲，2017年入職，他對這裡的感覺是“更像上學而不是上班”，同僚們“很佛系”“沒什麼心機”。他也曾想過再考個“更好點”的公務員，但待着待着就“不想動了”。
頤和園的浸潤養出了他們不急不緩的性格，植保班班長經秀勇總結17年來的工作，他雙手在空中拉了一條直線，吐出兩個字，“平穩”。
在很多方面，植保班還延續着“慢工出細活”的傳統防治方式。“頤和園是一個機械化程度比較低的園區”，和其他公園不同，頤和園山、橋數量多，道路狹窄曲折，無法使用大型機械，“别的公園可能一個小時就能幹完的活，我們要好幾天。”
作業車不能上萬壽山，職工們要推着機器和100多米的管子上山，把管子插進山上的藥池、舉着管子往樹上噴。為了能承受水壓，管子裡面纏着密密麻麻的鋼絲，一根八九十斤重。剛來的職工掌握不好方法，要用清水練個把月，才能裝藥。
随天氣而動的方法也是老職工們傳下來的。風大防控效果差，他們會在日落前後、風最小的時候打；風的方向也有講究，北風打山南，南風打山北。他們從家出門就穿着工作服，天氣直接決定他們上班要從哪個門進：如果風大，就要從西邊看看西堤的柳樹有沒有倒伏；如果碰上雨雪天氣，就要從東門到長廊、仁壽殿這些主要景區，看植物的病害傳染情況。
王爽、經秀勇的師傅魏寶洪從1985年就在頤和園從事病蟲害防治，那時候打藥還是坐在晃晃悠悠的手扶拖拉機上。師傅的師傅做的工作更基礎，三年困難時期後，曾在毛主席的号召下背着果樹苗去園子西邊開荒，腰間系一根繩，累了就啃兩口饅頭。
雖然老職工的貢獻被時間的流逝所掩蓋，但他們絲毫不在意，甚至樂在其中。魏寶洪曾設計出一款泥環，用很低的成本防止草履蚧上樹，各個公園都在用，但他從沒想過申請專利，“你幹嗎要申請專利，申請了别人反而用不到，你的目的不就是為了讓大家用上嗎？”
在這些老職工眼中，最重要的事兒是“不能給人挑出毛病”。幹得久了，清洗沾了油的玻璃時從哪個方向沖水、哪個方向擦幹都有講究。他們對工具的熟悉程度就像身體的一部分，機器上掉一根螺絲釘都知道在哪裡找到，擦機器的棉絲黑了也不舍得扔。
一位59歲的老職工明年就要退休了，現在中午吃完飯還是會帶着大家去園子裡轉一圈，一個半小時走7.3公裡，為了看樹。
觀察已經成為習慣，他們平時沒事就喜歡擡頭看樹，不止一次“錢包硌腳了都不知道”。有次經秀勇和同僚去天壇教育訓練，因為太過專注，錢一卷一卷從同僚的兜裡掉出來，又被走在後面的經秀勇踩着過去，兩人都沒感覺。
植保班的職工們都認為，幹這行，要會跟植物對話，讀懂樹的語言。有的樹衰弱的預兆是不再開花，有的衰弱前則會瘋狂開花。
樹也會像人一樣主動發出信号，經秀勇發現，當有些樹明顯看着比其他黃，就要給它“梳理一下”、去掉幹枝死杈，“像人剪頭發似的給它打薄，夏天它才會舒服。”
植保班會在發現樹木的求救信号後使出渾身解數，和害蟲“鬥智鬥勇”。身上有兩條黑色條紋的雙條杉天牛喜歡藏在柏樹的樹幹裡，為了引誘它們出來，職工會在樹旁放置新鮮的柏木段釋放氣味。如果這招行不通，就釋放腫腿蜂，讓它們也鑽進樹中、寄生到天牛幼蟲身體裡。
蟲子的習性也能為人所用。有的蟲子會在遇到危險時假死，人一震動樹幹，它們就會僵直身體，從樹上啪塔啪塔掉進草叢。在夏天捉天牛則像回到了小時候，職工們會比誰捉得多，拿着手電筒用竹竿把天牛敲下來。
植保班的人們并非對蟲子“恨之入骨”，經秀勇總用“搗亂”“鬧脾氣”形容蟲子，“每個蟲子都有可愛的地方”，比如公園裡常見的“吊死鬼”槐尺蠖，前後有足，中間是空的，爬行時總要把身體拱起來，“有點像玉帶橋”。
他記得古人曾經誇過尺蠖“有始有終”，《易經》也曾記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古人認為尺蠖彎曲身體，是為了更好地前進。在這裡，蟲子也曾是祥兆。慈禧在“中和節”會鼓勵大家抓蟲，宮女提着上好的羊角燈、拿着自制的羽毛刷子開始找蟲，捉到蟲子最多的一組宮女将獲得重賞。在“老佛爺”眼中，蟲子多，意味着今年是個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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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要跟樹溝通，植保班的人們還要會和人溝通。在園藝綠化方面，植物保護班接到的投訴最是豐富。遊客看到樹上爬的螞蟻多了要投訴，被馬蜂蜇了要投訴，作業車開快了要投訴，風把藥沫吹到身上更要投訴。
在每年驚蟄前後，大量的搖蚊從水中飛出，有遊客聲稱“頤和園出現大量不明飛行物”。即便被告知搖蚊是“素食主義”，對人無害，有些遊客還是對這團密密麻麻、侵占人類領地的生物充滿厭惡。
還有大爺大媽喜歡監督他們工作，站在一旁、邊看邊說他們剪得不對稱、藥噴得不均勻。職工們被問得多了，也摸索出了回複的套路：碰見對這裡不熟悉、确實有疑問的遊客，就好言解釋；如果對方語氣中帶着蠻橫，俨然一副主人的派頭，低頭附和就好。雖然本職工作不包括門區服務，他們牢記着頤和園工作準則之一——“為遊客服務是天經地義”。
作為最不受歡迎的“瘟神”，夜班的應急防控職工則避不開責罵。一位夜班職工坦言最怕深秋的時候去東堤防控，到晚上7點，湖邊還有不少觀賞“金光穿洞”的遊客，他要等遊人全部散去才能行動，否則就會收獲諸如“你不要命我還要命”的責罵。萬壽山上也比較隐蔽，有時候一眼掃過去沒人，一開始作業，就會有年輕情侶突然從草叢中冒出來。
是以夜班職工不怕吃苦，都是大嗓門、直脾氣，但從不斤斤計較，“這活兒你要是計較幹不下去”。
從選擇植物保護專業開始，王爽就知道這是件久久為功的事兒，很多害蟲生長周期長、一年無法見到所有的蟲态，“我們這個工作堅持一年、兩年是很難出成果的，是要10年、20年、30年甚至更長。”讀博士和來頤和園對于王爽來說就像是球傳到眼前，“正好輪到我接了”。
植物保護專業是公認的“不賺錢”，有人畢業後去賣房子，有人回家當地方公務員，賣農藥已經算是留在行業内。畢業時，導師挺支援王爽去頤和園，“至少還能夠發揮專業知識”。
當時其實也有出國深造的機會，但王爽發現很多研究成果都隻局限在實驗室，例如生物防治在學術上讨論了很多年，但生産上并沒有廣泛應用。很多一線的生産工作者雖然能發現問題、便于接觸研究材料，但缺乏相應管道以及高精尖的科研儀器，并不能發揮優勢。王爽想成為研究和生産間的橋梁。
來頤和園後，她發現大家雖然靠經驗也能記住噴灑農藥的時間和規律，但當知道背後的科學原因後，記憶會更清楚。除此之外，蟲害來得更兇猛、易觀察，在公園一線防治措施中更受關注，而她讀書時研究的病害較為緩慢、原理更複雜，一般特别明顯的時候已經無力回天。
由于自己的研究方向就是植物病理，王爽開始帶着同僚們做海棠枝幹病害相關的科研項目，從早期切斷感染。碰見其他實力更強的研究團隊對相關話題感興趣，她也會主動聯系、提供研究材料，“總要有人做”，她一邊說着，一邊伸手把眼前月季上枯萎的枝條折斷。
不像園區隊那樣直接暴露在遊客面前，更多時候，他們的工作“全靠自覺”。王爽說，“我們沒有打卡這種硬性要求，蟲害也可以說成是自然災害，但你心裡知道這都是你的工作。”
有時候，夜班作業的職工會給已經下班的白班職工通電話，反複讨論方案。雖然晚上視野很差，但即使是沒人看見的地方，他們也不會漏掉每一棵藏在溝裡的、被其他樹種包裹的樹，有人說，“(公園)總有開門的這一天，每棵樹總有被看見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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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頤和園工作過的人總會對這裡念念不忘。植保班的老職工退休後，還會在上班時間來園子裡轉一圈，把看到的問題告訴年輕人們。那位明年就退休的老職工小時候就住在頤和園隔壁，去上學時會先翻進頤和園，再從大門跑出去。他懷念着年輕時一角錢一張的門票，以及急活兒來時大家搶着沖出去的熱鬧勁。
植保班最年輕的沈峰割舍不下景緻。萬壽山上樹木繁多，山體被團團圍住，但在千峰彩翠附近有一處空隙，被沈峰稱作“最佳觀景點”。近能看到水波環繞的南湖島，遠能望到幾乎大半海澱區的區貌，如果能看見廣播電視塔，說明當天天氣還不錯。每天作業結束後，沈峰會短暫地站在這裡，聞着松柏的清香，讓風吹散全身的汗氣。他覺得這兒“每天都很美”。
剛來時，王爽發現同僚幾乎都是本地人，王爽來自河南南陽，心中憋着股勁，“要證明自己不是來混一個戶口、混一個工作機會，要把自己立起來。”
慢慢地，堅守的理由從“争口氣”變成了“日日新，又日新”。每年氣候不同，每年都會發現新的蟲子，她從沒想過離開，“樹還有新變化，蟲子還沒認全，怎麼能走呢？就像兔子挖蘿蔔，挖一點就放棄去挖下個地方，那你永遠都挖不到。”現在因為工作之便，總能在園子裡重逢五湖四海的同學，她覺得挺滿足。
王爽把頤和園看作是各種文化交彙碰撞的地方。她常常站在西門的橋上往團城湖望。團城湖是北京的水源地，是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終點，為了保護水質，四周都被比人還高的欄杆圍起來，西門是唯一沒有欄杆的地方。
為了南水北調工程，王爽的家鄉南陽淅川先後幾十萬人離開世代居住的地方，她總記得老家那片被砍掉的桃林和拖家帶口的鄉親。家鄉的水總有股淡淡的甜味，“我正好從那邊來，現在又在這裡保護這個水，保護好水瓶子，保護好我和家鄉的紐帶。”
14年過去，王爽能體會到防治病蟲害的理念也在逐漸變化。之前對益蟲和害蟲的比例要求嚴格，農藥的毒性高、針對性差，所到之處蟲屍遍野。現在則更重視生物防護，通過引入瓢蟲、腫腿蜂控制蚜蟲、天牛等害蟲的數量。
王爽覺得在城市中做植物保護是件困難事兒，“城市園林是更脆弱的生态系統”。熱輻射、尾氣排放、全球化等人類活動會影響動植物的習性，防治措施反過來也可能影響人類生活體驗。由于氣候變化、人類活動頻繁等原因，之前隻在南方出現的松材線蟲病近年也逐漸突破溫度限制，成為北方的松林潛在的威脅。
她提到明末園林專家計成在《園治》中的一句話，“雕棟飛楹構易，蔭槐挺玉成難”。這句話的意思是，蓋房子畫個畫，描一個精美的梁柱，很容易，也不用成百上千的等待；一棵像碧玉一樣的古樹卻是很難得的，幾百年才這麼标緻，靠天吃飯。王爽說，“你哪怕學了博士，也可能沒有辦法挽救一棵樹的命運。”
“頤和園有自己的時鐘”，王爽和同僚的日常工作不會有劇烈的革新或變化，“我們的工作就是保留它原來的樣子。樹的壽命比人長，你隻能短暫地陪伴他們一段時間，然後年輕的同志繼續接替我們。”頤和園有1600多棵古樹，有時盯着根深葉茂的古樹，王爽就會生出一種敬畏，感覺自己沒有秘密。
疫情下，頤和園作為市屬公園仍然保持開放。園外的頤和園路中央種滿月季，四周沒有高樓，人們的腳步慢悠悠。園裡大爺大媽重複着踢毽子這項有2000多年曆史的活動，人手一台自拍杆的年輕主播向被困在家中、無法親臨的人們講述着慈禧的敗家故事，一切都在變，但好像又沒變。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焦晶娴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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