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則流傳甚廣的“史料”說，在康熙時代，當時歐洲最偉大的數學家和哲學家萊布尼茨曾給這位大清皇帝寫過一封信，向他建議在中國設立科學院。
但沒有人找到任何證據能夠證明這則“史料”的存在，我懷疑它是以訛傳訛的結果——傳播這條“史料”的人們并不在意有無其事，隻是借此惋惜——如果聽從萊氏的建議，未來中國的面貌可能會大大不同，說不定它就此走上現代化之路——這其實是一種
自做
多情的假設。隻要我們稍微了解一些康熙對于異國文化的态度，就得不出這個站不住腳的結論。或者說，康熙所代表的并非隻是他本人的意願，這是中國文化傳統下大清帝國所做的理性選擇。
萊布尼茨對于遙遠的東方古國有着濃郁的興趣，對中國的了解遠超一般歐洲人，他持續地和在華傳教士們通信，源源不斷地向他們索取關于中國的資訊，請求他們回答他關于這個國度的各種問題。
我注意到他的另外一封信。
我們不清楚洪若翰是否将萊布尼茨的意思傳達給康熙，或者康熙是否認真地思考了萊氏的建議，但我們知道的是，大清并沒有功夫建立勞什子科學院，而禮儀之争導緻的後果是，大清與羅馬教廷交惡，中西交往的通道由此變得狹窄。
以十三副铠甲起兵的努爾哈赤及其後世子孫，自廣袤的草原向南一路高歌猛進，用強大的武力建立起大一統的清王朝。當雄才大略的康熙接管了帝國的統治權，通過多年的征伐以及制度層面的建設，使他的帝國看起來比當時世界上其它任何政權都更牢不可破，更富強遼闊，他有足夠的自信睥睨一切，他癡迷并堅信中國正統儒家文化，且将它視為天下穩定之基。
正如他在禮儀之争中釋出的一道聖旨裡所強調的：中國道理無窮，文義深奧，非爾等西洋人所可妄論。
康熙禁止了傳教士的工作，“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四朝延續了這一政策，天主教隻能通過地下形式傳播。
康熙雖一度折服于傳教士從歐洲帶來的“奇技淫巧”（從他對西曆、醫學、幾何和相關技術的迷戀可知），但他從未真正考慮過信仰天主教，也從未身體力行地學習西方，大力引進并推廣西式科技。與儒家思想這種大“道”相比，這些西式科技不過是“術”，學者吳國盛說，“中國古代沒有産生西方現代意義上的科學，不是偶然的錯失，而是存在的命運”。憑《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聞名于世的生物學家戴蒙德則從另一個次元解釋他對于科技發展在中國受阻的原因：統一專制的體制使得新技術一旦被禁止或排斥就永無出頭之日，在國家衆多的歐洲就不存在這個擔憂，即使一個國家排斥新技術，還有别的國家可能會接受或推廣它。
雍正皇帝施行了比父親更嚴厲的禁教政策，乾隆皇帝則呈現出與祖父相近的興趣，與傳教士們交往密切，他仍然禁止他們傳教，将其局限于繪畫、建築等藝術形式之内，驅使他們為個人的興趣服務。
萊布尼茨的中國期待徹底落空了，換句話說，他的那些期待或建議根本無法進入皇帝的法眼。至少在“康乾盛世”，睥睨一切的大清帝國沒有現代化的動力，沒有向西方學習的必要。
中西各自的文化系統、宗教信仰、治國理念、國體政體、發展方向等等因素促使二者漸行漸遠，隔膜日重，直到鴉片戰争的一聲炮響，人們才驚訝地發現：此時已非彼時，西洋人已非過去的西洋人了！
[1] 指17世紀至18世紀西方天主傳教士就中國傳統禮儀是否違背天主教義的争議，它造成的直接後果是，天主教在中國被禁止傳播。
[2] 轉引自《中國近事》213頁，（德）萊布尼茨，大象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
大家又有何看法呢？歡迎螢幕下方留言與探讨！
我會每天為大家奉上精彩的文章，懇請各位讀者朋友關注我的賬号！
您的點贊、轉發、評論，這是對我最好的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