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怡留下的文字裡，趙丹叫她“妹妹”……

秦怡走了。這位中國百年電影史的耕耘者和見證者，也是東方銀幕上美麗、堅強、自主女性的化身，久久地為一代代觀衆所品賞、回味。觸電一輩子之餘，秦怡老師還有筆耕的愛好。在此，我們奉上多年前她在朝花副刊提筆紀念另一位電影藝術表演大師趙丹的文字，其間的惺惺相惜、共同的藝術趣味與敢為藝術講真話、做真人的态度，還是令人肅然起敬的。

阿丹去世了，我不能信。阿丹，這樣一位一直被人認為青春常在，性格開朗，即便在“牛棚”裡也是樂觀的藝術家，卻走在别人前面，先離開了大家，與世長辭了。這怎麼能信？怎麼能不使人感到遺憾啊？！

今年六月底，我去江西演出之前，在華東醫院的門診室遇到了阿丹，當時我隻知他有點胃病，而他自己也是充滿了信心與希望，跟我說準備出院後就要參加與日本合拍的影片，我希望他靜心休養，早日康複，他堆滿了笑容說：“是啊，我也這樣想，是以即便住醫院也是不痛快的，但為了今後的工作，必須養好身體。”

年輕時的秦怡。圖檔來自新華社

當時我因急于離滬，隻與他匆匆談了幾句。他跟我說：“我真想‘胡說八道’，能讓我‘胡說八道’就痛快了。”我了解他說的“胡說八道”的含義，也就是說他多麼想敞開了說說心裡的話，抒抒長久以來積郁在胸中的悶氣。我笑着對他說：“那你就說吧，想說什麼就說什麼，這樣對人對己都有好處。”他微笑着開玩笑地說：“秦怡妹妹（過去他們一直這樣稱呼我），現在真會說話了。”

在他逝世前不久，我在報上看到了他的“胡說八道”，感到他終于把話說出來了，但未想到他還不知道我們讀了他文章的反映，他卻已離開了我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阿丹才六十五歲，他還可以為人民做許多工作，他還未完全實作他畢生的願望，他死得太早！究竟是什麼這樣快奪走了他的生命，是什麼使這個“樂天派”再也不動不笑了？那無邊的長夜，昏亂的年月，又曆曆在目，而今在這燦灼的星夜，他卻悄悄地凝靜了，無聲無息了，難道生活就是這樣殘酷？

2018年，電影人一起為96歲的秦怡慶生。本報記者 蔣迪雯 攝

1945年他從新疆回到重慶，與我們同演茅盾同志的劇本《清明前後》。當時該劇幾遭禁演，阿丹又導又演，每天都在禁演聲中頂住了各種刁難，大家同心協力地總算演到預定的日期結束。每當我們想出了妙招，堅持在不改原台詞的情況下演完一場後，就感到一種勝利者的無比歡快。

有一晚戲演完後，因暴雨成災，水深齊腰，我們無法走回宿舍，阿丹建議到附近的朋友家中暫等。但風雨徹夜未停，就這樣，阿丹興高采烈地不顧疲勞，暢叙了他對未來創作的欲望，他談了大陸許多曆史上的名劇，談到了世界名著，談到了我們的戲劇運動還隻開了頭，談到了電影事業即将蓬勃興起，談到了光明的未來。

本報記者蔣迪雯2013年為秦怡拍攝的一組照片

那時他也隻有卅歲剛出頭，我則是個幼稚的青年，我靜靜地坐在一邊聽他談果戈理，談普希金、萊蒙托夫，談莎士比亞，談大陸的許多優秀作家的作品。他熱情洋溢，不可抑制，一直到茶水已盡，煙碟滿灰，窗縫裡漏進了曙光，他才一躍而起說：“走吧，去吃‘豆腐腦’！”

1946年抗戰勝利後，我與阿丹都參加了影片《遙遠的愛》的拍攝。導演陳鯉庭同志是位要求極嚴、對工作一絲不苟的人，而阿丹則是點子多，探索人物無止境，善于設想、善于思考、善于表達的演員，他總是能設計出許多人物的外部動作，從中選擇最符合于人物需要的。

電影《遙遠的愛》中，趙丹與秦怡同框。資料圖檔

我當時對電影性能還未開竅，往往自己想的東西都到了銀幕外面了，銀幕上不能展現自己的願望。我問他說：“我怎麼不知從何用功，用了半天功也用不上。你怎麼有這麼多‘花頭經’？”他告訴我，塑造人物可以從内在出發，也可以從外部着手，有時外部動作找準了，就可以帶動内在的情緒。人物形象合适了，人物就有了一半了，當然有了外部，必然不能缺少内在……阿丹在當時已經是一位勤于學習、鑽研、探讨的藝術家了，隻要是談藝術創作，他從不疲倦，而且他的善于逗樂的性格，往往在人們感到缺乏信心、感到疲累、感到消沉的時刻，暗暗地鼓舞着大家。

新中國成立後我與他合拍了《林則徐》。阿丹對林則徐這個人物的精心刻畫、精益求精的精神是少見的，甚至拍成了一次再拍一次，他從開始接受角色起，便生活于角色，不僅通讀許多有關林則徐的曆史書，每天與導演鄭君裡同志探讨業務，而且每時每刻都沉浸在人物的風貌、氣質之中。他為了扮演林則徐，剃掉了半個頭頂的頭發，跑遍了廣州、沙角，有時同志們也要跟他開玩笑，但他對塑造人物的嚴肅認真的态度，漸漸地感染了大家，使我們都把他當作林則徐了。

趙丹同志離開我們，不會回來了。在這悲痛的時刻，無法憶得盡像阿丹這樣的藝術家的豐富而又曆盡艱辛的生活、工作。在與我們共事的這幾十年中，實難以幾句話說得清，幾件事講得盡。阿丹雖死，音容宛在，我們将永遠懷念着他，他将永遠鼓舞着我們！

（刊于1980年10月21日解放日報朝花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