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名春丨荀子非子思孟轲案再鞫

荀子非子思孟轲案再鞫

作者簡介丨廖名春，曲阜師範大學孔子研究院特聘教授，清華大學曆史系教授。

原文載丨《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2期。

摘要：由《荀子》書“案(安、按)”的虛詞用法看，《非十二子》篇論子思、孟轲一段為先秦文法無疑，屬于荀子特有的語言風格；從《荀子·非十二子》篇與《韓詩外傳》相應段落文義内容的比較來看，《荀子·非十二子》篇是原創，而《韓詩外傳》則是雜湊抄錄。将《荀子·非十二子》篇對子思、孟轲的批評說成是荀子後學所為，否定其為荀子之作，經不起先秦秦漢文獻的檢驗，隻能說是無稽之談。

關鍵詞：荀子；非十二子；韓詩外傳；案

《荀子·非十二子》篇是先秦學術史的名篇。該篇在分别批判了它嚣、魏牟、陳仲、史 、墨翟、宋钘、慎到、田骈、惠施、鄧析十子後，鋒芒又直指子思、孟轲二子，說他們：“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隐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遊為茲厚于後世：是則子思、孟轲之罪也。”[1]267它嚣、魏牟、陳仲、史 、墨翟、宋钘、慎到、田骈、惠施、鄧析十子屬于道家、名家、法家、墨家等不同學派，荀子作為戰國中晚期儒家的代表人物，批評他們，自在情理之中。但子思、孟轲為儒門名宿，荀子卻如此尖銳地批評他們，同室操戈，人多不解。

比如，揚雄(前53-18)《法言·君子》就說：“孫卿非數家之書，侻也。至于子思、孟轲，詭哉!”[2]499他認為荀子“非”它嚣、魏牟、陳仲、史 、墨翟、宋钘、慎到、田骈、惠施、鄧析十子“侻也”，符合于道。但“非”到儒家嫡系的子思、孟轲身上，就特别詭異，不好了解。

《韓詩外傳》卷四的記載較之《荀子·非十二子》篇則有了改變：“夫當世之愚，飾邪說，文奸言，以亂天下，欺惑衆愚，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則是範雎、魏牟、田文、莊周、慎到、田骈、墨翟、宋钘、鄧析、惠施之徒也。此十子者，皆順非而澤，聞見雜博，然而不師上古，不法先王，按往舊造說，務自為工，道無所遇，而人相從。故曰十子者之工說，說皆不足合大道，美風俗，治綱紀，然其持之各有故，言之皆有理，足以欺惑衆愚，交亂樸鄙，則是十子之罪也。”[3]402-403不但将批評的對象它嚣、陳仲、史 改作了範雎、田文、莊周，而且“十二子”也變成了“十子”，沒有了儒家的子思與孟轲。

南宋王應麟(1223-1296)是以說：“荀卿非子思、孟子，蓋其門人如韓非、李斯之流，托其師說以毀聖賢，當以《韓詩》為正。”[4]221他認為《荀子·非十二子》篇“當以《韓詩》為正”，是非十子而非“非十二子”，其“非子思、孟子”部分，本非荀子之作，而是“其門人如韓非、李斯之流”的僞托。

王應麟之說，過去響應者寥寥，到了現代，卻頗有市場。疑古大師顧颉剛(1893-1980)即雲：“《非十二子》中所罵的子思、孟轲即是鄒衍的傳誤，五行說當即鄒衍所造。”[5]254林尹(1910-1983)也說：“荀卿《非十二子》一篇，據《韓詩外傳》所引，并無子思、孟子，則為後人所增，已無可疑。”[6]

近來，這種意見甚嚣塵上。如顔世安就說：“王應麟的說法是有道理的。雖然非思、孟者未必是韓非、李斯之徒，但不是荀子本人，是其後學的可能甚大。”[7]周熾成(1961-2017)更進一步說：“《非十二子》中之非子思、孟轲部分，不出自荀子本人之手，而是其後學之所屬。文字結構、字數、所示意義、後世的引用等，都可證明這一判斷。荀子本人并不反對孟子，而對孟子思想多有肯定和吸收。”[8]這些翻案意見，在時下的學術界興起了波瀾1。

不過，事實上這些說法都是不能成立的。

清人梁玉繩(1744-1819)早就指出：“厚齋此言似誤……《法言·君子》篇：‘荀卿非數家之書，侻也；至于子思、孟轲，詭哉!’是揚雄所見《荀》書有思、孟，與今本仝。”[9]4梁氏引揚雄《法言》說駁王應麟，應該說非常有說服力。所謂“侻”，符合。指荀子《非十二子》篇對它嚣(範雎)、魏牟、陳仲、史 、墨翟、宋钘、慎到、田骈、惠施、鄧析的批評符合于道，符合于教。故李軌注：“彈駁數家，侻合于道。”[2]499所謂“詭”，詭異也。荀子與子思、孟轲同屬儒門，卻操戈相向，揚雄感到不好了解，是以稱“詭異”。從揚雄的這一評論看，其所見之《非十二子》篇，分明是有“非子思、孟轲部分”的，故梁玉繩說“與今本仝(同)”。

但《韓詩外傳》成書要早于揚雄《法言》。《漢書·儒林傳》：“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内》《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贲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為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于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為博士。”[10]3613可見韓嬰為西漢早期人，較西漢晚期人揚雄要早出一段時間。是以，揚雄見到的《非十二子》篇“與今本仝”，并不能證明韓嬰所見到的《荀子》該篇就一定“與今本仝”，就一定有“非子思、孟轲部分”。今本的《荀子·非十二子》篇與《韓詩外傳》卷四“非十子”段的關系還有待辯證。

從語言分析入手來看兩者的先後，應是一種客觀可信的方法。

唐人楊倞在《荀子·勸學》篇“安特将學雜志順《詩》《書》而已耳”《注》中提出：“安，語助，猶言抑也。或作‘安’，或作‘按’。《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戰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案移于梁矣。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攘于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質為臣，其主安重；釋玺辭官，其主安輕。’蓋當時人通以‘安’為語助，或方言耳。”[1]53這是說《荀子》書中“安”或“按”多用為語助詞，猶如“抑”，這是當時人的習慣，也許是方言。《戰國策》《呂氏春秋》也有這種現象。楊倞首次注意到了《荀子》書“安”“按”字的特殊用法。

接着楊倞注就此進行系統讨論的當數清人王引之(1766-1834)。其名著《經傳釋詞》卷二“安案”條稱：“安，猶‘于是’也，乃也，則也。字或作‘案’，或作‘焉’，其義一也。其作‘安’者……《荀子·勸學》篇曰：‘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将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安，猶‘則’也。言既不能好其人，又不能隆禮，則但學雜識、順《詩》《書》而已也。《仲尼》篇曰：‘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而暴國安自化矣。’言暴國于是自化也。又曰：‘文王誅四，武王誅二，周公卒業；至于成王，則安無誅矣。’言至于成王，則于是無誅也。(今本‘安’下有‘以’字，乃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大略》篇曰：‘至成、康則案無誅已。’是其證。)《王霸》篇曰：‘身不能，不知恐懼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親比己者之用。’言于是唯便僻、左右是用也。又曰：‘先義而後利，安不恤親疏，不恤貴賤，唯誠能之求。’言于是不恤親疏貴賤，而但求能者也。《正論》篇曰：‘德明威積，海内之民，莫不願得以為君師。然而暴國獨侈，安能誅之。’……言海内莫不服從，而暴國獨侈然自大，于是乃誅之也。又曰：‘于是焉桀、纣群居，而盜賊擊奪以危上矣。安禽獸行，虎狼貪，故脯巨人而炙嬰兒矣。’安，亦‘于是’也，互文耳。……《荀子·榮辱》篇曰：‘故先王案為之制禮義以分之。’言于是制禮義也。《王制》篇曰：‘權謀傾覆之人退，則賢良知聖之士案自進矣。’言于是自進也。《臣道》篇曰：‘是案曰是，非案曰非。’言是則曰是，非則曰非也。《正論》篇曰：‘今子宋子案不然。’言今子宋子則不然也。”并說：“《荀子》中用‘案’字者甚多，今不具載。”[11]33-35他不但将《荀子》書這種特殊用法的“安”“按”擴充到“案”，而且補充了十二例。特别是指出其義“猶‘于是’也，乃也，則也”，而非“抑”，非常正确。

清末學者王先謙(1842-1917)繼承了王引之說，謂：“安猶案也……安、案并猶則也。荀書用安、案字，或為語詞，或作‘則’字用。……《強國》篇雲‘秦使左案左，使右案右’，(使楚也)謂使左則左，使右則右也。《臣道》篇雲‘是案曰是，非案曰非’，謂是則曰是，非則曰非也。《正論》篇雲‘暴國獨侈，安能誅之’，(能字衍)謂暴國獨侈則誅之也。又雲‘今子宋子案不然’，謂子宋子則不然也。《解蔽》篇雲‘學者以聖王為師，案以聖王之制為法’，謂以聖王為師，則以聖制為法也。此并以安、案代‘則’字。餘皆語詞。《富國》篇‘則案以為利也’，《仲尼》篇雲‘至于成王則安以無誅已’，《大略》篇雲‘至成康則案無誅已’，《臣道》篇雲‘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以‘則案’‘則安’連用，安、案亦語詞。”[1]53-54在王引之說的基礎上，又增加了荀書“安”“案”作“則”字用的五例，使《荀子》書“安”“案”“按”的這種特殊用法更加突出。

近人張亨也指出：“在《三年問》與《禮論》篇的異文中最可注意的是《禮論》篇‘安為之立中制節’‘故先王案以此象之也’‘案使倍之’‘案使不及也’數句中的‘安’或‘案’字都作‘焉’。以安或案作為語助詞或承接連詞是荀書中的習慣用法。……安或案作語詞用雖然也曾見于其他先秦古籍，而荀書使用的次數特多，其為荀書中一類習慣的用語無疑。《禮論》篇這裡用安和案為語詞與荀書他篇的用例一緻，是以這既不可能是編定荀書者有意的竄改，《禮論》篇這一段也就不可能是從《三年問》篇‘混入’的。倒是抄入《禮記》的人不習慣于安、案這種比較特殊的用法，才将它們都改為‘焉’字。”[12]他不僅從《荀子·禮論》篇增補了四個“安”或“案”作語助詞或承接連詞的用例，還利用其為荀書習慣用語的特點，推定《禮記·三年問》篇的異文“焉”後出，很有道理。

随後，鄭良樹《〈荀子·非十二子〉“子思孟轲”條非附益說》[13]228-238一文利用荀書“安”“案”的這種特殊用法來證明《非十二子》篇“非子思孟轲”段為荀書所原有，可以視為張亨工作的推進。

“安”字作承接連詞的例子，鄭氏舉出六例，其中《王霸》篇的“安與夫千歲之信士為之也。……安不恤是非……”二例是他的新補充。

“案”字作承接連詞的例子，鄭氏舉出二十七例，其中《非十二子》篇的“案飾其辭而祗敬之”，《王制》篇的“案謹募選閱材技之士”“案以中立無有所偏而為縱橫之事，偃然案兵無動，以觀夫暴國之相卒也。案平政教，審節奏”“案修仁義，伉隆高”“兵勁城固，敵國案自诎矣”，《王霸》篇的“案申重之以貴賤殺生”，《富國》篇的“凡攻人者，非以為名，則案以為利也，不然則忿之也”“人皆失喪之，我案起而制之”，《議兵》篇的“案角鹿埵、隴種、東籠而退耳”，《強國》篇的“案獨以為私廉”“案直為是世俗之是以為”“案欲剡其胫而以蹈秦之腹”“案用夫端誠信全之君子治天下焉”，《禮論》篇的“案屈然已”“故先王案為之立文”，《解蔽》篇的“案直将治怪說”，這十六例，皆為鄭氏新補。

鄭氏認為，先秦古籍“案”字作“乃”“于是”“就”者，為數至少，應該是《荀子》書的特殊用法。檢遍《韓詩外傳》，除“案往舊造說”外，全書從來不曾将“案”字作句首、置句中而有此義者，可見《韓詩》不但無此特殊用法，更可以證明《韓詩外傳》此句乃抄錄自《荀子》。不然，如何會寫出如此具有《荀子》特色的句子來?這一論證，很有說服力，但仍有值得商榷之處。

鄭氏謂《韓詩外傳》卷四的“按往舊造說”本于《荀子·非十二子》篇的“案往舊造說”完全可以成立，但他将“案往舊造說”之“案”訓為虛詞，釋為“乃”，卻不可盡信。楊倞注：“案前古之事而自造其說，謂之五行。”[1]279不釋“案”字，實質是不以“案”為“乃”。日本學者物雙松(1645-1911)《讀荀子》卷一：“‘案往舊造說’，言案據往世舊家之言，創造其說。”[14]209桃井白鹿《荀子遺秉》也說：“案，據也。”[1]279都是釋“案”為“據”。今人的《荀子》注本，多數都沿襲了這一意見。至郝懿行(1755-1823)，始以此“案”字為虛詞。其《荀子補注》說：“荀書多以‘案’為語辭。‘案’，猶‘焉’也。下‘案飾其辭’，義亦同。楊注非是。”[1]279他認為“案往舊造說”之“案”與“案飾其辭”之“案”義同，都是虛詞，都應該訓為“焉”。鄭氏據郝懿行的這一意見為說，應該是有瑕疵的。

“案往舊造說”之“案”訓為“據”，是為動詞。“案往舊”與“造說”都是動賓結構。“往舊”複詞同義，為“案”的賓語。“說”為“造”的賓語。如果“案”為虛詞“焉”或“乃”的話，“往舊”與“造說”的結構就不同了。魏代富看到了這一問題，他說：“《荀子》一書，‘案’多為語辭，郝懿行雲此處‘案’與下‘案飾其辭’之‘案’同，是也。然‘往舊造說’義亦不倫，‘往舊’前缺一動詞。”是以，他提出了解決的辦法：“‘往’乃‘任’之形訛，任讀作仍，仍者，因也，循也。……任舊造說，依據舊說更造新說，即下‘五行’也。”[1]281這樣，“案往舊造說”就變成了“案任舊造說”。這種改法雖然保住了“案”的語辭義，維持了郝說，但改字為訓，将“往”改做了“任”，其實大可不必。因為《荀子》書本來就有“案”訓為“據”的例證。如《不苟》篇雲：“故君子者，治禮義者也，非治非禮義者也。然則國亂将弗治與?曰國亂而治之者，非案亂而治之之謂也，去亂而被之以治。人污而修之者，非案污而修之之謂也。去污而易之以修，故去亂而非治亂也，去污而非修污也。”楊倞注：“案，據也，據舊亂而治之也。《荀子》‘安’‘案’多為語助，與此不同也。”梁啟雄《簡釋》：“案借為按。《漢書·揚雄傳》注：‘按，依也。’《廣雅·釋诂》：‘被，加也。’”魏代富也說：“‘案’是因循的意思。非案亂而治之，謂不行禮義于亂世；雲亂而被之以治，謂先雲除混亂(如用武力手段等)而後推行禮義。”[1]141-142既然《荀子·不苟》篇有“案”義為“據”的成例，“案往舊造說”完全可以釋為“據往舊造說”，又何必遷就郝懿行說，将“案往舊造說”改為“案任舊造說”呢?由此可見，鄭氏之說，猶有值得改進之處。

近年來，研究《荀子》語言問題的論作不少，其中成績最為突出的要數黃珊的專書《荀子虛詞研究》[15]。該書“對《荀子》各類虛詞作了窮盡性的分析研究，力求全面揭示《荀子》各類虛詞的文法功能和文法意義”，其《荀子》虛詞“安”“案”“按”研究部分，對我們啟發頗大。

黃氏統計，《荀子》全書“安”字共出現188次，“案”字出現38次，“按”字1次，總計227次。其中，實詞159例，包括形容詞98例，動詞61例；虛詞68例，包括疑問語氣詞16例，連詞45例，副詞7例2。

黃氏指出：作為虛詞而言，《荀子》書“安”“案”的詞義是完全相同的。《荀子》中“按”隻出現一例：“人皆失喪之，我按起而治之。”(《富國》)這一例可能是“桉”字之誤。“桉”是“案”的或體。《戰國策》中就有“桉”“按”混用的用例。是以，《荀子》書中虛詞“安”“案”“桉”“按”實為一詞，隻是字形不同罷了，可稱之為“異形同義詞”[15]174-175。

《荀子》書“安”“案”用作連詞，表順接，如：

1．先義而後利，安不恤親疏，不恤貴賤，唯誠能之求。（《王霸》）

2．殷之日，安以靜兵息民，慈愛百姓。（《王制》）

3．孰能有與是鬥者與？安以其國為是者王。（《王制》）

4．敵國案自诎矣。（《王制》）

5．辟田野，實倉廪，便備用，案謹募選閱材伎之士。（《王制》）

6．故先王聖人安為之立中制節。（《禮論》）

7．故先王案為之制禮義以分之。（《榮辱》）

8．暴國獨侈，安能誅之，必不傷害無罪之民。（《正論》）

9．暴國安自化矣。（《仲尼》）

用作連詞，也有表示轉接關系的，如：

10．身不能，不知恐懼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親比己者之用。（《王霸》）

11．不知道此道，安值将卑執出勞，并耳目之樂。（《君道》）

12．甚僻違而無類，幽隐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非十二子》）

13．雖能之無益于人，不能無損于人，案直将治怪說，玩奇辭，以相撓滑也。（《解蔽》）

用作連詞，還有表示并列關系的，如：

14．今夫偷生淺知之屬，曾此而不知也，糧食大侈，不顧其後，俄則屈安窮矣。（《榮辱》）

15．故學者以聖王為師，案以聖王之制為法。（《解蔽》）

作為表示順承關系、轉折關系、并列關系的連詞“安”“案”，一共是45例。

作為語氣副詞的“安”“案”，《荀子》書一共是7例。如：

16．是案曰是，非案曰非，是事中君之義也。（《臣道》）

17．然而秦使左案左，使右案右。（《強國》）

這四個作為副詞的“案”，表示語氣的加重和對事實的确認。

18．人皆失喪之，我案起而制之。（《富國》）

19．今子宋子案不然，獨诎容為己，慮一朝而改之，說必不行矣。（《正論》）

20．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将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勸學》）

這裡的“按”“案”“安”，作為副詞，表示的是語氣的轉折。

黃氏認為，“安、案、按”作連詞或副詞，較早的用例是在《國語》中。《逸周書》《管子》《老子》《墨子》《大戴禮記》《戰國策》《戰國縱橫家書》《呂氏春秋》等先秦古籍中時有所見。漢代以後就沒有發現“安、案、按”的類似用法。是以，她斷定，“安、案、按”用作連詞、副詞，僅僅是先秦漢語的虛詞用法，時間大約在公元前967年至公元前209年之間。漢代以後，這種用法就已經消失了[15]。這是基于先秦秦漢現有全部語料得出的結論，應該是可信的。

而在《荀子·非十二子》篇的“非子思孟轲”段裡，盡管“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句的“案”是動詞，但下面的“甚僻違而無類，幽隐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句的“案”字則是表轉折語氣的副詞。這應該是先秦文獻獨具的現象，也是《荀子》書特有的語言特色，漢代以後就沒有再發現“案”的這種用法了。是以，說《荀子·非十二子》篇的“非子思孟轲”段非荀子所作，其為漢人所摻入，是沒有道理的，得不到漢語史研究的支援。

《韓詩外傳》此段話襲自《荀子·非十二子》篇，從文義的比較上也能看出。比如《荀子·非十二子》篇說子思、孟轲“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邏輯非常清楚。所謂“造說”，即“造”“五行”之說。所謂“案往舊”，即承“略法先王”“聞見雜博”而來。而《韓詩外傳》說“此十子者，皆順非而澤，聞見雜博，然而不師上古，不法先王，按往舊造說”則前後沖突，名實不副。既然說“不師上古，不法先王”，就不好說“按往舊造說”。而且“不師上古，不法先王”這樣的批評，用來說“莊周”尚可，用來說“墨翟”，就非常荒謬了。“範雎、魏牟、田文、莊周、慎到、田骈、墨翟、宋钘、鄧析、惠施之徒”，政治主張各異，思想學說許多都是針鋒相對的，怎麼能套用同樣的評價呢？是以，《荀子·非十二子》篇顯然是荀子的原創，而《韓詩外傳》此段隻能說是雜湊抄襲。

《荀子·非十二子》篇對思孟的批評，人們感到奇怪，是不熟悉《荀子》書所緻。《性惡》篇批評性善說，點了四次孟子名。《解蔽》篇的“空石之中”章雲：“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觙。其為人也，善射以好思。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虻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辟耳目之欲而遠蚊虻之聲，閑居靜思則通。思仁若是，可謂微乎？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強矣。”饒彬指出：“觙，與‘伋’同。其人實指孔伋。伋，字子思，故下文雲：‘其為人也，善射以好思。’”[16]166此說可信。可見，不唯《非十二子》篇批評了子思、孟轲，《解蔽》篇也同樣有批評，更不要說《性惡》篇是專門針對孟轲了。即使據《韓詩外傳》此段話抹掉《荀子·非十二子》篇對子思、孟轲的批評，但《解蔽》篇的“空石之中”章對子思、孟轲的批評，《性惡》篇對孟轲的批評又如何解釋？可見據《韓詩外傳》否定《荀子·非十二子》篇對子思、孟轲的批評完全是徒勞的。

總之，由《荀子》書“案（安、按）”的虛詞用法看，《非十二子》篇論子思、孟轲一段為先秦文法無疑，屬于荀子特有的語言風格；從《荀子·非十二子》篇與《韓詩外傳》相應段落文義内容的比較來看，《荀子·非十二子》篇是原創，而《韓詩外傳》則是雜湊抄錄。将《荀子·非十二子》篇對子思、孟轲的批評說成是荀子後學所為，否定其為荀子之作，經不起先秦秦漢文獻的檢驗，隻能說是無稽之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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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廖名春.由《荀子》“僞”字義論其有關篇章的作者與時代[J].臨沂大學學報，2015(6)：18-23

注釋：

1如代秋彬就作《荀子未作〈非十二子〉篇貶抑思孟段新證》之文響應，見《西昌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3期，第61-66頁。

2黃氏原作“連詞四六例，副詞六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