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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日前，著名文物專家謝辰生先生因病逝世，享年100歲。在此特分享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館員朱萬章先生的文章，透過尺素，與大家一起回憶謝辰生先生的筆墨趣。該文章原刊載于2016年8月23日《中國文物報》。
文物守護神謝辰生的筆墨趣
——從謝辰生緻蘇庚春信劄談起
筆者在整理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書畫鑒定家蘇庚春(1924—2001)往來信劄時，發現一通謝辰生來函。信中并無年款，也無信封、郵戳留存。為了考證其來龍去脈，勾稽其蘊含的文化價值，遂引發采訪謝老的想法。經友人引薦，在北京朝陽區安貞裡一間樸素的書房裡，我見到了已過鲐背之年的謝老。他本人親自開門把我引進書房。我送給他一本《紀念蘇庚春暨征集書畫精品集》和拙著《銷夏與清玩：以書畫鑒藏史為中心》、《學藝 朱萬章和他的藝術世界》。他認真地翻看一會後，我們便進入采訪話題。
2016年7月6日本文作者朱萬章（左）在文物鑒定家謝辰生寓所
謝辰生是中國古代書畫鑒定七人小組中兩位尚健在的成員之一(另一位為傅熹年)。他出生于1922年，江蘇武進人。他回憶說，在1946年，其堂兄、曆史學家謝國桢(1901—1982)受北方大學曆史學家範文瀾(1893—1969)委托到上海為該校購書，他遂随其兄至滬上。因機緣巧合，認識了鄭振铎(1898—1958)。後來便做了鄭的秘書。從此一生便與文物結下良緣。謝辰生是文物界具有傳奇色彩的風雲人物。他參加過抗美援朝，做過戰地記者。但真正使他在文博界享得大名的還是他參與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在内的多部重要法律、法規的起草，參與浙江定海舊城等多處文物遺址保護的鼓與呼，與傅熹年、宿白、常沙娜等十位文物專家一起聯名倡議成立“文化遺産日”，為首部軍隊營區文物保護管理暫行辦法《南京軍區營區文物保護管理暫行辦法》把關……等，被譽為“文物守護神”。我們的話題從文物保護開始，後來便聊到了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及其與蘇庚春往還書劄上來。他說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便已成立書畫鑒定組，其成員為韓慎先、張珩和謝稚柳。後來因韓、張的早逝和“文革”等諸多原因而停止了鑒定工作;八十年代，在谷牧(1914—2009)和鄧力群(1915—2015)的支援下，重新成立了鑒定組。其時成員本應為八人，除謝稚柳、啟功、徐邦達、楊仁恺、劉九庵、傅熹年、謝辰生外，還有蘇庚春。因蘇身體欠佳，擔心全國各地奔走，舟車勞頓，身體吃不消，便提出了請辭。謝辰生覺得很是遺憾。不過，在他看來更遺憾的還是，蘇庚春七十來歲便已謝世，未能享得大年，不然書畫鑒定界當會多一位重量級大家。由蘇庚春的話題，我便引入到謝辰生緻蘇庚春的信劄上來。
謝辰生緻蘇庚春信劄
該信劄僅一頁，全文如次：
老蘇：
寄圖錄三本，請轉緻金明、吳南生和孫樂宜同志，收到後盼複告。此緻
敬禮!
謝辰生，五月十四日。
謝辰生說，他和蘇庚春的交往始于上世紀六十年代初蘇由北京寶古齋調往廣東省博物館以後，多是工作關系。在“文革”期間，每年兩次的廣交會，他都會到廣州，那時蘇庚春負責廣交會中書畫類出口商品的把關鑒定工作，是以幾乎都會打交道。在1983年，廣州發掘南越王墓時，謝辰生會同考古學家夏鼐(1910—1985)到廣東，記得和蘇庚春也有交往;1988年11月23日起，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到廣東省博物館鑒定書畫，直到次年2月20日結束在廣東的鑒定工作，蘇庚春差不多全程陪同，一道鑒定，每天都會照面，共同探讨一些書畫鑒定方面的問題。至于書畫鑒定以外的活動(如書畫展覽、旅遊參觀或筆會、宴會等等)，則記得不甚清晰了。
謝辰生還談到，他和蘇庚春有很多書信往來，并不止于一封兩封，可惜現在很難找到。由于和蘇庚春來往密切，見面也很随便，是以才會在信中直呼“老蘇”。在八十年代中期，蘇庚春退休後，每年夏天都會到北京避暑，住在東琉璃廠的桐梓胡同寓所。他們也會經常在北京見面、寒暄。信中提到的金明(1913—1998)，乃山東益都人(今青州)，曾任中南局書記、國務院秘書長及河北省委第一書記等職，雅好文物，與廣東地區文物鑒定界交遊較多;吳南生是原廣東省委書記，喜好書畫收藏，晚年曾将部分書畫捐贈給廣東省博物館、汕頭市博物館和深圳博物館等，出版有《吳南生捐贈書畫集》;孫樂宜(1907—1990)，原名思墀，别名益堅，江西武甯人，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曾任廣州市副市長，1981年任廣州市人大副主任、全國政協委員等。遺憾的是，謝辰生已無法回憶出寫這封信的大緻時間及信中言及之圖錄名。但信中提到孫樂宜，其卒時為1990年1月24日，據此可知，此信的時間下限當不會晚于1989年。
蘇庚春緻謝辰生信劄
在2010年出版的《謝辰生先生往來書劄》中，有一封蘇庚春緻謝辰生的信，全信如次：
辰生同志：
宋、元書簡事，回穗向吳南生彙報。他挺高興。他說，有人能出錢代我們收進，那是再好也沒有了。昨日又與他晤面，他囑向您奉函詢問一下，16号拍期已過，不知此物我們拍獲到手否?近日不知有否消息，望您在百忙中賜我一信為盼。耑此敬祝
愉快!
蘇庚春拜上
六月二十五日。
信中提及宋元書簡之事，我特此征詢謝老具體情況。他說确有此事，但後來沒有買成，至于是什麼原因沒有辦成，有哪些人參與此事，都是些什麼人的手劄，很多已經記不清了。隻依稀記得這批書簡是在香港，當時想搶救回來交給廣東省博物館收藏，但最後沒有成功。
有意思的是，在一通吳南生緻蘇庚春的信劄中，也談及此事：
庚春同志并告任發生同志：
我來在深圳。香港方面的朋友告知：有25件宋元名人書簡拟于六月十六日在香港拍賣(有一本“說明書”，附上請收閱)，不知是否真迹，國家要不要收購?請從說明書上先看看是否真迹的可能程度。若有意購買，最好能派鑒定專家到港，由在港的朋友幫助，看東西，定是真品要收購時，由朋友們出面去參加拍賣買下來(價約為美金3-5萬元)。
谷牧同志和我看了說明書後，覺得已見到的這六件(字)，可能是真迹，都是書簡、詩稿獨幕喜劇。但有無收購價值，要由國家博物館考慮，若覺得有點興趣，應來鑒定權威先看好再說。如需去港，手續在京辦，朋友由我們這裡介紹。
此事，時間太緊，拟請你們即打個長途電話到京(文博部門或故宮博物館)問，他們的意思和可能(有沒有收購的外彙)。估計這類小件，故宮興趣可能不大。那就算了。如有興趣，即将“說明書”寄去，如何處理，請他們與你們聯系。
“說明書”用完後請退還給我。
專此并祝
近好!
吳，六月二日晨。我大約六、七日回穗。
信中的“任發生”，時任廣東省博物館館長;而“谷牧”，時從全國政協副主席位置退休不久。該信書寫的時間是在蘇庚春緻函謝辰生之前二十餘日。從信的内容看，當是吳南生先發現了這批宋元尺牍，由蘇庚春緻電(或緻函)北京謝辰生。再參證上述信劄，知道由謝辰生找到有關買家，拟競購後交與廣東省博物館收藏。兩信互證，整個購藏宋元書簡事件便變得更加清楚了。雖然此事最終并未辦成，但卻凝聚了謝辰生等文物保護專家及吳南生等地方上司搶救珍貴文物的拳拳之心。
蘇庚春信劄并無确切年份，《謝辰生先生往來書劄》将其定為1994年。誠如是，則吳南生信劄也當為此年。
至于謝辰生與蘇庚春交遊的其他信劄資料，在一通蘇庚春和廣東省博物館陶瓷鑒定專家宋良璧(1929—2015)共同署名、于1975年12月17日寫給任發生的信中也有所涉及。彼時兩位專家赴河南參觀學習并征集文物，其中談到：“河南省博他們學大寨主要是要搞一個‘農業學大寨’展覽，其次就是考古人員配合農田水利搞調查，特别是他們搞了一個全省的文物工作座談會，參加的人數初定是二百多人，後來共有三百多人參加，有外省的遼甯、黑龍江、北京、天津等地也參加了這個會議。北京文物局謝辰生參加了這個會議。我們想把他們這次會議的材料要一份寄回去(他們的會議在新鄉，15号結束的)”。信中專門提及謝辰生，并稱其機關為“北京文物局”，當是“國家文物局”之誤。據《謝辰生年譜》所載，是年9月30日，國務院決定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為國務院直屬局，并未提及“北京文物局”之事，可佐證信中之誤。
在筆者結束采訪離開謝老時，他欣然捉筆，在信箋紙上為我題寫書齋名，其全文曰：“梧軒，萬章同志留念，丙申初夏謝辰生，時年九十又五”。寫好後，又從抽屜中拿出一枚印章，邊钤邊說：“這是方介堪所刻”。方介堪(1901-1987)是現代著名篆刻家，曾任西泠印社副社長，有《文綜》、《兩漢官印》、《古印辨僞》、《秦漢對識拾遺》、《介堪論印》、《玺印》等行世。我小心翼翼地收好信箋，深感謝辰生與蘇庚春等老一代文物鑒定家的學術精神，如同這枚珍貴的信箋，我們應惜之、愛之，并傳之恒遠。(本文作者朱萬章系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館員，本文原刊載于2016年8月23日《中國文物報》，後收入《尺素清芬：百年畫苑書劄叢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