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多人的樓裡
一條腿的她成了群主
金晶
2008年，法國巴黎，一個瘦弱的殘疾女孩在傳遞北京奧運聖火途中遭到襲擊，拼死捍衛了懷中的火炬。
很多人是以記住了她的名字——金晶，也記住了火炬背後那張堅毅的臉。
如今，距離那場震驚世界的事件已經過去了14年，金晶早已淡出了公衆視線。
她在上海過着平凡的生活。今年春天，小區封控後，她獨自一人被隔離在家中，成為了樓裡的志願者，每天撐着雙拐監督大家做核酸。
在鄰居眼中，她不再是“那個保護火炬的殘障人士”“輪椅上的天使”，光輝偉岸，又惹人同情。而是和所有普通志願者一樣，熱情，善良，操心，甚至有點固執的嚴格。
這也是她最滿意的狀态。“當志願者不是作秀，如果大家都來關注你、擔心你，反而給别人添麻煩，那甯可不做。”
以下是她的自述。
01
等了好幾天
終于被配置設定工作
我們小區出現病例比較早，3月2号就開始封控了。
當時上海的情況還沒那麼嚴重，力量都集中在這裡，大白也很多，管理上算是遊刃有餘的。
等到3月底，人手就越來越緊缺了。因為我本身就是上海市注冊的志願者，是以走了正規流程，向社群報到，希望可以被安排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但我能感覺到，居委會那邊還是有顧慮的。因為我畢竟腿不友善，他們可能怕我出什麼意外，不忍心真的把我叫我一線。是以嘴上說很歡迎，但一直沒給我配置設定任務。
其實類似的情況我也經曆過很多次了，能了解他們的想法。但我又确實很想做點什麼，就在群裡教教新人怎麼去志願者網站注冊、怎麼群接龍，做一些解釋的工作。
當時，老志願者們經常掃樓敲門，非常辛苦。而我因為還不在這支隊伍裡，就通過大家每天上傳到群裡的抗原照片，試着統計了住戶情況，幫樓裡做了一份防疫資訊表。
過了兩天，有位老志願者發現，每次群裡報名參加什麼工作，我都響應得很積極，但每次都輪不到我。他大概怕我失落，就問我願不願意幫和他一起配置設定物資。
我收到消息真的好開心啊，趕緊跑了下去。當時防疫裝備挺緊張的，隔離衣不夠，我說幹脆别給我穿了，反正我是要撐拐杖的，本來就做不到嚴格意義上的完全防護，是以那天我隻戴了個面罩。
疫情之前，我因為一直撐雙拐，胳膊有點積水，查出了肩周炎，醫生建議我換成肘拐。
但做志願者之後，肘拐就顯得不夠友善了，不能一手拿本子，一手做筆記。是以我又換回了雙拐，這樣一來，走路、拎東西完全自如，和普通人沒什麼兩樣。
不舒服是一定的，但我想，隻要熬過了這段時間，把該做的事情做好，然後再該看病看病，該針灸針灸，也就問題不大了。
02
有被刁難的憤怒
也有無能為力的傷感
有了第一次的經曆，後來樓裡再有什麼工作，其他志願者自然而然就會叫上我了。
我們主要負責監督大家做核酸、發放抗原、配置設定和統計物資。看上去都是很瑣碎的小事，但做起來真的沒有想象中容易。
樓裡一共200多個住戶，有些人不看手機消息，有些人因為在開會或是孩子上網課下不來。本來一兩個小時的事，可以被拉長到大半天。
光是做核酸，就要和居民各種“鬥智鬥勇”。
一開始，有些住戶會假裝家裡沒人來逃避核酸。這時候你就要像偵探一樣，問上下左右的鄰居，有沒有聽到過這家人發出動靜，或是看到過他們出來扔垃圾。甚至還要去查他家的水表走不走字，來判斷屋裡住不住人。
摸清了這些資訊後，我們也做不到破門而入啊，就隻能锲而不舍地敲門。
樓裡有個小夥子曾經就是“困難戶”，早上要睡覺，起不來，怎麼喊他也不肯下樓。
我的脾氣還挺爆的。那天統計完核酸人數，就剩他一個人沒做，我在門口等了幾分鐘都沒有回應。最後我越來越生氣，幾乎是“擂門”了，還警告他要報警，才把他叫出來。
其他志願者在群裡聽說了，趕緊沖上來，生怕我出什麼事，畢竟對方是一個人高馬大的男孩。不過，那孩子還是挺乖的，後來一直有好好做核酸。
我也了解很多年輕人睡得晚，早上起不來。是以那次之後，我跟居委會提了意見，盡量在前一天晚上就告訴我第二天的安排，我好去群裡讓大家準備好，不要臨時通知。否則的話，我們志願者經常等消息等到淩晨一兩點還不敢睡覺，居民大清早被吵醒也一肚子怨氣。
好在大部分鄰居還是非常配合我們工作的。樓裡有一對70多歲的老夫妻，叔叔癌症晚期，一直卧病在床。每次做核酸，阿姨都要把他挪到輪椅上，特别吃力。
到了一樓，還有幾級台階要翻過去，這時周圍的人會幫她一起搬輪椅。她每次自己累得滿頭大汗，還一臉歉疚地不停感謝大家，總是一副給别人添了麻煩的樣子，看得我怪難受的。
前段時間，阿姨找到我們，說叔叔在家裡昏過去了。我知道樓裡有兩個醫生，請他們趕緊去幫忙看看。沒想到老人家不是昏迷，是已經去世了。
我隻能安慰阿姨：“也許叔叔是看你太辛苦了，想讓你歇歇，是以就先走一步了。”
我們叫來了救護車，老兩口的女兒也從别的小區回來看了爸爸最後一眼。那天下了很大的雨，我們幾個在雨中目送着叔叔上車離開了。
這種時候，我真的很無能為力，覺得自己做得還遠遠不夠，又不知道自己還能做些什麼。
03
從點頭之交的陌生人
變成彼此投喂的戰友
志願者做久了，越來越多鄰居說我像個“媽媽”一樣，總是唠唠叨叨地催大家做核酸和抗原。有時候别的志願者都放棄了，我還是不死心，非要把人湊滿。
漸漸地，可能是我的存在感太強，我居然變成了我們樓的群主。大家有什麼問題都會來找我，缺什麼東西，如果我家裡有，也會分給他們。
很多鄰居覺得我辛苦，變着花樣地送來各種美食：蔬菜、肉骨頭、小黃魚、面包、瓜子、甚至燒好的炒飯、羅宋湯……冰箱都快放不下了。
前兩天，樓下有個叔叔給我拎來一袋蘋果和猕猴桃，我推脫半天不肯收，他幹脆放下東西就跑了。
我其實是不太吃這兩種水果的，就拿給了另一個志願者，他家裡有個5歲的女兒，肯定喜歡這些。
他收下後，非要回贈我點什麼，一直問我缺不缺這、缺不缺那。我給他錄了段我冰箱裡食物都要溢出來的視訊，告訴他我什麼都不需要。
最後，他還是送了我一大袋零食和荔枝。我開玩笑說，以後要在門上貼張字條：請不要主動投喂各種食物給這個一直想要減肥的人！
投桃報李，有來有往，好像已經是我們樓的傳統了，特别溫暖。
我是2015年搬到這個小區的，這次疫情之前，和鄰居們并不熟悉，也沒怎麼說過話。
以前我一直覺得我們樓的隔音效果很好，是以在家裡習慣了用一隻腳跳來跳去，以為樓下不會聽到這些聲音。
這次封控，大家同時被關在家，經常會在群裡議論哪裡比較吵，我才知道原來我們樓的隔音這麼差，趕忙向樓下鄰居道了歉，說自己以後一定多注意。
沒想到我起了個頭，大家紛紛開始向自己的左鄰右舍道歉，都在檢討自己可能不經意間打擾到了對方。群裡一下子變成了道歉大會。
有這麼多暖心的事，我的工作雖然辛苦，但也感覺是被愛包圍的。
至于很多人擔心的做志願者更容易感染病毒，我好像也從來沒怕過。
大不了就是進方艙嘛。其實，除了看起來隻有一條腿，我的生活真沒什麼不友善的。
直到兩周前，有天夜裡12點多，我突然看到自己的核酸結果顯示“待複核”，這麼多天來才第一次感受到了恐懼。
當時我唯一的想法是：要命了，我今天還給19樓的阿姨送過飯，我這不是害了人家嗎？然後一個個回想自己還接觸過哪些人，特别焦慮。
好在15分鐘後，随身辦上又恢複了“待上傳”。朋友告訴我，别的小區也出現了這種情況，應該是系統錯誤。我又測了抗原，顯示是陰性，才放下心來，總算沒給别人添麻煩。
作為志願者，比起自己感染，更擔心的是把病毒帶給樓裡其他人。那些1歲的嬰兒、80多歲的獨居老人，比我脆弱得多。
04
如果給别人添麻煩
甯可不做志願者
2008年擔任火炬手，的确成為了我人生中很重要的轉折點。
從那一刻起，有更多人認識了我。直到現在，小區群裡偶爾還會有鄰居提起這段曆史。
我其實挺不好意思的，因為一件14年前的事，至今還在受到大家的另眼相看。明明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人，卻總被誤解成一個光輝的形象。
2008年之後，我一直在做志願者。但對于這個身份，這些年我的想法有了很大的轉變。
年輕的時候，我覺得自己是無所不能的。别看我撐着拐杖，但我能做的不比一般人少，甚至因為特别能吃苦，說不定能力還更勝一籌。
是以08年的時候，我本來想第一時間趕去汶川。最後放棄了，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當時知道我的人挺多的，如果我去了，勢必會分散他們的注意，他們說不定還要專門找個人來照顧我，那就和我的初衷背道而馳了。
後來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做志願者，首先考慮的就是對方是否真的需要，以及我會不會給别人帶來麻煩，否則甯可不做。
這次疫情，我在樓裡做志願者，其實就是一個非常自然的狀态。
我也會累，也會發火，也會被感動。沒有人覺得我有多特别，大家不會因為我曾經的光環而高看我，也不會因為我的殘障人士身份而特别照顧我。
我和其他志願者、和這座城市的所有人一樣，就是希望疫情早日結束，大家能生活得更好一點而已。
文、編輯／strawb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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