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忠
徽州
一、徽州、徽商與徽州文書
從公元三世紀初開始，安徽省南部先後依次設定新都郡、新安郡和歙州，及至十二世紀前期的北宋宣和三年（1121年），始将歙州改稱徽州，下轄歙縣、績溪、黟縣、休甯、祁門和婺源六縣。此後迄至民國元年（1912年），這一以“徽州”命名的統縣政區——徽州府，前後存在的時間長達七百九十一年。如果再算上唐朝大曆五年（770年）一州（歙州）六縣格局的實際形成，前後曆時更長達一千一百四十二年。由于一州（府）六縣格局的長期穩定，使得徽州在長江中下遊的地域版圖中自成一體，獨具特色。
清代的徽州府（取自王振忠著《鄉土中國·徽州》）
在明清時代，徽商和晉商是中國實力最為雄厚的兩大商幫。明代中葉以後，徽商以整體力量登上曆史舞台，除了經營傳統的茶葉、竹木、瓷土、生漆以及“文房四寶”之外，還重點經營鹽業、典當、布業和海外貿易等諸多行當，其足迹不僅遍及國内各地，而且還遠至海外的日本、東南亞等地。清代慕悅風雅的揚州鹽務總商，絕大多數都是出自歙縣的徽商。對此，徽州文書抄本《雜輯》記載：
吾徽六邑山多田少，人民大半皆出外經商。吾歙邑有清兩淮鹽商為我獨攬，棠樾鮑氏家資多至三千餘萬，外此八大商皆擁厚資，不下千萬。
徽州珍稀文獻《雜輯》抄本
《雜輯》一書是晚清民國時期有關歙縣茶商方氏家族的珍稀文獻，内容頗為豐富。其中就提到，棠樾鮑氏家資多達三千餘萬，這是十八世紀乾嘉時代中國最為富有的商人家族。
歙縣棠樾牌坊群
随着徽商财力的如日中天，徽州文化之發展也頗為引人矚目。在明清時代，大批徽州人外出務工經商，他們人數衆多且持續不斷，對于中國社會特别是長江中下遊一帶具有重要的影響。
迄至今日，徽州仍然遺存有衆多的地表人文景觀，大批精美的牌坊、宗祠和古民居仍随處可見，這在全國均頗為罕見。公元2000年，以安徽黟縣西遞和宏村為代表的“皖南古村落”，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産保護名錄”。
除了地表人文景觀外，徽州素稱“文獻之邦”，當地遺存的傳世曆史文獻特别豐富，方志、族譜、文集以及民間文書等可以說是汗牛充棟。
從曆史文獻來看，徽州人的商業活動至少可以上溯至南宋時期。十二世紀前期南宋政權定都臨安（今浙江杭州），皖南的茶、漆、竹、木等土特産品，便通過徽州的母親河——新安江源源不斷地輸出，此類的貿易及交流，既為徽州積累了早期的商業資本，也培育出初步的契約意識。
及至明清時代，徽州更是中國著名的商賈之鄉，頻繁的商業活動和社會流動，培養出徽州人強烈的契約意識，這使得皖南一域生産出大量的契約文書。此外，商業之發展也極大地重塑了徽州社會。當時，除了旅外的商業活動，在徽州當地，一般群眾之間的經濟交往亦相當頻繁，田土交易推收過割，以及鄉土社會秩序之維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契約和理性”來支撐，即使是親族之間也不例外。此種“契約與理性”，又反過來更強化了徽州人在商業上的競争能力，這使得黃山白嶽之間的這一方水土，成了聞名遐迩的商賈之鄉，成為“徽州朝奉”的溫床。也正因為這個原因，明清以來的徽州遺留下目前所知國内為數最多的契約、文書，這些反映徽州社會傳統規則（或可稱為“民事慣例”“民間習慣法”）的鄉土史料，幾乎涵蓋了群眾日常生活的各個側面，其規則之嚴密、措辭之細緻，可以說是達到了無微不至的程度。
從地理環境來看，徽州地處萬山之中，在曆史時期除了唐末黃巢起義、北宋方臘起義和十九世紀中葉太平天國之兵燹戰亂曾給它帶來一定程度的破壞之外，曆朝曆代，此一區域基本上皆遠離戰亂，這種封閉且相對太平的環境，使得大量的契約文書得以較好地儲存。此外，徽州在傳統上屬于長江中下遊一帶訴訟極為頻繁的“健訟”之地，圍繞着各類土地、房産、賦役以及人身依附關系的文書，作為發生糾紛和訴訟時的有力證據，也有長時期儲存之必要。再加上曆史時期善書的廣泛流行，“敬惜字紙”之觀念更是深入人心。凡此種種，都促成了徽州契約文書的巨量遺存。
這種狀況，直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及随後的政治運動才有所改變。當時，因徽州文書反映的産權關系等大多已時過境遷，這些文書開始大批流向社會。
二、民間傳說中的“徽州文書”
最近二十多年，我在皖南做過上百次村落人文地理考察，其間收集到為數可觀的徽州文書，其中有一些屬于頗為珍稀的文獻。與此同時，在田野調查中，我也聽到過不少民間故事和傳說。其中，在徽州，時常聽到的一個傳說故事，内容大同小異——
明清時期，甲地有一女子嫁給乙地男子為妻。有一年，女兒回娘家省親，在娘家住了數天後，想回婆家去了。臨行前，女兒向母親讨要點菜籽，好回婆家種菜。母親不識字，順手就将一張地契包了菜籽交給女兒。女兒回到婆家，将包菜籽的紙包交給丈夫，丈夫打開一看，竟然是一張地契，于是，就将這張地契偷偷地藏了起來。第二年春節，女兒和丈夫一起前往娘家拜年，與他們同行的正好有一位風水先生。風水先生走到村前，站在一塊地上說，這塊地是風水寶地，來龍去脈清爽，誰家人死了葬在這裡，必定會大發。這個女婿很有心計，到丈母娘家一打聽，原來，這正好是包菜籽的地契所對應的那塊土地。于是，女婿就暗暗記在心裡，想謀奪這塊風水寶地。不久，女兒的公公死了，女婿就将自己父親的棺材擡到這塊風水寶地上安葬，娘家看到這種情形，自然不肯。于是，翁婿兩家便打起了官司。官司打到縣衙門，縣官老爺說：“空口無憑，各自拿出證據來！”結果，女婿拿出了地契作為證據，打赢了這場官司，就将父親的棺材從乙地擡到甲地這塊風水寶地上，順利地安葬下來。乙地婿家葬了這棺風水，果然後代有人做官，興旺發達起來了……
當然，各地的傳說故事并不完全相同，有的結尾還有一些小插曲，比如說，因女婿心眼不好，生出的兒子沒有“屎窟”（屁眼）。或者說是後來遭了報應，棺材被雷電劈了，等等。不過，故事的總體結構都是大同小異的。雖然揆情度理，此一故事并不十分嚴密，其中也還有一些破綻：因為按照常理，契約上總有當事人的名諱以及花押之類，對此，那位女婿究竟是如何變造以及纂改？在衆人的講述中并沒有告訴我們相關的細節。然而，這個故事在徽州各地廣為流傳，人們也始終深信不疑。它的主要用意顯然在于告訴世人，契約文書（地契）對于一個家庭至關重要。有了地契也就有了産權，地契之重要性異乎尋常。是以在徽州，人們在平常要很好地保管自己家的契約，将它深藏不露，并根據自家的條件，做各種各樣的防蟲處理。祠堂、文會和其他組織的契約，還要放在公匣（也就是專門的盒子或箱子）裡，由專人妥善保管。發生戰亂時，還要帶着這些命根子逃難。
徽州會組織的“公匣”
上述的契約，就是一般人（甚至是一些學界同仁）通常所了解的“徽州文書”。
三、“徽州千年契約文書”
2010年前後，日本學者中島樂章曾綜合周紹泉先生等的前期研究成果，為徽州文書下了一個定義：
……所謂徽州文書，原則上指徽州地域殘存的或徽州出身者書寫的全部史料。其形式上既有一張一張的“散件”，也有裝訂成冊子的“簿冊”，内容方面除狹義的契約文書外，也包括訴訟、行政文書和各種賬簿類、備忘錄、雜記賬、日記、書簡等，但照原樣抄寫刊本的抄本并不包括在文書範疇内。另一方面，因内容的關系，訴訟案卷等原文書印刷成冊的刊本，也視作文書。族譜的刊本、抄本暫且不作為文書看待，但其中經常有多種文書史料被引用，這種編纂文獻引用的原文書，似乎應該被視作廣義上的徽州文書。
《敕建中峰祠寺源流并讦告文卷》，清訴訟案卷，刊本一冊
對此，封越健研究員也認為：“徽州文書包括徽州人在本地形成的官私文書，徽州人在外地形成的文書，及外地人在徽州形成的文書。”上述二者的定義，可以互為補充，也就是說：徽州文書既指曆史時期殘留在徽州當地，或者由徽州人手寫的所有史料，也包括旅外徽人在各地活動形成的相關史料。
從内容上看，除了狹義的契約文書之外，徽州文書還包含日記、書信（包括原件、信底及活套）、賬冊、雜抄（或亦稱“碎錦”、“雜錄”）、啟蒙讀物、日用類書和訴訟案卷等。
從形式上看，既有單張的“散件”，又有裝訂成冊的“簿冊”。關于簿冊文書，北宋大文豪歐陽修曾經指出：
（歙州）民習律令，性喜訟，家家自為簿書，凡聞人之陰私毫發、坐起語言，日時皆記之，有訟則取以證……
徽州于北宋宣和三年（1121年）改歙州而置，而歐陽修主要的活動時代是在北宋仁宗年間（1023-1063），是以當時還隻能稱為“歙州”。這一條史料是說——歙州百姓努力學習法律條文，非常喜歡打官司，當地人家家戶戶都會準備一些本子，平日裡就将他人的言行隐私記錄在本子裡，到訴訟時就作為證據加以利用。這當然是一個相當可怕的社會，不過，由此亦可看出，徽州的簿冊文書由來已久，隻是宋元時代的此類文書，并未能儲存至今。
1、宋代以來的徽州文書
一般認為，迄今發現最早的徽州文書是南宋嘉定八年（1215年）的賣山地契，此件為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抄白。但若論原件，最早的應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收藏的淳祐二年（1242年）休甯李思聰的賣田、山赤契。這些指的都是契約，倘若包括其他的檔案，根據安徽檔案學者的看法，現存最早的徽州檔案還要更早。具體說來，就目前已收藏的徽州檔案而言，可以分為抄件和原件兩種：如果是論抄件，最早的是黃山市檔案館收藏的五代十國南唐保大三年（945年）的谕祭抄件；若論原件，則最早年代的檔案為黟縣檔案館收藏的南宋嘉泰元年（1201年）之家祭龍簡，距今已有八百二十一年。
1991年前後出版的《徽州千年契約文書》中收錄的南宋契約僅有兩件，其中之一就是淳祐二年（1242年）之賣田、山赤契。近年來，南宋時代的契約文書在民間仍偶有所見，如數年前屯溪某書商就在當地發現了一張鹹淳四年（1268年）的地契（紅契）。
2014年2月，我曾在皖南收集到一份《揚溪闆橋凝德酒坊帳務》，該文書的版幅、墨色以及文字書寫格式等，均與此前出版的《宋人佚簡》所收諸文書極相類似。《宋人佚簡》收錄的紙背文書為舒州酒務文書，其年代自南宋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至隆興元年（1163年），而《揚溪闆橋凝德酒坊帳務》涉及的地點為徽州績溪，此件雖無明确紀年，但因與《宋人佚簡》在形式上完全相同，故其年代應屬相近。隻是此件之來曆以及傳承脈絡目前尚不清楚，是以不敢擅斷，聊記于此待考。
《揚溪闆橋凝德酒坊帳務》（局部）
宋元時代的徽州文書，除了儲存下來的契約散件之外，在一些謄契簿、族譜、家族文獻中也頗有所見。例如，最近我在續編《徽州民間珍稀文獻內建》，陸續讀到一些新的資料。在新見的婺源《魚充山文墨》抄本中，見到淳熙七年（1180年）、慶元三年（1197年）的契約，這些，較現存最早的賣山地契在年代上都要早一些。又如，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收藏的“《婺源沱川餘氏族譜》”（該書其實并非“族譜”，而是家族文獻抄本）中，收錄有南宋鹹淳七年（1271年）的《千九上舍公兄弟關帳序》，這是目前所見徽州最早的一份南宋分家書。再如，《歙縣項氏族譜》有淳熙十一年（1184年）的《推官淳熙甲辰登科拜墳祝文》，其拜墳祝文與明代中葉以後相對定型之“徽禮”中的文本頗多差别。此外，上海圖書館收藏的《高嶺祖茔淵源錄》抄本中，也抄錄了一些宋元時代的契約。另據阿風、張國旺教授的研究，《珰溪金氏族譜》中載有多件宋元時期的公文書，對于研究家族變遷、公文制度及相關史事皆有着重要的學術價值。
《千九上舍公兄弟關帳序》，見哈佛燕京圖書館收藏“《婺源沱川餘氏族譜》”。
至于現存徽州文書年代的下限，根據近年來的諸多發現，1949年以後仍有不少反映當時社會變動的文書，因其格式基本上與明清時代的徽州文書一脈相承，故仍可列入“徽州文書”的範疇。
綜上所述，現存的徽州文書時間跨度長達八百年，倘若加上其他的檔案則長達千年，故稱“徽州千年契約文書”并非誇大其辭。這些文書，是研究十二世紀至二十世紀——南宋以後（特别是明清以來）中國曆史的珍貴史料。
2、海内外徽州文書的收藏狀況
徽州文書主要是徽州群眾在日常生活、商業活動和其他社會活動中形成的原始檔案，它們原先除了珍藏在私人手中之外，還有的是儲存于宗祠、文會以及各種會組織的管理者手中。此後，随着時代的變遷，這些文書檔案逐漸散落出來。其中，最早引起世人注意的大概是書畫、尺牍以及那些與藝術史研究相關的抄本。目前所知從徽州外流最早的文書，就是現藏于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的明代歙縣方氏信函七百通。這批信函于日本明治時期（當清光緒年間）以前就已流入日本——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徽州文書之外流。不過，從當時的情況來看，收藏者應當是将之視作藝術品，亦即從書法鑒賞的角度去認識這批徽州文書。
陳智超著：《明代徽州方氏親友手劄七百通考釋》
在徽州，最早認識到民間文獻重要性的是著名畫家、歙縣潭渡人黃賓虹。清末民初，他和書畫收藏家鄧實一起，編輯出版了四十輯的《美術叢書》，其中，就收錄了一些民間抄本，如太平天國前後潭渡人黃崇惺之《草心樓讀畫集》，這是研究明清時代徽州藝術史的重要史料。而與黃氏過從甚密的許承堯，更因主編民國《歙縣志》和輯錄《歙事閑譚》等，開始有意識地收集徽州（尤其是歙縣）的曆史文獻。從安徽博物院收藏的《王立中寄許承堯函稿》來看，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僅黟縣一地，就有大批珍貴的徽州文獻為許承堯所購藏。
《王立中寄許承堯函稿》，安徽博物院收藏
在二十世紀三十至四十年代，徽州的一些舊藏已流散到杭州、南京等城市。抗日戰争結束之初，當時的首都南京就有人設攤出售徽州文書，曆史學家方豪收集了其中的部分文書，并于1971年至1973年間撰寫了十數篇論文，發表于台灣的《食貨月刊》複刊上，這是目前我們所知學術界對徽州文書的第一次收集。
除了方豪之外，1948-1949年，在南京的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現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之前身）的梁方仲，也購入了契券、票據和簿記等史料三百零六件，其中絕大多數為徽州文書。
1949年以後，徽州書畫古董繼續流入北京、上海、香港和廣州等地。而在徽州當地，屯溪是古玩中心，當地也有一些書籍字畫的買賣活動。
1950年代的焚燒“變天賬”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正值中國的土改時期，在徽州各地都抄出成批的古籍，這些古籍通常被用來燒火、造紙、制作鞭炮或包裝農産品。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副部長的鄭振铎，通過書商韓世保了解到相關情況，馬上就在各種場合，呼籲主管機關要從廢紙中搶救文獻資料。1958年，書商餘庭光前往徽州祁門縣供銷社廢品收購站尋覓古籍，意外購得整整三十隻麻布袋的徽州文書。這批原始的徽州文書，通過《屯溪古籍書店契約目錄》之介紹，流向全國各地，引起學術界的極大轟動。此後，徽州文書被不少圖書館、博物館、檔案館和大學研究機構收藏，其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經濟研究所和南京大學曆史系等，成為此後徽州文書收藏的主要機關。這可以說是徽州文書第一次大規模的發現。
1958—1960年屯溪古籍書店《古籍書目》
徽州文書的第一次大規模發現，随着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發生而結束。此後，這批資料靜靜地躺在國内的各大收藏機構中，并沒有引起多少人的關注。不過，民間在拆房、建築施工中，在牆縫、地窖中經常發現成批的曆史檔案，這些資料陸續被文物部門征購。
自八十年代以來，随着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推進，商業史成為史學研究中的熱門課題，徽商研究愈益受到學界矚目，這促進了對徽商史料的廣泛收集，除了方志、族譜、文集和筆記之外，徽州文書的價值也受到更多的重視。在這種背景下，徽州文書得到了大批的發掘、整理和研究。
除了中國大陸，在海外也偶爾可見徽州文書之收藏，但迄今為止并沒有做過系統而細緻的調查。美國方面，除了前述的哈佛燕京圖書館收藏的明代徽州書信之外，1971年，哈佛大學楊聯陞教授将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的《典業須知》一書之内容悉數标點整理，發表于台灣的《食貨月刊》複刊第1卷第4期。根據我的研究，《典業須知》是有關清代徽州典當業運作記載最為系統、内容最為豐富的一份商業文獻，但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楊氏标點此書時，因徽商研究尚未充分展開，故而此書的内容及其學術價值并未得到應有的認識。
《典業須知錄》等典當文獻抄本四種，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收藏
另外，“蔭餘堂”原是安徽省黃山市休甯縣黃村的一幢徽派民居，後搬往美國馬薩諸塞州賽倫市（Salem, Massachusetts），成為碧波地·益石博物館（Peabody Essex Museum）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據了解，在蔭餘堂整體拆遷時，曾發現約一百件（冊）的徽州文書，目前這批文書尚未公布。
安徽休甯黃村
在美國的蔭餘堂
在碧波地·益石博物館展出的徽州文書抄本
2004年作者在蔭餘堂
在歐洲，荷蘭萊頓大學也藏有與哈佛燕京圖書館相關的方氏資料。
2019年5月、10月作者在萊頓大學調查
另外，在英國的檔案中也有一些徽州茶商的資料，關于這一點，中國台灣學者陳國棟等有相關研究。
在日本長崎等地，也保留了一些徽州海商的文書。如所周知，在江戶時代（1603-1867），日本奉行閉關鎖國政策，但開放長崎一地與荷蘭和中國通商。當時，在中國蘇州的虎丘山塘有嘉惠局，主管日本銅務。在這種背景下，有相當不少從事中日貿易的商人都定居于蘇州，他們受政府特許，每年都揚帆東去，前往日本采辦洋銅。這些銅商，有不少是徽州的商人，有的是由在揚州的徽州鹽商兼任。
蘇州商人帶往長崎的《唐土門簿》，見宮崎成身編《視聽草》
太平天國時期，一些徽商憑借着先前的商業人脈從蘇州輾轉逃往長崎。其中，以程稼堂及其家族最為引人矚目。程稼堂是長崎三江幫（江南、江西、浙江）的首領，1860年7月13日（清鹹豐十年五月廿五日），太平軍攻克蘇州後一個多月，程稼堂就帶着家屬逃到日本長崎。當時，程稼堂家族十人和仆人兩名，共計十二人，乘美國蒸汽船到達長崎，得到長崎奉行岡部駿河的特許，得以上陸并進入唐館。程稼堂從道光年間就開始來往于長崎，鹹豐年間逃到日本後，曾寫過一篇文章，以親身見聞，記述了太平天國時期兵燹戰亂對蘇州的破壞，受到日本幕府方面的重視。
程稼堂相關文書，日本長崎曆史文化博物館收藏
在日本長崎曆史文化博物館等機構，就收藏有程稼堂的一些文書，這些，對于研究徽州海商的活動及其衰落，有着重要的學術價值。具體說來，關于徽州海商的衰落，以往雖然也有學者提及，但卻難以成為定論。例如，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日本著名學者藤井宏曾認為：明清時代徽商的海外貿易活動以“徽王”王直的活動為其頂點，明末以後走向衰落，到清朝則主要傾其全力經營國内商業。不過，這一看法在1980年代中葉以後受到質疑。1984年，日本學者松浦章發表《清代徽州商人與海上貿易》一文，利用中日交涉中的海事資料，揭示了清代徽商利用沿海來擴大其商業範圍，并以巨額資本從事海外貿易的事實。1999年，我發表《〈唐土門簿〉與〈海洋來往活套〉——佚存日本的蘇州徽商資料及相關問題研究》一文，廣泛收集中日兩國的文集、筆記、随筆、碑刻、族譜和尺牍等資料，勾稽中日貿易中的徽州海商史迹，從中可見，在清代的東亞，徽州海商仍然極為活躍。這些研究表明，藤井宏關于徽州海商在明末以後走向衰落的說法，顯然可以再加斟酌。是以，徽州海商最後衰落的過程，仍然是值得進一步探讨的問題。而從長崎收藏的程稼堂相關文書來看，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東亞海域世界的國際形勢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而中國國内太平天國的兵燹戰亂，又對中日貿易造成了劇烈沖擊，進而加速了徽州海商之衰落。從這一點上看，徽州文書還是我們研究東亞海域史的重要資料。
除了長崎曆史文化博物館之外，根據筆者零星所見，在日本的其他一些機構也保留有少量徽州文書，但其整體收藏的情況還不是非常清楚，有待于今後的進一步調查。
四、徽州文書的特點及價值
近數十年來，中國各地都陸續發現了一些文書檔案，比較著名的如福建閩北的明清契約文書、廣東珠江三角洲的土地文書、香港土地文書、貴州清水江文書、浙江石倉文書、閩東文書、畲族文書等民間文獻，以及台灣淡新檔案、江蘇太湖廳檔案、四川巴縣檔案、安徽南陵檔案、順天寶坻檔案、冕甯司法檔案等州縣檔案，但還沒有一個區域的文書檔案有徽州文書那樣數量龐大、曆時長久且内容豐富。無論是絕對數量還是内容品質，徽州文書都是目前國内最具學術價值的資料寶庫之一。周紹泉先生曾指出“徽州文書以其數量大、種類多、涉及面廣、跨越曆史時代長、學術研究價值高而倍受人們關注”，并認為“徽州文書有啟發性、連續性、具體性、真實性和典型性的特點”。以下，我拟根據此後的調查以及個人的經驗略作申說。具體說來，徽州文書具有以下六個方面的特點：
1、 數量龐大
一般估計，目前已發現的徽州文書在一百萬件（冊）左右，這在迄今為止發現的各地民間文獻中，就其絕對總數而言，可謂無出其右。
清代魚鱗總圖，安徽博物院藏
2、 曆時長久
徽州文書反映的年代跨越宋、元、明、清、民國，甚至到1949年以後，是研究十二世紀至二十世紀，特别是明清時代中國曆史的珍貴史料。就其持續的時間長度而言，目前發現的其他各類地域文書，都不能與徽州文書相提并論。
3、 類型多樣
在傳統時代，徽州具有“賈而好儒”的悠久傳統，因商業發達滋生出極為濃厚的契約意識，以及凡事必記、有聞必錄的日常生活習慣，使得徽州文書的種類繁多，内容具體而微。從形制上看，徽州文書主要有簿冊和散件兩種形式，其版本形态則有原件、抄件（抄白）、刊印件等。而從書立格式來看，有程式文書和非程式文書。從文書性質來看，大緻可分為官文書和私文書兩種類型。總之，除了狹義的文書（即契約）之外，還包括其他各類的文書。就現存文書類型的多樣化來看，沒有一個區域的文書可以與徽州文書相提并論。
契約散件
簿冊文書（明嘉靖分家書《曹氏本素軒創承遺績》稿本）
4、 内容豐富
2018年，由我主編的《徽州民間珍稀文獻內建》三十冊出版。該叢書在原則上不收錄此前常見的土地契約，主要輯錄徽州日記、商書（商業書和商人書）、書信尺牍、訴訟案卷、宗教科儀、日用類書、雜錄和啟蒙讀物等，所收文獻皆具有較為重要的學術價值。文獻的現存形态既有稿本、抄本，又包括具有徽州特色的刊本、富有學術價值的印刷品等，以及一些成規模的抄件。
王振忠主編：《徽州民間珍稀文獻內建》全三十冊，複旦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
徽州文書涉及的範圍很廣。從涉及的領域來看，舉凡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風俗等諸多側面，徽州文書皆有所涉及。正因為如此，曆史學、文學、哲學、法律學、語言學、民俗學、宗教學、醫學以及藝術、教育、人口、國術等諸多學科，皆在不同程度上關注着徽州文書新史料的發掘。
徽州文書中的國術文獻
徽州商編路程圖記抄本
從涉及的階層來看，明清時代的徽州，精英文化與通俗文化同生共榮，故而徽州文書之所涉極為廣泛，不僅有反映文人士大夫社會生活的内容，而且還有醫蔔星相百工技藝者流的諸多史料。特别是後者，以往我們在傳統中國研究中，涉及到基層社會和群眾日常生活時，常常感到心有餘而力不足。因為在傳統文獻學的視野中，反映群眾生活的史料頗為零散乃至缺乏，這使得我們對于一般群眾的生存狀态所知甚少。而徽州遺存有衆多的民間文獻，其中，有關下層群眾社會生活的史料極為豐富。
從涉及的地域來看，不僅有旅外商人及其經營的豐富史料，而且本土的經濟活動（田主更易、推收過割、賦役征斂）、社會生活（婚喪報聘、休閑娛樂）也有相當多的反映。徽州文書反映的地域範圍極為廣闊，這與明清時代徽商之無遠弗屆以及徽州文化極強的輻射能力密切相關。明清以來，長江中下遊地區素有“無徽不成鎮”之諺，在這一廣大的區域範圍内，處處都有相關文書的遺存。可以說，研究南宋以來的中國史，特别是明清時代南中國的社會曆史，徽州文書之重要性難以忽視。
5、成規模的文書典型
1980年代以後發現的徽州文書，有不少具有相當的規模。特别是一些家族文書，極富史料價值。例如，1984年前後發現的芳坑江氏文書，就典型地反映了這一點。
歙縣芳坑
芳坑位于安徽歙縣南鄉，與新安江畔的重要市鎮薛坑口相距不遠。此處經新安江上達歙縣、屯溪，往下則可至長江三角洲的杭州等地。而由陸路，亦可直接前往屯溪，交通頗為便利。當地的江氏，自明代起就開始外出經商，最早的記載見于十五、十六世紀之交，其經商地在山、陝一帶，可能與開中制度下的糧、鹽貿易有關。及至十七世紀的晚明，江氏的經商地改往遼東，主要活躍于平島（今北韓的椴島），這與明末毛文龍割據皮島有關。直到清乾隆時代，江氏家族還有成員前往遼東運銷茶葉。此後，該家族長年販茶入粵，轉銷外洋。太平天國兵燹戰亂之後，轉運茶葉至上海。除了從事茶業經營之外，芳坑江氏還獨資或與人合股開設轉運公司、葷油行、米行、布店、百貨店、南北雜貨号等。在長年的商業貿易中，江氏茶商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他們“賈而好儒”，特别注意将經商心得撰述成文，并儲存與商業經營相關的各類契約文書。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蘇州合開葷油行的合同
江氏商人抄錄的商業書《江湖備要》
雜抄
洋泾浜教科書抄本
該批文書的發現，是二十世紀徽州文書新發現的一個标志性事件，具有廣泛的知名度。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迄今，這是一批保留頗為完好的徽商家族文書，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它的發現，刺激了徽州文書繼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第一次大規模發現後的“再發現”熱潮，也間接影響了中國國内地域性文書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如清水江文書之再度發現等）。
除了歙縣芳坑江氏文書之外，1998年發現的歙縣上豐宋氏家族文書，大約有數百件（冊），也是極為珍稀的曆史文獻。上豐宋氏在清代前期是兩淮鹽務八大總商家族之一，雖然在嘉慶、道光年間一度有所衰落，但他們在太平天國戰事尚未結束時就重操舊業，從鹽業經營開始，在揚州以及蘇北的鹽城、漢口等地經營鹽業、茶業、典當等。在現存的這批文書中，既有衆多的散件，也有不少彙內建冊的簿冊文書。對于研究清代後期徽商與兩淮鹽務運作，以及鹽商家族的商業網絡等，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清代歙縣上豐宋氏鹽商家族文書
就目前的徽商研究而言，宏觀描述已幾近飽和，在此背景下，新史料的開掘，特别是對系統文書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将是徽商研究縱深拓展的重要途徑。
6、學術價值高
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周紹泉在論述徽州文書的學術價值時曾預言：“徽學研究将給宋代以後的中國古代史特别是明清史帶來革命性的變化。”日本學者斯波義信則認為：中國史（尤其是明清史史料學），1980年代以後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突然變得非常接近理想的狀态。特别是在1940年代以前隻有少數人能接觸到的地方性曆史史料，目前已經公開。得益于這場“史料革命”最多的恐怕是中國社會史的研究。此後，以這批新出史料為基礎全面審視，有可能對既有的社會史議題，重新認識和做出大幅度的修正。在這場所謂的史料革命中，徽州文書與大内檔案（明清宮廷檔案）、州縣衙門檔案（如四川巴縣檔案、南部縣檔案等）并駕齊驅，尤其是明至清代前期，在其他地方，沒有看到能與徽州文書相提并論的重要史料。大批徽州文書的發現，曆史學者得以深入了解中國社會文化的諸多細節，理清原本面貌模糊的問題。
例如，賦役制度是明清經濟史上的核心問題，在這方面，戶帖、黃冊底籍、魚鱗圖冊、經理保簿等的實物，以徽州文書為獨多，這為推進相關研究的進展，提供了第一手的史料。以明代黃冊制度研究為例，雖然曆來備受學界重視，但迄至1970年代末，學者并未見過黃冊原本，所論大多皆據文獻資料。1983年起，中國社科院曆史研究所栾成顯先生經過多年的調查，先後發現了一批明代黃冊抄底散頁、成冊的黃冊底籍抄件，以及有關黃冊的田土與稅糧歸戶冊、實征冊、編審冊等。在紮實史料的基礎上，他就黃冊制度與相關問題作了一系列專題性的實證研究，概述了黃冊攢造及其遺存文書，考證了明代黃冊制度的一些基本問題，解決了黃冊制度與制度史研究中一些存疑和有争議的難點，并在此基礎上，探讨了徽州的家族構成、宗法關系之遺存、析産分戶的諸種形态，分析了封建國家、地主、農民三者的關系。對此，吳承明先生認為，栾氏的研究具有“革新”意義，他“使黃冊的研究突破制度和制度史的範圍，擴大視野，走上一個新的階段”。
明代黃冊
栾成顯著：《明代黃冊研究》
徽州文書的學術價值，不僅表現在它是研究徽州區域的一手資料，而且還在于，由于徽商活動之無遠弗屆，徽州文書還提供了跨區域研究的諸多線索。例如，在貴州清水江流域，徽州木商、臨清商人（江西臨江府清江縣商人）和陝西商人是當地最為活躍的三大商幫。而近年來新發現的三種徽州商編路程抄本，因其涉及婺源木商在清水江流域的木業經營，進而将徽州文書與清水江文書這兩大區域性的重要文書緊密地聯系起來，為跨區域的綜合性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礎，是以具有特别重要的學術價值。
與清水江木材貿易相關的清代徽州商編路程
徽州木商與清水江貿易示意圖，李甜清繪
綜前所述，無論就其絕對數量還是學術價值，徽州文書無疑都是近數十年來各地域文書中内容最為豐富的文書群。
五、小結
徽州文書是第一手的原始資料，對于中國史研究的學術意義重大。《中國曆史手冊》（Chinese History: A Manual）的編者Endymion P. Wilkinson（魏根深）在談及中國的曆史檔案時指出：徽學與甲骨學、簡牍學、敦煌學和明清檔案學，共同構成了以原始史料為基礎的中國史學研究的五大領域。他認為，包括徽州文書在内的原始資料未曾經過儒家曆史著述者、官方曆史編纂者之手，反映了其他曆史文獻中難以展現的各種制度實态和極具地方特色的生動細節。中島樂章也認為，“在明清時期地方社會研究中，徽州地域無疑具有最好的史料條件”，“明代至清代前期，沒有可以與徽州相匹敵的史料群”。
具體說來，較之其他區域的民間文書而言，徽州文書所獨具的優勢在于——具有相當規模的同類文書前後接續、自成體系，而且各類文書又可彼此補充、互相印證。是以，徽州文書的大批發現，為人們開啟了明清以來中國史研究中的許多新課題，使得以往無從着手的許多研究，一下子增添了不少内容翔實而生動的新史料，這将極大地推動了明清社會文化史、經濟史研究的深入。
1988年以來出版的大批徽州文書資料集，提供了許多無微不至的史料，但迄今對這些資料的利用還相當有限。而且，新的文書資料仍在源源不斷地發現和出版。在這種背景下，有相當多的文書還沒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學術界的相關研究還遠遠沒有跟上。是以，有必要大力加強對徽州文書的利用與研究。我在2016年倡議召開“徽州文書與中國史研究”學術研讨會，從2017年開始，複旦大學曆史地理研究中心和安徽師範大學曆史學院、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連續召開過五屆“徽州文書與中國史研究”學術研讨會，希望通過定期的聚會、讨論，見識新材料，交流新見解，以推進民間曆史文獻與中國曆史的深入探讨。
在推進學術研究的同時，各類徽州文書資料也在陸續出版。今後，在資料庫建設方面，如何對徽州文書加以全面地整理、揭示、釋出以及提供網上檢索，可能是利用網際網路技術的發展方向之一。由于現存的部分徽州文書輾轉來自市場，通過徽州文書資料庫之建立，可以找出彼此之間的聯系，提高各類散件的利用價值。與此同時，應加大對土地契約之外其他類型文書的披露，建設開放性的“徽州文獻資料庫”，以共同推動徽州文書與中國史研究的深入。
最後，我想引用中山大學陳春聲教授在《徽州文書研究與中國底蘊學術體系建設》一文中的一段話。他指出：
利用徽州文書開展的學術研究已蔚然而成大國，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幾代徽學研究者的學術成就，都離不開對徽州文書的搜集、整理與分析。……經過幾代中國民間曆史文獻學研究者的不懈努力，已經發展出一套較為系統的解讀民間社會各種資料的有效方法。這種或許可被稱為“民間曆史文獻學”的獨具特色的學問和方法，是傳統的曆史學家、人類學家或漢學家都沒有完全掌握和了解的，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我們這些從事地域曆史文化研究的學者們，即使是面對着歐美最好的研究，也仍一直保持有學術自信心和創造力的最重要基礎之一。……民間曆史文獻研究的深入，是有助于中國底蘊的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建設的。（2019年6月徽學大會之主題報告，合肥）
此一論述，反映出包括徽州文書在内的民間曆史文獻研究與支撐建構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關聯。當然，要達緻此一目标，仍然需要今後長時段、持續不斷的艱苦努力。
（附識：本人以此為題曾在不同場合演講過數次，最早是十年前在複旦大學文史研究院主持（合作）“第二屆兩岸曆史文化研習營——徽州”時的講題，後曾于2018年在國家圖書館“文津講壇”、2019年10月法國巴黎中國地方史學術會議以及2021年3月19日山西大學民間文獻整理與研究中心“雲端講壇系列講座”上發表，每次所講，都根據新見史料及論著做了一些補充，也得到諸多師友的指教，特此說明。）
責任編輯：彭珊珊
校對：栾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