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時間與城市》海報
特倫斯·戴維斯（Terence Davies）在40多年前開始拍攝他的短片作品，早期的三部曲《孩子》《聖母與孩童》《死亡與變形》裡的很多内容，影響深遠。
直到2008年的這部紀錄片《時間與城市》，這些孩子與宗教的情結、意向仍頻繁地出現在他的作品裡。
這是關于一座城市曆史的回憶錄，這座城市是導演本人出生的地方——利物浦，而那些舊城區建築消退的感覺，卻是世界所共有的。
特倫斯的旁白與文學、音樂、影像結合在一起，夾雜着懷舊與抒情的氣質向我們撲面而來，不到兩個小時的時間裡，你仿佛在利物浦擁有了另一個人生。
01 宗教
影片開場，觀衆就被音樂與詩歌包圍。李斯特的《降D大調第三号安慰曲》帶人們做好聆聽的準備。
黑白影像把手伸向往昔歲月，特倫斯朗誦了雪萊的詩歌《奧西曼提斯》。
結尾，特倫斯說出這樣一句話“即使沒有存在過利物浦，它也會被創造出來”，一個轉折，也可以說是影片正文一個漂亮的開場。
鏡頭前展現的是莊重的新古典主義建築，這就是位于石灰街（LimeStreet）的聖喬治大廳（St George's），鏡頭深入其中，特倫斯開始講述和宗教相關的事情。
“沒有上帝，隻有撒旦”表現出他對宗教的态度。當他告别自己年少的記憶時，他仍然回憶起教堂裡壓抑的氣氛，他開始懷疑宗教。
他甚至質問上帝為何不去回應那些純淨的的眼神（此刻畫面給向一個教堂裡男孩純淨的雙眼）。
宗教的确跟利物浦有很大的關系，它擁有世界上第五大主教座堂——英國國教聖公會的利物浦座堂（有英國詩人稱其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建築之一）。
以及興建于1962年（1967年完工）的羅馬天主教的利物浦基督君王都主教座堂（Liverpool Metropolitan Cathedral）這是最早打破傳統的縱向設計的教堂之一。
片中也展現了英國著名紅衣主教希南在教堂開放時，參加隆重的典禮儀式的情景。與這些虔誠的畫面相對應的是特倫斯反宗教的強烈态度。
02 日常生活
從童年開始追述，是特倫斯的童年，也是利物浦的童年，孩子們遊戲時的歌聲與背景音樂交疊在一起。
在塔文納（Tavener）的大提琴曲《神秘面紗》（the Protecting Veil）伴奏下，是碼頭上熱鬧的人群，喇叭裡傳來足球比賽的廣播，成千上萬的人們在球場歡呼。
像這樣的地方，還有利物浦著名的安特裡賽馬場，讓人想到美國電影《黑神駒》（The Black Stallion）裡那個小男孩與賽馬的故事。
街頭巷尾少不了绯聞，金融家的性醜聞成為衆人的談資與笑柄，廣播裡故意調侃的對話裡，引來一陣陣的笑聲。
當然這裡還有陳舊保守的觀念：一對同志被抓，法官不但說他們有嚴重的猥亵罪，而且他最不能接受的是，兩個人的“猥亵”行為竟然發生在倫敦最美的大橋上……
同樣令人興奮的場面還有哪兒？比如麗茲大劇院，那裡是明星雲集的地方，格利高裡·派克出鏡率很高，估計影像所紀錄的那段時期正是他事業的高峰。
而不去看電影的時候，特倫斯偶爾還會去體育館看充滿暴力的摔跤比賽。
這就是特倫斯記憶最深刻的青蔥歲月：家、學校、電影、體育比賽。但随着舊式樓房的拆遷，好像這些也跟随記憶而去，廢墟中，人行走在中間。
因為沒有房子，街道的界限變得模糊。街區的概念有了新的變化，高樓大廈疊起，人們不需要出門，就可以站在陽台上放眼更遠的世界。
不再隻有橫向的視野，縱向将攀升得更高，因為有了電梯，鏡頭跟随一個樓的高度慢慢爬升，幾秒鐘過去，還沒看到樓頂……
老婦人的臉，切換成少女一張張青春的臉龐，時間帶走了太多東西。
但生活還要繼續，街道已經不是原來的模樣，但孩子們的笑容與可愛的表情依舊是城市最美的風景。
03 曆史
特倫斯是1945年生人，在他五六歲的年紀，北韓戰争爆發，背景音樂傳來The Hollies樂隊演唱的《He Ain’t Heavy，He’s my brother》。
這首歌的意思很明确，是說戰場上的士兵負傷，作為戰友，我有足夠的力氣将他背起，他不重，他不是負擔，他是我的兄弟。
與這種戰争的殘酷相比的是北韓戰争之前，1947年伊麗莎白公主與菲利普王子的結婚慶典上的揮金如土。
這種奢華的場面，以及後來1953年的伊麗莎白二世的加冕儀式，在特倫斯看來卻是一場鬧劇。别忘了，十幾年後，紅衣教主希南的排場也如出一轍。
當然，影響時代的可不僅僅是戰争、政治及所謂的鬧劇，那些深入人心的人與事，将開始燃燒年輕人的心。
影響世界的四個年輕人在利物浦誕生，他們就是劃時代的偶像披頭士樂隊。
在他們出現的場合，有女孩兒瘋狂地尖叫，甚至昏厥，為了控制現場，他們和粉絲之間，往往隔着的是警察，這就是明星的魅力。
04 特倫斯與利物浦
拍攝這部紀錄片是必然也是偶然的。最初制片人帕帕佐普洛斯找到特倫斯時，是想做三部關于利物浦的劇情片，每部的預算大概在25萬英鎊。
但是特倫斯想拍的是一部風格獨特的紀錄片，他喜歡的風格是漢佛萊·詹甯斯（Humphrey Jennings）拍攝的《傾聽不列颠》（Listen to Britain）。
拍攝什麼，早就在特倫斯的腦中萦繞，畢竟利物浦是他的家鄉。
當他放下制片人的電話開車在路上的時候，他就想起了上世紀50年代末，利物浦的清除貧民窟計劃，每個人的生活都被改變，被重新安置。
關于這些，在紀錄片中，我們會聽到一個14歲的女孩訴說她的悲慘經曆：她的父母雙亡，隻剩下兩個比她還小的孩子，特倫斯說那個時期是可怕的，那是一個新的耶魯撒冷。
重新來到自己生活過的地方拍攝，特倫斯面對眼前的景象無比感慨：鄰居的房子早就被拆除，沒有留下任何痕迹，當年有八個電影院，隻要步行就能到，如今隻剩下一個。
他曾居住的地方充斥着毒品，這是那個年代根本無法想象的事情。人們都向往美好與改變，但特倫斯卻不同。
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他甚至表示自己痛恨任何改變，雖然他覺得這很荒謬，缺乏理性，但他覺得往昔已經是自己身體的一部分，他想要保留。
也許跟特倫斯自己的經曆有關，影片的鏡頭中很少觸及城市中産階級，更多的是看到艱辛的工薪階層，大量愛爾蘭新教和天主教徒的港口碼頭、鐵路和工廠。
好在特倫斯看到生活的多面性，在彩色畫面中，洋溢着普通人簡單的快樂，比如去遊樂場、海灘及海濱浴場的選美比賽，那裡有躺椅、陽光和舞蹈。
無論是佩姬·李（Peggy Lee）演唱《The folks who live on the hill》（住在山上的人們）。
還是The spinners 樂隊演唱的《Dirty old Town》（肮髒老舊的城鎮），都表達了特倫斯面對城市變化的複雜心情。
在你猝不及防的時候，黑白影像轉到了彩色，人們知道新的世界開始了。
看看今天的利物浦，奢華建築前的種種塑像成為見證曆史的符号，在孩子們稚趣的動态中，特倫斯還是給出他的希望。
仿佛是在說，無論曆史怎樣演變，我們還是應該多去察覺和體會生活中最美好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