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在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中國，中華民族處于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在總政委毛主席、總指揮彭德懷的率領下，從陝北出發，突破黃河天險，挺進山西。
紅軍東征的時間跨度是1936年2月20日—5月5日，轉戰山西50餘縣，擊潰了晉軍30多個團的圍追堵截，殲敵13000餘人，俘敵4000餘人。
1936年，紅一軍團騎兵團團長劉雲彪（前排一）率紅軍騎兵部隊參加東征
同時，東征擴大紅軍8000餘名，籌款50萬元，組織地方遊擊隊30多支，建立了縣、鄉、村蘇維埃政權，發展了黨的地方組織。
東征在山西播下了抗日的革命火種，為在抗日戰争初期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把山西作為堅持敵後抗戰的戰略支點奠定了曆史性基礎。
也許有人會問，東征紅軍的總指揮為何是彭德懷而不是朱德呢？
因為朱德和劉伯承等還在張國焘的紅4方面軍中，此時還未到陝北。
東征紅軍分3路出兵山西。
1936年2月20日，紅1軍團（兼“中路總指揮部”）從陝北榆林的綏德縣溝口登船，突擊強渡，在柳林縣三交鎮坪上渡口激戰渡過黃河，首先登岸。
這一路是東征紅軍的主力，指揮者是彭德懷、葉劍英、林彪、聶榮臻等，東征紅軍的總部也随着這一路活動。
與紅1軍團在同一時間渡河東征的還有紅15軍團（兼“南路總指揮部”），他們從陝北榆林的清澗縣王家河上船，在石樓縣賀家凹登岸。
這一路，由毛主席和紅15軍團軍團長徐海東率領。
1936年4月1日，紅28軍（兼“北路總指揮部”）在劉志丹軍長、宋任窮（後為開國上将）政委率領下，從陝西神木縣沙峁村搶渡黃河，從興縣羅峪口登岸。
1936年4月2日，劉志丹的部隊離開羅峪口北上攻打黑峪口，沿途所向披靡，連獲勝利。
進至山西興縣白文鎮時，劉志丹接中央軍委急電：“為了配合紅軍進逼汾陽，威脅太原，并打通前方與陝北之聯系，保證紅軍背靠老蘇區，着令28軍即向離石以南黃河沿岸地區進擊。并可相機攻占中陽三交鎮，牽制和調動敵人。
三交鎮（今山西省呂梁市柳林縣）是黃河邊的古鎮。
此前，紅1軍團（兼“中路總指揮部”）占領了三交鎮，周恩來與毛澤民等人展開工作，在這裡成立了山西省第一個縣級紅色政權——中陽縣（1971年之前三交鎮曾屬中陽縣，現屬柳林縣）蘇維埃革命委員會。
劉志丹率領部隊經過激烈戰鬥，按時到達三交鎮附近。
1936年4月13日，中央軍委下達了消滅三交鎮敵人的指令。
當時駐守三交鎮的，是閻錫山部的208旅的小股部隊。208旅的旅長，是陳長捷。
陳長捷後來在平津戰役中，是傅作義手下的第一幹将，任天津警備總司令部總司令兼天津城防司令部司令，在天津戰役中被俘。
劉志丹的紅28軍攻打三交鎮時，陳長捷的208旅所部抵抗很頑強。
閻錫山部206旅412團奉命尾随而至，412團團長是章拯宇，下轄3個營，1營營長是徐三銘，2營營長是史澤波，3營營長是武世權。
206旅412團的裝備不錯，配有機槍連與迫擊炮連。
紅28軍陷入被夾擊的境地。
1936年4月14日，軍長劉志丹冒着槍林彈雨，進至距敵軍陣地不足300米處直接指揮，不幸被敵軍槍彈擊中，壯烈犧牲，年僅33歲。
當年曾經親曆這場戰争的原晉軍71師師長兼晉西警備司令楊耀芳、原晉軍208旅旅長陳長捷以及潘振英等後來回憶，紅28軍軍長劉志丹是被閻錫山部206旅412團的機關槍流彈擊中而犧牲的。
劉志丹軍長是東征中犧牲的紅軍職務最高将領。
劉志丹生于1903年10月4日，陝西保安縣（今陝西省延安市志丹縣）人。
他畢業于黃埔軍校第4期，他的同學中有戰功赫赫的林彪、曾中生、段德昌。他們都進入了中共中央軍委1989年與1994年兩次公布的36名軍事家行列。
回首那個年代，令人感慨不已。
劉志丹的革命曆程十分坎坷，多次被降職，但屢仆屢起，愈挫愈奮，曆經千難萬險，始終保持了對黨和人民事業的堅貞不渝，是西北革命根據地與西北紅軍的創始人。
當時的西北有兩支紅軍，一支是劉志丹上司的陝甘紅軍，後來改編為了紅26軍；一支是謝子長、閻紅彥上司的陝北紅軍，後來改編為了紅27軍。
陝甘紅軍與陝北紅軍，很多人閱讀這方面的資料時很容易弄混。
這兩支紅軍的上級上司還不一樣。
陝甘紅軍受陝甘邊特委上司，而陝甘邊特委受陝西省委上司，陝西省委直接歸黨中央上司。
陝北紅軍則受陝北特委上司，陝北特委受中共北方局上司，中共北方局又歸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直接上司。
由于所屬的系統不同，很長一段時間内，陝北紅軍和陝甘紅軍很不對付，存在着尖銳的鬥争，謝子長的人還繳過劉志丹部屬的械。
謝子長在去世前的不久，才認識到了劉志丹的做法是對的，兩人關系好起來了。
1935年2月5日，陝甘邊特委和陝北特委在赤源縣周家鹼召開了聯席會議，史稱“周家鹼會議”。
會議決定成立中國工農紅軍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統一上司紅26、27軍及陝甘邊、陝北根據地的其他武裝力量。
這次會上，對于軍事委員會主席的人選問題，劉志丹竭力推舉謝子長出任。
但謝子長堅辭不受，最後他以北方代表駐西北軍事特派員身份決定由劉志丹任軍委主席，自己擔任了副主席。
周家鹼會議的重要成果，是達成了陝甘邊和陝北兩個根據地在上司機構和軍事指揮上的統一，标志着陝北蘇區的正式形成。
半個月後，即1935年2月21日，謝子長因傷情惡化而不幸逝世，時年38歲。
謝子長逝世後，高崗接任了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成為僅次于劉志丹的西北革命根據地第2号人物。
為統一軍事指揮，又成立了中國工農紅軍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前敵總指揮部，由劉志丹任總指揮，高崗任政委，全權指揮西北地區的所有紅軍、遊擊隊的作戰行動。
此後，紅26軍、紅27軍在劉志丹的統一指揮下，連戰連捷，曆時近8個月浴血奮戰，先後殲敵正規軍5000餘人、民團地主武裝3000餘人，繳獲槍支5000餘支。
攻克了延長、延川、安定、安塞、保安、靖邊6座縣城，開辟了甘泉、富縣、宜君、定邊、環縣等遊擊區，将陝北和陝甘邊兩塊根據地連成了一片，轄區達到23個縣，人口約100萬。
同時，紅軍主力發展到5000餘人，遊擊隊發展到4000餘人，軍事力量空前壯大。
至此，西北革命根據地進入了全盛時期。
誰知，劉志丹等人來不及享受勝利的喜悅，就遭遇了肅反，差點丢了性命。
這個時候，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孔原派河北省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朱理治到了陝北蘇區，同時，上海臨時中央局也派遣來了聶洪鈞。
時任西北工委組織部長的郭洪濤，一直認為劉志丹等人身上存在“右傾取消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等問題，并多次向上級反映過。
于是，朱理治、聶洪鈞就和郭洪濤搞在了一起。他們一面派人去陝甘邊反“右傾取消主義”，一面動了肅反的念頭。
肅反是需要有力量保障的，他們不敢保證劉志丹帶出來的紅26軍會支援他們。
就在這時，突然出現的一件事完全改變了局面：從鄂豫皖蘇區出發長征的紅25軍來到了陝北。
紅25軍上司人初來乍到，不太了解陝北的情況，就聽了朱理治、聶洪鈞就和郭洪濤的一面之詞，表态支援肅反。
紅25軍政治部主任戴季英，對之更是積極性很高。
有了兵強馬壯的紅25軍的支援，陝北肅反就開始了，先後在前線和後方機關逮捕了包括劉志丹、高崗、張秀山、劉景範、馬文瑞、惠子俊在内的一大批黨政軍主要上司幹部。
同時将紅26軍營以上、陝甘邊地方縣級以上幹部全部予以關押。
這些人中有人後來回憶說：“毛主席晚到4天，就沒有劉志丹和我們了，他們已給劉志丹和我們挖好了活埋坑。”
黨中央和中央紅軍于1935年10月到達陝北，毛主席果斷下令，解救了劉志丹等人。
1935年11月30日，黨中央的總負責人張聞天在瓦窯堡主持召開黨的活動分子會議，做出了《西北中央局審查肅反工作的決定》。
同一天，中共西北中央局對肅反工作的主要組織上司者戴季英、聶洪鈞作出了處分決定。
當時中央并沒有過多追究朱理治等其他上司人的責任。
實際上，因為朱理治的片面彙報，張聞天等人還對朱理治上司陝北蘇區肅反予以了肯定的評價，認為蘇區中确有右派在破壞。
正是在這種主觀認識下，對于肅反受害者的平反是不徹底的，劉志丹等上司幹部的頭上仍然戴着“右傾錯誤”的帽子。
據此，在對陝甘邊及紅26軍幹部重新配置設定工作時也出現了偏差，多是降職使用。
如劉志丹被任命為瓦窯堡警備司令、新成立的紅28軍軍長；高崗被派到内蒙古去指揮僅有10多人的陝北騎兵團；張秀山成了紅軍學校政治教員、神府特委組織部部長；原紅27軍第84師師長楊琪被降成了三邊獨立營營長等。
1936年2月，紅軍東征開始，劉志丹率紅28軍也在出征之列。
劉志丹兼着東征紅軍“北路總指揮部”的總指揮，他的這一路，是三路東征紅軍中出發最晚的，于4月1日才渡河作戰。
在路過神府（神木、府谷）蘇區時，劉志丹遇到了時任神府特委組織部部長的老戰友張秀山，當天晚上他們進行了一番長談。
張秀山後來回憶：“這天晚上，我和志丹睡在一個炕上談到深夜。當說到陝北的錯誤肅反時，我們仍然很激憤。因為直到這時，劉志丹和我們這些人的身上仍然背着‘右派’、‘右傾機會主義’的罪名。”
“志丹說：我們到底是不是右派反革命（當時在陝北肅反中犯了錯誤的一些人仍在散布這種言論），在戰場上讓他們看看。黨中央毛主席總有一天會把這些事情搞清楚的。”
10多天後，劉志丹就犧牲在了東征的戰場上。
周恩來後來萬分惋惜地說：“志丹同志本來是進階指揮官，沒有必要去沖鋒陷陣，他就是為了洗刷自己，證明自己不是什麼特務，甯可沖鋒陷陣犧牲自己，是以莫名其妙地沖上去，犧牲了。沒有這個‘肅反’運動，劉志丹同志也不至于犧牲。”
為了洗刷自己，抱就必死之心而犧牲的，非劉志丹一人。我黨早期著名将領蔣先雲是這樣，國民黨軍的張自忠上将也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