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是一個獨特的國家。它既是十九世紀政治觀念構成的“想象的共同體”，也在某種程度上來自于曆史上淵源流傳的國家觀念和族群傳說。而以色列在建國以來的曆史——處于民族與地緣沖突的最前線、以十九世紀的國家競争方式争取生存——則創造新的神話與國家認同。以色列是暧昧的，一方面它擁有以猶太教為核心的傳統文化，形塑自身認同。但另一方面又以現代的世俗國家來運作。它既希望可以跻身于世界主流之列，卻也因所謂“為生存而鬥争”成為争議的焦點。我們該如何了解以色列？答案可能不能僅僅止步于紛繁複雜的現實之中，我們需要走入曆史。
下文經出版社授權摘編自《以色列：一個奇迹國家的誕生》“結語”一章。
在赫茨爾的小冊子《猶太國》出版後，許多人的批評他将猶太民族的命運與建立一個猶太人的政治實體聯系起來。這些批評者認為，猶太民族在沒有這樣一個實體的情況下能夠存在數千年的能力是一種值得保護的美德。許多猶太人認為現代民族主義是過往時代令人不齒的遺存，是部族（種族）特殊主義的再現，這種理論曾造成了國際緊張局勢，加劇了民族分裂，同時與曆史穩步地向普世主義未來前進，而源于宗教、種族或民族的差異将會消失，友愛精神将在人類社會中盛行的觀點背道而馳。在這樣一個世界裡，猶太人即使沒有自己獨立的國家實體也能找到他們合适的位置。然而，赫茨爾卻認為民族主義時代每個民族都在與其他民族進行鬥争以獲得陽光下的地盤，這種鬥争不僅是實作政治獨立，也界定其民族身份。但是，在這些國家所界定的民族身份中并沒有猶太人的位置，是以猶太人别無選擇隻能進入民族主義的競争舞台，并在此盡力為自己開創一片天地。
從百年來的發展來看，曆史程序似乎更傾向于證明赫茨爾估計的合理性，而非那些主張世界友愛大同的普世者。的确，全球化趨勢、開放的邊界以及遍布世界的移民浪潮都削弱了民族認同，改變了它們，甚至創造了像歐盟這樣的超國家機構，試圖消除那些曾經引起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敵意，并創造一個包容性的歐洲聯合體。但這種跨國趨勢也不斷地受到特殊主義力量的攻擊，這種特殊主義拒絕接受全球化和經濟文化的統一性。在每一次經濟或政治危機中，特殊主義力量就會出現，試圖維持地方認同、獨特的文化，以及對共同過往的曆史記憶。同時，分裂團體出現并申索自決權，并破壞它們曾經歸屬的包容性的統一體。例如，南斯拉夫各民族分崩離析，捷克斯洛伐克分裂為兩個國家，數個國家從蘇維埃帝國的廢墟中出現，這其中甚至包括那些從未有過獨立身份的國家，巴斯克人也為自治權而進行不懈的鬥争。歐洲人對那些來自伊斯蘭國家并在歐洲定居的少數族裔不斷增長的伊斯蘭化感到擔心，這種伊斯蘭化本身是對在歐洲社會走向統一和失去本土特性趨勢的一種反動。由此可見，那些對《猶太國》的出版表示歡呼，以及預測民族主義将消失的話語似乎都還為時過早。
猶太人國家的建立是曆史罕見的奇迹之一。猶太民族作為一個在數世紀以來都沒有政治傳統的流散民族，已經學會了如何在不同的環境和制度下生存，但缺乏一個在遠離經濟中心和文化知識資源、條件惡劣的國家中短時間内生存紮根并取得成功的力量基地。而在半個世紀的時間裡，猶太複國主義者所做的努力已經獲得國際認可，他們建立了民族實體，建立了一個國家，将猶太流亡者從地球的各個角落聚集到一起，從一無所有到創造出一個充滿活力的民主政體、一種現代經濟、一支有着強大的防衛能力的軍隊以及一種日漸繁榮的、富有挑戰性的文化。
西奧多·赫茨爾 錫安主義創始人
很難找到一個民族運動從一開始會比猶太複國主義運動更為不幸，然而今天猶太複國主義運動被認為是曆史上最成功的民族運動之一。猶太複國主義運動不僅要與巴勒斯坦地區另外的民族主義訴求者——巴勒斯坦人作鬥争，同時它也不得不改變猶太人的心智，即猶太人對他們自己和這個世界的看法，并創造出一種不同以往的猶太民族身份，這種新的民族身份不僅吸收了宗教傳統和猶太曆史成分，而且深深紮根于現代世界，它使用邏輯和理性，并堅信信仰、個體和民族能夠改變命運和現實。猶太民族的現代化與實作猶太複國主義攜手共進。
猶太複國主義運動之是以能夠吸收猶太民族中的理想主義元素——猶太民族的青年——是由于在猶太民族的需要與時代精神之間所建立的曆史聯結。各民族為他們的自由而奮鬥，帝國衰微，新國家出現，樂于為民族的利益而進行自我犧牲都是這種時代精神的重要方面。這也是一個信念可能改變世界的時代，在這場變革中，剝削和不公正将會結束，天國将會在地球上出現。在巴勒斯坦産生真正有形的猶太實體之前，源自對一個公正社會的希望以及為民族獨立進行鬥争的理想主義為早期猶太複國主義的發展提供了驅動力。盡管這些在猶太複國主義者的詞典中被稱為拓荒者（先鋒者）的理想主義者在猶太人中所占的比例微不足道，但正是他們創造了猶太人認同的辨別和象征，并提供了猶太人能夠作為一個民族在以色列地生存的活生生的例子。盡管伊休夫的大多數成員都不屬于這個少數群體，但是他們都接受了這些先鋒者的引導性規範，這些規範提供了建立國家的合法性、路徑以及開創者的神話。就是這些猶太拓荒者，他們在國家建立的過程中樹立了行為榜樣，創造了支配性的文化，并創造了主要的民族精神。
20世紀的大革命和災難為實作猶太複國主義者藍圖鋪就了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戰，布爾什維克革命和納粹主義的興起，使猶太複國主義運動從一小撮理想主義者群體的運動轉變為一場尋求庇護和民族身份認同的大衆運動。導緻猶太國家建立的不是大屠殺；雖然有這場災難的發生，但這個國家仍然建立起來。盡管猶太國家的主要分支（這支創造了大量的猶太文化，是猶太人的主要人力資源庫）由于種族滅絕而被割斷，但是猶太民族以一種大無畏的生存意志，浴火重生，放棄複仇，聚集餘下的力量來建立以色列地的猶太國家和社會。以色列國已經成為一種猶太人即使遭受大災難，也要繼續生存的象征，是一個瀕臨滅絕的民族生存欲望和活力的簡明扼要的表達。這種将巨大的絕望轉化為創造和重建行動的能力，使得以色列成為猶太民族在經曆大屠殺後恢複和重建的偉大工程，無論對那些選擇繼續在外生活的猶太人，還是那些認為需要一個屬于猶太民族的國家的人來說，都是如此。
耶路撒冷 圖檔來源：vox
猶太複國主義-以色列計劃從來就沒有得到完全一緻的認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運動剛開始時，和其他民族獨立運動一樣，猶太複國主義者是猶太民族中的少數；以色列建立後，各種居住在以色列家園的猶太群體都對未來勾畫了不同的願景。建立以色列的社會主義先鋒者精英設想的是一個公正平等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國家作為指導者和領路人而存在。國家指導經濟發展、民族的建設并決定文化的本質，塑造處在形成中的民族精神。相比之下，以色列的中間派和右翼形成了一種自由進取的世界觀，鼓勵國家最小限度幹預經濟生活，提倡西方文化。直到20世紀70年代，在正在形成中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特征方面，這兩種思想流派之間的差異似乎相對較小。同時，和這兩個願景并存的還有那些伊斯蘭教國家的猶太移民所帶來的宗教信仰、宗法傳統和民族認同。對他們而言，參與猶太複國主義的主要驅動力與《托拉》的世界、傳說和彌賽亞信仰緊密相連。
自以色列國有了雛形之後，猶太複國主義者的革命運動進入常态化，之前支撐國家的先鋒組織結構的重要性不如從前，在起始階段，物資嚴重短缺，社會環境惡劣，如果沒有這種先鋒組織，它就無法吸收阿裡亞運動而來的移民和進行經濟和社會的建設。現在是像所有西方國家一樣的時候了，這一程序與西方時代精神的變化相吻合，“二戰”危機時期及之後延伸的冷戰已經結束。随着生活水準的提高和消費文化的到來，現在是坐在電視機前面的扶手椅上休息的時候了。1977年的轉折帶來了從開拓性心态向中右翼世界觀的轉變， 後者也吸引了來自伊斯蘭教國家的猶太移民，這些移民認為社會主義精英思想是政治官僚對他們生活各個方面的壓制和侮辱性幹涉。盡管未來社會主義發展的前景緩慢而确定無疑地走向衰退，但這卻促進了經濟增長，企業創新和經濟全球化的程序，同時這也引發原始平均主義和社會創造力的喪失以及個人對國家忠誠的消解。在第二個千禧年結束時，以色列國家擁有的優勢和劣勢都越來越像西方工業化國家。
以色列的建立和存在伴随着與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世界的沖突。猶太人回到的并不是一個空無一人的荒地，盡管這裡的人口相對稀少，并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很難發現民族主義傾向。但是自巴勒斯坦人與猶太民族主義的相遇後，巴勒斯坦人對于自己與猶太人之間的差異性意識以及對巴勒斯坦地區的所有權的競争意識都得以提升。事實上，這次遭遇是構成巴勒斯坦民族認同的重要因素。巴勒斯坦人認為這個國家是他們自己的，并且不願與他們認為是外部侵入者的人分享。猶太人也認為自己是這片土地的所有者，雖然他們準備允許阿拉伯人居住，但他們不會支援共享所有權。最終顯而易見的是，在猶太複國主義事業的實作和巴勒斯坦民族認同形成以及暴力沖突事件爆發的博弈中，猶太複國主義正在走向失敗。最後，猶太人隻得妥協，同意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兩個國家。然而，阿拉伯人不同意放棄對巴勒斯坦的專有權利，并拒絕分享。在阿拉伯國家卷入沖突的鼓舞下，阿拉伯人相信最終問題将通過武力解決。但是阿拉伯社會的崩潰，阿拉伯軍隊在獨立戰争中的失敗以及“災難日”（Nakba）是阿拉伯人從未想象過的革命性發展。而對于猶太複國主義者來說，這是猶太複國主義證明其有能力創造一個能夠承受生存戰争的國家的時刻。
阿拉法特與拉賓在1993年的曆史性會面。圖檔來源：News week
對于猶太人來說，遷移或驅逐阿拉伯人是一個不可預知但是受歡迎的戰争結果，他們沒有發起戰争，而戰争給他們造成大量的傷亡。巴以沖突并非始于1948年的戰争，但在阿拉伯人眼中，這場戰争象征着猶太複國主義剝奪了他們的國家。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間的角色颠倒，猶太人成為大多數，阿拉伯人成為少數，這是巴勒斯坦人創傷的根源，一直影響着巴勒斯坦人。直到1967年，他們還希望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之間的“下一輪（較量）”能讓時間倒流。自那以後，特别是自1973年戰争以來，他們被迫接受以色列這一生活的現實。但與此同時，他們從未将其視為中東的一個合法實體。根據阿拉伯人的說法，猶太複國主義不是猶太人的民族運動。對于阿拉伯人來說，沒有猶太民族，隻有猶太宗教;或者，用不那麼苛刻的解釋以色列人是一個民族，但世界猶太人不是。是以，猶太複國主義不是猶太人的解放運動，隻是一種白人殖民主義的形式，即從當地居民那裡竊取了一個國家。
現階段的結果是，巴勒斯坦人準備把以色列在中東的存在當作一個不可剝奪的事實，但并不認為它是正當的。是以，他們很難在和平協定上達成共識，以色列要求互惠和接受其基本要求：阿拉伯人放棄“回歸權”和沖突永恒性的神話，承認以色列是猶太民族國家。
不過，自從薩達特通路耶路撒冷以來，以色列在中東的非法化已經有所減弱。猶太複國主義運動從最初的溫和發展到阿拉伯聯盟的承認及和平化，已經走過了漫長的道路。盡管雙方充斥着苦難和暴力，但以色列地并沒有經曆過在一些歐洲國家發生的種族滅絕或大屠殺，甚至一直到最近的20世紀90年代都沒有出現過。與其他民族間沖突相比，巴以沖突仍然是有限度的，即便是考慮到定居點和以色列對群眾起義的鎮壓，或另一方面，即自殺性恐怖主義。由于以色列是沖突中較強的一方，可以說它在這場鬥争中對自己施加的道德限制是值得贊揚的。
自1967年以來，對猶地亞、撒瑪利亞和加沙地帶的占領給以色列社會蒙上了陰影。大以色列支援者和支援“領土換和平”的人之間的兩極分化已經改變了以色列的政治。以前左翼和右翼的分歧反映了不同的社會觀點，而現在以色列政治中，身份的訓示者——鴿派或鷹派——展現的是關于以色列新近占領領土的不同立場。這種沖突的主要内容已經規避了以色列社會本身的問題。對和平程序的失望削弱了以色列左派的力量。然而，最終的轉變不是向右，而是向中間。在大多數以色列公衆中，出現了一種新的、冷靜的和平意願，但沒有了20世紀90年代早期那種彌賽亞的熱情。
《以色列：一個奇迹國家的誕生》 [以]安妮塔·夏皮拉/著 胡浩、艾仁貴/譯 中信出版社 2022年4月
今天以一個局外人身份觀察以色列，看到的是一個分裂的社會，國家缺少團結，各種組織和部門之間互相鬥争，組織凝聚力削弱。但從外部來看，這種觀點容易導緻錯誤的分析。關于以色列社會正在崩潰，隻需要最後一擊就能把它消滅的評估是否促使阿拉法特加強了第二次因提法達的烈度？事實證明，當這個充滿不平等的社會面臨來自外界的危險時，它會召喚出堅定的意志，團結一緻，找到共同點，鼓起勇氣面對攻擊者。每當這種情況發生時，人們就會發出這樣的聲音:為什麼隻有在危機時刻才會出現這些志願服務和愛國精神的優良品質呢？
在第三個千年的第一個十年裡，以色列出版了兩本書，可以作為以色列精神混亂的向導。第一個是阿摩司·奧茲的《愛與黑暗的故事》；幾年之後，大衛·格羅斯曼的《躲避消息的女人》緊随其後。從猶太複國主義事業的早期開始，希伯來文學就一直是一個地震儀，記錄着該運動的情緒和主導精神，以及它的良知和導向。20世紀80年代，以色列社會價值觀和共識的喪失導緻的大蕭條和混亂在文學作品中表現出來，這些作品描述了對混亂的恐懼和失去早期文學所緻力的公共空間的痛苦。在20世紀90年代，這種真空成為表現虛無的新文學的主題。
編輯|朱天元
校對|付春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