饕餮紋的秘密

本文轉自：學習時報

今天大衆熟知的動物紋，常見于商代及西周早期的青銅器上，這些紋樣中的動物可分為三類：其一為現實生活中真實存在的動物，如犀牛、鸮、象、蟬、熊等；其二為現實中雖不存在，但見于古代文獻中的神話動物，如饕餮、肥遺、龍、夔、虬等；其三為動物的簡省或變形，如目紋、鱗紋、重環紋、竊曲紋、蟠螭紋等。在諸多的動物紋中，最顯赫也最為特殊的首推饕餮紋。猙獰神秘的獸面是饕餮紋的主體，獸面上，一對睥睨天下的雙目令人肅然生敬，還有對稱的雙角、雙眉、雙耳以及鼻、口、颌等。有的饕餮紋在獸面兩側有長條狀的軀幹、肢、爪和尾。這種極富藝術感染力的紋飾主要盛行于二裡岡文化期至西周早期，這一階段作為器物的主題花紋，常被飾于器物的主要部位，在其衰落時，其圖像僅出現在器物的次要部位。今日“饕餮大餐”“饕餮盛宴”等詞語是用來表達美妙感受的，其實“饕餮”在漫長的曆史中詞語色彩發生了重大轉變，其最初的語意應為兇猛、貪婪之獸。《左傳·文公十八年》曰：“缙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兇，謂之饕餮。”杜預注曰：“貪财為饕，貪食為餮。”至于“饕餮紋”的定義應始于北宋時期，宋人呂大臨撰《考古圖》，據《呂氏春秋》“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便把這種以獸面為主的紋飾稱作“饕餮紋”，沿用至今已近千年。後世一些學者對此曾有異議，認為在被稱為饕餮紋的紋飾中，有一些确是“有首無身”，而絕大多數此類紋飾有首有身，也被稱為饕餮，未免名實不符，建議改稱“獸面紋”。但是這種紋飾在上古時代的确切名稱已不可知，目前的命名也隻是為了研究的便利。在古人的意識裡，青銅器上的紋飾絕不僅僅是單純的裝飾，這是由青銅時代銅器的性質所決定的。《左傳》宣公三年載：“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明白無誤地表明青銅器上紋飾在時人心中具有“使民知神奸”的神秘功用。至于饕餮紋的原形曆來仁智互見，或以為是鬼神，或以為是各種幻想動物的集合體，或以為是怪獸，或以為是龍、虎、牛、羊等，但我們更傾向于有學者所提出的獸面就是“鑄鼎象物”的物，它們是貪婪的吞食者和人類的敵人，是需要控制和鎮壓的對象。如此解釋不僅與“鑄鼎象物”以“禁禦不若”後古人不再遭受魑魅魍魉之害的傳說相一緻，而且也與上文所提及的饕餮一詞的本意相符。種種迹象表明，商周銅器上的饕餮紋極有可能來自良渚文化玉器神人獸面紋。有學者曾對二者做過全方位多角度的對比，最後得出的結論是：商周青銅器上的饕餮紋，無論是構圖形式還是其所反映的社會意識，均與良渚文化上的獸面形象有承襲關系。或有疑者認為二者之間懸隔久遠恐難秉承，實則二者之間的連續雖若隐若現卻傳承有序，在年代上居于二者之間的尚有山東龍山文化和二裡頭文化的饕餮紋。1963年在山東日照兩城鎮曾發現一件龍山文化時期的玉锛，這件器的下端兩面有線刻的饕餮紋。至于二裡頭文化的饕餮紋，則見于一種特有的嵌綠松石的青銅牌飾上，目前已知這種銅牌飾已達16件之多，每件器上的紋飾雖繁簡不同，但山頂部披垂到面側的部分以及眼睛的形狀，與良渚文化、龍山文化的獸面紋極其相像。由此可見，龍山文化和二裡頭文化的饕餮紋确可視作良渚文化與商代饕餮紋的中間環節，而一種紋飾如此長時間段地流行于大河上下的諸文化體系中實屬罕見，這不得不令人深思。如果我們再考慮到這種紋飾所蘊含的信仰、神話的神秘意義，便會自然地得出一種結論：商代繼承了史前時期的饕餮紋，這不僅是簡單地沿用了一種藝術審美的傳統，而是傳承了一種文化的信仰，承襲了一種獨特的文化基因，這無疑在古代文化史中是很重要的現象。如果我們再将目光放至全球，便會驚異地發現，遠在大西洋彼岸的北美印第安文化中竟然也有類似的饕餮紋。人類學家博厄斯在《原始藝術》一書中，曾記錄大量類似的饕餮紋，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海達人銀镯上的紋飾，紋飾中的獸在現實生活中并不存在，極有可能是幻想中的怪獸，它前似虎，後似鲨，這種以頭部中線為分界的兩面對稱的圖案，用一種非透視的方法，在一個圖形中同時表現動物的兩個側面形象。再回到中國來看，有學者曾提出，饕餮紋“既表現為物體正面的形象，同時也是表現物體的兩個側面，我們稱這兩種結合的方法為整體展開法……這是商周時代的藝匠們用正視的平面圖來表現物像整體概念獨特的方法，也可以說是透視畫法産生之前的一種幼稚的和有趣的嘗試”。兩相對比可以看出，這兩種理念驚人的相似。良渚文化、龍山文化、商周文化和美洲西北岸印第安人，不管在空間上還是時間上都相距太遠，我們都知道在進行中外文明對比的研究上，務必保持嚴謹的态度，特别是要反對唯傳播論的觀點，可是上述如此相似的現象，也許不僅僅是出于巧合。很多年以前，張光直教授曾提出“瑪雅—中國文化連續體”的假設，他認為這個連續體的地理範圍包括舊大陸和新大陸，其時間至少早到舊石器時代晚期。他認為：“我們舊石器時代的祖先，他們的文化，尤其是美術、思想和意識形态的發達程度，遠遠比我們現在從極有限的考古資料中所看到的要高得多。”“從二、三萬年前到一萬多年以前，人類通過白令海峽到新大陸，在這個源源不斷的過程中，他們具有的文化裝備是相當複雜的。在這種程度很高的文化的基礎上，後來于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時間就産生了相似的文明社會。”這一假說無疑對環太平洋地區的考古研究有着很大的啟示作用，而以上所論或可為這一假設提供個案的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