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訪者/供圖
高建平，美學家、文藝理論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原副所長、研究員，深圳大學美學與文藝批評研究院院長。1955年生于江蘇揚州，揚州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士，北京師範大學文藝學碩士，瑞典烏普薩拉（Uppsala）大學美學博士。曾任國際美學協會主席等學術職務，現任中華美學學會會長、中國中外文論學會會長。主要著作有The Expressive Act in Chinese Art: From Calligraphy to Painting（《中國藝術中的表現性動作：從書法到繪畫》）、Aesthetics and Art （《美學與藝術》）、《畫境探幽——中國繪畫的精神結構》《全球與地方：比較視野下的美學與藝術》《美學的當代轉型》《西方美學的現代曆程》《回到未來的中國美學》《文學與美學的深度與寬度》《中國藝術：從古代走向現代》等，以及200多篇中英文學術論文。
作為一名人文社科資深學者，高建平教授長期緻力于文藝美學、文藝理論、美育、當代文化研究和批評等領域的研究，尤其是在美學概念和範疇、中西美學發展史等方面頗具創見。他将“曆史感”與“新異感”引入美學範疇，前者透過曆史的縱深欣賞文學、品味器物；後者是對奇異空間的一種感受和想象。在首屆“學術中國”國際高峰論壇上，高建平教授在演講中指出中國美學學科從“美學在中國”到“中國美學”的發展路徑，探讨建構中國美學的曆史叙事，得到與會中外學者的熱烈回應。
近日，記者有幸見到了從深圳回京的高建平教授，并就美學的定義、中西美學發展曆程，以及中國美學研究現狀等相關問題對他進行了采訪。
1
美學是研究人類感性的學問
《中國社會科學報》：高老師，您在《20世紀西方美學的新變與回歸》一文中将美學比作一種建立在沙灘上的學問，它具有一種流動性，不斷變換着自己的基本前提，轉換着學科的姿态，針對當時的狀況而提出新的思考。能否談一談您對美學的了解？
高建平：美學的定義一直被學界反複讨論，這是因為這門學科的對象曆經多次變化，其理論基礎也處在變動之中。最初，促使美學誕生的動機，是人們試圖用一些基本的概念，來把握住生活中出現的千差萬别的感覺。面對具體事物時，人類會産生各種各樣的感覺，這是一種抽象。這種抽象是基于具體事物産生的，而人類需要抽象來認識具體事物，否則便隻能是一片模糊的感覺。美學的使命就是為了描述這種抽象。
“美”這個詞本來是個形容詞，但在古希臘時期，柏拉圖認為有一種東西叫作“美”，當然，這是他的一個幻想。但對“美”本身的追尋，卻成為一種哲學思考，被後人延續下來。尤其是在延續着柏拉圖傳統的歐洲，一代代美學家都在試圖去尋找“美”這種東西。或許他們的尋找注定無果，但這種努力本身卻是有價值的：正是一代代美學家的努力探索，最終使“美”從形容詞變成了名詞。
《中國社會科學報》：審美似乎自人類對萬物迸發出感情感悟時便開始了，但是美學是何時建立起來的呢？
高建平：關于美學的概念研究，我們首先要區分作為現代學科的“美學”與自古便存在的“美學思想”。根據朱光潛對“美學思想”和“美學”的界定，“美學”建構于18 世紀，在此之前存在的隻有“美學思想”。據此，盡管西方的美學史從古希臘時代開始書寫，中國的美學史可溯至先秦時期，但作為學科的美學則是現代的産物。
1735年，鮑姆加登（A. Baumgarten，1714—1762）根據希臘語詞根創造出“Aesthetica” 一詞，這個詞盡管在漢字文化圈被譯為“美學”，但它原本指的是感性學，即研究人的感性認知和感性活動。“Aesthetica”的出現，标志着美學這門學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名字，但這并不意味着這門學科就此形成，構成美學基礎的核心概念是在18世紀由一些重要學者陸續提出來的。在鮑姆加登看來，美是一種完善（perfectio），而美學是研究感性表現的完善的科學。除了鮑姆加登以外，意大利人維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1668—1744）提出了“詩性智慧”這一範疇，強調了人類想象、直覺等感性認識的重要性。這不僅構成了對哲學上的理性主義的批判，也對現代藝術哲學的形成具有奠基性的意義。英國人夏夫茨伯裡（Third Earl of Shaftesbury，1671—1713）提出了“審美無功利”思想以及“内在的眼睛（或‘道德感官’）說”，指出對美的感受是一種直接的感性活動。法國人夏爾·巴托（Charles Batteux， 1713—1780）認為，詩歌、繪畫、雕塑、音樂、舞蹈，再加上建築與演講術，可組成“美的藝術”（beaux arts），進而使藝術從工藝中獨立出來。英國人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将美（beautiful）與崇高（sublime）加以對比，進而使崇高成為一個獨立的美學範疇。此外，還有休谟（David Hume，1711—1776）的“趣味說”，強調審美與趣味相關。諸多美學核心概念的提出，為美學這門學科的誕生奠定了基礎。最終，康德（1724—1804）于18世紀末寫出《判斷力批判》（1790），從一個獨特體系出發，将前述各種概念綜合成一個整體。
高建平著《西方美學的現代曆程》 受訪者\供圖
《中國社會科學報》：這麼說，美學就是一個随曆史的發展而形成和變化的學科，其内涵也是在不斷擴充和變化的。
高建平：對。在康德以後，19 世紀的德國、法國、英國和意大利等一些國家，出現了豐富的美學學說，使這個學科進一步鞏固。同時，藝術中的浪漫主義運動，直接推動了美學學術的發展，使美學研究與藝術實踐之間緊密相連。從20世紀起，美學又有了新的開端。20世紀中葉誕生了一個重要的學派，叫作分析美學，主張美學不再對藝術作品本身進行研究，而隻是辨析文學藝術批評中所使用的術語。20世紀的美學，借助心理學、語言學，以及曆史學、社會學等學科，試圖解決藝術和審美的問題。
經曆了一個世紀的動蕩，到了20世紀末，美學研究呈現出“超越”與“回歸”的趨勢，美學家們主張不僅要超越傳統美學，還要回歸美，回歸生活。美學家開始關心自然、生态，以及生活的各個方面，美學的内涵再次得以擴充。
從美學學科的發展過程來看，不同的時代，美學研究者的關注點也不盡相同。任何學科都要為當下服務。隻有當研究者關注當下社會所關注的問題，該學科才能生存。是以，社會的發展必然推動美學研究向更深更廣的方向前進，研究領域也會愈加細分。
《中國社會科學報》：談到美學，人們的關注點通常首先落在“美”字上。但一千個人眼裡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人們對于美的定義千變萬化。美學家是如何了解美這個概念的呢？
高建平：人們常常将美學與美直接等同，這或許與“美學”這個詞的翻譯有關。我在前面說過，鮑姆加登在創造“Aesthetica”這個詞時，意為感性學。而後，一代代學人在沿用這個詞時又進行了不同解讀，也形成諸多譯法。目前學界公認的是，一位名叫中江兆民的日本人按照當時日本學界對“Aesthetica”這個學科内容的了解，将該詞譯成了“美學”。後來，中國學者将這個學科介紹到中國，并直接沿用了日語中的“美學”二字。由于這個譯法，美學在漢字文化圈中常常被人了解成關于美的學問。事實上，美有很多種類，使人類愉悅的對象隻是一種狹義的美。而人的感性的豐富性，決定了美學不應隻研究狹義的美，而是将廣義的各種審美對象都包括在内。生活中有些東西可以觸發人們的喜愛之情，但這些東西不一定是美的，這就涉及除了“美”之外的其他美學範疇，比如“崇高”。在歐洲，“崇高”概念最早由古羅馬時代的朗吉弩斯（Longinus， 213—273）提出。羅馬帝國是一個龐大的帝國，它不同于希臘的小城邦。羅馬人需要一種與“偉大”“高昂”“高尚”有關的叙述，進而催生了“崇高”這個概念。到了17 世紀末，約翰·丹尼斯（John Dennis，1657—1734）、夏夫茨伯裡和約瑟夫·愛迪生（Joseph Addison，1672—1719）用“崇高”一詞描繪了他們遊曆阿爾卑斯山時由震撼、恐懼轉為狂喜的感受，進而将崇高與對自然的欣賞聯系起來，這是崇高成為獨立的美學範疇的一個重要契機。1735年，英國人埃德蒙·伯克發表文章，将美與崇高加以對比，進而使“崇高”的名詞化用法得到固定，成為一個獨立的美學範疇。此後，康德對崇高的理論分析，特别是他關于“數的崇高”和“力的崇高”的區分，使“崇高”範疇得到進一步确立。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曾提出，除了以上這些範疇，審美對象還應考慮“曆史感”與“新異感”。能否對此作進一步的闡述？
高建平：我認為，将時間次元引入審美，這是西方過去的美學範疇研究所沒有注意到的。最早注意到時間與審美關系的學者應該是王國維。王國維曾提出一種美，叫作“古雅”。他認為，這種美僅存在于藝術之中。我對于曆史感這個範疇的總結，也是受到了王國維的啟發。審美對象，尤其是藝術，具有一種時間性，也就是曆史感。曆史感可以增加一物之美，或者使一尋常物成為審美對象。文物之美便可以從兩個方面來了解：一是本身造型之美，二是物的時間積澱，即因古而美。時間積澱既能使非藝術成為藝術，也能提高藝術品的價值。
與王國維的想法不同的是，我認為自然物也可具有曆史感，就拿一棵古松來說，它的美感大部分來自其所見證的世間滄桑。而人們之是以會對月吟詠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唐·李白《把酒問月》），不也是因為聯想到這輪明月曾經照耀過古人嗎？自然物的曆史感就來自人們賦予它的人文色彩。
新異感是與曆史感相反的範疇，是指在日常生活中不易見到的事物，這種事物是新奇的或假想出來的。常見的例子包括中外的神話，神話中有美也有崇高，但一種制造出來的新異感卻占據着主導地位。此外，異域風情中也有新異感。“洋氣”的東西之是以常常受追捧，就是其中的新異感在起作用。
02
美學現代中國美學的形成和确立
《中國社會科學報》：盡管中國有着悠久的美學傳統，但中國現代美學則是從“舶來物”發展起來的。能否簡要談談中國現代美學的成長之路？
高建平：中國古代美學思想極為豐富，是建構中國當代美學的寶庫。但是，中國當代美學的建立，并不能看成是古代中國美學思想的自然生長。中國當代美學有一個引入、适應、發展的過程，也就是我總結的從“美學在中國”到“中國美學”。
現代學科意義的美學于20世紀初從日本傳入中國，從此開啟了美學在中華大地上波瀾壯闊的發展曆程。以王國維、梁啟超、蔡元培等為代表的第一代中國美學研究者，對美學學科的引入作出了巨大貢獻。到了20世紀30年代，以朱光潛、宗白華等為代表的第二代美學研究者充分吸收了西方美學理論，并開始運用西方美學的一些觀點研究解讀中國的文化藝術，形成了中國早期的美學研究成果，其中朱光潛對美學中國化的貢獻頗為突出。當時在中國建構起來的美學強調“審美無功利”，以及“藝術自律”，即主張藝術與社會生活的功利性活動無關。這固然是受到當時西方主流美學理論的影響，但也與朱光潛等學者在當時推崇超然物表的魏晉人格有關。
《中國社會科學報》：當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時，勢必也會對美學研究産生影響吧？
高建平：沒錯。随着馬克思主義的傳入，馬克思主義美學在中國也開始悄然成長。1917年，陳獨秀提出了著名的“三大主義”，主張文學平民化，與從西方引進的康德式“無功利”的美學構成鮮明對比。立足于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左翼文藝逐漸興起，确立了面向大衆的文藝方向，反對為藝術而藝術，主張藝術為人民服務、為社會進步服務。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蔡儀依據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吸收日本左翼美學家的一些研究成果，寫出《新美學》（1947）這部著作，建立起唯物論美學體系。
在時代語境發生深刻變化的背景下，1956 年，朱光潛在《文藝報》上發表了《我的文藝思想的反動性》一文，對自己所持有的“魏晉人”無功利的美學思想進行了反思，拉開了50年代“美學大讨論”的序幕。這場聲勢浩大的讨論對馬克思主義美學在中國的發展，具有巨大的推動作用。
馬克思主義美學在中國傳播的過程中，與西方經典美學産生了激烈碰撞，誕生了三個重要概念：“他律”“介入”和“為民”。“他律”是針對西方美學源遠流長的自律傳統而言的，認為文藝存在于一定的曆史時期，受時代的影響，為社會生活服務，适應當時社會的需要。“介入”是相對于西方美學中的“靜觀”而言的。“靜觀”美學代表着一種優雅、超脫的審美傳統。而在20世紀風雲際會的中國，這種包含文人士大夫氣息的美學觀與時代洪流格格不入。是以，馬克思主義美學主張美要對生活起作用的“介入”觀興起。馬克思主義美學帶來的第三個重要概念是“為民”，它強調文藝要為人民大衆服務。“為民”是一個不斷發展的概念。五四時期所倡導的文藝為“平民”服務，這裡的“平民”主要還是指城市小資産階級。《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文中提到的 “人民大衆”則主要指勞工、農民、士兵和城市小資産階級，是以在當時誕生了很多描寫鄉村生活、土地革命、農村階級鬥争的文藝作品。随着新中國的成立，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建設當中，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也有了新的精神文化需求，城市生活和知識分子群體在文藝中的比重越來越高。到了今天，“為民”的要求進一步提升，要求為人民帶來文藝精品，為老百姓創作出高品質的精神食糧。
20世紀80年代是改革開放的時代。在思想文化上實作開放的時代訴求，在中華大地上催生了一場“美學熱”。中國美學研究者們一方面緻力于翻譯西方美學文獻，另一方面也将目光投向了中國古典美學這個文化寶庫。對中國古代和西方思想資源的開拓，使美學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形成了一代人的美學繁榮。進入全球化時代，中國美學也進入大發展時期，各種類型和分支的美學研究全面展開，不僅出現了生态美學、環境美學、城市與鄉村美學等各種分支，還湧現出諸如生命美學、生活美學、身體美學等新的美學流派。
中國現代美學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充分汲取中國古代優秀美學思想、不斷吸收西方美學理論精華而發展成長起來的。在新時代，中國美學不斷響應時代訴求，呈現出與時俱進的強大生機與活力。
高建平英文專著《中國藝術中的表現性動作：從書法到繪畫》 受訪者\供圖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在《中國藝術：從古代走向現代》（2019）中談到了中國藝術創作的獨特的心理學和社會學背景，以及意、氣、韻、隐逸精神等這些中國獨有的美學元素。請問矗立在世界美學之林的中國美學，都有哪些獨到之處？
高建平：衆所周知，中西美學自源頭起就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思想體系。西方美學根植于古希臘崇尚思辨的文化土壤，其美學研究從一開始就是體系化的，不僅重視對概念、範疇的定義與解讀，推理過程的邏輯性也頗為明顯。中國美學發源于先秦以來的哲學思想，走了一條與西方截然不同的道路。先秦時代，儒家提出一個重要的概念：盡善盡美。這個概念也可以解讀為内善外美，因為它的核心是道德主義，最終的落腳點在儒學的“治世”理想。是以，儒家的美依附于善而存在，帶有強烈的倫理政治色彩。除了儒家，道家等各家都對美有着自己的獨特了解，但從整體上來說，中國先賢對于美的探索論證更側重于感性直覺和個體感悟，而非理性與邏輯。是以，中國古代并沒有建立起像西方那樣完整的美學思想體系，諸多美學觀點分散于各家著作随筆中。
在對于美學概念和範疇的了解上，中西方也呈現出不同的思維方式。例如，我先前提到的西方美學中的“美”“崇高”等審美範疇是處在互相獨立或對立的關系中。而對于中國古人來說，一些比美層次更高的範疇，并不與美相對立，而是層層遞進的，正如孟子所說的，“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這些詞都是對美的不同層次的狀态的形容。
從文藝的表現形式來看，西方受科學精神的影響，習慣于将對象靜态化進行客觀分析，而中國人認為世界萬物處于變動之中，主張文學藝術應該呈現出一種流動或動态的過程。例如，歐洲園林講究幾何式的整齊對稱，這是基于歐洲古典美三要素而産生的審美标準。而中國的古典建築則打破了歐洲靜态化的審美觀，注重動态的視覺呈現過程，追求觀賞山水景觀時的随處換景，是以有山重水複、曲徑通幽之美。類似的差别也展現在繪畫藝術上。歐洲人學畫時強調對幾何形式的把握和運用，注重描摹與寫實。而中國繪畫受書法影響，克服了幾何圖形的布局，強調運筆的動作、力度，使畫面成為動作的痕迹。這其中隐藏的邏輯是見字或畫則聯想到其動作，見其動作則聯想到其人，中國書法繪畫中講究的氣韻風神就是這麼來的。當然，這些都是冰山一角，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美學的發展都是一個極其漫長的過程，其内容之浩瀚，不是能用幾個詞來輕易概括的。
03
中國必須參與世界美學理論建設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您看來，當代中國美學研究還有哪些需要改進的地方？
高建平：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相比，美學這個學科在中國一向有着争鳴的傳統。美學的學術争論應確定建立在認真研究的基礎上，而不是簡單重複或集體發聲制造流派。同時也要避免“站隊”的現象，學術觀點不全是排他性的，應該從問題本身出發，從彼此的觀點中汲取營養。
在美學對比研究中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把世界簡單分為中國和西方兩部分。這個思維方式是錯誤的。西方不同國家的文化，在不同的時段都是不一樣的。中國的傳統，也不僅僅是孔孟老莊。簡單地言必稱中西，實則是忽略了中國與西方文化的多元化與多樣性。我們應該持有的立場是：我們是同一個現代社會來自不同文化的人，共享很多思想資源。例如，中國人讀馬克思的著作，西方人也讀；中國人的很多思想也是西方人的研究對象。
此外，不同的文化都會有自己的問題。很多中國的現代美學思想是從西方引進的，但是在引入中國的過程中，總會有些東西不符合中國的國情。我曾仔細研究過朱光潛從西方引入的一些思想觀點，發現他在舉中國例子進行理論闡釋時，會對這些觀點作出一些微妙的改變。是以，中國的現代美學研究，并不是簡單的中西結合，而是既吸收了西方思想精華，又繼承了中國的優秀思想傳統，并為了适應中國不斷變化發展的具體國情而持續作出調整。
《中國社會科學報》：從您的很多著作中都能看出您對美學教育極為重視，在您看來，中國目前的美育存在什麼樣的問題？
高建平：美學未來發展的關鍵在于人才的培養。但中國目前的美學教育過于功利。我曾在地鐵上遇到一個小姑娘，拿着一本書在生硬地背關于美學幾大派的總結，她應該是在備考某項考試。我當時就很想告訴她，美學這麼背是沒什麼作用的。但這并非是個别現象，而是中國應試教育體系下的普遍現象。目前，中國是迫切需要美育的，因為美育可以深化整個社會的藝術浸染，提升國民修養，形成良好的藝術風氣。是以，我們應當将美育納入教育體系中，使其真正地體系化、機制化。
《中國社會科學報》：“走出去”是當下中國學術界的一個熱門話題。關于中國美學對外傳播，您有哪些建議？
高建平：關于“走出去”這個命題，我認為，當下學者應該關注的是，如何讓中國現當代的文化成果“走出去”。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中國古代文化已經“走出去”了，《四書》《五經》等古書很早就被譯介到海外，西方漢學家們對中國的研究也大多集中在中國古代思想文化上。對許多西方學者來說，中國意味着古代的中國。當他們談中國美學，聯想到的往往隻有中國古代美學思想。這種情形也見于其他一些有着古代文明的國家。在這些國家裡，研究者大多從事兩種美學的研究，一是西方美學，二是自身的傳統美學。而這些國家的現代美學，卻“坐在冷闆凳上”。其實，和中國一樣，在這些國家中都出現了西方美學的本土化與古代美學的現代化，并各有成就，然而這些成果卻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
張藝謀導演的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大家應該都看過，确實很精彩，也很震撼。但是其内含的中國文化符号，仍然是“四大發明”等中國古代文明成就。這影射出我們過去對外宣傳的一種思維，就是尋找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國符号，然後再把它展示給西方人。據說有人問了張藝謀一個問題：你不是在講中國符号嗎？那現代中國有符号嗎？張藝謀說，有，但是不好找。張藝謀的回答折射出一種現實的無奈，就是中國現代文化還未在世界舞台上發出嘹亮的聲音。具體到美學領域，就是我們需要将20世紀中國美學的創新成果總結出來。我正在寫一部20世紀的中國美學史，成書後打算譯出一個英文版，也是希望能在中國美學“走出去”這件事上盡一份綿薄之力。
在緻力于讓中國文化“走出去”時，還要避免流于形式。有些人認為，在一個國際會議上對一群外國學者發表一通演講，就算是“走出去”了，但在場有多少人是真正聽進去了呢？想要真正“走出去”，僅靠提高中國學術的能見度是不夠的，關鍵還在于對當代世界美學建設的參與度。僅讓國外學者獲得一些關于中國美學的知識，而不能提供理論啟示的話，那也隻能是滿足他們的好奇心，難以擴大中國美學的影響。中國必須參與到世界美學理論建設中去，否則隻能做一個知識的“輸送者”，而沒有實際的話語權。此外，法國學者弗朗索瓦·朱利安（Fran?觭ois Jullien）曾說，中國不是對象，而是方法。這對于中國學者來說也是啟發。我們也可以将西方當作方法，從西方學術成果中受到啟發，運用在自身的學術研究中，進而建立中國美學的話語體系。
能否“走出去”，歸根結底取決于我們的科研隊伍是否真正具備了“走出去”的實力。這要求學者們紮紮實實地做好研究，産出“幹貨”。“走出去”不是目的，好的學者不會整天琢磨如何讓西方人認可自己的研究，而是關注研究本身的價值和意義。是以，要想讓中國學術真正“走出去”，最根本的一點是我們的研究要有價值、在前沿、上層次。
編輯：賽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