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一個酷愛探險的水泥廠老闆在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海域潛水時，偶然間找到了一艘古老的沉船。
這條典型的中世紀單桅三角帆船，被命名為“黑石号”，距今已有1200多年。經過打撈出水，考古人員發現，“黑石号”上滿載着來自中國的貨物，其中98%是陶瓷，以長沙窯瓷器最多，竟有56500件，此外還有少量越窯青瓷與北方白瓷。
當年，“黑石号”從大唐帝國南方的港口出發，本要将這些陶瓷運送至中東伊斯蘭諸國，卻在東南亞的海面上不幸觸礁沉沒，也将一段曆史掩埋在深海裡。
千百年間，繁忙的陸上與海上絲綢之路不乏中國陶瓷的身影。老外口中的 “China”一詞，既指中國，也指瓷器。
▲唐長沙窯瓷詩文壺。圖源/圖蟲創意
陶瓷裡看中國
火與土，喚醒了人類的“童年”。
據考證，大陸的陶器生産已有一萬多年的曆史。
在原始先民的日常生活中，土給了陶器身體，火給了它生命，而人類賦予了其靈魂。天南地北之間，黃河、長江中上遊以彩陶聞名；江河的下遊地區有工藝精緻的白陶與黑陶作為代表；東南沿海地區則以印紋硬陶著稱。
陶器的産生是一種世界性現象，全球各地許多國家和民族都有史前陶器遺存，但瓷器是中華文明獨一無二的象征。
在中國陶器誕生的數千年後，早期形态的原始瓷産生于距今3000多年的商代晚期，發展至東漢，出現了最早的成熟瓷器——青瓷。
魏晉南北朝時，瓷器的産區與規模不斷擴大，江蘇、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等省境内均有窯址分布，南方的青瓷一枝獨秀，北方的白瓷開始嶄露頭角。
▲西晉青釉辟邪獸。圖源/ 圖蟲創意
到隋唐時期，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
“六大青瓷名窯”越州窯、鼎州窯、婺州窯、嶽州窯、壽州窯、洪州窯名揚天下，燒造的瓷器典雅秀美。晚唐詩人陸龜蒙的詩句“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使青翠欲滴的釉色躍然紙上。
在北方，以邢窯為代表的白瓷與青瓷平分秋色。“茶聖”陸羽在其所著《茶經》評價南北方茶具時說：“邢瓷類銀，越瓷類玉，邢瓷類雪，越瓷類冰，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綠。”
唐代以後，中國瓷器大量遠銷國外，制瓷技術也随之傳播海外。
8世紀中葉，唐朝安西都護府的軍隊與阿拉伯帝國（大食）領銜的中亞諸國聯軍在蔥嶺（帕米爾高原）以北展開了一場大戰，史稱“怛羅斯之戰”。
來自高句麗的唐朝名将高仙芝帶兵數萬孤軍深入700裡，與大食聯軍相持數日，但由于唐軍中的葛羅祿部衆臨陣倒戈，高仙芝軍陣腳大亂，最終還是敗于大食聯軍。
這是阿拉伯帝國與大唐王朝幾次邊境沖突中，唯一一次戰勝安西軍的戰役。史載，高仙芝“七萬衆盡沒”，大敗而歸。這場東西方帝國的遭遇戰，以唐軍失利告終，一些唐朝軍民淪為俘虜，其中有一個叫杜環的文人。
機緣巧合之下，杜環被帶到底格裡斯河畔的庫法，并借此機會遊曆西亞、北非，多年後才被放回中原。
杜環回到大唐後，将自己的經曆寫成《經行記》，提到了許多在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生活的唐朝工匠。這些工匠将中國的制瓷、織布、繪畫等技術傳播到了中亞、西亞，乃至地中海。他們也許和杜環一樣是俘虜，又或許是跟随絲路駝鈴、乘坐貿易商船來到這裡。
大唐不拘一格，容納萬邦，不僅通過貫通中西的“絲綢之路”傳播陶瓷文化，也在燒制陶瓷的創作中引進了異域風俗。
作為古代釉陶代表的“唐三彩”，反映了大唐開疆拓土的豪邁氣勢。
唐三彩中的标志性作品多取材自西域胡商，如載樂駱駝俑，原型是往來絲綢之路的“沙漠之舟”。而沿着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可以在各地找尋唐三彩的蹤迹，伊朗一帶造出了“波斯三彩”，日本有“奈良三彩”，北韓半島也仿出了“新羅三彩”。
與此同時，來自各地的商船為了追求東方帝國的财富，紛紛在中國東南沿海登岸，與唐朝通商往來，并虛心地向唐朝學習先進的生産技術。
阿拉伯神話集《一千零一夜》中，有一個經典的故事叫“辛巴達曆險記”。
故事中的冒險家辛巴達七次向東方遠航，從阿拉伯半島的阿曼蘇哈爾出發，穿越馬六甲海峽，進入南中國海，途中曆經九死一生，經過了多個神奇瑰麗的地方，甚至和不可思議的怪物戰鬥，才到達陶瓷的帝國。
辛巴達遠航來到中國後，發現這裡有着無盡的财寶。他在此生活多年，才滿載中國陶瓷等寶物回到故國，過上國王般富足的日子。
辛巴達的航海曆險故事有不少誇張的成分，但他的原型源自于唐宋時期，大批遠航來到中國的阿拉伯水手。
那艘滿載中國陶瓷的“黑石号”古沉船，何嘗不是另一個“辛巴達”呢？
▲唐長沙窯瓷器。圖源/南朝子雲
在“黑石号”船商最愛的長沙窯瓷器中，可以看見其釉下彩繪凸顯了中西交融的影響，既有中國風格圖案與唐代詩詞，也有許多阿拉伯宗教箴言與伊斯蘭圖案，還有來自印度佛教的紋樣，書寫了一部橫跨東西方的地緣文化史。
在“黑石号”沉船的一隻瓷碗上，繪有兇猛的摩羯魚，那是佛教中免災的象征。吊詭的是，瓷碗的邊緣被反常地潑灑了大片褐釉，看上去好像碗中的大魚正在鑽入烏雲海浪般的釉色中，作為保護神的摩羯魚仿佛在海浪中翻騰。
這是工匠的意外失手，還是預示着“黑石号”的命運？冥冥之中自有定數。
當一艘船沉入海底，唐朝也在安史之亂後走向沒落，直至滅亡。
唐宋瓷器的變革
唐末五代，盛産青瓷的浙江出現了一個割據政權——錢镠開創的吳越國。
錢镠家族以文化為立世之本，重文治，行仁政，将唐代越窯瓷器傳承下來。
史書中，記載有吳越國向中原王朝供奉瓷器的數次紀錄，進貢的多為越窯中工藝水準最精緻的秘色瓷。在杭州出土的吳越王墓中，也發現有大量越窯瓷器，其品類繁多，端莊優美。
吳越國隻是偏安一隅的割據政權，錢氏家族在東南的短暫統治也不過幾代而衰。但在失去權勢後，錢氏并沒有陷入曆代君王敗亡的詛咒，而是繼續開枝散葉，發展成為東南望族，千年來興旺發達，人才輩出，近現代的錢穆、錢鐘書、錢學森、錢偉長等名人皆為吳越錢氏之後。
器物是人格的反映。當各方軍閥割據稱雄時，錢镠以民為本，他常說：“民為社稷之本。民為貴，社稷次之，免動幹戈即是以愛民也。” 是以，千年來，錢王在江南民間一直是正面形象。
從簡潔素雅的越窯秘色瓷中，可以窺見錢王以文化為本的品性。
曆經半個多世紀的五代十國後，一個新的王朝開創了瓷器文化的新時代。
宋朝，是繼唐朝之後，在文學、藝術、哲學、教育與科技等領域都取得發展的朝代。
兩宋城市經濟與海外貿易的興盛，造就了手工業的全面繁榮，也形成了中國陶瓷史上一個空前輝煌的時期，南北窯場林立，遍地開花。目前已發現的宋代窯場遺址，遍布20多個省、市、自治區。
與唐朝陶瓷的雄渾大氣不同，宋代瓷器的審美風尚，要而言之，是淡雅清秀，如淡妝美人，亭亭玉立，又如林泉隐士，高風亮節。
晚清學人許之衡《飲流齋說瓷》一書中談及中國瓷器的發展脈絡，說：“西哲有言：‘世愈近則愈進化。’以此原則衡之華瓷，乃大不然。”
這意思是說，曆史上很多器物都是年代越近就越先進，但這個道理用在中國瓷器就不對了。在部分學者看來，宋代瓷器是中國陶瓷史的巅峰，雅到了極緻。
宋瓷的凝重與古樸，與宋朝重塑君權、以文治國的曆史背景息息相關。
公元960年，後周大将趙匡胤在陳橋驿上演了“黃袍加身”的好戲，建立宋朝，是為宋太祖。
趙匡胤的皇位看似得來容易，但宋朝建國之初并非一帆風順，頭兩年就有原來後周的兩個節度使起兵造反。宋太祖找來智囊趙普，問他說：“我想要平息天下兵亂，使國家長治久安，該怎麼辦呢？”
趙普告訴他，晚唐以來天下大亂，都是因為藩鎮過度膨脹，君弱臣強，您要治理天下，沒有其他捷徑，隻有奪取他們的兵權，遏制地方的财政，如此才能安定天下。
武将出身的趙匡胤一聽就明白了。他情商也很高，不久後用另一出“杯酒釋兵權”的大戲，沒收了開國将帥的兵權。從“杯酒釋兵權”起，宋朝走上了加強皇權、削弱地方的道路，并且重文輕武，優待文臣，以此確定政權的穩固。
據說，在宮中的一塊石碑上，還刻有趙匡胤确立的國策“本朝不殺士大夫”。
文人士大夫在宋朝政治、經濟地位極高，他們深厚的人文素養與趨于天然純淨的審美情趣，也融入到清新典雅的宋瓷中。
是以，宋瓷與宋畫一樣，崇尚人文，歌頌自然。這在宋畫中的表現是《千裡江山圖》的渾然天成，在瓷器上的展現就是汝窯的天光山色。
▲宋 王希孟《千裡江山圖》（局部）。圖源/網絡
宋瓷的風采
宋瓷，以“汝窯為魁”（南宋葉窴《坦齋筆衡》），汝窯瓷器在宋代文人筆記中被屢屢提及，奉為神韻之器，号稱青瓷之首。後世更是有一句話：“縱有家産萬貫，不如汝窯一件。”
汝窯的傳世品極少，以盆、洗為主，每次出現在拍賣會，都會被拍出天價。
汝窯瓷的胎色與釉色，與其他青瓷有所不同，汝窯的胎色往往呈香灰色，釉面則是淡淡的天青色。
“雨過天青雲破處，這般顔色做将來”。天青色，是“天”的本色，也就是“道”的本色。是以，就連朝廷設定的官窯，也經常借鑒汝窯所确立的審美規範。
汝窯在宋代五大名窯中位居榜首，其後為官窯、哥窯、定窯、鈞窯。
顧名思義，官窯是朝廷直接控制的官辦瓷窯，代表皇家标準。
宋徽宗在位時（1100年-1126年），朝廷在汴京（今河南開封）設定官窯。宋徽宗趙佶是一個文藝的皇帝，擅長詩文書畫，好古成癖，而且十分青睐道教，自稱為“教主道君皇帝”，寵信道教方士，崇尚清靜無為。于是，官窯為了滿足這位“道君”的審美趣味，追求自然本色，其瓷器釉色參考了汝窯的天青色，造型多仿商周的青銅器與玉器。
▲宋 趙佶《文會圖》。圖源/網絡
然而，好景不長。靖康之變中，大宋王朝損失慘重，不僅宋徽宗、宋欽宗兩個皇帝被俘虜，就連“官吏、内人、内侍、技藝、工匠、倡優，府庫蓄積“也為之一空，圖書典籍與宮廷禮器都被搜刮走了，官窯器物也慘遭毀散。
這讓南渡的朝廷很頭疼，禮器沒了，一系列祭祀活動就無法展開。宋高宗可以不要父親和哥哥，但是沒有這些象征性的政治活動，就無法證明其政權的合法性。
建炎四年（1130年），在海上漂泊數月的宋高宗登岸後，趕緊命人在越州（今浙江紹興）重新開機已然衰敗的越窯，燒制瓷禮器，以替代被金人擄走的器物，宣布自己才是堂堂正正繼承大宋正朔的朝廷。
之後，南宋朝廷“襲故京遺制”，在臨安（今浙江杭州）重新設立官窯。随朝廷遷移的官窯，見證了山河破碎、宋室南遷的辛酸史。
▲南宋官窯青瓷菱花式洗。圖源/ 台北故宮博物院
有别于官窯遷徙的曲折動蕩，哥窯則留下了一段撲朔迷離的曆史。
哥窯不見于宋人文獻記載，直到明代才被列入宋代名窯，而且名字也取得很随意，據說是宋代處州龍泉縣有對制瓷的兄弟，各自創業開了一個窯，哥哥所主持的就叫“哥窯”，弟弟開辦的就叫“弟窯”。
也有一說，哥窯的名稱由來是個諧音梗，哥窯也是一種“官窯”，因為時人不懂江浙方言，将“官窯洞”誤認為“哥哥洞”，以訛傳訛，将其簡稱為“哥窯”，後來人們再杜撰出一個“弟窯”。
關于哥窯的産地和燒造年代，至今衆說紛纭，莫衷一是。
▲南宋哥窯青瓷葵口盤。圖源/ 台北故宮博物院
哥窯的主要器具有貫耳瓶、魚耳爐、五足洗及各類盤、碗等。其突出特點，在于一種自然天成的“缺陷美”，即在燒成過程中特意留下的“開片”，其深淺相間如“金絲鐵線”，卻因病成妍，造型古樸。
哥窯的這一特點也有個來曆。
據說，章氏兄弟當年在一起燒造制瓷器時，本來燒窯時日将滿，弟弟卻不慎将幾桶涼水澆到窯中。瓷器燒造非常講究，因為瓷胎與瓷釉遇火會收縮，這時候如果胎和釉的收縮比例不一樣，就會産生裂紋。
章氏兄弟的這一失誤，使原本應該表面光滑的瓷器燒出來後布滿裂紋，他們本以為是殘次品，沒想到拿到市場上出售時，這些裂紋造就的非常之美反而得到顧客的喜愛，瓷器很快搶購一空，從此奠定了哥窯的江湖地位。
▲南宋哥窯青瓷系耳三足爐。獨特的釉面開片是哥窯瓷器的重要特征。圖源/ 台北故宮博物院
定窯是繼唐代邢窯之後興起的河北名窯，産品以白瓷為主，其韻緻如“雪滿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來”。定窯的白瓷釉面多見流淌痕，俗稱“淚痕”，如美人落淚，讓人覺得凄美動人，這也像定窯的命運。
靖康之變後，金人占領了北方地區，定窯經曆戰争創傷，生産停滞，大批工匠南逃，将優秀的工藝傳到南方景德鎮等地。随着北方社會經濟的恢複發展，留在北方的定窯勞工也重新開機生産，為滿足金人的需求，由淡雅向世俗轉化，發展到元代走向衰落，精細惡産品絕迹，僅生産一些日用的粗瓷。
鈞窯窯址在今河南禹州市，與其他四大窯不同，鈞窯瓷器重在絢麗多彩，在天青的底色上加以銅紅着色，宛如藍天晚霞。
鈞窯從北宋一直燒到元代，并向四周擴充，南起河南，北至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市，形成一個遍及華北的龐大鈞窯系。
除了五大名窯外，兩宋名窯如群星閃耀，分布在大江南北。
▲金鈞窯天青釉紫斑如意枕。圖源/ 台北故宮博物院
北方青瓷以陝西銅川的耀州窯為翹楚，其精品可與越窯秘色瓷相媲美；河北的磁州窯是宋元時期北方最大的民窯體系，風格活潑粗犷；浙江的龍泉窯将青瓷的燒制水準推向一個新的高峰；福建建安的建窯受宋人飲茶、鬥茶之風影響，生産的茶盞廣泛流行，成為禦貢之品。
此外，江西景德鎮開始燒制一種青白瓷，其釉色青中顯白，兼具青瓷與白瓷之美，溫潤如玉。浮梁縣景德鎮一帶擅長制瓷，這個地名是以宋真宗年号“景德”賜的名，多年後，這裡将會成為中國的“瓷都”。
美國學者威爾·杜蘭說，宋代是中國的“文藝複興”時代。
宋瓷蘊含的韻味、意境與情趣，映射出大宋的風采，也随宋朝國運流離轉徙，随宋人的海上貿易走向世界各地。
宋瓷，漂洋過海來看你
唐宋時期，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港口與當地名窯出産的瓷器有着緊密聯系。
唐代的越窯青瓷是最早暢銷海外的中國外銷瓷之一，其中部分原因得益于揚州這座商業城市的興起。
越窯青瓷鼎盛時，揚州是中國數一數二的商會，集結了來自新羅、日本、波斯（伊朗）、大食（阿拉伯）等國的數以千計的商人，日本遣唐使訪華也多從揚州上岸，或以此為歸國的起航地。
▲宋越窯青瓷盞托。圖源/圖蟲創意
到了宋代，越窯衰落，龍泉窯開始興盛，明州港（今浙江甯波）成為江浙瓷器外銷的首選港口，吳越之地“航海所入，歲貢百萬”。吳越國歸順北宋後，宋朝設兩浙路市舶司，管理杭州、明州的市舶事務。
史載，宋代的明州可以制造出載重萬石的大船，為全國造船業之首。宋徽宗在位時，派徐兢出使高麗，命人在明州造了兩艘大船，稱為“神舟”，換算一下，載重約300多噸。這兩艘船到達高麗時，把高麗人吓得夠嗆，他們在岸邊駐足觀望，歡呼贊歎。
從明州出發的龍泉窯瓷器，遍布東南亞、中東、印度半島和非洲東海岸。近年來在非洲發現的中國古瓷中，龍泉窯瓷器的數量僅次于後來的青花瓷。
宋元時期，東南沿海的另一座世界級港口是泉州港。
泉州地處台灣海峽西岸，海岸線上可停靠船隻的天然避風港多達幾十處，号稱“漲海聲中萬國商”，被譽為“東方第一大港”，至今仍有不少古碼頭遺存。
宋元時期，從泉州港出發的船隻，為海上絲綢之路上的各國提供源源不斷的商品，中國的瓷器、茶葉、絲綢等都是搶手貨。
随着海内外文化的交融，宋代，“明心見性，立地成佛”的禅宗與清靜無為的道教也受到統治者及文士的青睐，形成儒、釋、道相容并蓄的文化氛圍。
當時，有種觀念叫“禅茶一味”，儒者與僧道往來頻繁，一同飲茶、賦詩、論禅、觀景。
宋代的大文豪蘇東坡曾與黃庭堅同去江西拜訪老友佛印和尚，三人在月夜乘坐小舟随波逐流，快意平生，以至後人将他們“月夜泛舟”“蓮塘夜飲” 的逸事作為陶瓷、書畫的創作題材。
由于茶文化的興起，一種新釉色的茶器應運而生，即黑釉茶盞。其中，江西的吉州窯豐富多姿，所燒造的黑釉盞素有“吉州天目”之稱。
作為中國鄰國的日本，深受宋朝茶文化的影響。南宋時，日本的榮西禅師從浙江帶茶籽回到日本，學着中國僧人在禅寺院内種植茶樹，并将宋朝的飲茶方式介紹給日本，發展成為獨特的日本茶道。
日本人不僅将中國飲茶風尚引入國内，還極其鐘愛宋代的黑釉茶盞，将其成為“天目瓷”，奉為至寶，深刻影響日本陶瓷藝術的發展。
元青花，雅俗共賞
元朝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一艘帆船從當時的國際大港口泉州駛出，開始國際遠航，南下爪哇後，它将渡過印度洋，前往目的地波斯。
船上載着遠嫁伊利汗國的闊闊真公主，以及護送其出嫁的三名專使。此外，還有來自意大利的旅行者馬可·波羅，他要乘坐這趟航船返鄉，結束在中國長達17年的生活。
泉州港也稱”刺桐港”。相傳，五代十國時有位節度使為了擴建泉州的城廓，在城内種滿了刺桐樹，每到花開時，滿城紅紅火火，風光如畫。馬可·波羅後來回憶說：“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雲集這裡，貨物堆積如山，的确難以想象。”
馬可·波羅不但在這裡親眼目睹了刺桐花開的盛景，還見證了中國的瓷器運銷至世界各地。多年後，他的回憶錄《馬可·波羅遊記》在歐洲成為暢銷書，書中對中國的描寫，使西方人相信遙遠的東方是一個财富取之不盡的聚寶盆。
然而，宋元海上貿易的繁榮，并非上天所賜，而是來自于中國人揚帆出海的勤勞勇敢。
在馬可·波羅最後一次望向泉州港的40年後，年方弱冠的南昌人汪大淵來到泉州，乘坐商船出海遠航。
汪大淵從小胸懷大志，但他走的不是傳統士大夫讀書仕進的道路，而是志在考察世界。在泉州，汪大淵看到了各種膚色各種語言的人在碼頭交談，看到了琳琅滿目的中國瓷器被運上船艙。這激起了這名江西青年的好奇心，他想去看看，海的對面是什麼。
在這次航行中，20歲的汪大淵從泉州經海南島、占城、馬六甲、爪哇、蘇門答臘、緬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再橫渡地中海，到達北非的摩洛哥，之後傳回中國，航迹遍布東南亞、南亞、西亞、北非、印度洋與地中海。
第一次航行曆時4年，直到元統二年（1334年），汪大淵才傳回泉州。休整三年後，汪大淵不顧世俗的偏見，再次冒險出海，遊曆了阿拉伯海、波斯灣、紅海等地。
汪大淵回國後，将兩次遠航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的記錄寫成《島夷志略》，後世學者将他稱為“東方的馬可·波羅”。
汪大淵《島夷志略》的一大貢獻，是詳盡地記載了宋元中國陶瓷外銷的路線，以及外銷瓷器的品種。據書中所載，當時運往中東與北非的瓷器，除了傳統的青瓷與青白瓷之外，還出現了一種不同以往的“青白花器”。
有專家認為，汪大淵記載的這種瓷器，就是青花瓷。
青花瓷是用钴料在瓷胎上描繪紋樣，施釉燒成後呈藍色花紋的釉下彩瓷器，最早在唐代的河南鞏縣窯中已經出現，在元代發展成熟。
若與宋瓷相比，元青花可說是一種“世俗化”的産物。
青花瓷的藍白二色，符合蒙古貴族的審美情趣。
元朝“國俗尚白”，蒙古民族向來以白色為尊，九斿白纛（dào，古代軍隊裡的大旗）就是蒙古帝國至高權力的象征。馬可·波羅也回憶說，他在中國期間，每逢喜慶節日，蒙古貴族都要身穿白袍，互相贈送白色的禮物。
藍色也是蒙古人喜愛的顔色。元朝的宮殿常以藍色琉璃瓦為裝飾，“瓦滑琉璃，與天一色”，這讓他們聯想到遼闊草原上的藍天。
前文所說的宋代五大名窯，基本上都是單色釉或“窯變”，有些單色釉上帶有少量的刻畫，定窯的白是一種純粹的奶白，汝窯的青是天青雨過的青。宋瓷平淡自然，儒雅内斂，仿佛能将世間廣闊收入其中，見山還是山，見水還是水，頗具禅意。
文人美學造就了宋瓷的單色釉時代，蒙古人入主中原後，欣賞不了宋代的文人美學。元青花棄雅入俗，開辟了中國瓷器的另一條道路。
自元代開始，一種華麗富貴、通俗直白的藝術風尚在瓷器工藝中廣為運用，而不再追求如玉一般含蓄溫潤的釉面。
元代瓷器上的裝飾不像宋瓷一樣多用“塑”和“刻”的方式，而是變成“畫”的方式。钴料對于青花瓷而言，相當于紙上作畫所用的墨。蒙古貴族還嫌國産钴料不夠鮮豔明麗，下令使用來自中東的進口钴料，稱為“蘇麻離青”。
青花瓷上的圖案，無論是龍鳳、麒麟、如意、牡丹等吉祥紋飾，還是山水、人物、花鳥，都一目了然。工匠們還将老百姓喜歡的曆史故事“畫”在瓷器上，青花瓷上呈現出“蕭何月下追韓信”“周亞夫屯細柳營”“文姬歸漢”“三顧茅廬”“尉遲恭救主”等耳熟能詳的典故。
元青花盛行後，上至君王，下至百姓，都能在瓷器上感受一種開放、直覺的“美感”，堪稱雅俗共賞。
為了推動元青花的生産，元朝在景德鎮設立“浮梁瓷局”，專門負責燒造官府用瓷及官辦貿易所需瓷器。這一決定改變了景德鎮在陶瓷行業的地位。
景德鎮因為陸路交通不便，受宋末元初戰亂的打擊較小，此時還聚集南北各地逃亡至此的工匠，集中了人才、技術、原料等多種優勢，又不斷吸收外來技藝。
于是，景德鎮集天下制瓷技藝之大成，異軍突起，逐漸成為全國的制瓷中心，”四方遠近，挾其技能以食力者，莫不趨之如鹜“。但凡有點技術的陶瓷工匠，紛紛來到景德鎮謀生，而他們生産的瓷器行遍天下。
元朝是一個多民族的大一統王朝，對外貿易極其開放。據汪大淵《島夷志略》記載，當時大陸有50多個主要的瓷器輸出地，包括今日本、菲律賓、印度、越南、伊朗等東亞、東南亞、南亞、西亞及北非的國家和地區。
▲元青花四愛圖梅瓶，湖北省博物館藏。圖源/南朝子雲
中國現存元青花的數量較少。世界上收藏元青花最有名的地方，是伊朗的阿迪比爾陵清真寺，以及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的托普卡帕宮。
其中，阿迪比爾陵清真寺是收藏中國瓷器最為著名的博物館之一，藏有28件元青花瓷器。
據伊朗文獻記載，這些瓷器來自伊利汗國。
伊利汗國的建立者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兄弟旭烈兀。1259年，當旭烈兀的西征大軍征服阿拉伯帝國時，從中原傳來蒙古大汗蒙哥去世的消息。旭烈兀本想停止西征，率領蒙古大軍班師回朝，但不久後，他就聽說忽必烈已經繼承了蒙古帝國的汗位。旭烈兀隻好留在西亞，遣使擁護忽必烈，并接受忽必烈的冊封。伊利汗國作為元朝的宗藩，統治阿姆河直至叙利亞之間疆土。
蒙古帝國分崩離析後，伊利汗國也走向覆滅，宮廷中的元青花落入新任的伊朗國王手中，輾轉來到了阿迪比爾陵清真寺，被收藏至今。
王朝興替不過如過眼煙雲，世界文化、宗教信仰、民族交融的滄桑變幻卻被銘刻到元青花中，在海外留下不可磨滅的痕迹。
▲元青花釉裡紅镂雕蓋罐，河北省博物館藏。圖源/ 圖蟲創意
永樂大帝的瓷塔
明朝永樂年間（1403-1424年），明成祖朱棣從侄子建文帝手中奪來皇位後，經常内不自安。據說，靖難之役結束後，建文帝沒有死，而是躲過亂軍的追捕，逃往海外。為了尋找侄子的下落，朱棣命鄭和多次率領船隊出海，完成了鄭和下西洋的希世壯舉。
建文帝的下落，早已成為千古之謎。鄭和下西洋的實際意義，更多是為了揚國威，開拓朝貢貿易路線，擴大明朝對亞洲，乃至東非諸國的影響。鄭和船隊橫渡阿拉伯海，到達東非沿岸時，比後來西方航海家達·伽馬從歐洲繞好望角到印度航海早了80年。
從永樂到宣德年間，鄭和率領龐大的船隊，攜帶大量的金銀财寶，七次下西洋，向沿途各國展現中國的實力。中國瓷器沿着這條陶瓷之路，來到遙遠的東非之地。
鄭和的随從費信在其所著《星槎勝覽》中，提到索馬裡的摩加迪沙和布拉瓦等地都在使用瓷器，中國陶瓷在那裡是重要的商品。
永樂朝的另一件盛事，是朱棣為紀念他的父母，在南京大報恩寺修建了一座“瓷塔”。
朱棣将寶塔命名為大報恩寺塔，在碑文中盛贊自己的父母明太祖朱元璋與馬皇後，上報父皇母後之恩，下為黎民百姓祈福。
南京大報恩寺塔的修建耗時19年，花費白銀255萬兩，動用工匠10萬餘人。塔身全部用瓷磚和五色琉璃瓦砌造，晶瑩剔透，地面上鋪設了青花瓷地磚，塔高約28米，相當于二十幾層樓高。風一吹過，塔頂和每座飛檐下的風鈴就會奏響。
這座規模宏大的瓷塔，名義上是紀念朱棣的父母，實際上也是為了向天下人顯示朱棣的正統地位。還有人認為，朱棣的生母并非馬皇後，而是另有其人，修建此塔也是朱棣對生母的告慰。
從明代到晚清，每一個到南京的人都會被大報恩寺塔深深震撼。
在鐘山腳下，或江上漁舟，擡頭都可以看見這座陶瓷組成的寶塔。夜晚佛塔燃燈，100名僧人輪流值班，添油剪芯，一年耗油數萬斤，光亮普照大地，白天則“五色琉璃照耀雲日”，數十裡外亦可見。
西方人将大報恩寺塔視為中國文明的象征，稱它為“南京瓷塔”，列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無論是在荷蘭畫家的畫作，還是在安徒生的童話中，都能找到瓷塔的身影。安徒生童話中有一則故事，寫一個名叫“東風”的少年，剛從中國飛回來，他這樣告訴風的母親：“我剛從中國來，在瓷塔周圍跳了一陣舞，把所有的鐘聲弄得叮當響。”
東風席卷西方之時，從明至清，皇權高度集中，君主與臣民之間的關系如同主人和奴婢，使整個中國猶如封閉的“大農村”，一些工匠被編入匠籍，終生為官家勞動，海上貿易受到遏制，一度“寸闆不許下海”，隻許官商貿易。
器物是一個時代的風貌。在這樣的背景下，瓷器自然無法“返俗為雅”。
明初，依然是“青花一統天下”，永樂、宣德青花瓷器被後人推為明代青花瓷之冠。
明朝中期後，出現了五彩瓷，造型繁多，畫風樸拙；成化年間的鬥彩瓷器争奇鬥豔，畫工精細；景德鎮官窯生産的顔色釉瓷器是明朝瓷器一次“仿古”的嘗試，以永樂、宣德年間的鮮紅、霁青、甜白釉瓷為三大名品。
▲明成化鬥彩雞缸杯。圖源/ 台北故宮博物院
到了明末清初，社會動蕩，以李自成為首的農民起義摧毀了明王朝的統治，關外的滿族人坐收漁利，入主中原，瓷器也在此時經曆了一次短暫的轉型期。
由于戰亂，工匠們拿不到朝廷的訂單，都轉而去燒造民用瓷，畫外銷瓷。這一時期的青花瓷較少使用龍、鳳、纏枝花卉等官窯瓷器常見的富貴吉祥圖案，代之以山水、花鳥、戲曲小說和神話傳說等等，出現了詩、書、畫、印相結合的畫面。
亂世中孕育思想，瓷器的變化也象征當時世人的彷徨與思考。
明末清初，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橫空出世，宣揚人本主義思想，發出振聾發聩的時代強音。黃宗羲喊出，“天下為主，君為客”，他主張以“天下之法”取代帝王“一家之法”，認為“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
然而，清朝沿襲明制，思想啟蒙随着清朝的一統再度轉瞬即逝。
▲清康熙青花山水人物圖鳳尾尊。圖源/ 圖蟲創意
東方瓷塔的毀滅
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年屆花甲的督陶官唐英接到乾隆皇帝的旨意，在景德鎮燒制一件特殊的瓷器。
這件瓷器将集合全國各地、曆朝曆代各大名窯的燒造工藝，将各種釉彩集于一身，自上而下裝飾的釉彩達15層之多，名為“各種釉彩大瓶”，享有“瓷母”的美譽。
從燒造工藝上看，這些釉彩中，有的是高溫釉彩，如青花、仿官釉、仿汝釉、仿哥釉等，需先焙燒，有的是低溫釉彩，如粉彩、琺琅彩、金彩等，需後焙燒。如此複雜的工藝隻有在熟練掌握各種釉彩特點的情況下才能實作，稍有不慎就會前功盡棄，堪稱鬼斧神工。
盡管“瓷母”的燒制，更多是出于乾隆帝的“矯情”，但其曆史意義遠遠大于審美意義，并非簡單的堆砌和炫技。
康雍乾三朝是中國古代的最後一個盛世。這件凝結各地工匠心血的瓷之重器，表明乾隆朝國力鼎盛、海内升平，延續數千年的中國瓷器已經登峰造極。
正因如此，各種釉彩大瓶如今被擺放在故宮瓷器館的中心位置，其體量之巨大、釉彩之豐富、裝飾之華麗，足以吸引每一個遊客駐足觀賞，為之贊歎。
有清一代，中國陶瓷繼續銷往國外。伴随着歐、亞、非、美各國商船的來來往往，中國瓷器遍及世界的各個角落。
▲清 王緻誠《陶冶圖卷》（局部），此卷描繪了清代制瓷工序中的鑿土、煉土、造匣缽、修胎、施釉、畫彩等情景。圖源/網絡
17世紀的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最愛穿中國絲綢，用中國瓷器，使歐洲各國貴族不斷效仿。路易十四的宮廷生活十分奢靡，他常在凡爾賽宮設宴酬賓，精美的中國瓷器給法國皇室撐足了面子。
學者孫機考證，從16世紀到18世紀，中國遠銷歐洲的瓷器達3億件。資料顯示，僅在18世紀初，英國東印度公司就在中國有2500萬至3000萬件的瓷器訂單。
法國、荷蘭、丹麥、瑞典等國都在廣州設立了貿易站。歐洲人将中國瓷器視為時髦的高科技産品，從煙鬥到拐杖頭，再到各種陳設器具，都專門請景德鎮的工匠訂做，再遠渡重洋運到歐洲。
清代的中國外銷瓷上，經常描繪西方的各類曆史事件和流行文化。
老外拿着當時風靡歐洲的洛可可紋飾、繪畫來中國訂制瓷器，甚至連西方政治事件、奇人異事都在中國瓷器上保留下來，而盛行西方的琺琅工藝在中國演化成了琺琅彩瓷器。
中世紀時，歐洲人向往東方的财富，經過無數次冒險，開辟出通往東方的航線。15世紀末，葡萄牙的船隊到達大西洋和印度洋交界的海域，繞過了非洲最南端的風暴角。船隊經過風暴角時經常遇到狂風大作，巨浪滔天，但這一個名字聽起來不太吉利，葡萄牙國王将其命名為“好望角”。
後來，為了紀念這一曆史上的偉大事件，荷蘭東印度公司于雍正至乾隆年間，在景德鎮訂制了繪有“發現好望角”圖案的盤子。不過，那時的中國人并沒有認識到這段曆史的意義。
▲清代外銷瓷，愛爾蘭定制。圖源/圖蟲創意
瓷韻中，蘊藏着國運。
當清朝工匠在瓷器留下西方文化的蹤迹時，中國卻與西方世界背道而馳。
乾隆帝在位時，下令廣州一口通商，對外貿易集中于廣州十三行。這一做法，實際上是一種倒退，标志着清朝的封閉。
18世紀後，“廣彩”瓷器的作坊遍布在珠江兩岸，訂購量仍急劇上升。
“廣彩”瓷器由五彩瓷和粉彩瓷發展而來，類似于在瓷器上創作油畫，品種多為實用的日常用品。一些商人從景德鎮買來白瓷，運到廣州，另外雇工匠仿造西洋畫法，畫出外國人喜歡的紋樣，出售到歐洲。随着“廣彩”瓷器大受歡迎，景德鎮許多畫釉上粉彩的工匠也紛紛搬到廣州，
“廣彩”是中國古代瓷器史的最後一站。至此，大清帝國已經悄然走向沒落。
▲清代金胎内填畫琺琅西洋仕女執壺、杯、盤。圖源/圖蟲創意
當時，歐洲從中國大量進口瓷器，導緻對華貿易嚴重入超，大量金屬貨币外流。這在一些重商主義人士看來，是對他們國家經濟的損害。一個17世紀晚期的英國人抱怨說，從亞洲進口貨物，“有礙我們本國制造品的消費，而且以大陸國庫購入時，這個現象更為嚴重”。
于是，西方和大清打起了“貿易戰”。
工業革命後，随着西方各國熟練掌握了制瓷技術，并且在工廠進行流水線生産，中國瓷器的壟斷地位被打破，不再是高端的稀缺品。僅僅不到200年，歐洲就出現了多家知名制瓷公司，在世界市場嶄露頭角，如德國的梅森（Meissen）、英國的韋奇伍德（Wedgewood）、法國的塞夫勒（Sevres）等，中國瓷器出口開始走向衰落。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國馬戛爾尼訪華使團到達北京。他們以給乾隆皇帝補賀八十大壽為名，實為請求增加通商口岸，開拓中國市場。
馬戛爾尼此次前來，還帶來一些工業革命的最新發明成果作為壽禮，共計600多箱，随行人員也多有科技、醫學、航海等方面的人才。英國人贈送的天文儀器，被收藏在乾隆建造的天文館，該館是中國最早的天文館，後來被英法聯軍一把火燒了。
然而，這些都不是乾隆關心的，初見馬戛爾尼，他糾結的是對方應該以怎樣的禮儀朝見。照理說，外國使者前來“納貢稱臣”，就該行跪拜禮。
馬戛爾尼堅持以單膝跪行禮，表明大英帝國與大清居于同等地位，這讓乾隆十分不滿。最後，馬戛爾尼沒能完成任務，失望地踏上歸途。
▲清代廣州十三行風景油畫。圖源/網絡
中國古代瓷器的輝煌曆程，始于開放包容，終于閉關鎖國。
那座由明朝永樂大帝下令修造的南京瓷塔，在幾百年間震驚了無數外國人，其故事在西方世界廣為流傳，成為中華文明的标志。當時的中國，曾是全世界仰慕的泱泱大國。
鴉片戰争後，近代中國遭遇内憂外患，深陷亡國危機。1856年，大報恩寺塔在清軍與太平天國的戰争中毀于一旦，隻剩下殘磚片瓦。
人間，再無瓷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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