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44年，時維李世民禦宇廿載。太宗治下，政治昌明，民生富足，文化繁榮，時局安定，史稱貞觀之治。唐太宗李世民頗好詩書。在書法上，他推崇王羲之，并親撰《王羲之傳贊》一文，将其書風确立為至高的審美典範。自此開始，唐人上行下效，學右軍之風于是濫觞貞觀年間。
是年，孫過庭（646-690）出生，得名虔禮，他生于陳留（今河南開封），郡望富陽（今浙江杭州西南）。彼時，初唐四大家業已身居要職，聲名在外，而歐陽詢、褚遂良、虞世南、薛稷四人幾乎都以真書名世，習右軍草法而聞名者甚少，似乎上天刻意要在王羲之書法的繼承上，為孫過庭留下一席之地。
與歐陽詢、顔真卿等顯貴巨擘不同，孫過庭的一生仕途坎坷，關于其生平也是衆說紛纭，他的故事散落在寥寥的文書簡牍之中以及好友陳子昂為他撰寫的墓志之上。在曆代名家考據下，能夠得以印證的是，孫過庭年近四十方才出仕，而官不過率府錄事參軍。出仕未久，雖有機會以太子舊臣的身份面聖，卻又因時局變動，淪為廢帝舊黨，無奈慘遭革職罷官客居洛陽。
去官之後，孫過庭的物質生活日益困苦，但他卻愈發勤勉積極，不為俗務所擾，浸心于書法藝術，他兼修真、行、草，尤善草書，曾自叙道：“餘志學之年，留心翰墨”、“極慮專精，時逾二紀”。正如好友陳子昂所說，他“養心恬然，不染物累。獨考生命之理，庶幾天人之際。将期老有所述，死而不朽。”于是，在賦閑以後，孫過庭開始了《書譜》的創作，從其自述來看，《書譜》大約開始寫作于他逾不惑之年。這部著作寄托着孫過庭餘生的意義。惜乎好景不長，創作并沒能延長孫過庭的生命，在公元690年，也就是創作開始的大約三年後，孫過庭便因突發惡疾暴卒于洛陽植業裡客舍，其《書譜》也未及完成，殁年不過44歲。
一、《書譜》的藝術特色
作為孫過庭一生絕唱之《書譜》，始作于垂拱三年，即公元687年。草書，紙本，全文總3700餘字，共351行，真迹以長卷裝裱，鋪展全長約九米，自唐宋以來，著錄有序，曾為宋内府、清内府所藏，收錄在《宣和書譜》、《石渠寶笈》中，卷首有宋徽宗題簽，并有徽宗、乾隆等曆代藏者钤印，曾為故宮博物院舊藏，現藏于台北故宮博物院。《書譜》是書法史上罕有的書文并茂、詞翰雙絕的作品，不論是在創作上還是在理論方面，都顯露出峻拔剛毅之氣象。因其書寫恣肆宏美、說理鞭辟入裡，為當朝乃至後世所傳頌臨摹，有垂範之效。
首先，從孫過庭《書譜》的書法藝術特色來看。由于草書是從隸書快寫或是省筆流變而來，是以其誕生之初具有很強的實用性。在草書的發展過程中，實用性緩慢消褪，藝術性逐漸上升，在褪去了日常實用性和非功利性價值後，作為一種藝術門類，其創作的自覺性才終于顯現出來。至于東晉年間，王羲之使今草趨于定型并走向成熟，而到唐朝中期，盛世之下，頗具浪漫主義氣息的狂草盛行，鑄就了草書這一藝術書體的鼎盛高峰。
孫過庭的《書譜》被認作是今草中至為優秀的範本。從技法上來看，《書譜》汲取了王氏一門草書的精髓，可稱為“二王”草書的嫡系傳承。一如張懷瓘評價：“博雅有文章，草書憲章二王，工于用筆峻拔剛斷。”另如《宣和書譜》中所說，“文皇嘗謂過庭小字書亂二王。”又如米元章《書史》中評議，“孫過庭草書《書譜》甚有右軍法。凡唐草得二王法，無出其右。”近代以來，沙孟海、啟功等書壇耆宿亦對《書譜》品評頗多。從大曆史觀的角度看，孫過庭的《書譜》上承二王一脈法度嚴密、清隽堅毅的今草書風，下啟盛唐時期浪漫飛動、縱橫捭阖的狂草時期，其風格影響承啟千年，時至今日仍引人競相效仿。
就用筆來看，孫過庭合而運用了二王的用筆特點，将羲之與獻之草書的用筆手法深度臨摹化用，秉持述而不作的态度，并沒有更多地偏離或創造，有些字的筆法和字形，能在十七帖上找到原型，足以見其純粹。《宣和書譜》中稱其：“作草書咄咄逼羲獻。尤妙于用筆，峻拔剛斷，出于天才，非功用積習所至。”孫過庭也在文中對自己所推崇的筆法進行了總結，提出了“草貴流而暢，章務檢而便”、“草以點畫為性情，使轉為形質”等觀點。意在指出草書用筆應當流暢靈活，婉轉純熟，重于筆畫所表現的情感，彰顯的變化。
觀摩此卷中的用筆細節，足可以看出，孫過庭對于筆畫間的起伏變化把控得細緻入微。盡管孫過庭喜好落筆迅速，往往露鋒，然後迅速鋪毫，看似容易，實操甚難，稍不留意，則顯得輕浮。要在鋪毫後，始終能保證寫出“面”的感覺，纖細的點畫也要展現用筆的力道，于單字中還可看見用筆跳躍且連貫之勢，在行筆中格外重視抑揚頓挫、有疾有徐，于法度中極盡靈動之可能。孫過庭的控筆能力極強，在筆畫中往往按中有提，圓中見方，尤其是在轉圜之處，用筆調鋒巧妙，淩厲時則千石萬壑，潤澤處便高山流水，剛健婀娜。還有上下筆銜接之處，筆毫端的細微變化，妙不可言。字字之間的筆畫牽連布局精巧，猶如山石松柏，各成一派，又融會貫通，為行文中的若幹破鋒之處平添了幾分藝術旨趣。
就結字來看，孫過庭的《書譜》整體望去平正工穩，細緻觀摩奇崛靈動，通過高低錯落的架構安排、上下左右的開合調整、字型重心的重新分布，營造出了形斷而意不絕、相伴相生的氣韻。盡管字與字之間的形态各異，但其中氣脈相連，充滿張力和動感，在整個過程中展現了孫氏完美的結字。姜夔在《續書譜》中說，“草書之體，如人坐卧行立，揖遜忿争，乘舟躍馬，歌舞僻踴，一切變态，非苟然者。”此語正能恰切地形容《書譜》。
另外為人所稱道的是，孫過庭注重書法用筆結字與自然界意象之間的聯系，書譜中有用詞“懸針”、“垂露”、“奔雷”、“墜石”、“鴻飛”、“獸駭”等類比，将用筆現象和結字手法轉化作生動具體的物象，進而使這些平面的點線筆畫煥發出勃勃生機。而孫過庭自身也認知并實踐其書學理論，書寫貴在取法于自然百态，從日常觀察和生活經驗中汲取營養，用筆墨在紙絹上傾注，使之凝結留存，進而得到鮮活靈動的藝術。他将這一釋放性靈的書寫理論，實踐化用到了《書譜》的藝術創作當中，正如他自己提出的“通會之際,人書俱老。”是一種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狀态，我們由《書譜》中可見一斑。
二、《書譜》的理論價值
從《書譜》中所提出的書法創作理論來看，孫過庭對書法的本體論、書法的發展觀、書法的創作論、書法的風格論等幾大方面進行了充分的闡述。
就書法的本體論而言，孫過庭明确指出了書法既是記錄語言、闡明文字的工具，也是具有表情達意和禮樂教化作用的藝術載體，将過往混淆在一起的兩種書法的功用區分開來。孫過庭認為，欲使書法達到抒發性情的境界，所必需的重要條件之一，便是創作者的心性跻身極高的審美層次，而要實作這一點，最直截了當的方法則是“宗匠”，即效仿王羲之。在孫過庭眼中，羲之書風雖為一門，但在不同作品中，為迎合旨趣，風格呈現卻是千奇百變、瑰麗多姿。在學習王羲之的後世書者筆下，王羲之書風可為其所用，在不同的顔色性情驅動下，變換作千姿萬态，成就自己的風格。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孫過庭認為，王羲之作為書史上的一座高峰，站在這位巨人的肩膀上，方能有所成。
在此基礎上，孫過庭将書法的抒發性情之特性與中國古典詩歌和哲學相聯結在一起，借先賢大哲之論，從混沌中将書法藝術創作的自覺性揭露出來，強調書法藝術的寫意性、哲思性，是為裡程碑式的論斷。另外，孫過庭還對字型與書法藝術的關系、書家對于書法藝術的意義等先前空白的領域進行了闡釋。在書法學習的整體觀方面，他認為學書要做到“兼善”。正所謂“熔鑄蟲篆，陶均草隸”，以此才能實作觸類旁通，融會貫通，了解文字書寫與萬物相通的奧義。在書法評判的方法論方面，他對鐘繇、張芝、王羲之、王獻之等書史上極富代表性的書法家進行舉例分析，深度研習他們的不同作品，精辟概括了一套系統化的評判标準，曆史性地引入了對于書家性格、習書年齡、學書态度、品質修養等相關因素的考量。
就書法的發展觀而言，孫過庭倡導用發展的眼光來看待“質”與“妍”的變化。南朝書家盛行“今不逮古，古質而今妍”的言論，認為“妍不逮質”——“四賢”中鐘繇、張芝質樸、古拙、雄渾的書風要勝于羲之、獻之妍麗、秀美、清逸的書風。對于這一觀點，孫過庭在《書譜》開篇，便縱觀千百年來書法藝術的發展規律，一掃前朝荒穢。他認為時過境遷，不同的曆史環境可以催生出各放異彩的藝術形式，書法藝術作為時代的反映，“質”與“妍”的關系伴随曆史發展時代潮流而不斷發生變化，兩者并無優劣之分，隻不過是時代發展審美風格轉換下兩種不同的結果，正所謂“質興妍易，實體常然”。他認為，任何事物都是向上發展的，學書者切忌食古不化，而要與現實條件相應和，在效仿好前人法度的基礎上，不能畫地為牢、作繭自縛，而應積極創新，拓展進取，以求“違而不犯，和而不同”的境界和“古不乖時，今不同弊”的方法，以此方能指導進步的創作實踐。
就書法的創作論而言，孫過庭認為創作構思要實作物我融合，而在書法的學習過程和創作條件方面則分别提出了著名的“三時論”和“五乖五合論”。從孫過庭的視角來看，書法的學習積累幾乎需要窮盡一生的精力，方能達到融通的境地，為實作這一目的需要對規矩章法進行千錘百煉的規訓磨砺，隻有将法度熟化于胸中，才能實作“精熟”于手，心手無間，遊刃有餘，從心所欲，以求“人書俱老”的境界。“五乖五合論”則就偶然興發的創作提供了具體條件參考。在“時”、“器”、“志”三個方面的了解，孫過庭格外重視主觀因素的“志”，認為其在三者中需占得頭籌，這源于書法的藝術性極大程度上取決于創作者對個人情感的抒發，書寫者飽滿充沛的精神狀态于一幅成功書法作品的創作來說具有決定性作用。所謂“得器”就是“紙墨相發，四合也”。“得志”說的卻是創作活動過程中愉悅自身的體驗，和創作結束後心理層面的成就感，以及作品達到預期甚至超乎預期的效果，帶來心靈情達。這其中的書學觀飽含了孫過庭的審美理想與人生價值觀，泯規矩于方圓，内化情感、知行合一。大而言之，“得志”也是藝術的最高境界，“道常無為而無不為”的自由境界。不是漫無邊際的放肆，而正是掌握了深刻規律後的得心應手、筆随意轉、出神入化、道法自然。
前文有述，孫過庭在草書技法上展現出下筆迅疾，運筆中疾徐整饬、張弛有度，用墨濃枯富于變化等特點，這與他提倡的理論觀點準确相符，即“留不常遲，遣不恒疾。帶燥方潤，将濃遂枯。”而在孫過庭眼中，理想的作品效果和傑出的作品風格除了要處理好筆法、章法上的外在表征外，更重要的是要彰顯内在的“質”，一幅飽滿的書法作品的創作應“務存骨氣”，“骨氣”是創作過程中應當恪守和追求的核心價值，這與盛世之下所形成的普遍的藝術價值觀達成了一緻，也反映了中華民族對藝術作品貫通千百年的共識。
結語
《書譜》作為一部足可在書法史上彪炳千秋的重要作品，為後人垂立世範，時至今日仍被一衆書者和學者奉為圭臬。這部中國書法理論的奠基之作，以遠過同時諸家的精微理論，深具二王遺風的浩蕩筆法，在古今中外獲得了不可取代的地位。《書譜》之紙本墨迹流傳至今，已是大陸書法藝術寶庫中不可多得的瑰寶，散發着耀目的爍爍光芒。《書譜》之書法理論承上啟下，以之為樞紐，開啟了書法創作的另一個時代，有唐以來，不計其數的學書者從其中吸收了理論的滋養和法式的熏陶，為書法創作實踐提供支撐。不論是同時期的張懷瓘還是南宋姜夔、明代項穆、清代馮武、包世臣等人，都從《書譜》中撷取頗豐，同時為《書譜》中理論見解的深化和闡發作出了積極貢獻。在中華民族書法藝術的赓續發展中，近代以來，沈伊默、朱建新、馬國權、沙孟海、啟功、譚學念等學者名家對《書譜》進行了考據、注解、評析等或是專精或是全面的研究，不斷有極富學術價值的著作或是文章湧現，延續了《書譜》的生命力。近年以來，随着大陸的發展建設進入了新時代，人民群衆對于文化藝術的要求更高、需求更多，對于《書譜》的研究發展也呈現出多樣化的趨勢，在不斷深入和細化的研究中，《書譜》的價值被充分挖掘，在書法創作、書法理論、語言學、文字學、文學、哲學等諸多領域煥發出更加耀目的光彩。
文化既要有形又要有質，在前人将書法之形提高到一定高度的基礎上，《書譜》時機恰切地将書法理論和盤托出，升華了中國書法藝術的地位。此後千百年間，曆代書人和學者圍繞着《書譜》繼承和發展出更加豐富的實踐和理論體系。盡管距離《書譜》的創作已經過去了一千三百餘年，但《書譜》的“骨氣”依然昂然屹立于九米長卷上，為世人所景仰觀摩，其形神不滅，皆燦然于世，孫過庭“老有所述，死而不朽”的夙願得到了圓滿的實作。（趙家琦、孟雲飛/文轉編自《中國民族博覽》202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