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文摘錄|
我太熟悉他聲音裡的那層水霧。許多年前，當他剛從浴缸裡爬出來，披着浴袍，光着腳，嘴裡叼一支煙，在他空曠的家裡尋找一個打火機時候，就會用那種帶着霧氣的嗓音跟我說話。
雨山公墓
□李星銳
今年夏天，我被辭退以後，就回了老家，打算休息一陣，過幾天清閑的日子。我找來以前的舊手機，把通訊錄從A翻到Z，挨個打過去。除了幾個令我猶豫的名字，和一半左右的空号，其他人悉數寒暄。“你好，打擾了，我是xxx，還記得嗎？”“是我是我，你在家嗎？有空出來玩啊。”熟的不熟的，都約出來吃飯。有時我請客，更多的是對方請。
提到霍明的時候，我正坐在兩個老同學的對面，往碗裡的魚頭上彈煙灰。我們本大可不必提到他的名字，可是這頓飯吃吃停停，已經一個多小時。我們把各自的工作與生活，菜的味道，泡妞的經曆，對學生時代的懷念，對結婚的恐懼，已經聊了個遍，煙也吸了一包半。本來還有個做銷售員的同學坐我旁邊，總想向我們進一步介紹他的工作，未果，想挑起關于國際形勢的話題，也被我們掐滅，終于在兩分鐘前接起一個電話，向我們道歉後，沒有結賬就起身離開了。
“沒意思啊，“坐在裡側做工程的同學說，“上學的時候我就不喜歡他。”外側的律師助理對着手機螢幕傻笑，沒回應他。
做工程的推了推眼鏡，望向我。他戴着遠視眼鏡，從我的角度看過去，他的眼球像是擠在玻璃瓶子裡的香槟，即将從鏡框裡噴射出來。
他說：“我記得你以前和霍明的關系也挺好吧。”
我說，“嗯，以前。”
他咧嘴笑了兩聲，牙齒白得不像是抽煙喝酒的人，“他在我這背過幾萬塊錢的債，我還是上門找了他爸，才把這筆錢給要回來的。”
律師助理擡頭看了他一眼，嘀咕了一句：“你這不厚道啊。”
做工程的說：“你懂什麼，你跟他又不熟。對吧。”
他又轉向我說。“你應該見識過吧，他花起錢來跟公子哥似的，我也是沒轍才找的他爸。不過這都是以前的事了，他現在好像做了警察。要不要叫出來？”
我們都沒有反對的理由。
霍明坐進律師助理的車時，底座嘎吱一響，往下沉了一截，像一艘搖搖欲墜的小艇。上國中時，他是我的同桌，白白嫩嫩，是個還沒長開的小胖子，每天躲在課本壘成的城堡後面呼呼大睡。做不出題的時候，我會隔着衣服，把手指塞進他肚子的褶皺裡，上下三層，起伏如平穩的海浪，手指在裡面，和他沉入到同一場夢裡。如今，褶皺被更多的肉填滿，連成一個光滑完整的球。十多年過去，他已經徹底長開，身型壯碩，吹過的風沙也印入到皮膚裡。隻有手絲毫沒變。中學時代，班上的同學，不論男女，都捏過霍明的手。他的指節修長，手掌柔軟，夾起煙來有一股怪異的陰柔感，讓人聯想起太宰治小說裡的人物。以前我總對他說，你是個天生的音樂家，你應該去學鋼琴。但他并不懂音樂，甚至連撒尿時的口哨也吹不好。
他一見到我，就用胳膊夾住我的脖子，給了我一拳，“多少年沒回來了，啊？連個音訊也沒有。”我把手撐在肮髒的布面座椅上，不知道說些什麼好。
他意識到我的尴尬，迅速抽回手，轉過頭去，從褲兜裡掏出煙來，給我們一人發了一支。
那一晚接下來的時間，我們四處兜風，開無聊的玩笑。我和霍明被掩埋在嬉鬧之中，繞開了許多本該去談論的話題。臨近午夜時，做工程的把我們挨個送回去，互相承諾有空常聯系，我在家的時候可以多找找他們。我允諾後，很自然地把這事兒抛到了腦後。
第二天上午，我在家門口的早餐店排隊買熱幹面的時候，霍明打來電話，問我今天有沒有空再見一面。他的聲音裡有一層低沉的水霧，不像昨晚四個人一起談天時那麼興緻勃勃。
我太熟悉他聲音裡的那層水霧。許多年前，當他剛從浴缸裡爬出來，披着浴袍，光着腳，嘴裡叼一支煙，在他空曠的家裡尋找一個打火機時候，就會用那種帶着霧氣的嗓音跟我說話。“你莫光站着，快來幫我找。”他嘴裡與皮膚上的水汽會慢慢浸進那支煙裡，讓它變得疲軟下去，逐漸透明。
那時候我們還在讀高中，同在一所半封閉式管理的寄宿學校，但并不同班。所謂半封閉式的意思，就是能辦下走讀證的學生，可以随意出入學校大門，其他人則隻要靠近校門二十米内，就會被門衛警告或驅散。但在我高中三年認識的人裡，沒有一個人拿到過那張神秘的走讀證。
後來回想起這件事情，我覺得另一種解讀方式，更能展現出半封閉式的含義：學校的圍牆上有兩處近似缺口的地方，一處在南端，宿舍樓附近，牆頂的玻璃渣被人用石頭細細磨平了，被我們稱作南門；一處在北端，大門附近，鐵欄杆頂上有一根尖刺被人砸彎，被我們稱作北門。南端的那個靠近網吧，晚上出去通宵的人從這兒走；北端的那個靠近餐館，逃課或加餐的人從那兒出。
這是大家心知肚明的默契，即使是老師或門衛經過這裡，也會扭過頭假裝沒有看見。反正大門是不許走的，交了學費又不想學習的混子們，想要出去玩，就得各憑本事。于是，在我們學校，讀書和翻牆，總得會一樣才行。而且，在我們的觀念裡，隻有那些學不會翻牆的軟蛋，或者沒膽子逃課的慫瓜，才會認命地彎下腰好好讀書，去謀求那條更艱苦的路。
我和霍明都是會翻牆的人。不光會翻牆，而且是身手矯健的佼佼者，是以我們連南門北門都不屑于走，專門找教學樓附近，透過教室窗戶就能看見的牆。助跑幾步，沉住下盤，心裡想着一個讨厭的人，對着牆壁飛蹬一腳，手臂輕飄飄地搭上牆沿。再往側邊伸出條腿，身子就能甩到牆外的世界去。霍明比我高，也比我重，在伸腿的環節，需要我在後面推他一把。也不知是不是因為這個，他幾乎每次逃課都會叫上我。
黃金時間是在下午第一節課後。再早出去的時間太長，比較危險，再晚出去的時間太短，這風險就冒得毫無意義。出了學校，直奔他家，一兩公裡的距離。我想晃悠着去，霍明是個公子哥脾氣，罵我摳門，非要打車。付賬的時候又總在褲兜裡摸來摸去，假裝沒看見後視鏡裡司機的眼神。最後我給了錢，埋怨他兩句，他再罵一次我摳門，“褲兜太深，多摸幾下不就有了。上去請你喝冰水嘛。”
我在他家度過了許多個下午。他的外婆庇護我們，答應替我們保守逃學的秘密。他家是個雙層結構，我們在旋轉樓梯上的房間裡打遊戲，每隔一會兒，外婆就會把他叫到樓下，交給他點兒什麼。兩杯水，或是剛剛洗好的水果。她腿腳不便，無法彎曲得太多，走不了家裡那個狹窄陡峭的樓梯。
樓上的房間對外婆來說，是一個從未踏足過的地方，她隻能永遠地待在樓下，在大廳、廚房和她那間永遠拉上窗簾的暗沉房間裡來回走動，腳步碎得像在發抖。或是在餐桌前的椅子上坐一會兒，起身把放在桌頭的果盤挪到桌尾，把被罩一角的褶皺抖平，喚幾聲霍明，通常十次會有三次得到回應。
相反的，我會盡量減少在他家的一樓逗留。進門和外婆打招呼後，我就溜到二樓不再下去，除非霍明扯着我下樓吃飯。
我讨厭一樓的那片空間。擺在電視牆旁的櫃式鐘擺，像一柄沉悶的大錘，每秒敲擊一次，聲音大得吓人，把整個屋子籠罩其中。隻要待在那裡，就無法不意識到，時間是一個多麼堅硬而危險的東西，它扣擊在四周的牆壁上，仿佛死神的指關節。即使窩在二樓的房間裡，把遊戲聲開到很大，依然能聽到餘音穿門而來。我問過霍明，為什麼不把那個蠢鐘給扔了，這不利于健康。他告訴我說，習慣了。
但我從來沒告訴過他，我還有另一個不喜歡下樓的理由。我有點害怕他外婆。
其實我也無法說清，那是否真的是害怕的感覺。與對蛇、對山谷、對噩夢的那種恐懼當然有所不同——那是一種一旦進入視線，随即就會鑽入腦中，需要用力才能甩開的不适感。
面對他外婆時的恐懼，就像正對着一面歪扭粗糙的鏡子，讓我局促不安，無所适從。面對它時，我無法看清自己的面貌，也不知應該擺出哪種姿态才好。是以，每次進霍明的家門之前，我都要在門口的防滑墊上多蹬幾下鞋底，進門以後趕緊彎腰脫鞋，開始對鞋尖有沒有對齊、擺放是否工整産生莫大的興趣。
“來啦，哎呀，真懂禮貌。”他外婆這麼說道。我哈着腰叫一聲外婆好，轉而捋起襪子上的褶皺來。
“我們要可樂，冰的。”霍明說。
等他外婆用顫抖的手把霍明的兩條胳膊從上到下捏一遍後，她會轉身朝廚房走去。這時，我們上樓，打開電腦，把書包放到飄窗上，霍明會在他外婆的吆喝聲裡下去拿水。
其實，我常會偷偷地觀察他外婆。她太矮小了，而且每次見似乎都比上一次更矮小一點，仿佛正在一點點縮回孩童的狀态。
她患着一種奇怪的病，會一刻不停地打哆嗦。說起話來，語調會被頭部擺得亂飛起來，有時一個音尚未吐完，又被舌頭甩回了口腔裡，聽起來含混不清。手和腿腳也時刻顫動着，仿佛總有一股冷風纏在她的腰上，使她不受控地打起寒戰。我第一次來時，就想問霍明怎麼回事，但他并無向我解釋點什麼的意思，我也就沒有問出口了。
他外婆使我想起我的外婆。但我其實沒有外婆。這對我來說，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媽媽說，在她17歲那年，她和她當時的小男朋友在課間的樓道陰影裡接吻，互相撫摸，被準備回辦公室拿書的老師撞個正着。在那個年代，過早萌生的情欲是一頭可怕的怪獸，足以吞沒一個人的命運。媽媽被開除了。每當談論起這件事，她就仿佛又回到了拎着書包離開校園的那個時刻。她說，那天外公穿着沾滿深色油漬的工作服來領她回家的，隻對她說了一句話：“明天來廠裡報到吧。”
外婆則表現得更加痛苦，整晚不停地和媽媽争吵，用最刺耳的話咒罵她。後來的許多天裡，整個屋子都成了她們的戰場。不到一年的時間，外婆被查出乳腺癌，不久就死去了，那時，工廠即将倒閉，媽媽剛剛成年。
盡管我們都說，和她沒有關系，但媽媽總覺得，癌細胞就是在她被開除的那天晚上憑空出現的，并在那些讓人絕望的争吵中得到了滋養。
我沒有見過我的外婆，連照片都沒有見過。聽過媽媽的講述後，很長一段時間裡我都在想象外婆的模樣。我猜想，她應該很瘦，但整個身子往裡扣着，顯得很沉重，乳房無力地吊着，像兩個沒法扔出去的垃圾袋。她應該是充滿憤怒的，但最終還是被生活攪拌成了絕望。
後來，我不再想象了。見到霍明的外婆後，我又開始想了。但霍明的外婆顯然和我外婆——或者說我想象中的外婆——不太一樣。她更矮小，更透明，更像一道漂浮在房屋中的陰影。
有一次我問霍明，外婆叫什麼名字，他那會兒正夾着一支煙，頭從打開的窗戶縫裡伸出去吸着。他愣了一下，說：“你這什麼問題，我不曉得啊。”
我說：“你不曉得你外婆叫什麼名字？”
他說：“我哪曉得，我爸叫她媽媽，我叫她外婆，買菜的叫她吳婆婆。我沒事叫她名字幹什麼。”
他在窗沿上摁滅了煙頭，順手朝外一甩，按下開機鍵，問我：“你今天要玩哪個英雄？”
我們在二樓房間裡的大部分時間，都在打遊戲。但那裡隻有一台電腦，我們隻能換着玩兒，一人來一局。大部分時候，他都會賴皮，趁着那局快結束的時候，讓我去他書房的抽屜裡找一支煙抽，是從他爸爸那裡翻出來的黃鶴樓1916。或是叫我下樓幫他拿一點吃的，趁此機會偷偷再開一局。
晚飯之前，霍明會在二樓的浴室洗個澡。他一天要洗兩次澡。聽到水聲響起來，他外婆便進了廚房，開始做晚飯。一般隻做我們三個人的飯菜，若是看到餐桌上的菜品更豐盛一些，我就知道，今晚霍明他爸要回來，我便默契地不會留宿。晚飯後，我自己搭公共汽車回學校，從牆外面翻回宿舍裡去。
“不在他爸要回家的晚上留宿”，這成了我們之間一種預設的規矩。我們遵守這個沒有理由的規矩，直到那件事情打破了它。而這種規矩一旦被打破一次，就立刻無效了。
這本是一個無所謂的規矩，打破它的那件事也是一件無所謂的事情，但不知道為什麼，後來的許多時候，我總是反反複複地想起那天的事來。
事情發生在一個星期五，我們本來并沒有打算去他家。按照學校的慣例，星期五下午的最後一節是沒課的，專門用來大掃除。那是周圍網吧最緊俏的一段時間，第二節的下課鈴一響，南北門前排滿了人，有感覺排不上的，甚至大着膽子會去試一試往學校的後門沖，盼着趁門衛給住在學校的老師家屬開門時一起擠出去。
我們和霍明班上的幾個同學說好了，一起去網吧開黑，第二節課下了就走，已經有人提前出去，在網吧占好了位置。
然而，課還沒下，他就開始鬧肚子，用他的話來說，“像有人把擀面杖塞進了他的腸子裡。”放學之後，我讓他的朋友先走，我們随後就到。
等到他一瘸一拐地從廁所走出來的時候，校園裡已經響了薩克斯曲《回家》。掃除結束了，想離校的人已經離開，其他人回到了教室或者宿舍，遠處的操場上偶爾傳來尖銳的哨聲，有人在那邊踢球。
“還去嗎？”我說，“不知道位置有沒有留到現在。”
“去看看再說。肯定是早上的面不衛生，再不到那家吃了。”
“那走呗。”
我們繞去離網吧最近的南門，還有人在排隊，大概是一個宿舍的人，互相推搡着，在牆根的落葉裡撚來撚去。我們站在遠處抽了支煙。霍明往地上吐了口痰，拉着我去教學樓那邊。
“日他媽，沒那個本事還非要占着門不走。”
我撇了撇嘴，踩滅了煙頭。
當我順着記憶的扶梯攀爬回那天下午，我不可避免地一次次想起，從南門走向我們常翻的那道牆的路。我們的心思全放在網吧的座位到底有沒有被搶走這件事上，全然沒有意識到那種奇異的靜谧。
是否有風？路上還有别的行人嗎？我有沒有注意到教學樓的窗子裡飄出的争吵聲？我沒什麼把握。隻有一種仿佛在泳池裡泡久了的困倦感包裹着我。我打了兩個哈欠，用唱歌似的語調喊出來。霍明催促我走快一點。
助跑了兩步以後，霍明蹬着牆向上一跳，大概是剛才把力氣都拉進了廁所裡，他手沒抓穩，掉了下來。“看來今天不适合出校。”我說。
“少廢話。”他松了鞋帶，重新系牢，再蹬一腳，順勢搭上了牆。我正準備推他，聽見背後“咚”的一聲，回頭往教學樓那邊望去。
“操，什麼東西啊？”他一條腿搭在牆沿上說。“抓不住了，快推我撒。”
我沒有回應他。
“别鬧我好不。”他轉頭看我，我正向着教學樓的方向慢慢走去。“你媽……”他摔了下來，一屁股坐進了泥裡，眼睛盯着我步子的方向。
那裡趴着一個人。背着書包，臉貼在水泥砌成的地面上，看上去有點冷。她的另一隻鞋挂在教學樓下方的灌木叢上，像一隻被擊落的麻雀。
霍明起身拍了拍褲子上的泥，喊了一句什麼，我沒有聽清。教學樓的窗戶裡傳出一聲尖叫，像一聲集合的哨響。我擡頭向上望，想辨認出她到底是從幾樓掉下來的。但是辨認不出，所有的樓層都有人探頭，許多人從遠處朝這邊走。霍明又喊叫起來，這次我聽到了，回頭一看，他迅速蹬上了牆，獨自翻了出去。那時我離趴在地上的女生已經很近了。但我轉身跑向霍明的方向，我從未如此害怕過被他抛下。
翻過牆的瞬間，我看見霍明蹲在地上。我朝那個女生的方向看了一眼，人群即将把她包圍起來。從縫隙中，我看見她沒穿鞋的那隻腳上，襪子卷曲起來，腳後跟露在外面。不知道會不會有人幫她把襪子拉上去。我這樣想着，人已經落到校外的地面，什麼也看不見了。
誰也沒有再提網吧的事。我們像兩個逃離作案現場的兇手一樣，搭上一輛路過的的士，直奔他家去了。
事實證明，人在面對創傷記憶時會自我保護似的選擇性遺忘，這一理論大約是錯誤的。無論時隔多少年，那個下午所發生的細枝末節，我依然記憶深刻。也或許，對于兩個涉世未深的年輕人來說，一個陌生的女孩突兀地出現在學校的水泥地上（簡直就像從地底浮出來一般），和初三某個周日的上午，我在河堤上觀看到的日食屬于同一類事情。那種籠罩住我的謎語般的沉默，不是因為它本身，而是因為它并不屬于我們的生活。
那天晚上，他外婆做了頓豐盛的晚餐，但我們誰也沒有提離開的事情。他外婆在收拾碗筷的時候喊了霍明一聲，沒有回應，她就渾身顫抖着洗碗去了。
我們躲藏進他的房間，沒有人開電腦。霍明去洗澡的時間比平時更早，他從浴室回來時，身上漂浮着溫暖的霧氣，他一言不發地坐在床頭，往腳腕上噴了點兒雲南白藥，嗆人的藥味與煙的氣味混雜在一起。我開了點兒窗。
“操，應該是翻牆的時候扭了。”他說。他的腳踝沒腫，反而蒼白得缺乏血色，就像那個女孩的腳。我轉過臉去不再看他。
午夜，我被樓下叮鈴哐啷的聲音吵醒，應該是他爸爸。沒過一會兒，巨大到不可思議的鼾聲傳了上來，又被節拍器似的鐘擺聲切碎。我背對着霍明，在黑暗中聆聽了一會兒，霍明不打鼾，我沒法判斷他到底是不是醒着。在他家入睡，本就是一件困難的事情，這下恐怕得失眠了。我這麼想着，但還是很快就睡着了。
那個周末不放月假，但我們還是在他家多待了一天。他爸在我們起床之前就離開了，沒準連家裡多了我這麼個人都不知道。
霍明早上照例去洗了個澡，等他的時候，我突然感覺有點心慌。他家的鐘擺聲還要響起許多次，才能把這一天耗盡，我不想他走進房間後，出于無聊跟我聊起點什麼，什麼都不可以。于是，在他趿着拖鞋進來找吹風機的時候，我說：“反正今天不去學校，陪外婆買菜去吧。”
他關上櫃門，扯着吹風機的線說：“随便。”
十分鐘之後，我們扶着他外婆出門，我一直在外婆右邊，想把她手裡的菜籃子扯過來，他外婆說：“不用，不用。”我們跟在外婆身邊，順着她的步子行走，從家門口到馬路上的那段小斜坡，就花了四五分鐘。霍明步子大，總想走得快一點，他不知道菜場的位置，走了幾步又折傳回來。
我扶着他外婆，她的小臂細得像一根手指，随着步子輕輕扯動着，仿佛想要掙脫開來。我看她有點喘，幾乎快要被我拖着走了，我說：“您走慢點，我們不急的。”
“孝順哦，孝順哦。”她笑了起來，露出幾顆結石般的牙，“老了就是容易累，步子都邁不開咯。”
霍明說，“要不中午我們做飯吧，你休息下，别累着了。”
“你要是心疼外婆，就少逃點課，免得我擔心。”外婆說，“你們年輕人事情多，做飯還是我來吧。”
“那我們給你打下手。”
但我們沒有打下手。回去之後，我們回霍明的房間打了兩把遊戲，飯就做好了。
那天，我們沒有談起昨天發生的事情，在香煙、遊戲和時斷時續的沉默裡，一個新的規矩悄悄樹立起來。我們從來沒有聊起過那件事情。
晚飯之後，霍明說，還是回學校吧，一天不在，怕老師要告狀了。我說，好。霍明主動去洗碗，我收拾我們的書包，剛走下旋梯，他外婆湊過來，用很小的聲音跟我說：“你是個好伢，帶着點明明，别讓他學壞了。他爸管得少，他又不愛聽人說。”她看了一眼廚房的方向，霍明正在把洗幹淨的碗放回櫥櫃裡。她說：“跟你玩的時候，明明也比平時開心一些。以後多來，想吃什麼跟外婆說，我做給你吃。”
回學校的車上，霍明本來打算睡一會兒，我拍了拍他，說：“你多關心下你外婆。”
他說：“還用你講。”
從那之後，我去他家去得更頻繁了，有時他爸在，我們也過夜。霍明說有題要問我，是以把我扯了過來，他爸便默許了。
我逐漸開始适應他家的鐘聲，和他外婆之間的話也多了起來。
霍明找借口霸占遊戲的時候，我就會溜到樓下，坐在餐桌上慢慢剝一個橘子吃，等着他外婆過來扯着我講她小時候發生的故事。故事斷斷續續的，從她出生的那個荒涼的大院子開始，講到如今已經消失的男人們尚且年輕時淌着酒氣的罵聲，講到女人的腳，冒着濃煙的火焰，鋼鐵，已經忘記面孔的母親。有時候，她會突然岔開，講一講聽說是在同一時段發生的别人的事情。講到興起，我會再剝一個橘子。直到樓上傳來霍明的喊聲，我們把這一頁記憶折個角，等着下次再翻起。
然而，一個多月後，他外婆便去世了。
那天晚上，距離高二的期末考試已經不到一周。具體是星期幾，我記不清了。從聽他外婆講故事開始，我大概去了他家四五次，氣溫爬升得很快，潮濕的熱氣像柳絮一樣，從遠處飄飛而來，我和霍明在學校附近的批發市場買了一大袋雪糕，塞進他家的冰箱裡，準備用以消磨即将到來的酷夏。
“就一把，打完就寫作業。”晚飯以後，霍明嘴裡還嚼着飯，在樓下到處翻找打火機。我從口袋裡掏出來遞給他，他光着腳朝樓上跑去。
“你不去玩嗎？”他外婆說。她圍着餐桌慢走着，忍不住地打嗝，一邊雙手交叉揉着肚子，像是要把胃裡稀少的食物揉碎。
我把盤子裡的剩菜用保鮮膜封好，放進廚房，友善晚上霍明他爸回來加熱着吃。我說，“快考試了，等他休息一會兒，還得寫作業呢。您上次講到您父親走了以後，您就沒去上學了。然後呢。”
“快考試了，等你們考完了我再講吧，暑假多來玩啊。”他外婆說，“夏天我做綠豆湯你們喝。明明說我做的比你們學校裡的好喝，每年夏天都要我弄，還要凍成坨子吃。”外婆擠着嘴笑起來，從她有些歪斜的臉上，我完全沒法看出來任何青春來過的痕迹。
我說，好。
他外婆說：“你去吧，我回房裡把昨天的電視看完。”
那是她說過的最後一句話。之後很多次，我在學校和霍明一起抽煙的時候，他都旁敲側擊地問我，外婆說的最後一句話到底是什麼。我說，就是這句。一次又一次，我重複着這句話，一直到煙吸完，我們都不再開口。我總覺得他隐隐地恨着我，每次我說出這個平常無奇的句子後，他的恨意都會更沉重一分。
我是趴在桌上被霍明搖醒的。打完了那局遊戲，他果然又開了一局，我們一直玩到轉點，霍明他爸早已睡熟過去。
“還有幾天考試了，怎麼辦？”我說。
“明早起個大早，一起寫完再去學校。”他眯着眼睛，鑽到了被子裡。
“我很慌，睡不着。再這樣下去，我們考不上大學了。”
“不是還有一年嗎？我有個考上浙大的哥哥告訴我，考前沖刺比什麼都重要。”他把手機扯進被子裡，細長的手指快速翻動着，有如彈奏鋼琴。“快睡，明天早起學習。”說完，螢幕的光亮熄滅了。
我伫立在黑暗裡，突然感覺到未來的壓力提前朝我壓了過來。我嘀咕了一句：“我又不像你，我沒有退路。”我下樓給自己倒了杯水，擺在煙灰缸的旁邊。拉開椅子，把鍵盤掃到一邊，鋪開作業，打開台燈。
“神經病。”鼓起來的那團被子說，然後靜默了下來。
我被霍明搖醒後，感覺半邊臉都麻木了，脖子像被人折斷後剛剛接起來似的。手邊的作業濕了一片，印出重疊的字影。我看了一眼鐘，兩點半。“幹嗎啊？”
“我做了個夢，夢見我外婆在叫我。”他看上去慌了神，“不對不對，我也不知道是做夢還是真的聽到了。”
“你睡得那麼死，怎麼可能聽得到，外婆聲音那麼小。再說大半夜叫你幹嗎。”我側過耳朵傾聽了一會兒。在寂靜的夜晚，鐘擺聲和鼾聲格外靠近這個房間，簡直就像魔鬼在門口詭異地笑着。我打了個寒戰。
“不行不行，有點怪，我下去看看。”他穿上拖鞋朝樓下跑。
“做夢做傻了吧。你輕一點，别吵着老人了。我先睡了。”我關掉台燈，爬進被子，想趁着迷朦的狀态早點睡着。霍明睡過的地方暖烘烘的，我鑽進這股暖意裡。
還沒有完全睡着，我又被樓下的聲音拽醒。我啧了一聲，翻了個身。鼾聲止住了，我聽見霍明在大聲叫我。
“幹嗎啊？”我用手撐起上半身。
“外婆走了。”霍明喊。
“啊？”我說。
“你莫亂說。”霍明他爸低沉地吼叫了一聲，開始給人打電話。
我從床上爬起來，沒有開燈，準備下樓。我看見樓下的燈全都亮了起來。
“你等下，幫把我外套拿過來。”霍明喊。
我又轉身跑進房間，按下頂燈的開關，還沒等它完全亮起來，透過窗外的燈光，我瞥見霍明的外套堆在床頭櫃上。我拿起它往樓下跑，身旁響起陶瓷破碎的聲音。我碰倒了桌上的煙灰缸和水杯，在剛剛亮起的燈光裡，煙灰如骨灰一樣揚起，又混在清澈的水裡流淌而下，灑落在床單、地闆、霍明的外套上。
“稍等一下。”我喊了一聲，拍打着他的外套，一時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沒有人回應。大門猛地關上了。我跑下樓，沒有人。又跑到樓上，打開窗戶。他們背着外婆上了霍明他爸的車，像背着一塊幹燥的木材。我跑下樓，敞開大門，想跟着一塊兒去。
沒有趕上。車燈在馬路上越來越小，與不遠處閃爍的黃燈融為一體。我在花壇邊站立了一會兒，忽然感覺有點冷。六月初的夜晚，幾乎無風，白天的暖流沉了下去，滲入地裡。我披上霍明的外套，把拉鍊拉到頂，才感覺好一些。他的衣服對我來說太大了，我伸直胳膊，也抓不到袖口。
我順着斜坡往他家走，那是一段漆黑的路，不遠，但黑得徹底。我狠狠地跺了幾腳，感應燈也沒有亮，卻驚擾了不知誰家的狗，它聲嘶力竭地吠了起來。拐進他家樓道的瞬間，我瞥見遠處的一團亮光。附近建立起的高樓裡，誰家的窗戶還亮着燈。剛才我以為那是月亮。眯着眼看過去，有一道人影在燈光裡浮動，應該是在洗澡。不知為何，我覺得那團影子正在唱歌。
收拾完霍明的房間，我無事可做，又晃悠到了樓下。燈光太過耀眼，我關了兩盞，走進他外婆的房間。那是我第一次走進這個房間。暗紅色的窗簾緊緊閉着，一台黑色的等離子電視挂在牆上，像一幅丢失了畫的畫框。我摸了摸，冷冰冰的。床鋪窄小，床單上繡着大朵的雲，肥頭大耳的神仙大笑着在雲上飛。被子掀在角落裡，堆成一條，看上去他外婆像是還睡在裡面。相比之下，床榻的中間幾乎看不出有人睡過的凹痕。
我退出來，坐在餐桌上剝橘子吃。這時，我突然想到，他外婆的故事才剛剛講完童年。
鐘擺的聲音越來越響，像浪頭一樣打來，我覺得自己的骨頭都在随之咔咔作響。片刻後，我站起身，把椅子歸回原位，把橘子皮扔進垃圾簍，走到櫃鐘前，拔掉一節電池，裝進口袋裡。海面歸複平靜。但那聲音還是慣性似的在我腦子裡跳動。
我上樓收拾書包，疊好被子，離開了他家，沿着路邊的花壇往學校的方向走去。
霍明自然沒有參加考試。整個暑假，我們也沒有互相聯系過。開學之後，偶爾在學校碰見，會一起去廁所抽支煙，聊點有的沒的。誰都沒有再提去他家玩的事情。
高中畢業，我去了外地讀書，畢業後留在了那裡。直到這次被辭退回家，我們已經七年沒見了。
是以，在他打來電話，問我今天有沒有空見一面的那個早晨，我是猶豫的。身為少年的霍明已經告一段落了，這個與他同名的青年到底想找我做什麼？我實在容易猜到。無非是填補中間的空白，聊一聊過去的事情。況且，我們大概不可避免會談到他外婆，沒準連那個女孩都得被迫談到才行。
我正在編撰借口，他有所察覺似的，在電話那頭清了清嗓子，“昨天他們說你辭職回來休息，應該都有時間吧。”
我說：“是辭退。”
他像是被絆了一下，頓了頓說，“那我下午兩點去你家門口接你。吹頭發去了。”
霍明開着一輛暗棕色的大衆轎車，樣式老舊，車身有擦痕，我忽然想起來，是那天晚上他爸爸開的那輛。他坐在駕駛座上抽煙，從遠處看過去，愈發像一個勞累的中年人。
我打開副駕駛的門，他說等等，然後解開安全帶，把堆在副座上的商品袋、半包薯片和礦泉水瓶甩到後座去。
“都沒時間收拾。”他說，“坐。”
在駕駛座與副座之間，放着半瓶可樂，半盒抽紙，半包香煙。煙灰缸塞得滿滿的，一些煙灰散落出來，附在變速杆上，像堆積在樹梢上的雪。他座椅下面的地毯上有一塊深色的污漬，大概是可樂揮發之後凝結的糖分。
車裡彌漫着二手煙、沐浴露和打火機油的味道。七八年前，霍明的房間裡也充斥着同樣的氣味，隻是不如這裡的濃郁、暗沉、令人窒息。
我打了個噴嚏，把車窗開到最大，“鼻炎。”
他掐滅煙頭，發動車子，從後視鏡裡迅速掃了我一眼，說：“找個咖啡館坐坐？”
我說：“就車裡吧。”
他說：“行，去個安靜的地方。”
車停在江堤邊，我們去附近的便利店買了兩瓶水，一條西瓜味的口香糖，坐回車裡。
“你怎麼樣啊，小夥子？”他說。
“找我出來就為了說這？”我說，還沒等他回話，我又說，“算了。聽說你當警察了？”
“什麼警察啊。”他說，“就是協警，跑腿的。”
“沒想考個正式編？”我說。
“去年考了一次，沒考上，今年估計也懸。”他打開車門，準備點煙。不遠處的空地上有人在跳廣場舞。他指了指反方向說，“朝那邊走走吧。”
“你現在煙瘾挺大的啊。”我說。
他幹笑了一聲，“沒辦法，同僚們都抽得兇。”
為了躲避太陽，我們下到江堤的那一頭，順着樹的影子慢慢地走。車輪碾過柏油路的聲音與林中樹葉的低語逐漸交彙起來，融合成一種近似于情緒的背景。夏天的江水朝岸邊行走了幾十米，變得寬闊，停止于樹的另一邊。有輛車停在那裡，一個中年男人帶着兩個女孩兒在江邊戲水，旁邊豎着牌子，上面寫着：請勿靠近，預防血吸蟲病。
我們沿着這樣的景色往前走。霍明不停地擦額頭上的汗，一邊傾倒似的對我說了好多他最近遇到的事情。
他找了一個女朋友，是高中時的學妹，後來在家鄉唯一的商場裡再次撞見。他好幾年前一度沉溺于往遊戲裡充錢，為此欠了好多債，直到最近才全部還清。他與那幾個喜歡上網的高中同學還保持着聯系，每周末都有一天的時間一起去當年的網吧。還有一些瑣碎的事情，我沒太認真聽。
我們很快就走到了樹林的盡頭，在那之外，建立起的亭子、輪滑場地、供人跳舞的廣場，共同暴露在烈日裡。我們回頭順着來路往停車的方向走。
“講講你當警察的經曆吧。”我說。
他說，“其實很無聊。帶我的師傅經常有别的事情，我就和另一個協警一起開車出去晃悠，需要巡邏到晚上。為了找點樂子，我倆專找停在人少的拐角裡的車子。你懂的。一看到有車在晃，我們就提着電筒過去敲玻璃，大喝‘幹什麼，警察’，過一會兒車窗就會搖下來，探個腦袋出來道歉。都碰到好多次了。”他哈哈大笑起來，又歎了口氣。
“不過，有一次我倒是印象深刻。”他說。
“因為女的你認識？”我說。
“什麼？”他愣了一下，“不是，我說另一件事。有一次正好是中午，師傅出去了，所裡就我一個人，正在玩電腦呢，一對夫妻帶着個十歲左右的小男孩進來，探頭探腦的，說有警察同志在嗎。我說有什麼事嗎，正準備給師傅打電話，那個男的說，沒事，就是想讓警察同志教育一下他兒子。”
霍明又掏出一支煙，晃了晃煙盒。最後一支。他看了我一眼，我說，“你抽吧，我不要。”
他繼續說：“我還以為犯了啥事，那個男的把我扯到一邊，說他兒子在學校裡欺負了别的孩子，把同班的男生鎖到了廁所隔間裡。給他說也不聽，蠻橫得很，就想着帶過來讓警察管管他，再不濟吓唬一下也行。”
想到那個場景，我覺得好笑，問他：“那你怎麼教育他的。沒想到你還有教育别人的一天。”
“是啊，我周末去上網的時候，把這事兒跟他們說了，他們都笑翻了。明明我才是那個從小被教育的人。”他說，“我把他帶到會議室呗。本來想吓唬他一下，但是小孩緊張得不行，快哭了似的。我就問他為啥這麼做。他說，其實不認識那個男生。是朋友要他這麼幹的，如果不做，就不跟他玩了。我就随便說了幾句，告訴他，不要交壞朋友，那些人對你好，隻是為了利用你。分辨善惡比友誼重要。然後跟他說了些要好好學習之類的話。”
我本想調侃他兩句，但轉過頭去，發現霍明神情低落，側臉籠罩在剛剛吐出的煙霧裡。我問他，“怎麼了？”
他說：“哦，沒啥，就是當時說完以後，想起來那句話是我外婆之前跟我說的。”
我們回到車裡，他打開空調，又搖了一次空蕩蕩的煙盒，把它扔出窗外。“去接我女朋友。”他說。
陽光開始柔和起來，由白轉黃，冷氣開得太足，我抓住頭上的扶手，有點犯惡心。
“其實還有件事，我印象也蠻深刻的，不過這個沒跟别人說過。”他把音樂聲擰小，“我剛進所裡時聽到的一個案子。有個人死在了我們學校旁邊的湖裡。”
“學生自殺嗎？”我說。
“不是。開車沖進湖裡了。”他清了清嗓子，“是這麼個事兒。有天晚上，我想想，應該還是夏天的時候。某男子開車從市區回郊區的家裡，他每天都要經過那段路。十九歲，我查了查記錄，應該是剛上完大一，蠻好的學校，好像還是個211。開的是他爸的黑色本田。平時他不開車的，總是坐公交回去，但那天開了。我覺得應該是為了泡妞。”
他在講述這個故事的時候，聲音開始變得沉穩。那不是我記憶中，他在我高中教室的窗外喊我去網吧時用的那種聲調。他每天穿着不合身的制服，坐在派出所裡與人對話的時候，用的大概就是那種聲調。我突然覺得，霍明長大了，那種聲調，是比他的身材更為顯著的成長。他沒準可以成為一個好警察。
他繼續說。那個十九歲的男孩，在燈火通明的市區裡轉悠了很久，坐在平時父親坐的皮椅上，握着主宰性命的方向盤，一定讓他汗流浃背。
越來越晚了，他在一個燒烤攤旁邊停車，是否吸煙不清楚，在聽什麼音樂也不詳。總之，過了許久，一個女孩上了他的車。我們尚不知曉他們是否認識。也許是女友，也許是情人。普通朋友的機率不大。女孩在步行街裡一個陳舊的男裝店打工，之前還做過奶茶店員、傳單發放員、幼稚園護工和電話銷售員。那晚，她喝了酒，推開幾個鄰桌男人的手臂，上了他的車。沒系安全帶。
他們幾乎沒有什麼談話，或許有，也再無可證明之人。車子駛向沒有燈光的暗路，像是駛向某種命運。路面的漆黑與湖面的漆黑互相侵蝕，鋪作同一個平面，他需要打開刺眼的遠光燈，才能分辨得清。
本來他們倆會一起死去，但是在一個無人的，隻有牙膏廣告牌還亮着的公共汽車站，他把女孩趕下了車，又獨自上路。被人扔在一個蛙鳴纏繞的漆黑站台，女孩想必害怕得發抖，有大聲咒罵男孩去死也說不定。五分鐘後，本田車駛入湖中，濺起黑色的水花，冒出幾個隻有青蛙能見到的泡泡，随即沉入了湖底。
講完以後，我們沉默了下來。霍明把音樂聲擰大，又迅速擰小。
我說：“自殺的嗎？”
他說：“不知道啊，可能是意外，也可能是自殺。屍體是第二天傍晚，被準備夜釣的人發現的。我因為剛去所裡，又沒見過屍體。”他頓了頓，“反正沒看見，隻是聽我師傅說的。我隻是在旁邊維護了一下秩序。我就是老在想這事兒。我覺得他應該是自殺。不然，他為啥中途突然把那個女生放下來。可是，我又覺得他不是自殺，否則為啥要刻意載她一程。後來把那個女生叫到所裡詢問，什麼都不說。因為至少不是他殺，我們就沒好深問下去了。”
他歎了口氣，打開轉向燈，在左邊的一個農村信用合作社門口停下。他說：“到了，女朋友在這上班。”
我說：“無人有意作惡。”
“什麼？”他皺起眉。
“沒什麼。是她嗎？”
我們透過後視鏡，看着他女朋友上車。很腼腆，和我打了個招呼，就埋頭玩起手機了。霍明解釋說：“累着了，在櫃台裡說了一天的話。”
他把女朋友送回家，竟然跟我家是同一個小區。我見她下車，跟霍明說：“不早了，我也回了吧。”
他說：“你等下。”
他女朋友瞥了他一眼，說：“又去網吧。别玩太晚，早點回去。”然後關上了車門。
“不想去網吧。”我說，又補了一句，“也不去你家。”
“沒想叫你去。”他去旁邊的小賣部買了包煙，關上車門說，“你覺得怎樣？可能明年就準備結婚了。”
我說：“挺好的。”又說，“這麼一會兒能看出個啥來。你自己覺得好就行。”
“過日子呗。挺好的。”他啟動車子。
“那幹啥去啊？”
“去了就知道了。”
街邊的店鋪開始準備迎接夜色。列印店、小賣部、五金店關掉了燈，拉下鏽迹斑斑的卷簾門，另一些店鋪開始醒來。燒烤店把鼓風機對準街道，開到最大，讓孜然味的油煙飄到更遠的地方，宵夜店亮起了小龍蝦形狀的霓虹燈，架起桌子，蒙上白色的油布與塑膠紙，撐開巨大的傘，以應對随時可能到來的夏日陣雨。
在這些香氣撲鼻的場所之外，家鄉還是不可避免地困倦了起來。車與人藏進不那麼容易找到的空間裡。由于沒有高樓，夜色不是籠罩，而是淹沒了城市，漫過行人的肩頭。霍明的車越開向郊區的深處，暮色越是稀薄。再過一會兒，仍暴露于空氣中的人，都将溺于黑暗之中。
“你到底要去哪兒？”我說，“要是想學那個男生，把我扔到郊區的車站然後投湖自盡，我會在你死之前把你撈起來殺掉的。”
“你想多了，我隻會載着你一起投湖。”他撕開煙盒的封條，叼出一根點着，把手垂到窗外，煙頭的火星像一面反射着夕陽的鏡子，“帶你去看看我外婆。”
車開了二十多分鐘。中途他走錯了一次岔路，又退回來，用手機搜尋“雨山”，然後乖乖按着導航走才找到。奇怪的是，落日還在目力的盡頭苦苦支撐着，沒有完全消失。
“有一陣我經常一個人過來，最近來得少，路都不記得了。”霍明停在一個凹凸不平的土路上，從旁邊的樹上掰了兩根結實的樹枝，扯掉葉子，遞給我一根，“走，上山。”
他走在前面，用樹枝挑開樹枝，檢視下面小徑的蹤影。我們拐了三道彎，在這座繁茂的土丘上尋找正确的方向。光線越來越冷，屬于青蛙的時間到了，也許還有蛇和黃鼠狼，躲藏在灌木的陰影中。我們靠着手機電筒的光亮，找到了那個稍微開闊一點的平台。幾個低矮的墓碑立在藤蔓之中，仿佛失落的神龛。
“外婆，回來了。”他在其中一個墓碑前盤腿坐下。
“外婆好。”我擦了擦地上的土，把樹枝插進泥裡，也坐下來。
墓碑有點髒了，霍明掏出一包餐巾紙，順着碑上的字用力向下擦，然後把紙捏在手裡，拔掉旁邊的雜枝。借着月光，我看到碑上的名字：吳秀梅。
做完這一切，他再次坐下，在他外婆面前點起一支煙。我說，“你這會兒要是披着浴袍，就更有感覺了。”
他笑了一下，轉頭面對他外婆說：“我又帶我同學來玩了。你應該還記得他吧。他後來去北京了，好多年沒回來。”他看向我。
我極力回憶着他外婆的樣子，但是記不清了，我說：“過陣子我可能又要去那邊找工作了。”我調整了一個更舒服的坐姿，從霍明手裡拿過一支煙來，開始向他外婆講述我是如何被抛到一個巨大的城市裡，如何在那裡尋得一個位置，一個姑娘，又如何失去她們。
講到一半的時候，遠處響起鐘塔報時的聲音。我赫然驚醒，看了一眼手機，八點整。
“對了，你們家那個鐘還在嗎？”我說。
“早扔了，後媽嫌吵。”他說。
我沉默了一會兒，說，“八點了，我們還沒吃晚飯呢。”
“你等我一下。”他站起來，拍了拍褲子上的土，消失在樹叢裡，沒了動靜。
天地包裹住我，連眼前他外婆的墓碑也隻剩下一道輪廓。我的胳膊上迅速泛起一層雞皮疙瘩，“霍明。”我打開手機裡的電筒，身邊陡然生長出許多陰影，我又把它關掉。“霍明。”
“來了。”他從樹叢裡冒出來，手裡攥着一些桑葚。“這樹竟然還在，我好多年前就摘過。”
我接過一半，一個個放進嘴裡嚼。我給霍明講了他外婆以前的故事，那些他都沒有聽過，但我隻能講到童年結束。
他說：“外婆果然比較喜歡你。”
我說：“她可是你外婆。”
他說：“你是我的兄弟。”
我們吃完桑葚，在旁邊的樹葉上擦了擦手，又抽了幾根煙。涼意越來越重，困意也随之襲來。可惜我們無法在這裡過夜。
霍明站起來，從煙盒裡倒出剩下的幾根，一一平放在旁邊的墓碑上。有一塊碑斷了半截，他便把煙擺在它的跟前。我們打着電筒看了一圈，有幾個稍遠，走過去實在危險，隻能作罷。
我環視了一圈，附近的碑有七個。七個曾經活過的人躺在這片土丘之下。光照不到的地方還有多少，就不知道了。
“據說這地方風水好，很多人都把墓遷到這邊來，比正規的公墓安靜多了。”他說，“不過，附近在做經濟開發區，可能過兩年又得遷了。”
霍明抽出插在土裡的樹枝遞給我，說：“太晚了，下次再來。”我們互相拍淨褲子上的土，他說：“走，下山。”
于是，我們順着來路摸黑下山，把所有關于死亡的事情都留在了這個夜晚。
創作談
李星銳：踩在欲言又止的邊界上
在寫《雨山公墓》之前，我有兩年左右的時間沒有寫小說。
對朋友的解釋當然是怎麼合理怎麼來：寫小說很窮啦，上班忙沒時間啦。真正的原因解釋起來比較麻煩。就好像是在火車上偶然邂逅了一個對眼的人，在激情的推動下傾訴了一些不過腦的心情，萌生了一點暧昧氛圍。起身上了個廁是以後，再次入座，話頭卻突然滾落得沒了蹤影。
“接下來該說些什麼呢？”想必，這是人與人之間最為尴尬的間隙。
這兩年裡，我有過很多個創意，又始終沒有動筆。還是套用火車邂逅的比喻，再次入座，兩人已經有了初步的了解，話題理應引向更深的地方。可是怎麼引入呢？套路自然是不行的，像個油嘴滑舌的流氓。過度地掏心窩也不好，唐突的真心話一旦說出口，過後隻怕會暗自懊惱，隻好閉嘴不言，靜等這份尴尬自己散去。
回頭看自己最初的小說，有太多的不滿。拘泥于講一個完整的故事；情節上總有些似曾相識的元素，能在這裡或者那裡找到原型。那不是我欣賞的短篇小說。依我的閱讀經驗，好的短篇小說應該沒頭沒尾，像一塊形狀不規則的拼圖碎片，完整的模型已經遺失，隻能憑碎片本身，去想象它的整體性。最好連碎片本身都是模糊的，像是剛好踏進張開嘴巴，卻欲言又止的邊界之中。
談談《雨山公墓》。一句話表述，它起始于一個模糊的念頭：三場死亡，發生在離我們不遠也不近的地方。
事實上，這是我第一次嘗試跳脫出一個完整的故事，鼓起勇氣親近模糊，讓它盡可能靠近“好像啥也沒說”的感覺。不過這也是一個事實，關于死亡，我們能說什麼呢？對于一個和死亡（貌似）相距甚遠的年輕人來說，将“死亡”當作一個命題來探讨時，容易陷入虛幻的概念陷阱，把它認作類似于“人生意義”一樣的存在。過于親近的人的死亡，沖擊又太過強烈，我們隻會陷入情緒，而不會去談論死亡本身。
這都不是死亡與日常的關系。日常中的死亡往往是這樣的：和媽媽閑聊時，得知兒時隔壁家阿姨的丈夫得癌症走了。在計程車上等紅綠燈的時候，司機說這個路口三天前發生了車禍，死了兩個人。聽到諸如此類的話時，總覺得好像應該說點什麼，可是說什麼呢，感慨人生無常？算了吧。仔細想想，還是保持沉默為好。從“好像該說點什麼”到“算了吧”中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咀嚼這樣的瞬間，是一件有趣的事，同時也是一件沒有結論的事。
之前讀到雙雪濤的采訪，采訪者問他，“你這篇小說想表達什麼？”他吸了一口煙，出神了幾秒，然後緩慢地回答，“我也不知道。”
這讓我想起和别人談論我以前的小說時，看過的朋友總能輕描淡寫地概括出，“哦，你寫xxx的那一篇。”這使我有一種難言的沮喪感。以後倘若聊起《雨山公墓》，若是被人問到“我想表達什麼”，我總算也可以點一支煙，賤兮兮地回答他，“我也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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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文藝》2022年第4期
責任編輯 | 張雙
▲李星銳|
李星銳，1995年生于湖北黃岡，寫小說、影評，作品散見《長江文藝》《特區文學》及「ONE 一個」、騷客文藝等網絡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