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大旅行與深旅行
胡 钰
2022年4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釋出了《新時代的中國青年》的報告，其中提到，“當代中國青年走出去看世界的需求得到更好滿足，逐漸從‘隻在家門口轉轉’轉變為‘哪裡都能去逛逛’，見識閱曆更加廣博。”[]這的确是一個極大極好的變化，不僅展示了當代中國青年不同于之前時代青年的成長環境，而且從青年視角看到了一個日益融入世界的中國。
旅行之于當代中國青年來說，已經成為基本的生活方式、休閑方式，即便是國際旅行也是愈發司空見慣。與父輩們的國際旅行往往采用團體遊不同，當代中國青年更願意以自由行的方式出行，這得益于青年們的語言能力、國際視野與個性追求，無疑是一種積極的進步。然而有趣的是，當越來越多的青年們走出國門自由旅行後，所謂“小衆旅行”又漸漸變成了“大衆行為”，具體來看，到國外特别是歐洲看到的往往就是教堂、廣場、博物館，做的事情往往就是品美食、拍美照、發“票圈”。久而久之，大家似乎也覺得了缺了些什麼？
或許是因為看到的東西太重複了，或者是因為能做的事情太有限了，或者是因為再美的景緻、再美的建築如果沒有故事也缺乏能打動人心的觸點，或者一言以蔽之，僅僅“遊逛”的旅行缺了與不同旅行對象、不同曆史人文的“對話”，總覺得缺了些能長久留存的“味道”。人們常說，旅行是移動的閱讀。延伸來想，有收獲的旅行一定要有“閱讀感”。僅僅拍照的旅行就僅僅是繪本的閱讀。有品質的閱讀型旅行既要有感官映射與情感激發，又要有理性介入，有人的交流與思想的觸動。
18世紀的英國曾出現一種專以遊學為目的的旅行模式，史稱“大旅行”（grand tour）。家境富裕的貴族和士紳子弟從牛津或劍橋大學畢業之際，通常要赴歐陸周遊一番，一來親身體驗西方古典文化和文藝複興文化發祥地的魅力，學習語言、藝術、建築、地理，二來與歐陸的上流社會往來交際，學習優雅言行、高貴舉止。這一習俗延續了一百多年。[]
從“大旅行”的目的及目的地來看，一方面，學習禮儀、品味等舉止修養，這以巴黎為代表的法國之旅為重點；另一方面，學習藝術審美、人文主義等思想精神，這以羅馬、佛羅倫薩、博洛尼亞為代表的意大利之旅為重點。從“大旅行”的實施來看，最大特點是這些青年人在旅行地往往會停留較長時間，與當地人有深度交往，了解學習其文化。從“大旅行”的效果來看，影響了百餘年英國青年人特别是上層青年的成長并進而影響了整個英國社會的氣質風尚，更有意義的是，遊學作為一種教育方式在當代西方教育中依然普遍運用。
我曾通路過意大利一所專門研究美食的大學，據校長介紹，在其不到兩年的碩士研究所學生培養過程中，學生們有三次為期一周的學習旅行，可以到世界各地去考察，其目的是讓學生通過切身體會，從口味、營養、成分、文化等多方面掌握不同美食的内涵與特征。這些年來，學生們去過五十多個國家旅行，而旅行需要的學術支援和後勤保障都由學校安排，指導教師也會全程陪同學生們旅行。我曾給國内很多青年人介紹過這個學校的這種培養模式，無不引起即時豔羨，希望參與者不在少數。
閱讀型國際旅行給參與者帶來的收獲是潛移默化的、日積月累的。通過直接與不同的人與人文接觸，可以直覺地了解世界的文化多樣性，看到與自身不同的“另一種存在”，“見”的多了，自然“識”的深了，在此過程中會逐漸思考人類的源起、構成與未來，思考人文主義的精神與可貴。
人文主義是一個曆史文化概念，有着豐富的内涵。在文藝複興時期，人文主義展現了對神權的反抗，呼喚人性的解放，以達芬奇、拉斐爾、米開朗琪羅、提香為代表的藝術家們都以自身的才華展示着人體的美；在工業革命時期，人文主義展現了對技術主義、機器主義、工具主義的反抗，呼喚對德性的重視，許多教育家和常青藤學校對大學教育的反思和對通識教育的樹立，都在追求對“人”的塑造而不是“物”的制造。盡管這些人文主義的内涵不同，但都強調向古代經典學習，其實質都是人本主義，強調以人為目的而不是手段的理念。
15、16世紀之交是歐洲成為世界中心的時代，迪亞斯發現好望角、哥倫布發現美洲、達伽馬發現印度、卡布拉爾發現巴西、麥哲倫完成環球旅行，還有哥白尼發現了太陽的中心地位，這些發現改變了世界的空間和時間尺度，也改變了世界的格局。如果說這些人都是改變了人類對物質世界的認識，還有一位歐洲人，卻改變了人類的精神世界，盡管他的名字在後世不是那樣顯赫，他的思想在科學主義與實力主義盛行的時代裡更是顯得不合時宜，但他的名字——伊拉斯谟，值得我們記住。
德國畫家小荷爾拜的油畫作品《伊拉斯谟像》
伊拉斯谟1469年出生于鹿特丹，集詩人、語言學家、神學家、教育家于一身，被譽為是當時歐洲最偉大的人文主義者。奧地利作家茨威格專門為他寫了傳記，認為“他是第一個有世界主義意識的歐洲人，他從不認同這一個國家比另一個國家更優越，并且由于他曾使自己的頭腦養成這樣的習慣：根據各個國家自己認為是最高尚和最完美的思想精英——各個國家自己的棟梁之材——作為評價各個國家的唯一标準，是以他覺得所有國家都值得愛戴。”在那個時代，“歐洲所有國家的最優秀的理想主義者都對人文主義趨之若鹜。”其最核心信仰是，啟迪理性促進世界和平與進步。在伊拉斯谟看來，人世間真正的力量是“通過善意的互相了解使沖突得到緩和，使是非曲直得到澄清，使糾紛争端得到平息，使有分歧的各方重歸于好，使離群索居的人獲得更廣泛的人際關系。”他的這種精神也被稱為“伊拉斯谟精神”。[]
伊拉斯谟在荷蘭出生，在法國求學，遊曆歐洲各國，在英國和意大利通路多次，在瑞士巴塞爾居住多年且在此地離世，在廣泛、深入的旅行中，伊拉斯谟以最開拓的胸懷汲取不同文化滋養，結交各方賢達人士，形成豐富厚重的知識體系與思想精神。伊拉斯谟無疑是幸運的，在他中年時期就受到廣泛的贊譽，與英國的偉大人文主義學者、政治家、《烏托邦》的作者托馬斯·莫爾成了莫逆之交，德國乃至歐洲宗教改革運動發起人、基督教新教的創立者馬丁·路德給他寫信表示緻敬，紅衣主教多次邀請伊拉斯谟赴宴未果隻能自己前往拜訪。在茨威格看來，巴塞爾由于伊拉斯谟的居住成為世人的思想寶庫。“去拜訪伊拉斯谟則是向當時代表巨大而又無形的精神力量的這樣一位象征性人物所表示的最最令人矚目的崇敬，就像人們在十八世紀拜訪伏爾泰和在十九世紀拜訪歌德一樣。”[]這種巨大的精神影響力傳遞至數百年後，筆者在旅行至巴塞爾時要去伊拉斯谟故居造訪，在耶拿旅行時要去歌德故居造訪，既是表示崇敬，也是表達承繼。
馬基雅維利《君王論》
伊拉斯谟《論基督教君主的教育》
16世紀初，歐洲政治格局動蕩，各大政治勢力為了争奪霸權而頻繁發動戰争。1513年，馬基雅維利寫作了《君王論》一書，主張強權，其核心思想是為了擁有權力可以采取一切欺詐、謊言、殘暴等手段；1515年，伊拉斯谟寫作了《論基督教君主的教育》一書，主張和平，其核心思想是培養賢明的君王最重要的是進行人文主義教育。從理論實質看，前者的功利主義與後者的理想主義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從500年來人類曆史看，前者的流行與後者的邊緣也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不過，在伊拉斯谟的時代，或許是受到了當時一大批人文主義者的影響，許多主教們、貴族們都不再收藏各種武器而是轉而收藏圖書、繪畫和手稿。事實上，當人類不再競相發展互相屠殺的武器，而是傾心創造文化藝術作品，整個世界才真正成為人間天堂，進入基于人文主義的人類新文明。
“大旅行”無疑是培養人的有效方式，但值得關注的是，當年的“‘大旅行’實際是西方文化之旅，是西方人成其為文化意義上西方人的訓練。如果西方人失去了文化認同，西方人也将不成其為西方人。西方人之是以成為西方人不是因為他們生來就是西方人，而是一種文化的熏染與訓練，除了日常生活之外，還包括‘大旅行’這種精緻文化生活的訓練。”[]這一反思具有很強的洞察力，揭示了“大旅行”的曆史局限性。當然，通過旅行來學習的形式顯然是有價值的，那麼，如何突破呢？
2018年 全球勝任力海外實踐課程師生通路阿聯酋大學
于是乎，在筆者的大學教學實踐中，開設了《全球勝任力海外實踐課程》這一探索性的形式，試圖帶領同學們走入那些平日裡被較少關注的非西方國家或非英美西方國家，看看“多樣化的全球”而不是“西方化的全球”，看看不同的人類的文化形态。每次旅行的主題大都是人文内容，在确定好目的地後，都由同學們自己聯系當地的通路人士與機構，換言之，這樣的旅行是真正的民間之旅、人文之旅。一路走，一路談，在移動課堂中學習，在獨立思考中感悟。漸漸地，多年下來，這個課程形成了自己的風格，也成為了清華大學通識榮譽課程，成為同學們熱選課程之一。或許可以把這種遊學方式稱為“深旅行”（deep tour），深在旅行對象的廣泛上，凡屬人類文化地都是值得探訪的，同學們開玩笑說依據不同語系、拿着人類文化辭典找目的地。深在學習方式的活躍上，在旅行中既要觀察、體驗最典型的文化内容，又要見到當地最多數的人，見不同的人，聽不同的話，換言之，既要“見物”，也要“見人”。記得一次通路駐外使領館時，有外交官評價說這樣的旅行課程很“靈動”，給我印象深刻，覺得極其貼切。
這些年裡，這樣的“深旅行”帶給了筆者特殊的經曆、體悟與記憶，交了許多親切真誠的朋友，比如巴西馬瑙斯的大法官、尼泊爾駐華大使等，許多場景多年過後依然宛如昨日，因為許多經曆都是“一生一次”的，有釋迦摩尼誕生地藍毗尼的“挂單”，有耶稣誕生地伯利恒之星的“觸摸”，有雅典柏拉圖學園的“奇探”，有亞馬遜雨林中的粉紅色海豚“共遊”，有萊蒙湖邊奧黛麗·赫本墓地的“偶遇”，舉不勝舉，成為寶貴的記憶，也讓筆者更加認識到人類文明的璀璨，世界文化的豐富。
進入21世紀，當人類的技術能力、物質水準愈發先進的時候，我們會發現，各種全球性挑戰、國家間沖突依然讓人類過的很不開心，更重要的是，價值觀的分化讓“全球化”的世界愈發成為“半球化”的世界、“碎球化”的世界，這時，我們需要重新反思當代世界和人類文化的建構。今天的世界既需要智能化，更需要人文化，沒有人文核心的智能隻是機器智能、資本智能而不是人類智能，今天的世界需要以真正的理性、和平、包容為核心的新人文主義，這種人文主義既反對神權也反對霸權，以人類為中心、以平等為原則、以合作為方法、以自由為追求，這種人文主義是滋養人類發展的新的文化與精神，推動建設世界文化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地球生命共同體。
寫作此文時，恰逢清華大學111周年校慶之際。大學是知識的花園，是人才的搖籃，是人類文明的傳承地與創造地，也是世界合作的紐帶與平台，期待全世界的大學聯合起來，建設新文明，育成新人才，為人類的未來作出更多貢獻。
2022年4月24日于清華園
作者系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本文系為作者的文化随筆集《這個世界的人與人文》（中國國際傳播集團海豚出版社2022年版）所作的自序。
[]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新時代的中國青年》，《人民日報》2022年4月22日。
[] 蕭莎：《“大旅行”在18世紀的英國》，《光明日報》2017年08月16日。
[] （奧）斯蒂芬·茨威格：《鹿特丹的伊拉斯谟：輝煌與悲情》，舒昌善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版，第4-5頁。
[] （奧）斯蒂芬·茨威格：《鹿特丹的伊拉斯谟：輝煌與悲情》，舒昌善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版，第122頁。
[] 陳勝前：《考古學有什麼用？》，《讀書》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