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武堂】
作者：林 東（國防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新軍事變革不是設計出來就能自然形成，先進的組織模式、制度安排和運作方式還要依賴人的行為素質的提高與行為方式的轉變，也就是需要一個适于變革的組織生态環境，避免“橘生于淮北則為枳”的結局。實踐表明，組織行為是戰鬥力狀态的最直覺反映，在沒用實戰檢驗的條件下，組織行為優劣是評判各國軍隊打勝仗的内在依據，是考察新軍事變革成效的最直接标杆。
武警海南省總隊開展紅藍對抗演練，處置分隊正在安排戰術。雷轍攝/光明圖檔
組織行為沒有轉變，新軍事變革就沒有完成
組織行為變革是新軍事變革深入骨髓的标志。正如培根《習慣論》指出：思想決定行為，行為決定習慣，習慣決定性格，性格決定命運。一名軍人的命運由其個體軍事行為決定，而軍隊的整體命運則由組織行為決定。
曆史經驗表明，隻有把先進軍事思想落實到組織行為上去，才能實作軍事革命。軍事革命歸結為人和武器的變革，而人和武器結合方式創新最為關鍵。所謂結合方式就是軍事組織，而組織是結構與行為的統一體，其中編制體制是顯性的組織結構，容易成為軍事革命的重點；但武器革命和體制改革隻是軍事革命顯性的前半部，最終實作軍事革命焠變的是隐性的組織行為變革。把培根《習慣論》反映到新軍事變革上，先進軍事思想是人和武器結合創新的導向和指南，先進軍事組織是人和武器結合創新的内化精髓，先進軍事行為則是人和武器結合創新的外化表現，是人和武器結合方式革新的具象化，包括決策行為、指揮行為、上司管理行為、協同行為的革新，沉澱為軍事革命的優良作風和工作習慣。古往今來，軍事上每次體制改革、制度創新都是一場組織結構與組織行為之間的沖突運動。軍事革命缺失組織行為變革，就徒有虛表，清末洋務運動就是典型代表，亞洲第一艦隊北洋水師無論從編制體制、武器編成，還是照搬照抄的西式訓練章程，都是先進的，但艦炮晾衣、髒亂差的小作坊軍工生産暴露出沒落的封建軍隊組織行為，說明軍隊肌體沒發生質變。其結果，先進的組織結構被落後的組織行為拖垮，長出體制進步與行為落後的畸形兒，注定失敗。可以說，組織行為變革是新軍事變革關鍵一環，而且是實質性一環，是判定變革成敗的最顯著标杆。
世界新軍事變革實踐表明，組織行為創新決定武器革命效能和軍隊體制改革的效益。目前美軍引領的世界新軍事變革，最大弱項已經暴露，就是組織行為創新滞後。美軍是資訊化武器技術革命和聯合作戰體制變革的引領者，其變革程序是由外而内的推進，先是技術革命，深入到組織變革；組織革命又先是編制體制改革，再落到組織行為變革，進而完成一輪軍事革命周期。但伊拉克戰争後，美軍變革似乎從激進轉向漸進，其實是落後的組織行為方式在拉思想解放、技術進步、體制改革的後腿。美國軍事轉型的發起，也正是國防部長拉莫斯菲爾德看到了聯合作戰與軍隊官僚體制之間的沖突，看到了根深蒂固的軍種壁壘和機械的行政化積弊制約着先進企業管理模式的植入和網絡中心戰改造，但最終其改革遇阻走人。由此可見，就是美軍也尚未完成資訊化組織行為變革，其所标榜的“成熟的軍事轉型”是有重大缺陷的，其組織行為變革的破綻一旦為對手發現并利用，将成為易受攻擊之窗。
總之，官兵日常行為和态度的轉變是新軍事變革的試金石。軍事變革本質上是一場思想革命、技術革命、體制改革和行為轉變。思想創新是起點，技術創新是階梯，體制創新是關鍵，而行為創新則是根本。為此，聯合作戰成效不僅要看指揮體制、資訊系統和網絡先進性，還要看先進體制、系統、網絡能否發揮好效果，這就要看決策行為、指揮行為、協同行為是否真正現代化，而這又來自平時日積月累的工作行為、生活行為的轉變。
在海拔3600多米的某演訓場，西藏軍區某陸航旅直升機編隊起飛。新華社發
在破除因循守舊的過程中，創新型組織行為得以确立
新軍事變革本質是打造創新型軍隊，而一切和平積弊集中展現為阻礙變革的行為，因而可以從打造創新型組織行為入手打開突破口——從農業時代軍事組織行為，經過工業化組織行為的浴火重生，轉向資訊化智能化軍隊組織行為，進而以組織行為變革拉動技術革命，催生變革爆發力。展開來講，創新型組織行為是在破除因循守舊的過程中确立起來，将曆史性地重新整理軍事工作和軍事生活面貌。
以工業化組織行為重新整理軍事業務面貌，破除拍腦袋式創新。新軍事變革絕非一日之功，隻有各領域各崗位的業務創新走上科學化的正軌，才能使平常軍事業務創新的星星之火聚內建軍事變革的燎原之勢。為此，把“講科學”轉化為軍事業務的科學化改造上來，養成工業化的科學分析和理性建構行為是創新的基礎。在這方面，機械化軍事變革留下了科學建構的優質遺産——從平台中心戰中汲取科學建構行為，普及工業軍隊的名額化、标準化、工程化行為，要防止脫離時代、脫離實際的臆斷和停留在觀念上的概念創新，要防止停留在“一畝三分地”的經驗主義行為。
以資訊化組織行為重新整理部門聯合面貌，破除封閉式創新。随着資訊化軍事變革的深入，資訊化注重對環境變動做靈敏的協同反應，而平台中心戰的封閉式行為導緻閉門造車式的創新，成為組織行為批判的對象。從平台中心戰轉向網絡中心戰，是一次以協同為精神内質、以網絡為平台的組織行為躍變，展開為以網絡為中介的跨軍種聯合作戰、跨學科聯合攻關行為。梅特卡夫定律表明網絡價值與使用者數的平方成正比，即一個人在網上的價值是1塊錢，10人在網上共享互動的價值是100塊。為此，上自軍種下至部門，養成在網絡上開放資訊和資源的共享行為，對資訊的積極感覺行為，因應資訊的協同反應行為，由此促生互動與合作的創新行為。
以智能化組織行為重新整理上司管理面貌，破除請示報告式創新。因應智能化軍事變革的到來，網絡中心戰邁向決策中心戰，掀起認知行為的躍變，宗旨是解放智力的自主性，激活全體官兵的智力來實作最大化的創新，并選擇最優的創新。這方面，美軍較早地發現變革阻力來自機械化軍隊固有的行政鍊，逐級靠指令驅動創新和集中人力突擊式創新，既低效又消耗資源，于是提出“放權周邊”，有意識地把創新資源由向上集中轉變到向一線傾斜，創新權下放基層和個體，呈現為團隊組織行為。由此，服務即管理，管理行為的革新使創新效益最大化，于是推動行政圍繞創新，破除行政壟斷物力、人力、财力的官本位行為，為激勵和支撐群衆創新釋放資源，實行“一站式管理”；賦能即上司，指令型上司向賦能型上司轉型，以賦能行為革新上司方式，打開自上而下的賦能，自下而上的創新局面。由此，在百花齊放的創新之中，以市場競争行為實作優勝劣汰，再造軍事創新。沒有競争就沒有實戰化的創新，故步自封的自我完善經不起公開公平的市場化自由競争，就經不起戰争的考驗。
主動發起組織行為變革，從根本上實作躍變甚至後發先至
目前，世界新軍事變革在武器技術革命、編制體制改革取得階段性成就之後，已深入到軍事交往方式上來，進入躍變期。重新審視後發優勢，主動發起組織行為變革，與技術革命、體制改革協調配套并互動起來，将從根本上實作躍變甚至後發先至。
傳承毛澤東軍事思想，把組織行為創新做成軍事現代化的新引擎。紅軍的一大發明是以組織行為革命打造新型軍隊，主動從封建時代舊軍隊的母體中破殼而出，創造出人民軍隊先進行為方式，由此孕育出化整為零、化零為整的靈活體制結構，形成差別于曆史上一切軍隊的先進組織生态，進而使用落後武器以弱勝強。簡單說，國共兩軍戰場指揮員“給我沖”和“跟我沖”的兩種行為，一個是官兵對立的舊軍隊腐敗組織行為，一個是經過行為革命的官兵一緻組織行為，決定了同樣編制體制下、同樣進攻戰術下截然不同的戰鬥内質，進而産生不對等的作戰效能。有鑒于此，抓軍事變革的實際成效，不應隻看高技術裝備的比例、官兵學曆的提高，更要看現代化軍事素養是否滲透官兵平時的行為，為此需要把聯合作戰效能的提升落實到廣大指戰員的組織行為創新上來，并與體制創新擰成一股繩，使行為與體制高度統一，進而把武器效能發揮到極緻。
借鑒《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制定行為規範，塑造資訊化智能化軍隊的價值觀。軍事變革實踐表明，一旦沒有規範，組織行為創新就空洞化，進而使建立在組織行為之上的現代化價值觀變得毫無意義。為防止行為與體制分裂症，防止說資訊化智能化的話，做機械化的事，就需要建立資訊化智能化的行為規範，并假以時日将行為規範融入到官兵行為習慣中去才能養成，唯此資訊化智能化軍隊才能脫殼而出。對此，需要從最基本也是最普遍的行為中提煉出範式，确立基礎性和長效性的行為準則，對全體指戰員産生顯性的教育引導作用。事實上，紅軍時期就開辟了以先進行為規範建軍的好路子。《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是軍事史上軍隊行為規範的創造性傑作。重新發掘三灣改編的曆史遺産，可以獲得新的科學發現，這就是毛主席在人民軍隊組建的起點上提煉典型的組織行為，建立起與衆不同的行為規範，引導端正官兵個體行為，塑造軍隊共同價值取向，進而給襁褓中的人民軍隊注入為人民服務的行為邏輯，由此賦予了紅軍無比強大的組織活力。《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雖然隻有320字，但它卻凝聚了人民軍隊政治行為、軍事行為、社會行為的核心理念，孕育了我軍小米加步槍打敗飛機大炮的核心競争力。相比建軍之初，行為規範是以革命化為核心養成高度自覺和鐵的紀律；21世紀，需要以現代化為中心制定新軍事變革的行為規範，以言簡意赅、通俗易懂、便于執行和監督的方式來培養塑造數字化、網絡化、一體化價值觀，進而把創新活動沉澱為行為養成。
培育資訊化智能化軍隊性格，開啟以組織行為創新為特質的自我革命。每支軍隊都有其自身的性格，隻有符合時代發展的性格才能走向勝利。現代化軍隊性格的改造，就是普及推廣受廣大官兵歡迎的、能激發全體幹群創造力的現代化軍隊行為規範，去行政化行為，去軍種自成體系的行為、去個人利益和部門利益最大化的行為，去按部就班、安于現狀的行為，塑造科學行為、合作行為、競争行為、創新行為、開放行為、共享行為、包容行為、信任行為、網絡行為，打造萬衆創新的組織生态。這是一場軍事組織的自我革命，讓精确管理從端正嚴謹的學風起步，讓依法治軍從養成依程式辦事的習慣做起。行為規範是組織文化的行為表現，是對軍事交往方式的導向和限制，它的推廣不像武器和技術發明那樣一次性橫空出世，也不像體制機制改革那樣一經頒布就執行，而如涓涓細流滲透于組織模式、制度安排和運作方式的全部實踐環節，貫穿于上司、決策、管理的全部過程，不僅直接決定着組織體制群組織程式的運作效果，而且從深層次決定着軍隊的時代品質。
《光明日報》（ 2022年04月24日07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