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展展
編輯 | 向榮
出品 | 貴圈·騰訊新聞立春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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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花滑迷，很晚才知道闫涵。具體來說是2022年冬奧期間。花滑項目上沒有他的身影，但一段自媒體剪輯的視訊被很多人轉發，出現在我的微網誌首頁。視訊中，闫涵和羽生結弦像兩個尖利的刀片，在冰上以極快的速度撞向對方。他們瞬間彈開、各自打轉，然後倒在地上。
不關注花滑的人也許對“闫涵”這個名字感到陌生。但在中國花滑曆史上，闫涵有過非常突出的成績。2012年，他16歲，獲得世青賽男子單人滑冠軍，是中國曆史上第一位獲得該項目冠軍的選手。2014年2月，索契冬奧會，成年之後的闫涵拿下男單花滑第七名，創造了中國花滑男單曆史上的最好成績。
意外在這一年降臨。2014年11月8日，花滑大獎賽中國杯在上海舉辦。按照慣例，選手們要在賽前6分鐘完成熱身，以迅速适應冰面，找到冰感。他們就是在這時撞向對方的：兩人背對背滑行，速度太快，距離太近，轉身跳躍時，誰也來不及躲開對方。觀衆席中，人們驚訝地捂住嘴巴，難以置信地看着冰面上發生的一切。
受傷是運動員的宿命，難以避免。但這次相撞的确像是某種經典叙事的開端。兩位同樣出色、被給予厚望的運動員，同時被一次意外擊中。他們被從原先的軌道撞擊出去。他的故事從此開啟了新版本：撞擊的确傷害了他的身體，但随之而來的壓力、期待，與一些更龐大之物之間的拉扯或許更深刻地影響了他。
此後不久，闫涵的左肩關節開始習慣性脫臼。2017年，赫爾辛基世錦賽前一周，他在訓練時将肩膀拉折，不得不放棄比賽，在肩膀内植入五根鋼釘。那年年底，他獲得平昌冬奧會的比賽資格。但在那場比賽中，闫涵排名23，成績一般，媒體寫他“比冠軍羽生結弦少了100多分”。一個月後，闫涵在微網誌上發文宣布暫離國家隊。
對很多人來說，這是故事的結局：一位運動員完成為國出賽的使命，在成績下滑時主動結束這一切。但對闫涵而言，這是一個新的開始。
過去已經過去。現在，他隻想面對一件事：在不背負沉重期待，不迎合競技規則的自由中，繼續在冰場中央旋轉飛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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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過北京冬奧，闫涵最大的感受是，奧運回歸了運動本身。
“大家都發揮出自己的最好水準，這就夠了。”3月初，在望京一家咖啡館裡，闫涵穿一件駝色襯衫，坐在沙發上。他身姿挺拔，愉快地談起冬奧。他提醒我留意，冬奧場上，沒有那麼多劍拔弩張的氣息，同場競技，選手往往不吝惜為對手送上祝福，“都是 ‘開心、快樂、發揮自我’。這就夠了，對吧？”
沒能出現在今年的冬奧賽場，他并不遺憾。他參加過兩次冬奧、一次國際冬季青年奧運會，類似的比賽，“多上一次、少上一次，對我來說不那麼重要。”
還有一重原因，他知道他已經無法奪冠了。“拿不了冠軍，你上奧運會的意義在哪？”他自認再無法與年輕人相比，“是以也沒那麼羨慕。”
好成績他早拿過了。2014年索契冬奧會，他是中國唯一一位拿到男子單人花滑項目參賽資格的選手。那年他剛滿18歲，意氣風發，出發參賽前，神情坦然，毫無畏懼：“放松，我是新人嘛，我怕誰？”那場比賽，他排名第七，創下中國花滑男單曆史上的最好成績。
2014年2月14日，俄羅斯，闫涵參加索契冬奧會花樣滑冰男單自由滑決賽
如果了解中國男單花滑史，你會更明白這意味着什麼——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郭政新、張民、李成江等中國花滑男單選手，便開始向世錦賽和奧運會獎牌發起沖擊，始終未能成功。
更早之前，是闫涵春風得意馬蹄疾的少年時期。2009年到2012年，全國冠軍、世青賽冠軍、中國杯冠軍……都被他收入囊中。尤其是2012年，16歲的他獲得世青賽男子單人滑冠軍，這是中國首枚世青賽男單花滑金牌。
所有人都看好這名正處上升期的年輕小将。那時，媒體寫他是“天才少年”“希望之星”。他以出衆的滑行技術著稱，優點是快速、輕盈，用刃準确，充滿流動感。
2012年1月16日，奧地利因斯布魯克，闫涵在第一屆青年冬奧會花樣滑冰男單比賽中奪得冠軍
“天才是個貶義詞。”現在，26歲的闫涵這樣說，“所有人都認定你是個天才的時候，是最難的。”
“花樣滑冰沒有天才。” 他笃定地說道，态度分明，“我最讨厭聽到的就是‘你是個天才’。”
外行人說“天才”，是“他們不了解”。圈裡人說“天才”，他反駁：“正常男孩都能跳成的東西，我隻是比他們成功得早一點，出成績早一點，那證明我的教練厲害，我比你更聰明一點，隻是這樣。哪有什麼天才？”
他對這兩個字敏感又警惕，好像他所有的努力，都可以被“天才”一筆勾銷。好像身為天才，便被賦予了特殊的使命和責任。那麼，假如他日後無法再創佳績，便要面臨傷仲永式的哀歎。
他心裡清楚，周圍人的誇贊不是故意捧殺，那是人們面對冠軍的本能反應。一度，他也沉浸在創造曆史的成就中，有些飄飄然，覺得全世界都是他的，因為他的世界“那麼小”——“隻是在國家隊的小院兒裡，什麼都沒見識過，什麼都不懂”。
但他的人生已經被搞得有些騎虎難下了。他本能地想，下次還得拿冠軍，否則抹不開面兒，否則會讓人笑話。似乎生命中就隻剩奪冠這一件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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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意外發生10天後，闫涵出現在國際滑聯花樣滑冰大獎賽法國站，總分216.85，位列第八。成績不差，但媒體寫他“未擺脫中國杯相撞事故的傷病影響”。
2015年，四大洲賽花樣錦标賽在南韓首爾開賽，闫涵獲得銅牌，重新整理了個人的最好成績。但随後，在上海舉辦的花滑世錦賽中，闫涵在短節目的四周跳落冰時摔倒。到了自由滑，他跳了一個漂亮的三周半，掌聲雷動。但很快，他又一次在四周跳落冰時摔倒。
2015年3月28日，上海，闫涵在世界花滑錦标賽男單自由滑比賽中摔倒
觀衆席中，到處是支援他的人。現場情緒如此濃烈。他們為他的每一次跳躍喝彩，他的每一次失誤都引發了痛心尖叫，和随之而來的掌聲鼓勵。“他太想要在父老鄉親面前滑出一場偉大的表演，真遺憾，今天，魔法沒有發生。”加拿大CBC電視台的解說員說。電視鏡頭中，他沉默地走出冰場，在獲知成績後，失望地用手捂住眼睛。這一次，他的總分排名第10。
加拿大花滑傳奇科特·布朗甯評價闫涵當天的表現：“他的腳下功夫很好，跳躍也很壯觀，但他失去了柔和落冰的能力。”科特·布朗甯發現，闫涵有一些“僵硬”，而他的僵硬“使一些小錯誤成了大失誤，而非小瑕疵。”
從那時起，他感到各種病痛與左肩關節的習慣性脫臼相伴而來。他的表現起伏不定，像一顆被突然放氣的氣球，不受控制地忽上忽下。2016年，在波士頓舉行的花滑世錦賽上，闫涵連續三個跳躍出現失誤，短節目排名第26，無緣自由滑——按照賽制，隻有前24名才有機會進入自由滑。
這是他職業生涯第一次無緣自由滑。這件事沉重地打擊了他。闫涵一度覺得自己堅持不下去了。後來的媒體采訪中，他用“最難忘”“最悲痛”等詞語描述那次比賽帶給他的影響。
2017年，赫爾辛基世錦賽前夕，闫涵的肩膀多次脫臼。跳躍動作令他提心吊膽。如同随身攜帶一枚炸彈，他那脆弱的胳膊随時可能掉出來。他退出比賽，去做手術。那是一次全麻手術，五根鋼釘被植入他的肩膀。有記者去醫院探望他，他笑着掰了掰手指，跟對方講：“是一個非常大的手術，能做這個手術的醫生，全世界不超過五個。 ”
那5顆釘子至今還在體内，陰雨天裡，時不時折磨他的身體。
那絕非一個理想的手術時機。距離平昌冬奧不到一年了。他要靜養，要恢複訓練，要編排節目，要滑行，要跳躍，要在跳躍後穩穩落冰。要在短時間内完成這一切，這聽起來不可思議。躺在病床上，他的确想過，要不算了吧。但他馬上開始後悔。
隻要能站上賽場就好了——那時，他的目标隻剩這個。他幾乎喪失了獲得名次的欲望，他知道身體不允許他“赢”了。“可能這是外界所不了解的，因為你是國家隊的運動員。”他認真地對我說，“你們不知道我經曆了什麼，才站在這個賽場上的。”
按照醫囑，手術結束後，他需要休息兩三個月。但沒時間了，28天後，闫涵充滿期待地回到場館訓練。
他很快察覺到不對勁。常人也許不會如此敏感，但他是運動員，那些看上去無比流暢的動作背後，是對身體十分精密的控制。任何一絲細微的變化，他都能感覺到。他從最簡單的跳躍和步伐練起，這些過去輕松的動作，此刻突然變得複雜。這是一種難以向外人訴說的痛苦，細微又具體地牽扯着他。
此外，他還有一種感覺，無比殘酷又無比真實：運動員輝煌時，身邊無數人捧着，想要什麼便有什麼。可一旦成績下滑或受傷，一切都變得“現實”起來。他沒有對我較長的描述這種落差，隻說“經曆了很多運動員不該經曆的事情”，“這種 ‘現實’是很正常的，因為我養着你，對吧？”
痛苦持續了一整年。2018年，平昌冬奧會。短節目，闫涵開場的第一個三周半便出現失誤。他排名19，勉強晉級自由滑。那天，他在微網誌上對粉絲說：“還剩半條命，留着明天用。”第二天，自由滑，原計劃的兩個三周半跳，他隻完成了一個。接下來，失誤像多米諾骨牌一樣，不留情面地接連到來，一點一點選垮了他。
2018年2月17日，南韓，闫涵在平昌冬奧會花滑男單自由滑比賽中接連失誤
第23名。媒體帶着善意采訪他，他努力保持微笑。一位女記者試圖将話題引到他的傷情上，想讓觀衆“知道一些你的艱辛”。他回答得斷斷續續，後來幹脆說：“沒什麼苦好訴的，我是個運動員嘛。”那位女記者注意到他腫脹的腳，他再度打斷這一話題：“現在說這些沒什麼必要，反正賽都已經比完了。”
“也是個解脫吧。”他在那次采訪的最後這樣說。
“解脫什麼？”時隔4年，我重新将問題抛給他。
“那段時間挺痛苦的，痛苦的時期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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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闫涵在微網誌上宣布退役。
接下來，他至少3個月沒有上過冰。自10多歲進入專業隊後，他從未離開冰面這麼久。
他給自己放了一個未設歸期的長假。他去了杭州、三亞、海口……報複般地四處遊玩。他以一種複雜的心情憎恨着滑冰。他覺得它像一把火，灼傷了自己。他隻想離它遠點，再遠點。
但他很快會發現，在持續十幾年的滑行、高高跳起、重重落地之後，他的身體和人生早已離不開它。那是一種扭曲的、刺激的，同時又是美妙的、讓人上瘾的旋轉。早晚有一天，他會重新回到冰場上。
2018年6月，花滑運動員龐清、佟健的冰上藝術中心在北京開業，闫涵去那裡幫忙，他又一次站上冰面。
他想找回一種感覺。那種感覺離開他很久了，是一種舒展、松弛，簡單而純粹的快樂。沒有那麼大壓力，也不承擔過多的責任和期待。他想成為一個真正享受滑冰的人，一個先自我滿足，再去滿足他人的人。
在他走向花滑之路的故事中，沒有忍辱負重的成分。他家境不錯，不需要依靠冠軍頭銜為整個家族赢得榮耀和生存資本。他也不喜歡将那類叙事安插在自己身上。“花滑運動員艱苦嗎？我們滑一個月幾萬塊錢，艱苦嗎？一點不艱苦。”他告訴我，生而為人，各有各的難處，“有人費腦子，有人費身體”，“你說自己多不容易，不是說你真的不容易，隻是說你有話語權。 ”
他的花滑才能是外公發現的。5歲生日那天，外公帶他去冰場滑冰。據外公說，他穿上冰鞋就能在冰上行走了。那時滑冰對闫涵來說是件簡單又好玩的事兒，他心無旁骛地在冰上滑行，獲得比陸地上更充分的自由。
闫涵和外公合照
為了再次體驗6歲時的快樂，他重新成為職業運動員。
與在國家隊當專業運動員不同，職業滑冰運動員需要自己承擔一切訓練和比賽的開支費用：滑冰需要場地，場地出租，一小時三四千塊錢，他一天需要3小時；此外，他要康複，要訂做服裝，要學舞蹈，每一項都要花錢。他四處找冰場，找贊助，找不到，就自己挺着。
在中國，職業花滑仍在初始階段。“冰場是商業化冰場，他們以商人的視角面對你。不可能因為你是冠軍就 ‘你來吧’。”冠軍頭銜，此刻毫無用處。
他成了一個四處碰壁的昔日英雄。20多年來的人生中，他第一次如此頻繁地與不同的人打交道。他所遇到的問題，全是嶄新的。他感到很累。可是，痛苦有時也伴随着興奮。過去，他是個“什麼都不懂的傻子”，現在，“我不是 ‘傻子’了。”
四處奔忙的過程似乎是美好的，甚至是甜蜜的。妻子始終陪在身邊，在他生病時照顧他，為他的職業生涯出謀劃策，“人家是高材生，正好一個搭配。”
左肩上的五根鋼釘也許會伴随他的一生，但此刻，他暫時卸下了肩上的重擔。“我不是一個工具。”采訪開始不久，他就這樣說。那時，我提到今年距離他創下曆史紀錄整整10年了——2012年，他成為中國第一位獲得世青賽男子單人滑冠軍的運動員。
一晃10年就過去了，時間的流逝，讓他感到“不可思議”。“現在更多是為自己，不像當時，壓力很大，背負很多任務和目标。”終于，他不再心事重重地走上冰場，小心翼翼地擔心辜負期待。他沒有對不起觀衆、教練或裁判。“大家沒有在你身上付出什麼，沒有期望，也就沒有失望。”現在，他隻想為自己負責。
運動員分很多種。有人是“瘋子”，孤注一擲，終其一生隻做一件事。有人卻相信，運動與生活密不可分，它是技巧，更是一種表達，豐富的人生體驗有助于表達。闫涵屬于後一類。他獲得了一些新的感受，它們來自具體的生活，反過來又成為他生命的一部分，滋養他的表演。
然後，一切都不重要了。站上冰場，音樂響起的那一刻，他不需要認可，不在意成績。他隻想放松一些，再放松一些，像一塊絲綢或一陣微風，輕輕地從冰面上拂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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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滑傳奇”科特·布朗甯曾為闫涵編舞。2015年，他在CBC的一次解說中評價闫涵：“他最好的滑冰狀态是在冰上玩耍的時候，那時候，他完全放開，什麼也不想。”科特·布朗甯能看出，闫涵參加比賽時有些“機械”，腦子始終想着下一個動作。
布朗甯稱他“壞小子”——一個親昵的稱呼，代表着他對闫涵的期待，“當他放松、無所顧忌的時候，他是無法阻止的。”
2021年3月，世界花樣滑冰錦标賽在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辦。剛剛過完25歲生日的闫涵穿一襲藍色絲質襯衫，領口微微張開，他雙手插進口袋，面帶微笑，優雅地滑行入場。
《愛樂之城》的音樂響起。遠遠望去，他像一隻海豚，流暢、優雅、慵懶。央視評論員陳滢激動地稱他“争氣的闫涵”，這位“天助自助者”完成了“絲滑般的滑行”，“他身上帶的那種稍微有點頹廢的、慵懶的、不經意的、迷人的、男人氣質，特别适合他選擇的《愛樂之城》。”
等待分數時，闫涵與教練賈曙光一起，終于不再心事重重地低着頭。他開心地豎起大拇指，迎接他的成績——總分235.31，排名13。成績一般，但這是他最輕松的一場比賽。
或者說，他沒有把它當作一次比賽，就連備戰過程也充盈着快樂。一開始，為他編舞的佐藤有香挑選了一些古典音樂，闫涵拒絕了。他提出用《愛樂之城》，他想要一個這樣的節目——不是特别競技性的，而是一個好節目。
他不想再去迎合規則。花滑的評分标準一直在變，有時追求平衡，有時偏愛難度。他曾将它比作四年為周期的流行色，有時流行綠色，有時流行藍色。一些運動員會根據需求編排節目，以確定成績。但他不想這麼做了。
他與佐藤有香、科特·布朗甯一同來到冰面上，他們就着音樂，各自舞動又互相借鑒，節目在一種“特别特别放松的狀态”中編完了。這不是一套有高難度系數的節目，對花滑選手而言，它缺乏複雜的動作與技巧——重要的是感覺，一種自由的、舒展的感覺，他想把它傳遞給觀衆。
這種感覺曾經離他而去，如今又奇迹般地重聚在冰面上。他開始享受比賽，享受成為焦點，享受觀衆與裁判的目光都彙聚在他身上。他不再害怕被評判，他感到那些目光似乎是善意的，那麼多人在替他緊張，為他加油。“正常人一輩子可能不會碰到這種時刻，所有人都在看着你，我覺得很幸福。”
他知道，随着年紀增長，比賽的機會會越來越少了。他還知道，他不可能拿冠軍了。這不是一句認命的、悲傷的話。他告訴我，多數運動員在役時，會迎來一個屬于自己的高光時刻，“有兩個的都是很少數”。無論如何，年齡都是這個行業的最大桎梏，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你都下滑到這兒了，能往回爬一爬就很不錯了。你能爬到世界冠軍嗎？不可能。”他再次強調，“我隻是對自己認知比較清晰”。
關于競技體育，他說了很多個“殘酷”。殘酷之處在于，人們隻會記得冠軍，在于運動員們從小便将所有精力和時間投入這一件事。那退役之後呢？一些人可以到俱樂部當教練。更多人怎麼辦？門檻越低的項目，風險越高，過了發光的年紀，“亮不起來了”。
他說，這是一個巨大的賭注，籌碼是人生，而人生無法從頭來過。我們談到了今年的冬奧。我提起谷愛淩和蘇翊鳴，他們看上去那麼自由、松弛而明亮，他們示範了一種未被過多幹涉的人生所能形成的模樣。他表示認同，他說他們滑雪，不是為了追名逐利，而是發自内心地熱愛，“雪上有人這樣了，冰上很快就有了。”眼下，假如他能将這條路走通，也許就會讓那些年輕的運動員有更多選擇。
他現在要做的唯一一件事是，清空雜念，放下功利心，像表演節目一樣，在冰面上滑行、跳躍、舞蹈。
“有人從事他喜歡的體育運動是為了拿冠軍。有人是為了快樂、享受，有不一樣的體驗，有美好的回憶。”他說，“我現在回到了那種狀态。”
（來源：騰訊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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