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宋魯鄭】
中美戰略博弈是當下國際關系裡最重要的事件。即使出現威脅全人類的新冠疫情、直接威脅歐洲安全、挑戰美國主導秩序的烏克蘭沖突，美國依舊念念不忘的是中國，都壓不過這一主要沖突。
對中國來說，這是複興最後的外部障礙，對美國而言，則是它崛起後，繼日本和蘇聯之後的最新一個競争者。中美戰略競争的方式和結果不僅決定這兩國的命運，也同樣決定着世界的走向。
到目前為止，美國的遏制措施并不是完全沒有效果，确實給中國制造了不少困難，卻無法打斷中國持續崛起的勢頭，雙方的差距依舊日益縮小。美國的下一步，似乎也處于十字路口。美國顯然也意識到，以曆史為鑒，它應對蘇聯和日本的經驗面對中國都失靈了。
蘇聯和美國為主的西方世界完全隔離，同時蘇聯還缺乏有效的經濟發展模式，核武器戰争方式已經不可能。
美國在不訴諸戰争手段的情況下，可以對之進行全面封鎖，精準打擊蘇聯的能源經濟命脈，也可以通過軍事競賽拖垮蘇聯。在美國的治理表現優于蘇聯的情況下，還可以通過價值觀牌進行攻心戰，不僅影響群眾、知識精英，甚至影響最高上司人戈爾巴喬夫，實際是攻心“斬首”戰。
面對美國的攻勢，蘇聯除了軍事手段，打代理人戰争或者直接出兵，如北韓戰争、越南戰争、出兵捷克、匈牙利和阿富汗，并沒有真正的回應手段，是以在綜合國力的比拼下敗下陣來。應該說美國充分利用了蘇聯的弱點進行針對性遏制，不戰而勝。
但今天的中國和冷戰時的蘇聯非常不同。一是中國已經借冷戰通過搭安全和經濟便車的方式進入美國主導的國際社會，雙方無法全面脫鈎。即使美國想脫鈎，也隻能局限于有限的領域，比如晶片領域主要針對華為。更重要的是歐洲盟友不會跟随，除了代價太高，中國并不給歐洲盟友帶來安全威脅。
二是中國有自己成功的經濟模式，用中國的話語體系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用西方的話語體系就是“威權政治”加“國家資本主義”。不管用什麼詞，中國有一個成功的經濟模式是客觀事實，其表現優于西方所謂的自由民主和資本主義。這不僅使中國發展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而且已經成功跨過中等收入陷阱，即将步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這是人類曆史上第一個十億級規模的國家實作現代化。
三是中國綜合治理能力在應對各種危機的表現明顯優于西方。比如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2019年出現的新冠疫情，在這種情況下，西方的價值觀牌對中國已經失去作用，現在反而是西方擔心被中國的價值觀所影響。
四是中國的軍事發展與前蘇聯不同。一方面中國強調軍民兩用，軍事發展不僅僅是成本也能帶來直接經濟收益。另一方面中國的軍事發展是有限目标，僅限于國家安全，陸地外僅包括台灣和南海。這與前蘇聯全球擴張不同。是以，中國不會重蹈前蘇聯軍事競賽被拖垮的覆轍。
由于中國是核國家，美國在無法動用戰争手段來遏制中國發展的情況下，其他應對蘇聯的方式也均對中國無效。現在唯一比拼的隻能是看誰能更好地解決自己的問題。至少從目前看，中國的表現一直是力壓美國，時間并不在美國一邊。
再看日本。日本敗給美國也是内外因素皆有。最重要的外部因素有三：一是日本戰争物資嚴重依賴美國。美國對它進行鋼鐵和石油禁運，它的戰争機器要麼必然崩潰，要麼在崩潰之前铤而走險，以卵擊石。結局當然都是一樣。
二是時代背景對日本這樣的海洋國家不利。早在十九世紀，由于火車的發明，人類已經進入陸權複興的時代。英國、荷蘭等國的海權時代已經結束。日本是在海權時代的尾聲崛起，這本身就決定了日本難以挑戰陸權霸主蘇聯、海陸雙權國家的美國。
1980年代，日本豐田一度超過美國通用成為全球最大的汽車制造商。美國針對日本汽車等商品發起了多次貿易戰。圖檔來源：BBC
三是二戰時大國強國太多。英國、德國、蘇聯、美國以及日本，國際形勢的複雜程度遠超過今天。而且這些國家的行為日本既無力影響，也無法預測，隻能被動調整。
比如蘇德結盟，日本的戰略地位大幅上升，英美也對它忍耐，擔心它加入蘇德意集團。但當蘇德戰争爆發，日本戰略地位一落千丈。蘇德開戰一個月，美國立即當機日本财産，随後英國、荷蘭、菲律賓跟進，之後便對日本進行石油禁運。
内部因素則主要有二。一是日本缺乏戰略能力和傳統基因。第二次世界大戰并非僅僅比拼實力，更是國家戰略水準的較量。中國之是以能夠以一個半殖民地國家的貧弱水準，最終翻盤成為世界五強，就是戰略能力遠高于日本。
盧溝橋事件一爆發，中國就明确以空間換時間，等國際形勢的劇變，認為日本早晚會和英美開戰，這個戰略也支援中國單獨抗日長達四年。
日本在二戰中屢屢戰略出錯，想和中國發生全面戰争，而不是占領東北後适可而止，并以英美德蘇為榜樣進行軍事現代化改革。畢竟中國并不能提供石油這樣的戰略物資，全面侵華戰争隻會導緻陷入戰争泥潭并和英美對立。
日本決策層直到1940年才意識到這個戰略的錯誤，并決定如果1940年不能結束中日戰争，1941年初就進行戰略收縮，僅保留上海周邊地區和東北蒙疆地區。但戰争發動容易結束難，結果是日本越陷越深。
二是日本是二戰期間唯一一個軍事淩駕政府、淩駕政治的國家。
衆所周知，軍事永遠隻是手段，政治才是目的。法國一戰時的總理克裡孟梭有句名言：“戰争是如此重要，決不能任由軍人決定”。但日本恰是軍事主導一切，内閣往往邊緣化。“九一八”事件發生，日本外相竟然也是通過報紙才知道。實際上，整個二戰，基本上是軍隊自行其事，迫使日本政府追認。國家戰略完全被軍事戰略所取代。
法國政治家喬治·克裡孟梭。圖檔來源：維基百科
今天的中國和二戰時的日本也是完全不同。從外部因素講，第一，中國雖然全面參與全球化，但一直強調自給率、陸域廣大且能聯結歐亞的中國并不存在日本對美國的那種程度的嚴重依賴。
事實上，由于美國一直搞去工業化和金融化，在許多産品上對中國高度依賴，比如稀土、多種藥品。據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全球健康進階研究員黃嚴忠的研究，中國向美國供應90%以上的抗生素、維生素C、布洛芬和氫化可的松以及70%的已酰氨基酚和40%到50%的肝素。
黑斯廷斯中心(Hastings Center)的進階顧問兼《中國處方：揭露美國對中國藥品依賴的風險》一書的作者羅斯瑪麗·吉布森表示：“假如中國停止出口大陸藥品生産的核心成分，幾個月之内，我們的藥店貨架就會空空如也，我們的醫療系統就會停止運作”。
第二，中國是陸權國家，也正邁向陸海雙權國家。中國可以看做陸權時代複興的代表。
第三，當今世界，能夠稱的上大國的隻有中美。傳統強國法國、德國、英國、日本和俄羅斯都遠遠落後于中美兩強。中國的經濟實力是日本的三倍多、德國的四倍多、英國的五倍多、法國的六倍多、俄羅斯的十倍多。
而且德國和日本由于二戰包袱，在國際地緣政治上隻能是配角，軍事上更是受到嚴重限制。雖然這些傳統強國仍然能在世界上發揮不同程度的作用，也沒有新興國家能夠取代它們，但它們左右局勢的能力已經喪失。除了中美，它們之間的關系變化，都無法改變世界格局。這和二戰時的蘇德完全不同。
從内部講，中國素有戰略傳統，即使國家在積弱積貧時代，戰略特長仍然突出。比如一戰和二戰中國都是戰勝國，這并非運氣。一戰時，中國和美國一樣，參戰最晚，而且都是介入歐洲主戰場。日本則一開戰就卷進戰争，而且隻限于亞洲和太平洋。
當代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打通歐亞，對沖美國海上壓力。這次新冠疫情，在海運屢屢受到影響的情況下，“一帶一路”就發揮發重要作用。
更重要的是，中國數千年就形成文職掌管軍事的傳統，在當代，支部建在連上，更是有效強化了黨的軍隊，人民的軍隊，國家的軍隊，不會出現日本軍事主導一切的二戰情景。
是以美國應對日本崛起的所有措施對中國同樣無效。雖然美國對華政策有很多對日的影子：禁止晶片對華出口、建立AUKUS和印太包圍圈，但頗有刻舟求劍的味道。
最後，我們再看一下今天的美國。美國綜合實力仍然是全球第一，軍事、科技、高等教育、金融依舊遙遙領先。但和二戰、冷戰相比，卻有了許多重要的差異。
第一，外交上，美國已經成為世界警察，全球有海外軍事基地374個，分布在140多個國家和地區。和冷戰不同，美國的存在并不隻是為了對抗蘇聯，而是捍衛其全球利益。簡單講，它在全世界要管的事太多了，而不能和冷戰時一樣僅聚焦蘇聯。像中東、核擴散（北韓和伊朗）、氣候變化、俄羅斯的安全挑戰等，它無法把主要力量集中到中國身上。奧巴馬政府2010年提出亞太轉移戰略，但卻因為中東等事務遲遲無法執行。對今天的拜登政府而言，他上任後已經兩次通路歐洲，但直接包圍中國的印太地區卻從未去過。現在烏克蘭沖突的發生，更把美國大量的資源和精力從中國反向轉移。
第二，美國雖然依舊是全球最大經濟體，但卻是高度金融化、資訊化和去工業化的國家，它的産業鍊高度依賴世界。這次疫情，美國出現口罩、防護服短缺。如果不是中國及時控制住疫情并進行大生産，美國的困境将不知持續多久。在這種情況下，還出現了美國用兩倍的現金搶奪歐洲盟友的口罩的事情，小小的台灣也影響到美國晶片的供應。
美前财長：取消對華加征關稅有助于緩解美通脹壓力。圖檔來源：視覺中國
曾經有人就美國對中國的依賴有多大做過試驗。美國女作家薩拉（Sara Bongiorn）出版過一本叫做A Year Without MADE IN CHINA（《沒有中國制造的一年》）。她決定讓自己一家在一年内都遠離中國制造，不購買任何一件中國制造的商品。
結果這一年的經曆簡直是折磨，她跟她的孩子們抛棄物美價廉的中國衣服，不得不購買價格超過中國貨幾倍的歐洲産品；家具壞了沒法修，因為修理工具和配件都是中國生産的；燈泡壞了沒法換，因為那是中國生産的；老公生日想買生日蠟燭卻買不到，因為找不到不是中國生産的蠟燭；家中的衛生也别想打掃了，因為吸塵器的濾芯全是中國生産的。
一句話，美國已經不是二戰和冷戰時絕大多數工業産品的生産者和提供者。如果發生戰争，其後果難以想像。
今天的美國靠發債刺激經濟。疫情曆時兩年以來，美國印制的美元接近建國兩百多年以來的一半。債務占經濟總量的比重早就超過100%。根據歐盟的規定，這個比例是不能超過70%，否則就會引發經濟危機。
美國經濟結構的變化産生了一個重大的政治後果：中産階級萎縮，到2013年中産階級家庭不到50%。根據西方民主理論，沒有中産階級就沒有民主。美國的政治體制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
第三，政治上，民粹主義強勢崛起，政治極端化趨勢愈演愈烈。美國日益分裂的政治僵局成為常态。2016年和2020年，不承認選舉結果這種經常發生在第三世界、落後國家的事情卻一再發生在美國，甚至出現國會被攻占的前所未有的事件。
這種政治對立已經蔓延到社會上來：特朗普政府的成員就餐時被餐館老闆趕走。國家内外政策和翻炒餅一樣一百八十度的轉換：小布什搞單邊主義，奧巴馬就搞回歸。特朗普退群，拜登就建群。可以說今天美國的分裂是内戰後前所未有的，是否會導緻另一場内戰誰也無法排除。
第四，種族問題依舊存在，但發生了質的變化。過去主要是黑人如何獲得平等的權利。這個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現在則又面臨傳統白人成為少數的挑戰，這也是特朗普崛起的一個時代背景。
這四大因素導緻了兩大後果：一是治理能力下降。無論是内政還是外交，頻頻出現重大失誤或者失能。二十一世紀以來，反恐戰争、金融危機、特朗普當選、應對疫情、阿富汗撤軍都是如此。
二是戰略執行能力下降。美國一直具有很強的國家戰略能力。這也是它能夠在短短的兩百多年就成為全球霸主的原因。現在戰略設計雖然依舊很強，但執行能力嚴重下降，兩者無法比對。
早在2000年，中國還是人均GDP還不到1000美元的貧窮國家，小布什政府就把中國作為頭号對手打壓。結果“9·11”事件發生就立即完全放棄。小布什之後的奧巴馬時代又把中國視為頭号對手，提出亞太轉移，但卻無法兌現。後來特朗普當選，想聯手俄羅斯，結果又遇到國内強烈反對。
從地緣政治角度講，美國大多數學者都建議和俄羅斯聯手遏制中國。就如同冷戰時聯手中國遏制蘇聯一樣，但現實卻是中俄聯手。
可以說，無論是從日本和蘇聯的曆史經驗、核時代、中美各自現狀，美國都已經不可能遏制中國的崛起了。更何況，美國真要和中國攤牌，必然兩敗俱傷。日本、德國、俄羅斯以及歐盟都是最大受益者。
歐盟無所謂，但日本、德國和俄羅斯一旦失去美國的制約會變成什麼樣，這個世界無法猜測。對曆史并不十分認賬的日本且不必說，德國雖然對曆史有着足夠的反思和忏悔，但當它實力強大到再無外力可以控制的時候，有誰能确信它不會有任何改變呢？二戰後，德國的龍興之地東普魯士劃給了立陶宛、波蘭和俄羅斯。德國難道就真的能心靜如水嗎？全球排名第三、法國排名第一的智庫法國國際關系研究所在其最新年度報告（RAMSES2022）中就明确提出：“德國還想、還能發動戰争嗎？”
那麼美國應該如何面對中國的崛起呢？無非有二。一是承認中國的崛起，和中國聯手應對全球面臨的問題，由中國分擔一些責任和重擔。有中國的支援，自然也可以延緩美國的衰落。就如同二戰後，英國的支援對美國全球的霸主地位是相當重要的。
二是打“台灣牌”遏制中國大陸的崛起。關鍵時刻，美國在充分援助台灣的情況下，支援或要求台灣主動改變現狀，踩兩岸紅線，迫使中國大陸别無選擇進行武統。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可以達到三個目的。一是由于是台灣主動挑釁，美國沒有必須出兵的道義，這可以給國内國際以交代，等于把中美之争局限于台灣的代理人戰争。這樣美國仍可保持對日本、德國和俄羅斯的威懾力。
二是令大陸的統一之戰長期化甚至失敗。既可以大量消耗大陸實力，也能沖擊大陸體制的合法性。
三是一旦大陸不能速戰速決，美國就以大陸動武為由，拉歐洲盟友對中國進行制裁。等于把中國排除于國際體系之外，進而達到遏制中國發展的目的。
美國是否能夠達到目的，取決于大陸的實力和應對。在大陸還沒有做好準備的情況下，美國可以先聯合歐盟和俄羅斯迫使台灣撤回紅線。因為歐盟（包括法德）在當下世界各大力量中，是唯一不願意台灣被美國利用而迫使中國攤牌的，這對歐盟有弊無利。
俄羅斯在中美不直接對抗的情況下，也擔心中國失敗後，自己成為美國唯一打壓的對手。然後再對台灣進行經濟制裁，并逼迫台灣進行統一談判。假如無法令台灣退縮——這個機率雖然比較小，但也不能排除，武統隻能是唯一的辦法。屆時中國必須聯合俄羅斯，以確定必勝速勝。
如果中國早就做好準備，台獨勢力挑釁恰是統一的正當時機。不僅美國難以直接卷入，歐盟也難以和中國反目。從代價最小的角度考慮，大陸可以先給台灣一個時間，任群眾撤離，群眾到大陸可提供住房和工作，其所擁有的台币，均和人民币一比一兌換。在大量人員流失的情況下，台灣從士氣到實力都将無法支撐一場戰争。
美國這樣一種打“台灣牌”的可能性我們不得不考慮，但總體而言，美國能給中國制造麻煩，但沒有能夠真正遏制中國的有效辦法。從利益最大化角度，美國接受中國的崛起，聯手應對全球各種挑戰才是上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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