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Zoltán Kócsi（澳洲Bendor Research公司的創始人兼董事、澳洲國立大學神經行為學博士生）
一次科研團建中的偶然邂逅讓從事電子領域的Zoltán Kócsi走進了昆蟲學實驗室。
我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研究所學生。從工程學專業畢業後的30多年裡，我一直在設計電子控制系統，我本來以為我會就這麼幹到退休。
一隻螞蟻在Antarium的軌迹球頂部。Antarium是Zoltán Kócsi在他博士課程中幫助設計的一個研究裝置。
來源：Zoltán Kócsi
我的妻子Krisztina Valter曾是澳洲國立大學的臨床醫生，後來成為了視覺研究員。有一年，我陪她參與了一次科研團建。他們講的大部分生物學内容我都沒有聽懂，但有一個講者引起了我的興趣。他叫Jochen Zeil，是澳洲國立大學的神經行為學家，專門研究動物行為。他在演講中用一個模型解釋了為何昆蟲大腦很小，複眼分辨率很低，但卻總能找到向目标前進的路線（有時候這個目标甚至都不在視線範圍内）。雖然他在談論視覺，但他使用的都是我熟悉的詞彙：像素、函數、向量、梯度。而且，整個假設也很簡潔。
午餐時間，我的妻子介紹我們認識。在一堂15分鐘的昆蟲視覺基礎速成班之後，Zeil和我就他的想法進行了漫長而愉快的交流。分别時，我開玩笑地說，如果他還缺一名博士生，可以考慮我。過了一個月後，我收到了他的郵件，上面寫道：“一直沒聽到你的消息。你被錄取了嗎？”那一刻，53歲的我決定開始在澳洲國立大學攻讀生物學在職博士。
重回實驗室
博士生研究于我并不陌生：我在1985年拿到了布達佩斯技術大學（現更名為布達佩斯技術與經濟大學）的電子學碩士；1990年移民到澳洲後，我曾在多家研究所工作，直到1995年我開始自己開公司。2000年代早期，我與人合著了兩篇論文[1,2]，内容是我替一位阿爾茨海默病研究員開發的一個顯微鏡圖像分析程式。但是，當你快要滿頭白發時，走出自己的舒适區是很難的。
我的生物學知識都是幾十年前的了，是以我必須從頭學起，還要學得很快。我埋頭苦讀，利用工作之餘加速上完了“大學課程”。整個學習過程強度很大，但實驗室其他成員和我的妻子都給了我很多幫助。一段時間後，我已經能跟得上課題組會議了，那些論文也看得懂了。但我學得越多，就越覺得自己孤陋寡聞：每篇論文都在告訴我我要讀的東西還有很多。這讓我疲憊和灰心，但我又樂在其中：當你不停地讀，不停地思考，某個時刻你就恍然大悟了。
Antarium裝置的外部。來源：Zoltán Kócsi
和大部分研究人員和工程師一樣，我對未知的事物非常着迷。學習生物學為我打開了一扇門，領我進入了一個異常複雜的世界。但一些研究文化上的差異也需要慢慢适應。假設你重複一個工程學實驗，你會希望得到一模一樣的結果。但行為生物學并不是這樣的。你的實驗對象有它自己的心智，你可以把一隻螞蟻放在軌迹球上，但你不能強迫它在上面走。
此外，商業工程師設計的産品需要達到一定的标準和要求。你的目标是保證産品的可靠性和最低的成本。你會抓住所有機會檢驗你的想法，但通常情況下你不敢冒險：失敗是不被接受的。而在基礎科學領域，失敗是可以接受的——運氣好的話，你還能用失敗的經曆發篇文章。
基于經驗
我主要研究昆蟲視覺導航的神經基礎。比如這些昆蟲有哪些神經學技巧，可以幫它們從低分辨的圖像中準确提取方向線索？回答這個問題有一個困難，那就是昆蟲的演化是為了适應自然環境，而不是實驗室環境。你可以給昆蟲看黑白條紋，它們會有反應，但這無法告訴你它們怎麼從很遠的地方知道哪裡有棵樹，或是藏了個巢穴。此外，你也不能通過随意改變天際線的方式來研究這些動物的行為會如何變化。
有一天，我的導師在茶歇時說，如果能按照螞蟻視覺創造一個虛拟現實場景，把螞蟻放在這個場景中的軌迹球上的話，一切就好辦了，我們就能投射螞蟻自然環境的可操控3D模拟。這點燃了我那顆工程師的心，我對這個問題進行了非常深入的思考。幾周後，我對導師說，我們或許可以搭建出這個場景，但費用可能不低。
我們的原型叫Antarium，一共花費了3.5萬美元，這是一個布滿電路的寬一米的多面體。我負責的工作包括原型設計，尋找部件，安排加工，編寫操控軟體和調試電路。它最後成功了，但有一些嚴重限制。
在我設計這個原型時，螞蟻視覺的有些方面還沒闡明，是以我隻能靠猜。根據墨菲定律，我都猜錯了。不僅如此，預算也限制了我們能做的。盡管如此，實驗依然顯示整個概念沒問題，這讓我們有機會申請更多經費，打造Antarium的更新版。
“增強自信”
2020年，我在Frontiers in Behavioral Neuroscience上發表了我的研究[3]，并在去年8月送出了我的博士論文。評委的意見很積極，隻要求我進行微小的改動。但讀博路上最精彩的部分是我在2019年瑞典舉辦的第四屆國際無脊椎動物視覺大會上做的口頭報告：我得到了領域内許多大師的當面回報。我讀過這些人的論文，知道他們的研究非常前沿，而他們居然走到我面前說我的研究很厲害。那确實增強了我的自信。
話又說回來，一邊開公司一邊讀在職博士并不輕松。我有很長時間都忘了什麼是“空閑時間”，由于我工作時間減少了，不得不拒絕客戶，我的公司也遇到了财務危機。
現在，對61歲的我來說，整個過程已經接近尾聲了。我知道我不會擔任學術教職，博士畢業本身就是這段經曆的一個句号。但我願意再來一遍。新的知識能豐富你的内在，無論你年紀有多大。我的建議是：如果你有機會嘗試一個新的領域，别錯過。
參考文獻
1. Cullen, K. M., Kócsi, Z. & Stone, J. Neurobiol. Aging 27, 1786–1796 (2006).
2. Cullen, K. M., Kócsi, Z. & Stone, J. J. Cereb. Blood Flow Metab. 25, 1656–1667 (2005).
3. Kócsi, Z., Murray, T., Dahmen, H., Narendra, A. & Zeil, J. Front. Behav. Neurosci. 14, 599374 (2020).
原文以Why I got a PhD at age 61為标題發表在2022年4月1日《自然》的職業版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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