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4月23日是世界讀書日，也是英國劇作家、詩人莎士比亞的生日兼忌日。在每個人的閱讀史上，莎士比亞都是繞不開的經典。有人說，在他逝世的四個世紀之間，還找不到誰，比他更能将人性的善惡、愛情的深淺、人世的悲喜、世間的複雜講得如此透徹淋漓。在世界讀書日到來之際，我們一起回顧文彙網曾于2019年刊發的文章，進一步了解為何莎翁的戲劇有如此魅力。
▲2019年12月18日上海日報舉辦《遇見世界，遇見莎士比亞——莎士比亞與一種文藝複興精神》講座。
當我們談到莎士比亞的時候，可能會想到哈姆雷特的沉思：“to be or not to be”，會想到羅密歐與朱麗葉悲慘的陰陽相隔，會想到殺死自己心愛的妻子的奧賽羅，還會想到因喜好虛榮而落得衆叛親離的李爾王……莎士比亞的戲劇塑造了一個個性格層次豐富的人物形象，他們不是純然意義上的“完美的人”，而是有着内在沖突卻真實的人。經過了漫長而黑暗的中世紀之後，“人”被重新帶回到曆史舞台。文藝複興初期，“人”被認為應該是“完美的人”，如米開朗基羅所雕刻的大衛；而到了後期，卡拉瓦喬畫出有蟲洞的蘋果，他所展現的真實是現實本來的面貌：人性是有瑕疵的。莎士比亞的偉大之處，正是在于此。
2019年12月18日下午兩點，在上海日報舉辦的《遇見世界，遇見莎士比亞——莎士比亞與一種文藝複興精神》講座上，複旦大學外文學院教授、著名譯者和作家談瀛洲，将聽衆帶回久遠的文藝複興時代，感受莎士比亞的偉大——刻畫出真實的人性，将人内在的複雜、沖突展現無遺，這使得他的寫作具有深刻的現實主義精神，也與當代有極大的共鳴，這也是我們當今要繼續讀莎翁、看莎劇的原因。
▲談瀛洲（1966-），本名談峥，複旦大學外文學院教授、著名譯者和作家。
因為寫出人性的真實，評價毀譽參半
當法國哲學家伏爾泰看到莎士比亞的《奧賽羅》的時候，他發出疑問：為什麼一名将軍會做出掐死自己妻子的行為？人難道不應該做符合自己身份的事情嗎？而莎士比亞的回答是，人是沖突而深刻的存在。正是因為他寫出了人性真實的狀況：善惡同時存在于一個人的身上，是以他受到的評價也是毀譽參半的。
*英國評價：與喬叟、蔔蒙、斯賓塞齊名甚至屬于所有世紀
1616年4月23日，莎士比亞在自己的故鄉逝世。英國詩人威廉·巴斯（William Basse）為他作了一首挽詩，詩是這樣寫的：“著名的斯賓塞，你靠博學的喬叟躺過去一點；稀有的蔔蒙，你靠斯賓塞躺過去一點，給莎士比亞在你們的三重陵墓裡騰出個鋪位。”談瀛洲向聽衆解釋道，斯賓塞、喬叟與蔔蒙都是當時英國一流的作家，威廉·巴斯這樣寫，是因為他認為莎士比亞也是一流的作家，他有資格與他們并排。
但莎士比亞的好友本·瓊生不這樣認為，二人經常互相客串對方劇中的角色。本·瓊生所回應：“不想安置你在喬叟、斯賓塞身邊，蔔蒙也不必躺開一點兒，給你騰出個鋪位：你是不需要陵墓的一個紀念碑。”在瓊生看來，莎士比亞的成就遠遠超出了上述提到的作家，他寫道：“他可以折服歐羅巴全部的戲文。他不屬于一個時代而屬于所有的世紀！”但是，瓊生對莎士比亞不完全是贊賞的話，他說莎士比亞“不大懂拉丁，更不通希臘文。”而他自己是懂的。
*德國同行：形式天然展開，揭示了人性的高尚與卑劣之處
其他國家如何看待呢？談瀛洲分享德國給予的贊譽。當他的作品傳播到德國的時候，萊辛寫了《漢堡劇評》，奠定了莎士比亞曆久不衰的國際名聲的基礎，這也加強了他在英國的文學地位，“人們都樂于看到自己國家的作家在國際上獲得稱贊，是以當萊辛高度評價莎士比亞的時候，莎士比亞在英國的地位自然而然就提升了。”無獨有偶，德國詩人史雷格爾認為莎士比亞是浪漫主義戲劇的頂峰：“有機的形式則是天然的：它從内部展開。藝術品的萌芽完美地成長起來，它也随之得到确定。”談瀛洲解釋道：“莎士比亞的有些戲劇雖然被認為是不符合戲劇的規則，但是它是具有内在生命力的，它的展開由它内在的生命力支撐。”史雷格爾還是第一個賦予了《哈姆雷特》在莎士比亞劇本中重要地位的人，“它是一出思想的悲劇；它的靈感，來源于對人類命運和塵世中黑暗混亂的事件的不斷與永不滿足的反思。”
德國著名思想家、作家歌德認為莎士比亞的作品展示了極為豐富的人性，“莎士比亞已經竭盡了全部人性的所有方面，它的高尚之處與卑劣之處。”
▲本·瓊生（1573-1637）英國抒情詩人與劇作家，文藝複興時期最有成就的劇作家之一，代表作《伏爾蓬》、《煉金術士》，莎士比亞的摯友。
*反對意見：新古典主義者認為角色言行有些“不合體統”
一個偉大的作家受到的評價總是毀譽參半的，莎士比亞的作品傳到法國的時候，哲學家、政治家伏爾泰對莎士比亞的評價就很低，“莎士比亞擁有充沛、多産的天才；他是自然而崇高的，但是沒有一丁點的品味，也不懂戲劇的任何規則……在這位作家被稱作悲劇的怪物般的鬧劇中，有如此美麗、宏偉、可怕的場面。”談瀛洲認為伏爾泰不喜歡莎士比亞的主要原因是他認為莎劇當中有的人物行為“不合體統”，比如奧賽羅作為一名将軍，竟掐死了自己的妻子，“新古典主義者認為悲劇中的人物的行為應該符合他們的身份，伏爾泰認為莎士比亞沒有做到這一點。”
托爾斯泰是名聲最大的莎士比亞批判大家，他對莎士比亞的評價極低：“莎士比亞不能被認作是一個偉大的天才，甚至算不上一個一般的作家。”他認為《李爾王》的情節古怪離奇，沒有分寸；對話誇張并且不自然；并且還存在着時代誤植。比如他認為李爾王既然是國王，為什麼會做出那些不合情理的事情？談瀛洲開玩笑說道：“因為托爾斯泰在那時也慢慢變成了一個不合情理的老頭子，與家人關系不和，還離家出走。”談瀛洲認為他們之是以對莎士比亞的評價不高，是因為他們認為，當社會處于變革時期的時候，作家應該對現實具有批判性，而莎士比亞這一點做得并不好。
莎士比亞的批評者看到他作品中有一些“瑕疵”，比如他寫了一個善良的人可能因為激情犯罪，一個國家的統治者可能因為自己的脆弱性而犯錯。這些人性真實的情況，觸犯了上述批評家們的道德标準，他們才對莎士比亞做出負面的評價。
人性的沖突，是變革時代的最大特征
一個作家之是以成為他自己，不僅因為他自身的天賦，同時也受到時代的影響。莎士比亞出生在動蕩的伊麗莎白時代，那是一個具有非常多可能性但是混亂、血腥的時代，在這樣的環境裡，人性往往會暴露出非常真實的一面，正如時代本身。
莎士比亞出生地是英國沃威克郡的斯特拉福鎮，談瀛洲向聽衆解釋，“它在英文中叫Stratford-upon-Avon，意思就是‘愛汶河邊的斯特拉福’。伊麗莎白時代恰恰是一個轉折的時代，英國的艦隊打敗西班牙艦隊取得了海上霸權，因而也獲得更多的海外殖民地，自此英國經濟進入蓬勃發展時期。英國也從一個天主教國家向新教國家轉變。但同時，社會、國際的不公與人性可怕的一面也暴露在人們眼前，因宗教沖突經常發生的血腥事件，比如天主教士被處以極刑并分屍棄市，叛國者處刑的過程會在集市裡“公演”，那時候的絞刑架其實與劇場的形式非常相似，觀衆們花一到兩個便士到當時剛興起的劇場裡看劇，這種行為與在集市裡看人被處刑有着某種相似的結構。
社會劇烈的變動意味着進取與沖突并發，也意味着一切都是不确定的，社會有着被塑造的可能性。在這樣的環境中非常容易出現很多具有影響力的人物，“莎士比亞、彌爾頓、馬洛維和培根等就是趕上了這樣的時代。”談瀛洲認為，莎士比亞生在了一個合适的時代。
為了一反中世紀對人性的壓抑，文藝複興時期的英國創辦了許多國王新學校，也就是教授拉丁文、希臘文的文法學校，“文藝複興就是再生的意思，再生什麼呢？再生古希臘、古羅馬的文化。”談瀛洲介紹。随着文法學校的興起，也湧現了一大批研究古希臘、古羅馬學問的學者。莎士比亞就是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下長大的，他主動思考“真實的人性究竟是什麼”，生活在沖突多發的時代使他意識到人是具體情境中的存在，在面對複雜的權力局勢時，人可能會表現出自己都不曾預料過的可怕的一面。
▲莎士比亞的出生地——英國沃威克郡的斯特拉福鎮。
善惡并存的人性，超越時代超越國界
雖然說不同時代的人會帶着不同時代的精神面貌，但是人性總是有着相通的地方。莎士比亞的戲劇就像一面鏡子，每個人都可以從中看到自己。他從曆史中取材，再将這面鏡子還給人類。
*故事取自各國題材，涉及主題則超越時代
談瀛洲從莎士比亞取材的來源來解釋他題材的世界性：比如他的《安東尼與克裡奧佩特拉》的故事取自普魯塔克所作的《馬克·安東尼傳》（《希臘、羅馬名人傳》），又如《威尼斯商人》的故事來源于14世紀時的一個意大利故事，《奧賽羅》則發轫自16世紀的一篇意大利短篇小說。雖然說莎士比亞自己并不編新故事，但是他對故事的處理能力非常天才：“同一個故事，隻要莎士比亞寫過了，之前的版本幾乎就沒有人看了。”
以大家非常熟悉的《哈姆雷特》（《王子複仇記》）為例，它取材于丹麥曆史，莎士比亞沒有将哈姆雷特塑造為一個勇敢果決地為父親複仇的形象，而是将他塑造成為一個具有“延宕”特征的人。當哈姆雷特決心為自己的父親複仇時，同時又陷入了“懷疑主義”的延宕之中：他不斷地懷疑他人，求證父親被害死的真實情況，也不斷懷疑自己複仇行為的正當性。“Tobeornottobe”展現了哈姆雷特在面對現實世界猶疑不決的沉思的精神，他不認為自己是絕對正義的，他是欠缺行動性的，這是因為他一直向内反思人性。莎士比亞同時也借用丹麥宮廷内部的黑暗來影射當時英國的政治、權力問題。
談瀛洲告訴聽衆，《威尼斯商人》涉及了反猶主義與宗教沖突，《奧賽羅》涉及到的種族歧視、跨種族婚姻的問題，《暴風雨》是西方殖民的隐喻……莎士比亞善于從具體的事件中提煉出一些具有永恒讨論性的話題，他繼而總結，“這些主題即便在今天來說也有非常大的當代意義，這就是莎士比亞為什麼有着如此大的活力的原因，他的劇本對我們來說有着現實意義。”偉大的作品所涉及的主題可能來自該時代，但是引起的反思則是永恒的。
*文藝複興後期，善惡并存展現了現實主義精神
在談莎士比亞之前，談瀛洲先給聽衆看了一些卡拉瓦喬的畫作，首先是卡拉瓦喬畫的《果籃》：蘋果上蛀了洞，葡萄的葉子也是枯萎的。談瀛洲提問：“為什麼卡拉瓦喬畫水果不畫更漂亮的水果？要畫有缺陷的水果？”在畫作《捧着果籃的青年男子》中，談瀛洲用滑鼠指着畫中葡萄葉子上的白點，開玩笑說有的學者考證這個白點其實是一種真菌。在文藝複興早期，藝術家對人性的想象更為理想主義，比如米開朗琪羅的大衛雕像，他幾乎代表了完美的男性。但是卡拉瓦喬作為晚期文藝複興的畫家，他所畫的畫并非理想主義的，《聖馬太殉難》當中的明暗對比，天堂與地獄的對比展現了現實并非完美的，善惡其實是共存的。這是一種高度現實主義的精神。
“與卡拉瓦喬相似的是，莎士比亞也緻力于展現人的雙重性。”他筆下的麥克白一方面是勇武的将軍，但另一方面對權力有着貪婪的野心；李爾王一方面輕率急躁，喜歡聽信好話，但總的來說他又是一個好人，在受苦的時候還會想着同樣受苦的下層群眾。現實當中的人并非隻有一面，善惡可以同時并存于同一個人的人性之中。或者說，人性的可塑性極強，在不同的情境中人可以表現出各種各樣的面貌。
▲意大利畫家米開朗基羅·梅裡西·達·卡拉瓦喬（Michelangelo Merisi da Caravaggio，1571-1610年）1596年所創作的油畫《果籃》。
在亞裡士多德的悲劇概念中，悲劇人物是有瑕疵的高貴的人，觀衆看到高貴的人遭遇不幸時，才會産生更劇烈的憐憫與恐懼的情感，并得到淨化，起到教化作用。莎士比亞戲劇當中的人物不一定是高貴的，但一定是複雜的。談瀛洲認為莎士比亞就像曹雪芹一樣，他不會刻意避免人物“不得體”的部分：“高雅可以很高雅，但是下流也可以很下流，這就是人”，他要寫的是人性本身。當今也處在一個偉大的變革時代，但同時也是多元社會，或許要比莎士比亞更往前走一步，不僅要挖掘少數人身上真實的人性，還要打破界限，看到不同人的面向，了解與自我不同的人也是探索人性的多種可能性。
▲講座後，文彙講堂觀衆朱聯國提問：莎士比亞是否能夠獨立創作？談瀛洲給予解讀。（文章來源：文彙網）
作者/王新竹
責任編輯：楊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