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的生态食物鍊更脆弱了。
高原鼠兔。圖/IC
本刊記者/溫如軍
投放毒餌近70噸，滅鼠8萬隻，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縣今年春季的滅鼠運動開始了。
石渠縣是黃河流入四川境内第一縣，作為黃河上遊重要水源涵養地、補給地和國家重要濕地生态功能區，素有“中華水塔”之稱，是保障長江黃河流域生态安全的一個重要屏障。
不過，長期以來，石渠縣是全國草原鼠害最嚴重的地區之一。高原鼠兔喜歡打洞築巢，大量啃食植被，而它們繁殖能力非常強。鼠害嚴重時，土壤連同草皮層一起被拱起形成沙土堆，加劇牧區草場退化、沙化，嚴重影響石渠縣牧民群衆生産生活，制約了石渠縣畜牧業發展。
受經費困擾，當地選擇以成本極低的投毒方式滅鼠兔。但專家指出，這種對高原鼠兔進行大規模生态滅殺的方式，将對生态系統、生物多樣性造成消極影響。
滅鼠劑對生态的威脅
鼠兔雖然名字中有一個“鼠”字，但與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是兩類不同的動物，鼠兔屬于兔形目動物，高原鼠兔作為鼠兔的一個物種，因為其過度繁殖造成草場的退化，一直以來都被農牧民認為是一種有害生物。
中國四川省是鼠害種類繁多、分布最廣的地區之一，石渠縣作為四川全省最大的牧業縣，受鼠害影響最為嚴重。石渠縣每年冬、春兩季都開展大規模的滅鼠運動。今年3月底，石渠縣開展了為期一周的滅鼠運動，投放毒餌近70噸，滅鼠面積達13.8萬畝。
“本次滅鼠活動，預計可消滅高原鼠兔8萬隻，增收牧草20萬公斤，可供2000隻牛羊全年食用，有效促進牧區高原草場生态環境良性循環。”石渠縣相關負責人說。
消息經媒體報道後引發多方關注。有專家指出，鼠害并不是造成一些草原地區草場退化的主要原因，過度放牧才是“罪魁禍首”。有資料顯示，石渠縣理論載畜量曾為190.8萬個機關，而實際已達到269個機關。
随後，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下稱綠發會）政研室分别向石渠縣人民政府、甘孜藏族自治州林業局、農業局發出資訊公開申請，要求公開本次活動使用的滅鼠藥品牌、成分說明書及采購合同，以及環境影響評價檔案，特别是涉及生物多樣性的調查、評估等檔案等。
綠發會生物防治工作組負責人王豁告訴《中國慈善家》，這類大規模的針對特定物種進行的“生态滅殺”應更慎重，盡量避免不恰當地、過度使用農藥，建議從生态系統角度的整體性出發，事先要進行充分的生物多樣性影響評估。目前尚不知石渠縣采購的這70噸滅鼠藥究竟是什麼藥物、是哪一類滅鼠藥。目前普遍使用的滅鼠藥一般是抗凝血滅鼠劑，這種藥劑對野生動物、寵物和兒童都帶來了不同程度的威脅。由于其毒性在食物鍊中向上傳播，導緻越來越多的野生動物的安全受到威脅，會對野生生物造成災難性影響。
比如，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馬裡布，滅鼠藥成為了當地常見的野生動植物殺手。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的官員現已确認，聖塔莫尼卡山地區有5隻大型貓科動物被老鼠毒殺緻死，但該地區幾乎所有被追蹤的貓科動物都發現其系統中有殺鼠劑。2019年12月，位于美國加州的非政府組織“生物多樣性中心”起訴了農藥管理部門，因為它沒有保護好狐狸等其他瀕危物種，使其因攝入高毒性的老鼠藥而死亡。
綠發會提出，要重新評估大規模運動式生态滅殺高原鼠兔和現有抗凝血慢性殺鼠劑對生态環境的影響，應當充分發揮大自然自身的天敵生态控制機制，生态滅鼠。
參與此次滅鼠行動的從業人員完成了近5萬畝草原的滅鼠種草任務。
影響生态食物鍊
著名鼠兔專家、中國衛生有害生物防制協會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農業大學農學與生物技術學院教授施大钊曾多次到石渠縣調研，他告訴《中國慈善家》，中國高原地區的鼠害由來已久，“各地以往對鼠害的防治過程中，盡管各自有一些地方特色，但總體上方法單一，思想上急功近利，導緻多年來鼠害問題沒有得到解決”。
目前，大部分地區使用最多的滅鼠方法仍為毒餌殺鼠劑。一位綠發會志願者對毒餌滅鼠進行了長期調查後發現，過量投放的滅鼠藥導緻了一些野生動物的死亡。比如，這位志願者曾經發現，不少貓頭鷹和貓因為捕食吃了滅鼠劑的老鼠後死亡。
過量捕殺還會導緻生态失衡。比如，2015年媒體的一篇報道顯示，在北京天壇公園的長耳鸮（貓頭鷹）的唾液中頻繁發現鳥的羽毛。以鼠類為主要食物來源的貓頭鷹為什麼會吃鳥呢？結果發現，就是因為北京滅鼠工作做得太徹底，貓頭鷹沒有鼠可吃，是以隻能吃同類。
“草原上和城市中的環境不同，但食物鍊都是一個道理。”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物種存續委員會兔形目專家組成員、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伊犁鼠兔保護地專家李維東在接受《中國慈善家》采訪時表示，這種大規模消滅高原鼠兔的運動完全是錯誤的。
鼠類在食物鍊中的位置很重要。比如草地上的蛇類，其主要獵物為鼠類，一旦鼠量減少，蛇将失去主要的食物來源。另外，天空中的許多猛禽，它們的主要獵物中，鼠類也占比較大，鼠類數量減少無疑也會影響它們的生存。
李維東介紹，青藏高原上的大部分食肉動物很大程度上依賴鼠兔。鼠兔不僅在夏季是食肉動物最豐富的食物源，而且因為鼠兔不冬眠，是以其在冬天幾乎成為惟一的食物源。如果鼠兔被消滅，就意味着一種重要的食物源将消失，就會導緻許多食肉動物餓死，并引起連鎖反應，嚴重影響當地生物多樣性。
對此，石渠縣林草局滅鼠項目負責人在接受《中國慈善家》采訪時表示，近幾年石渠縣滅鼠活動取得成功，鼠害一直在減輕。“我們滅鼠二十多年了，以前用的化學毒餌可能對生态有影響，現在用的毒餌都是生物制劑，投放了這麼多年，沒有見生物鍊出現問題，老鷹、狐狸、狼、熊也沒有出現大面積死亡事件。鼠害降低後，區域内草原生态恢複得很不錯。”該負責人說，石渠縣在每塊區域投放毒餌之前，都會調查鼠密度，隻有在鼠密度很高的情況下才會投放，并對投放區進行15天禁牧。從業人員會分别在投放毒餌3天和7天後，對死鼠進行回收，回收的鼠害進行深坑填埋，無毒化處理。
這樣的滅鼠活動真的不會對生态産生影響嗎？施大钊指出，石渠縣的滅高原鼠兔運動，目前大量使用的是一種叫肉毒素的生物制劑。“肉毒素到現在仍然沒有解決理論和實踐中的一些問題，對草地的污染和對生态的副作用不能一概而論。大部分天敵吃了死鼠沒事，但這種制劑對一些鳥類有負面作用，甚至誤食死鼠還會導緻中毒，對整個草原生态食物鍊産生影響。”
石渠縣有“四川省第一畜牧業大縣”之稱。圖/CNSPHOTO
經費難題
針對輿論質疑的聲音，石渠縣林草局滅鼠項目負責人解釋說，70噸毒餌聽起來數量比較大，但并不是一次性投放，而是分4次投放到了13萬8千畝面積中，每次一畝地平均一兩左右。
“我們這裡鼠害的面積太大了，經費嚴重不足，我們現在也在試驗避孕滅鼠，圍欄陷阱等實體的防治也初步試驗完成了，但大面積推廣沒有資金支援。”上述負責人說。
據介紹，今年石渠縣投入1400萬元進行滅鼠，雖然相比往年多了至少一倍，但這個經費仍然隻能支撐低成本的毒餌滅鼠。
石渠縣林草局相關負責人“訴苦”說：“幾元錢一畝的預算，光請人工就很惱火。我們也想努力提高滅鼠的科學性，這兩年也一直在和大學搞圍欄陷阱方式研究，進行無害和生物捕捉。我們也知道生物捕鼠對生态環境、生物多樣性有好處，也能很好地控制鼠害的密度，但資金有限。從目前來看，生物捕捉的成本是30至40元一畝，地方财政根本無力承擔，毒餌滅鼠兩元一畝就能搞定。”
據了解，目前市場上低廉的國産殺鼠劑有幾十種，分為速效殺鼠劑、慢性抗凝血殺鼠劑和違禁殺鼠劑。速效殺鼠劑是生産使用較早的一類殺鼠劑，如磷化鋅等，與慢性抗凝血性殺鼠劑比起來缺點較多，使用的價值已經不大。
目前廣泛使用的是新一代的抗凝血慢性殺鼠劑，這類抗凝血滅鼠藥又稱“慢性殺鼠劑”、多劑量殺鼠劑，它能抑制體内凝血酶原的合成和使毛細血管壁脆裂，導緻内髒出血不凝、流血不止，鼠多次攝食後會在數天累積中毒死亡。
但在中國，對于抗凝血滅鼠劑的環境影響，尚未有充分認識，這方面的研究也不足夠。
專家呼籲停止毒餌滅鼠
據了解，兔形目動物是一個特殊的動物類群，是生态系統食物鍊的底層物種，對生物多樣性保護和生态系統的穩定有着至關重要的作用。鼠兔也是氣候變化的晴雨表，在高原的生态系統中了扮演着關鍵的角色，它們的洞穴幫助土壤通風透氣、保持水土，同時高原鼠兔本身也是很多其他生物的食物。
施大钊認為，如果不改變思路，将無法改變“鼠害重災區”的命運。“石渠已不再适合大規模的放牧，畜牧業不應成為主要産業。那裡總人口隻有幾十萬人，能不能适當進行分流？”施大钊建議，應當把這個區域和三江源連在一起，成為國家公園，這樣一來畜牧業就不再是支柱産業，進而減少鼠的數量對農民的影響。
施大钊還指出，人為的不當幹涉會使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形成惡性循環。
早在2020年，修改《野生動物保護法》的時候，“生态滅殺”就一度引發争議。支援生态滅殺的人建議，對容易引發公共衛生問題的動物可以考慮采取特殊保護措施，允許科研利用和生态滅殺，但嚴禁食用。而反對者認為，任何野生動物，無論是是瀕危的還是常見的，在生态系統中都有自己功能和定位，是其它物種無法取代的，是以不應采用生态滅殺的方式。
最終修改草案采納了反對者的聲音，加上了“禁止或者限制在野外捕捉、大規模滅殺其他陸生野生動物”的内容。
“動辄以生态滅殺的方式來處理高原鼠兔，是一種錯誤。許多種類還沒有被發現和加以研究，就已經處于瀕臨滅絕的境地，是以我們堅決反對這種大面積滅殺鼠兔的行為，這與大陸生态文明建設的方向是相悖的，應該盡快糾正。”李維東呼籲說，如果要成功地在青藏高原上實施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政策，鼠兔應被視為一種有益的因素，應停止對其大規模的毒殺。
圖檔編輯：張旭
值班編輯：邱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