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可能不是最合适的時機來贊頌俄羅斯在創造力上的優勢，但在音樂方面，這是個無可争議的事實。過去的一個世紀中，全世界大多數傑出的鋼琴家都産自俄羅斯，從唱片時代開始時的拉赫瑪尼諾夫和霍洛維茨，到現在的丹尼爾·特裡福諾夫和伊戈·列維。
蘇聯并沒有中斷人才的流動，相反，它令生産線進一步加速。随便哪個正經的音樂愛好者都可以毫不費力地列舉出三十幾位錄制過貝多芬重要作品的蘇聯鋼琴家。其中的佼佼者是斯維亞托斯拉夫·裡赫特和埃米爾·吉列爾斯——一位固執任性、我行我素，另一位是石像般的政權旗手。而在他們身後，是大批相對沒那麼出名的音樂家，無法享有出國旅行或獲得舒适生活的權利。
在這些人中，有兩位女性——瑪麗亞·格林伯格（Maria Grinberg）和瑪麗亞·尤金娜（Maria Yudina）——即使晚了很多年，都值得被普遍承認。格林伯格（1908-1978年）是一位堅定的共産主義者，她的父親在1937年被斯大林下令槍決。三十年後，當克裡姆林宮指責以色列在六日戰争中的侵略行為時，格林伯格用刻薄的新姓簽名“瑪麗亞·侵略者羅夫娜”。克裡姆林宮沒法兒控制她。
瑪麗亞·尤金娜
尤金娜（1899-1970年），1919年皈依了俄羅斯東正教。她冒着生命和自由的危險支援被流放去西伯利亞的教士們，同時與官方教會保持着沖突的關系，并在莫斯科音樂生活的中心展示着她那種狂野的反抗。她在官方禁絕斯特拉文斯基時演奏他的作品，還有神秘的列甯格勒隐居者加琳娜·烏斯托沃爾斯卡娅的音樂。在伊麗莎白·威爾遜編寫的第一本關于尤金娜的英文傳記《烈火琴師》（Playing With Fire）中，收錄了一張拍攝于1962年的精彩照片，這位鋼琴家身着邋遢的雨衣，頂着一頭亂發，面對着打理齊整的蒂洪·赫連尼科夫——此人作為一名斯大林主義官僚，在半個世紀中一直統治着蘇聯作曲家的生活。尤金娜毫無懼色。
《烈火琴師》
威爾遜女士（一位大提琴家，1960年代英國駐莫斯科大使的女兒）大概怕讀者出于誤解而買書，很快糾正了俄國之外的人熟知的唯一一個關于尤金娜的說法。它出現在所羅門·伏爾科夫的《見證》（1979）中，作為作曲家德米特裡·肖斯塔科維奇（1975年去世）的口述回憶錄，書稿被偷帶到國外出版後暢銷一時。
在伏爾科夫記錄的肖斯塔科維奇的叙述中，斯大林有一天晚上聽到尤金娜在廣播中演奏了一首莫紮特協奏曲（K.488）後，要拿一份錄音。但那時并沒有留下錄音，是以他手下的人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把尤金娜、一個樂團和三個受驚的指揮趕去一個錄音室，為偉大領袖制作了一份錄音拷貝。斯大林很高興，給尤迪娜發了兩萬盧布的獎金。她在回信中說，她要把錢捐給她的教會，并将向上帝祈禱。這個故事構成了阿曼多·伊安努奇2017年的古怪電影《斯大林之死》的開場戲。根據另一個傳說，人們發現在斯大林已無生氣的屍體旁，尤金娜演奏的莫紮特唱片仍然在唱機裡旋轉。
不幸的是，這個故事裡沒有一個字能夠被核實，也不可能是真實的。作為一位不屈不撓的研究者，威爾遜曾經為肖斯塔科維奇和她的老師姆斯蒂斯拉夫·羅斯特羅波維奇編纂過重要的傳記，她沒有在電台檔案裡發現尤金娜錄制過莫紮特K.488協奏曲的痕迹，在斯大林得到完好儲存的檔案中也沒有任何類似的物件。她的結論是，肖斯塔科維奇喜歡給斯大林編段子，每次重提時還會再添油加醋。
威爾遜追溯尤金娜的過往，她來自一個世俗化的猶太家庭，定居在白俄羅斯維捷布斯克附近的涅維爾，這個地方因馬克·夏加爾而刻入了西方藝術之中。尤金娜的父親維尼亞明是一名在醫院工作的醫生，結過兩次婚，是個清心寡欲的工作狂，喜歡在冰冷的冬天跳進湖裡冬泳。他的女兒的一個同學回憶說，十幾歲的尤金娜是個“大個子，有點笨重”，舉止比她的年齡更顯老成。在經曆了充滿契诃夫式的醫學和文學對話的童年之後，她前往聖彼得堡，跟随兩個波蘭人學習音樂：安娜·葉希波娃（Anna Yesipova，維也納的音樂教育家Theodor Leschetizky的前妻）以及費利克斯·布魯門費爾德（Felix Blumenfeld）——此人與作曲家卡羅爾·齊曼諾夫斯基（Karol Szymanowski）是親戚。
尤金娜在1917年革命時，為沙皇的倒台而歡欣鼓舞，加入了一個“人民警察”組織，并成立了一個小組，為勞工階級的孩子們開辦了一所寓教于樂的學校。但一次短暫的返鄉旅行将她拖進了一個令人沉迷的黑格爾與康德哲學家的圈子，其中大多是皈依基督教的猶太人，将她引向了俄羅斯東正教。尤金娜的無神論者父親對此非常氣憤，但她當時不可救藥地愛上了她的導師，一個名叫列夫·龐普嚴斯基（Lev Pumpyansky）的文本評論家，這是此後一連串不合适的露水姻緣的開始。當她拒絕了他的求婚後，龐普嚴斯基過來想要打她的父親，後者把他從樓梯上扔了下去。
尤金娜在如今已經更名為彼得格勒的音樂學院學習時繼續閱讀哲學，并進一步沉浸在信仰的神秘之中。她被符号學家米哈伊爾·巴赫金所吸引，這位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人物從蘇聯境内的一個流放地到另一個流放地，一路教授思想史。尤金娜在二十多歲的時候所獲得的知識次元，已經比大多數現實中的音樂家一生所學更加豐富。
1923年，她被任命為彼得格勒音樂學院的鋼琴教授，在這個職位上幹了七年，直到她因宗教行動主義被解雇。雖然幸運地逃脫了流放的命運，但她的行為還是冒了巨大的風險。威爾遜寫道：“她以某種方式設法前往那些被打倒的……主教的集中營和流放地，将他們的消息和訓示帶回給神父和教衆。”雖然她是一個很受歡迎的獨奏家，在14個月内舉辦了22場獨奏會，但還是經常“像餓狼一樣”，要依賴朋友的施舍。
阿圖爾·施納貝爾（Artur Schnabel）通路俄羅斯之旅對尤金娜有着決定性的影響，作為貝多芬作品的頂尖诠釋者，施納貝爾首次将其32首鋼琴奏鳴曲作為一套作品來演奏。尤金娜的另一個重要關系是海因裡希·諾伊豪斯（Heinrich Neuhaus），1930年代他将尤金娜帶去莫斯科音樂學院任教。諾伊豪斯的學生包括裡赫特和吉列爾斯，他的妻子離開他跟大詩人鮑裡斯·帕斯捷爾納克跑了。諾伊豪斯将尤金娜的演奏（不公平地）貶低為“任性”。尤金娜從未成為與諾伊豪斯具有同等魅力的教育者，但她的演奏在音樂圈頗受器重，大衆也越發喜愛她。
瑪麗亞·格林伯格在她眼中既是對手，又惺惺相惜，尤金娜說自己的葬禮隻想讓格林伯格來演奏。兩位女士都以某種方式說服了後斯大林時代的官員允許她們在1950年代末悄悄地錄制了貝多芬的全套奏鳴曲。盡管這兩套作品出自簡陋的錄音室，使用的是反應不佳的鋼琴，它們還是代表着超凡的勝利。裡赫特曾經說過，尤金娜可以讓鋼琴聽起來像她想要的任何樂器。
無望的愛情也仍在繼續——這次跟個作曲家，下次跟個作家——往往隻在她的腦海裡發生。正如威爾遜女士所描述的那樣，尤金娜在一個自我營造的夢幻泡影中生存，把自己想象成不靠譜的天才美男子的缪斯和克星。當她在1969年6月走出莫斯科“旋律”唱片公司錄音室時，被一輛汽車撞倒了。“她的第一個想法是關于那個司機，他不應該被起訴，這都是她的錯。”威爾遜寫道。尤金娜在18個月後去世，（與吉列爾斯一樣）成了誤診的受害者。
《烈火琴師》是一部開創性的作品——這部驚人的傳記所記述的崇高而人性的精神，具有永恒的意義。現在去YouTube上聽一下尤金娜演奏的貝多芬《C小調第三十二号鋼琴奏鳴曲》（作品111号）的“如歌的慢闆”樂章，從她堅定的音色和狂熱的節奏中你能夠感覺，這樣一位藝術家隻要留下記錄，便能永生。